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成都岷江小区遗址出土铜尊及相关问题

□田剑波

成都市岷江小区遗址是一处新石器至商周时期的遗址，1998—1999年由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发掘672平方米。在H65中，出土1件铜尊（H65:1）[1]，其在成都平原少见，可能暗含着特殊的文化背景。本文拟就这件铜尊出土背景、形制等问题进行分析，就其年代和反映的文化与社会背景进行探讨。

一、概况

1.出土背景。铜尊出土于岷江小区遗址H65中，H65开口于⑤层下，打破生土，平面呈椭圆形，斜壁平底，整体较为规整。铜尊位于H65的西南角，出土时竖立其中，伴出少量夹砂陶片，无其他伴出物。从H65形制规整﹑填土纯净﹑出土遗物较少，且铜尊竖立的情形来看，人为放置埋藏的可能性较大。这种埋藏背景与“窖藏”比较接近，因此，可以认为铜尊出自窖藏H65之中。（图1）

图1 岷江小区遗址H65平、剖面图及铜尊出土位置

2.形制。铜尊为大敞口，长颈，折肩，鼓腹，高圈足。腹部装饰以云雷纹为底的三组简化兽面纹，兽面仅以卷曲的兽角来表示面部，又以耳状凸起来表示兽面延伸的躯干。雷纹的底纹非常不清晰，兽面简化、潦草，凸起较浅。（图2）铜尊口径15厘米，腹径12.3厘米，底径11厘米，高15.5厘米。形体较小，器壁较厚，表面非常粗糙，纹饰极度简化，可能不具有实用功能。

图2 岷江小区铜尊(H65:1)

3.工艺。铜尊为三范合铸而成。腹部每组兽面的对称轴处仍可见清晰的范缝错落痕迹（图3），颈部和圈足上的范缝痕迹经过打磨，已经不显。暂不知其是否存在水平分范的情形，但从其体量较小的情况看，可能不需要水平分范。

图3 岷江小区铜尊的局部细节

4.年代。岷江小区铜尊为晚商至周初典型的敞口尊，在中原地区多有发现。如郑州向阳回民食品厂出土的商代早期牛首尊（H1∶4）、上海博物馆藏商代中期牛首尊、安阳小屯出土的带扉棱的商代晚期（约为殷墟二期）牛首尊（M331∶R2070）等。（图4）这类敞口尊的流行时间在二里岗时期至殷墟二期左右，商末至西周早期更为流行的是觚形尊、觯形尊等。这类敞口尊的形制演变趋势大致为：口部越来越大，圈足变高，纹饰由窄带变为更大幅面，兽面层次增加，扉棱等装饰增加。岷江小区铜尊形制与上述几件不能完全对应，但其口部较宽大，大约与商代中晚期的几件铜尊较为接近，可能是对这类尊的仿制。细察局部，岷江小区铜尊圈足略微起台，中原地区的尊则基本上未起台，这是二者较明显的区别。

图4 中原地区出土铜尊

二、分析

岷江小区铜尊与中原商文化的核心区域多件同类尊的形制是十分接近的，但这类形制的尊如何从中原地区影响到成都平原，则是需要深入思考的。

目前，成都平原的商代容器主要出自三星堆两个祭祀坑中，金沙遗址虽然也有少量容器残片，但具体形制不太清晰。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出土最多的铜容器就是大口广肩尊，这些铜尊的形制与长江中下游的同类尊更为接近[2]，具有较强的地域特色，其出现甚至制造有可能是受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影响。从器形和纹饰来看，岷江小区铜尊与三星堆铜尊应该不是一个系统的产物。三星堆铜尊的圈足都很高，腹部所占比例较小，圈足底部微微内凹（图5）；岷江小区铜尊圈足高度适中，圈足下部略微起台。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岷江小区铜尊和三星堆铜尊的形态差异很大，虽然两地在空间上距离较近，但岷江小区铜尊明显不是受到三星堆系铜尊的影响而产生的，即岷江小区铜尊也并非受到长江流域文化系统的影响而产生的，与成都平原东部的文化联系不大。

图5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铜尊（K2②:79）

除东部长江流域外，成都平原在商周时期与中原地区另一个重要的文化联系通道是北边的汉中地区和关中地区。汉中地区的城固、洋县出土了较多商代中晚期铜器，其中有几件铜尊，基本上也都是大口广肩尊，形制较为多样。其中洋县小江乡张村1964年出土的兽面纹尊 （图6-1）[3][4]176-177和洋县博物馆藏的素面尊（图6-2），圈足外侧也略微起台，与岷江小区铜尊较为接近。宝鸡国墓地中，竹园沟七号墓兽面纹尊（M7∶326）的形态也与上述几件尊较为接近。（图6-3）虽然该墓葬年代为西周早期，但是这件尊与商代晚期尊基本一致，具有商代遗风[5]。从汉中和关中这3件尊来看，岷江小区铜尊在形态上与之更为接近，其关系与中原地区更为密切。

图6 汉中和关中地区出土铜尊

从以上分析可知，岷江小区铜尊是对中原地区同类大口尊的仿造而来的。其粗陋的纹饰说明了其仿制的特性。与之形制接近的尊，除宝鸡竹园沟M7尊年代可能晚至西周早期外，其余的尊年代基本都是商代。因此可以推测岷江小区铜尊的铸造和使用年代为商代晚期。

岷江小区铜尊与同处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铜尊关系不大，却和汉中地区关系密切。汉中地区的尊圈足略微起台的特征，具有较为明显的地域特征，与中原地区不同。因而，岷江小区铜尊最有可能是受到汉中地区同类尊的直接影响而产生的。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并未直接接触到中原地区尊的原型。

前面提到，岷江小区铜尊的出土环境类似于“窖藏”，是单独有意埋藏的，几乎无其他伴出物。三星堆器物坑中各类器物堆叠，其浓厚的“祭祀”倾向是完全不同的。岷江小区铜尊的埋藏方式也与汉中地区诸多铜器的出土环境比较接近。 据《城洋青铜器》报告[4]Ⅲ-Ⅶ，汉中地区大部分铜器均为非科学发掘出土，多为平整土地、河水冲刷时偶然发现，但主要的特征是一致的：几乎不伴出陶器等其他遗物，仅出土各类铜器。在城固宝山遗址中，有1件铜鼎（1990CHBK1∶1）是经过发掘的[4]69，也仅是单出1件铜鼎，无其他伴出物。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汉中地区存在单独埋藏青铜器的独特埋藏方式，与中原地区埋葬于墓葬之中完全不同，也和三星堆那种浓厚的祭祀风格有所区别。岷江小区铜尊的埋藏方式与汉中地区非常接近，应该属于同一种观念的产物。西周早期的彭县竹瓦街窖藏基本上也属于这种性质，其中出土的青铜器也和关中、汉中等地颇有联系。

从埋藏方式上看，岷江小区铜尊并非当地的传统，在成都平原同时期暂未发现同样的铜器埋藏形式。铜尊和铜尊的埋藏形式及其所反映的某些观念，均可能与汉中地区存在较大的关联，甚至是汉中地区人群南迁之后将这类观念带到成都平原的。

三星堆铜器是成都平原商代青铜文化的代表，可能也对汉中地区产生过影响，城固县苏村等地出土的铜尊（图7），形制与包括三星堆在内的长江流域出土的铜尊接近。而这些则是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文化交流的结果，与岷江小区铜尊受到关中、汉中地区的影响是不同的。

图7 城固县苏村1963年出土铜尊（1963CHBSTT:1）

三、结语

确认岷江小区铜尊的年代属于商代晚期，不会晚至西周早期。暗示岷江小区十二桥文化相关遗物的年代主体可能为商代。据发掘简报，该遗址大多数早期文化遗迹开口于⑤层下，与H65一致，发表的多件陶器也显示出年代较早的特征。年代应该为商代晚期，甚至稍早。金沙遗址阳光地带二期等地点的年代与之较为接近[6]。

近年来，多方面的证据显示，以金沙遗址较早阶段文化遗存为代表的成都平原诸遗存年代有较早的倾向[7]。金沙遗址的鼎盛时期应该起始于商代中期，延续至商代晚期。而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铜器年代多为商代晚期，这说明金沙遗址在三星堆遗址鼎盛阶段就已经出现，两处遗址有较长时间的重合发展阶段。

岷江小区铜尊的重要意义不仅明确了其与汉中地区的文化联系，而且更使得金沙遗址乃至成都平原商代的重要遗存的年代进一步细化，从而认识到金沙遗址出现时，可能与三星堆遗址祭祀坑所代表的鼎盛阶段时间有所重合，两处巴蜀文明的中心聚落，并非完全的先后关系，而是存在较长的并行时段。并且，金沙遗址较早阶段遗存年代集中在中商时期，也是中原商文化势力向周边地区扩散的主要阶段[8-9]。包括岷江小区铜尊等器物的出现，可能都与中原文化或中原文化系统在中商时期向周边扩张所带来的文化震荡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