铜鐎尊考

□张冲 么彬

在考古发掘出土与古器物图谱著录的青铜器中，有一类器物的形制非常独特，数量不是很多，其基本形制为束颈、鼓腹，上腹部有两圆环，连接有提梁，圜底置三足，盖为覆杯形，与口径部子母口相扣合。对于此类器物，古器物图谱和目前学术界有 “壶”“汲水壶”“提梁壶”“提梁盉”“鐎尊”“銗镂”等多种叫法，对于其属于食器还是酒器也莫衷一是，有的甚至将其归入杂器一类。此前，已有诸如孙机[1]、吴小平[2]119-122等学者对此类青铜器进行了专门讨论，可囿于材料的不充分，在其使用年代、用途功能等方面还有许多可探讨之处。因此，本文拟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地收集相关资料，对此类青铜器进行形制分析，并就时空分布，定名与功能，与铜锜、铜鋞相比较等方面内容展开讨论，希望引起更多学者对此类器物的关注，推进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形制分析

截至目前，笔者共收集到此类器物36件，出土地点包括河南淅川县程凹[3]、河南淅川李沟[4]、河南陕县[5]180-181、河北隆化[6]、山东临淄[7]、山东济南魏家庄[8]、山东莱西[9]、山东泰安[10]451、山东邹城[10]452、辽宁抚顺刘尔屯[11]、山西榆次[12]、山西省朔县赵十八庄[13]、山西朔县[14]、江苏盱眙东阳小云山[15]、安徽芜湖贺家园[16]、安徽六安[17]、江西南昌[18]、湖北宜都[19]、湖北光化[20]、湖北随州周家寨[21]、湖南长沙汤家岭[22]、重庆临江支路[23]，其分布地域北至辽宁，西至陕西，东至山东，南至湖南、江西，基本处于汉王朝的腹心地区。另外，安徽师范大学博物馆[24]、陕西西安市文物中心[25]、瑞典哥德堡博物馆[26]139各收藏1件，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4件[27]；《考古图》著录2件，《西清古鉴》著录2件，《金石索》著录1件，整体器形基本一致，变化不大，现选择较为典型的器物以腹部形态为主要标准，将其分为两型。

1.A型，球形腹。根据足部的形态，可分为两亚型。

Aa型，蹄形足。

根据蹄足的高矮，可分为三式。

Ⅰ式 标本1件，山东临淄赵家徐姚战国墓出土（M1:5）。覆杯形盖，顶近平，敛口，圆唇，球形腹，圜底，蹄形足，腹部有两个对称的环纽，纽与双龙首链状提梁相套合。口径8厘米，腹径13.8厘米，通高22.4厘米。（图1-1）

图1 分型分式一览

Ⅱ式 标本1件，江西南昌东郊西汉墓出土（M14:38）。盖为覆杯形，上有三纽等距排列，口微敛，球形腹，圜底，下有三个蹄足，上腹部置弓形龙首提梁。高约25厘米。与Aa型Ⅰ式相比，颈部变得更束，蹄足明显变高。（图1-2）

Ⅲ式 标本1件，湖北宜都陆城镇东汉墓出土（M11:3）。带盖，盖似覆杯形，上有三环纽，腹为圆球状，三高蹄足，上腹部饰一对铺首耳环，上有提梁，已残。口径8.9厘米，腹径15.5厘米，高19厘米。（图1-3）

Ab型，熊形足。

根据蹄足的高矮，可分为三式。

Ⅰ式 标本1件，重庆市临江支路西汉墓出土（M3:18）。覆杯形盖，上立三蛇纽，敛口，高领，束颈，球形腹，三熊足，肩部有二耳，各套链环，上有龙首形提梁连接。高18.5厘米。（图1-4）

Ⅱ式 标本2件。一件为山西省朔县赵十八庄一号汉墓出土（标本22），带盖，盖为覆杯形，盖顶三个兽形纽，其间饰蟠龙纹，平口，鼓腹，底部有三熊足。腹径15.4厘米，高18.4厘米。（图1-5）另一件为山西省朔县秦汉墓出土（M80:16），盖已失，敛口，束颈，鼓腹，腹部有两个倒装的兽面铺首，连接链状提梁，仅存部分。口径8.5厘米，腹径15.3厘米，高15.6厘米。（图1-6）

2.B型，扁圆形腹。器形基本一致，均为蹄足，依据盖纽形制的不同，可分为四亚型。

Ba型，环形纽。

按照三足外撇程度，可分为三式。

Ⅰ式 标本1件，河南淅川县程凹西汉墓出土。覆杯形盖，盖上有三个圆形小纽，子母口，扁圆形腹，圜底，三蹄形小足，上腹部两侧各有一环纽，纽上置链，已残。口径9.2厘米，腹径16厘米，足高3.2厘米，通高17.6厘米。（图1-7）

Ⅱ式 标本2件。一件为山东济南魏家庄汉墓出土（M168:8），盖呈覆杯状，平顶，上有三个半环形纽，敛口，束颈，扁圆形腹，圜底，三矮蹄足，上腹部饰二环形耳，其上连有链环，中有兽首提梁。盖径12.8厘米，口径8.4厘米，通高17.2厘米。（图1-8）另一件为山东莱西市岱墅西汉木椁墓出土，覆杯形盖，盖上置三个兽形小纽，子母口承盖，扁圆形腹，三蹄形小足，上腹部两侧各有一纽，提梁已失。口径7.3厘米，腹径15.2厘米，通高17.7厘米。（图 1-9）

Ⅲ式 标本2件。一件为河南淅川李沟汉墓出土（M27:2），覆杯形盖，盖顶有三个环形捉手，近直口，微束颈，扁圆形腹，圜底下凹，置三矮蹄足，上腹部圆环连接兽首提梁。口径7.6厘米，通高 18厘米。（图1-10）另一件为河南陕县东周秦汉墓出土（3003:61)，盖为覆杯形，其上有三环纽，敛口，束颈，扁圆腹，圜底，三蹄形小足，腹部两侧各有一环纽，连接龙首提梁。口径7.4厘米，腹径 15.8厘米，通高18厘米。（图1-11）

Bb型，兽形纽。标本1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覆杯形盖，盖上有三兽纽，敛口，束颈，扁球形腹，圜底，下有三个熊形足，上腹部两侧各有一环，环上连接提梁。（图1-12）

Bc型，三角形纽。标本1件，湖南长沙汤家岭西汉墓出土。覆杯形盖，盖中心有一圆形铜环，周边等距置三个三角形纽，近直口，扁圆形腹，圜底，下有三足，上腹部两端有二铜环，连接提梁，已残，腹部最大径处饰平行凸弦纹两周。口径10厘米，腹径19厘米，通高21厘米。（图1-13）

Bd型，菱形纽。标本1件，安徽六安市汉墓出土（LM:02）。覆杯形盖，盖顶有三个菱形小纽，微敛口，长颈略束，扁圆形腹，圜底，底部置三蹄足，肩部置半环形耳一对，原应有提梁，已失。口径13.5厘米，通高23.2厘米。（图1-14）

二、流行年代

以往的研究对这类器物的年代也莫衷一是，孙机笼统地将其归于汉代[1]，吴小平认为其主要流行于西汉中晚期[2]122，田旭甚至将其下限推至东汉中晚期[28]。本文通过对所收集器物的年代分析，可基本确定其流行年代。

Aa型Ⅰ式标本出土于山东临淄赵家徐姚战国墓M1。M1为甲字形大墓，墓壁为多级台阶，底部有较大的生土二层台，椁室四周充填鹅卵石，墓底南部挖有一个器物坑，均为临淄地区战国晚期墓葬的共同特征，出土器物也具备战国晚期特点。因此，Aa型Ⅰ式标本的时代可推定为战国晚期，这也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一件。

Ba型Ⅰ式标本出土于河南淅川县程凹西汉墓，其年代为西汉早期无疑；Bd型标本出土于安徽六安市汉墓，原发掘报告定为东汉晚期，但其葬制为竖穴土坑墓，墓内仍保留战国时期楚墓填青膏泥的做法，所出铜钫的长颈深鼓腹形制与关沮ZM26出土的铜钫[29]类似（图2），而关沮ZM26的年代为西汉早期，此外，安徽六安市汉墓出土一枚西汉时期的外文铅饼，故该墓年代应为西汉早期。

图2 铜钫形制对比图

Aa型Ⅱ式标本出土于江西南昌东郊西汉墓，从墓葬形制和器物型式来看，推断为西汉中期较为合适；Ab型Ⅰ式标本出土于重庆市临江支路西汉墓，其年代为西汉中期；Ba型Ⅱ式标本中有一件出土于山东莱西市岱墅西汉木椁墓，原报告定为西汉中晚期，结合M1、M2的棺椁形制和随葬器物来看，其年代定为西汉中期较为合适。

Ab型Ⅱ式标本出土于山西省朔县赵十八庄一号汉墓，从墓葬结构、规模和随葬品组合等来看，墓主人埋葬时间约在西汉晚期的偏早阶段；Bc型标本的年代为西汉晚期。

据此可以推断，这类形制独特的铜鐎尊最早出现在战国晚期，盛行于西汉时期，东汉基本消亡。

三、定名与功用

1.定名。关于器物的定名，王国维认为“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古器自载其名，而宋人因以名之者也。……古器铭辞中均无明文，宋人但以大小之差定之”[30]，即以“自名”为首要原则。对于本文所述器物的定名自孙机将其命名为铜銗镂[1]后，学术界多采用其说法，如2009—2010年发掘的山东济南魏家庄汉墓、2014年发掘的湖北随州周家寨墓地均沿用此说法。但认真思索孙机的论证，仍有可商榷之处。

孙机提出“銗镂”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清端方所著的《陶斋吉金录》著录1件铭文铜器（图3），盖铭“阳信家铜銗镂，盖重一斤八两，四年，第一”，器铭“铜銗镂一，重四斤八两”[31]，虽自名“铜銗镂”，但阳信家铜銗镂带柄，盖为子母口，平折沿，腹部有一周明显凸棱，宽度大于高度，这与上述铜鐎尊的带提梁、覆杯形盖、束颈鼓腹、高度大于宽度等特征有着明显差异，两者应为两类不同的器物；二是河北隆化馒头山西汉墓出土了1件铭文铜器（图4），龙首形提梁，鼓腹，三足，肩部刻有“大高，铜枸娄一，容一升”9个字，“枸娄”音与“銗镂”相近，但此器仅存龙首提梁、三足和腹部，发表的照片模糊不清，仔细观察，口沿似在上腹部，也就是说，它并没有像本文所述器物那样的束颈和覆杯形盖的特征。当然，这也仅是在已发表材料模糊不清基础上的推测。

图3 《陶斋吉金录》中所录阳信家铜銗镂

图4 河北隆化馒头山西汉墓出土的铭文铜器

除《陶斋吉金录》著录和河北隆化馒头山西汉墓出土的2件铭文铜器外，还有《金石索》著录的1件“汉王长子鐎尊”（图5），铭曰“王长子鐎尊，容十升，重十斤”，《金石索》载其“得之曲阜，其制与它尊不同，有提梁及三足，盖上有三环，盖甚巨，仰之可作酒盏，自提梁至足通高汉尺一尺一寸，深五寸有半寸，口径三寸三分，腹径六寸六分，盖高三寸有半寸，深二寸六分，口径五寸一分，通重今秤三斤四两”。汉王长子鐎尊的通高为“汉尺一尺一寸”，汉一尺为21.35～23.75厘米，尺寸与上述器物一致。“汉长子”即汉人名，汉印多有长子、长兄之称。目前发现带“王长子”铭文的器物还有2件，分别是王长子鼎和王长子钟，前者铭曰“王长子鼎，容二斗，重十六斤”[32]60，后者铭曰“王长子钟，容一石，重四十五斤”[32]189。此3件器物当为一人所有。据此，按照“名从主人”的原则，笔者认为，此类器物定名为“鐎尊”是比较合适的。

图5 《金石索》中所录王长子鐎尊

2.功用。关于铜鐎尊功用为何，诸家意见不一。孙机认为是小型盛酒器[1]，冯云鹏、冯云鹓所编《金石索》认为是温酒器，陈梦家亦从其说[26]69，以往的研究基本将其归为酒器一类，而通过对近些年考古发掘资料的分析，鐎尊作为温食器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首先，陕县东周西汉中晚期墓M3003出土的鐎尊腹底有烟熏痕迹[5]，安徽师范大学收藏的西汉中晚期铜鐎尊外底亦有一层烟炱痕迹，可知其应该是用火加热的实用器，这也与鐎尊圜底、三足、带提梁的特征相符。

其次，山西榆次出土的1件铜鐎尊，据描述“取下器盖时，器内腐水铜锈呈固体泡沫状，内有不少兽骨，器内肉食因腐朽发酵而溢出腐水致使盖和器身朽联一块”[12]，可知当时器内盛放着肉食和汤汁。而且这不是孤例，故宫博物院收藏的1件鐎尊内部发现了一堆细碎的骨架，但不确定是鸡骨还是其他鸟禽骨骸[27]。（图6）

图6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鐎尊

再次，鐎尊整体器形偏小，高度在20厘米左右，小巧轻便，三足、圜底的特征利于加热，带有提梁，利于挪动，而束颈、大鼓腹、覆杯形盖的特征十分利于保温。有些覆杯形盖上有三纽，倒立时可盛放不少的肉类汤汁。

此外，通过对铜鐎尊与同出器物的整理分析，铜鐎尊似乎与铜壶或铜钫存在共存关系，如在安徽六安市汉墓中出土铜鐎尊和铜钫各1件，河南淅川李沟汉墓M27出土铜鐎尊和铜钫各1件，江西南昌东郊西汉墓M14出土铜钫2件、铜鐎尊1件，山西朔县赵十八庄一号汉墓出土铜鐎尊和铜钫各1件等，铜钫在当时是作为酒器而用的，而铜鐎尊作为食器之属，可能分别作为酒器和食器来使用。

由此，我们推断鐎尊并非酒器之属，应归为食器一类，具体来说，应该是用于加热保温的温食器。

四、与铜锜、铜鋞的关系探讨

1.与铜锜关系探讨。前述《陶斋吉金录》著录的“阳信家铜銗镂”形制与鐎尊存在一定差异，前者带柄，两者盖子的形制也存在较大差异，两者并非一类器物，但考古发现有类似“阳信家铜銗镂”器物出土，现在一般称之为“锜”。

《锜器考略》一文收集了铜锜200件左右，认为锜是南方地区汉墓中常见的一种随葬品，流行时间为两汉时期，其形制为束颈、折肩、方筒形柄、三兽蹄足，腹部有的有一周凸棱[33]，如广西合浦县母猪岭东汉墓出土的铜锜（M1∶11）[34]（图7），与“阳信家铜銗镂”器形十分相似，仅高度略高、足部外撇。笔者以为，铜銗镂应该与铜锜属于同一类器物，《方言》有云：“鍑，北燕、朝鲜、洌水间或谓之錪，或谓之鉼，江淮陈楚之间谓之锜，或谓之镂，吴扬之间谓之鬲。”可知鍑在江淮陈楚地区叫作“锜”或者“镂”，两者可以联而称之。目前铜锜主要发现于广东、广西及湖南、江西的南部地区，湖北、江苏偶有发现，它属于岭南系青铜容器，这与《方言》所载江淮陈楚地区一致，可互为印证。而《陶斋吉金录》著录的“阳信家铜銗镂”则很可能出自《方言》所说的江淮陈楚地区。

图7 广西合浦县母猪岭东汉墓出土的铜锜（M1:11）

值得注意的是，铜鐎尊主要分布在西汉王朝的腹心地区，最南到湖南、江西一带，而铜锜分布的核心地区为以广东、广西为主的岭南，两者在地域分布上具有互补性，这也从侧面证明了铜鐎尊与铜銗镂不是一类器物。

2.与铜鋞关系探讨。铜鋞（图8）是一种直壁深腹、三足、平底、带提梁、带盖的器物，其高度约在20厘米，流行年代为西汉时期。孙机认为它是一种盛酒器[1]；裘锡圭认为它主要是用来盛酒、温酒的，也可用来盛其他东西；曹斌结合陕西咸阳马泉西汉晚期墓出土的铜鋞内有液体凝固痕迹，辽宁抚顺县刘尔屯西汉墓出土的铜鋞内残留的禽骨，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铜鋞内盛有鸡骨和汤羹，认为铜鋞是盛肉骨羹的保温器[35]。笔者赞同曹斌的说法，而铜鐎尊与铜鋞的功用是一致的，两者均为小型器物，造型类似。鐎尊三足、圜底的特征利于加热，带有提梁，利于挪动，而束颈、大鼓腹、覆杯形盖的特征利于保温；而铜鋞也带提梁，口径小、深腹、三足的特点也有助于保温。

图8 海昏侯墓出土的铜鋞

值得注意的是，铜鐎尊与铜鋞不仅功能相近，分布地域一致，而且流行年代也基本一致，基本都是在西汉时期。而在考古发掘中两者常伴出，如辽宁抚顺县刘尔屯西汉二号墓出土铜鐎尊、铜鋞各1件，山东莱西市岱墅西汉木椁墓出土铜鐎尊、铜鋞各1件，安徽芜湖市贺家园西汉墓M1出土铜鐎尊、铜鋞各1件，湖北随州周家寨M9出土1件铜鐎尊、M22出土1件铜鋞，山东济南魏家庄汉墓M168出土1件铜鐎尊、M97出土1件铜鋞。

五、余论及结论

目前学术界对于铜鐎尊来源的探讨还比较匮乏，或认为其来源于商周时期的青铜卣，或认为其来源于提梁壶[2]122，意见不一。笔者根据铜鐎尊最早出现在战国晚期的山东境内，收集了相关资料，这些资料对于铜鐎尊的来源或许能有所启示。章丘宁家埠遗址M78发现1件彩绘陶壶 （图9），器表饰朱色带状纹，口径12厘米，高25.8厘米[36]，器形与铜鐎尊有相似之处。曲阜鲁故城乙组墓M58发现1件 “铜缶”（图10），年代为战国中期或稍晚，通高23厘米，口径 22厘米[37]，其形制与鐎尊十分相似，只是没有提梁，盖不是覆杯形盖。笔者认为，铜鐎尊的器形最早可能来源于类似章丘宁家埠遗址出土的陶壶，又吸收了提梁壶的提梁造型，同时，为适应保温的功能，将盖改造成为覆杯形盖，最终形成铜鐎尊的造型。

图9 章丘宁家埠遗址M78出土的彩绘陶壶

图10 曲阜鲁故城乙组墓M58出土的“铜缶”

综上所述，铜鐎尊是一种以束颈、鼓腹、圜底、三足、带提梁、覆杯形盖等为主要特征的青铜器，其整体器形变化不大，最早发现于战国晚期的山东临淄，盛行于西汉时期，东汉基本消亡，存在时间不长，分布在北至辽宁、西至陕西、东至山东、南至湖南、江西的汉王朝腹心地区。以往对铜鐎尊的命名不是很统一，笔者通过研究分析，认为按照“名从主人”的原则，将其定名“鐎尊”是比较合适的。鐎尊并非传统上所认为的酒器之属，应归为食器一类，具体来说，应该是用于加热保温的温食器。《陶斋吉金录》著录的“阳信家铜銗镂”与铜鐎尊相异，很可能与铜锜同属一类器物且可能来自江淮陈楚地区。铜鋞与铜鐎尊则不仅流行年代、分布地域相近，而且功能也基本一致，同属于加热保温的温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