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大旗头村文化资源数字化开发策略研究
——以文化基因为视角

乐 云，李嘉楹

（广东工业大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目前古村落旅游资源开发普遍存在“同质化”问题：以相似的古建筑旅游观光为主，附带销售相似的农产品及工艺品,以致游客体验单一，游客在参观完一个古村落之后，很少会继续参观其他类似的村落。［1］数字化开发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创新性的路径。数字化开发就是在保护和发展古村落文化的前提下将古村落各种文化资源和数据信息进行数字化记录、存储、展示和传播的开发手段。［2］数字化开发可以丰富古村落文化的展示方式，对古村落文化进行情景化展示，能够增强古村落文化传播的可视性，给游客带来新奇深刻的体验。有学者指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普遍存在重技术轻文化的问题，认为应该以文化为重心进行数字化保护。［3］基于此，收集和整理出古村落文化基因，根据古村落文化特性提出数字化开发路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文化基因”概述及其应用

英国学者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中首次提出“文化基因”一词。文化基因互相连接形成了有秩序的、能完整记录该地域所有文化信息的文化基因谱系图。在目前文化基因谱系图的研究中，按照物质文化基因与非物质文化基因分类的方式被普遍使用。物质文化基因是指以实体物质形式存在的，并通过物质进行表现、传播与传承的文化，例如景观文化、建筑文化、饮食文化等；而非物质文化基因是指以精神形式存在的，并通过讲述和行为等方式进行表现、传播与传承的文化，如语言文化、民俗文化等。［4］

近年来，相继出现了一些以“文化基因”为切入点研究特色地域文化遗产的研究成果。赵鹤龄在《文化基因的谱系图构建与传承路径研究》中以云南古滇文化为研究对象，梳理出颇具地域特色的古滇文化基因，依据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两大类建立起详细具体的文化基因谱系图，并据此进一步划分出主体基因、附着基因、混合基因三种文化基因类型，依据各自的属性分别提出了文化战略嫁接、文化符号植入、文化生态保育三种模式的传承路径，有助于实现地域文化资源的开发。［4］姚珏、张晗等人在《浙东偏远海岛传统村落文化基因的数字化活态保护》中以浙东偏远型海岛东极岛为例，依据显性文化基因和隐性文化基因构建出东极岛文化基因分析框架图，而后根据框架图提出东极岛传统村落文化基因数字化保护技术路径，构建了偏远海岛数字化博物馆、文化基因数据库等。［5］刘甜、林家阳等人在《文化基因视域下文旅特色小镇品牌塑造实践研究》中,通过构建文化基因谱系图，提炼出浙江省温岭市石塘镇文化基因的核心点，以此构建小镇品牌理念及文化内生系统，塑造特色小镇品牌，实现地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6］此类论文都通过研究特定文化遗产的文化基因，梳理文化基因谱系图，从而提出发展规划与保护策略，对古村落文化资源的开发策略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佛山大旗头村文化基因谱系图构建

（一）佛山大旗头村概况

大旗头古村，又称郑村，坐落于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是极具岭南建筑特色的清代古村落。村内留存着岭南规模最大、最为完整的镬耳屋建筑群，相传是清朝光绪年间广东水师提督郑绍忠回到大旗头古村使用慈禧太后的拨款建造的［7］。整村统一兴建，占地面积52 000 平方米，古建筑占地面积约14 000平方米，采用岭南典型的梳式布局，集祠堂、家庙、民居、府第、文塔、广场和池塘于一体，放眼望去，村中建筑物整齐划一，布局完整。200 多座建筑都采用“镬耳式”屋顶，还采用了“三间两廊”典型岭南民居式样，布局协调，风格统一。2002 年大旗头村被评为广东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3 年大旗头村被列入首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名单（共12 个）；2004 年大旗头村被广东省文化厅评为“广东第一村”。

（二）佛山大旗头古村落文化基因谱系图分析

通过参考大量有关佛山大旗头古村落的资料，本文试图从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两个层面构建佛山大旗头古村落文化基因谱系图（见图1）。

图1 佛山大旗头古村落文化基因谱系图

1.物质文化基因组成

（1）建筑文化

在大旗头古村的建筑中，以镬耳屋最具特色。镬耳屋由镬耳山墙组成，也叫“鳌背墙”，整个房子两边的镬耳山墙呈弯曲隆起的锅耳形状，房子整体形如官帽，具有“独占鳌头”之意，在明清时期只有考取了功名的人家才能使用，后逐渐平民化，成为激励村民读书入仕、光宗耀祖的形式。镬耳山墙基本为黑色，寓意镇火，村民认为南方属火，而黑色属水，水能克火，黑色的镬耳山墙可以镇压南方住宅的火邪。［8］屋顶中还有站立的风水牛和龙的雕塑，村民认为龙是神物而风水牛也具有镇水止雨作用，体现了绵延千年的古老信仰。镬耳屋墙上常嵌上砖雕、石雕、灰塑、壁画等具有岭南特色的建筑装饰，在这些雕塑中有花虫鸟兽或人物传说等彩画；麻石墙裙上分布“祥云、蝙蝠、锦囊”等浅浮雕，既有美好寓意，又给宏伟的建筑增添了几分生气。

镬耳屋不仅外部造型别具一格，而且房屋内部布局也是岭南民居典型的“三间两廊”结构，“三间两廊”意为将房屋的空间划分为两排三列，前一排中间是天井，两边的房子就是“两廊”，一般被作为厨房或者门房。后一排就是“三间”，中间是厅堂，居室分布在两旁。这样的布局，廊檐相间，是岭南民居布局的典型样式。

（2）景观文化

大旗头古村有三处颇具历史韵味的景观。

一是村口名为“双榕挂月”的古榕树，树冠硕大，盘根错节，约有200 年树龄，是罕见的奇树。树下偶有三五位老人谈天说地或下棋娱乐。

二是名为“文房四宝”的一处人文景观，该处建有比喻为毛笔的文塔，比喻为墨水的池塘，比喻为纸张的麻石晒坪，比喻为砚台的灰砂晒坪，寓意后代能够从文做官，体现了耕读传家的中国传统文化。村前的池塘形如战士的弯刀，据说是对郑绍忠戎马一生的写照。相传郑绍忠不识一丁，凭借一身高超武艺才得到广东水师提督的位置，他希望后代能读书做官，便在村舍前修建了洗笔墨池。池塘前的灰砂晒坪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具有日常晾晒功能。建筑与池塘间的麻石晒坪，是人员汇集的场所，也是首排建筑的明堂。明堂宽广代表家境殷实，是家族地位的象征。耸立在村落一隅的文塔与红棉树相伴相依，村里的老人常把红棉称为英雄树，因为它高大挺拔，在初春严寒季节全树开满了小花，殷红似火。文塔与红棉树寄托了村落规划者对郑氏家族后代能文能武的希冀。

三是形如官服的村庄造型。从村前平视整个村庄，村前的麻石围墙是官腰带，镬耳屋是官帽，麻石广场是锦缎官服，寓意后人有所作为，成为国家栋梁。

（3）聚落文化

岭南地区的村落布局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色，村民在对水、风和阳光等自然因素的考虑上体现了自己的智慧，主要表现在村落规划的散热通风、排水、防火、防盗功能上。

大旗头古村采用梳式布局，200 多座古建筑整齐划一，像梳子一样排列成行，建筑与建筑之间形成“云青里、蟠龙里、长兴里、积善里、安宁里、振威里”相间的五条巷子。村前设置池塘，晒坪承接池塘与建筑，形成池塘——晒坪——祠堂——民宅布局，是广府地区最常见的村落布局形式之一。［9］在岭南地区长期湿热的气候环境下，散热通风成为岭南地区村落规划的重要内容。大旗头古村村口有池塘，旁边种有细叶榕，也有果树等植物，村前村后的水塘及植物园林形成一个低温空间，村内建筑群形成高温空间，彼此之间由于冷热温度差的作用，形成自然通风。此外村内建筑群内的镬耳屋和巷道也是散热通风系统的重要构件。镬耳屋上的镬耳山墙高高隆起，可以遮挡太阳的直射，一旁的巷道因此变得阴凉，而屋内的天井院落受太阳照射温度较高，当热空气上升时，巷道的冷空气流入，便可形成自然通风，减少屋内闷热之感。

广府地区河网密布，水的运用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在生产上，以水为道，以船为交通工具，以塘为田，创造出和谐共生的桑基鱼塘模式。在生活上，人们饮水生存，用水洗衣嬉戏。精神上，水代表对财富的期望。广府地区的人们与水交往频繁，产生对水的亲近之感。［9］另一方面，水既是生活之需，也可能带来难以预见的灾害，因此人们对水也心怀敬畏。因此，如何快速排水、避免洪涝灾害成为至关重要的技术难题。在排水系统的设计中，大旗头古建筑群地势前低后高，“梳”式布局建筑及“三间两廊”的房屋布局使雨水可经由天井小巷流出，顺势泄入暗渠，最后排进村前池塘。另外，小巷全部以条石铺砌，方便日常清理和疏通。

防火防盗设施也十分齐全。村中建筑物墙体厚达半米多，外层为青砖，防火又防盗。房与房之间高耸的镬耳山墙可阻挡火势的蔓延，四通八达的方格网里巷道路，可以供两头牛抬水并肩而过，成为防火通道。镬耳屋设有两层屋檐，气窗设置在高高的镬耳山墙上，较低的窗口都镶嵌铁条，如同现代的防盗网，外墙由两层砖墙内夹石板与铁棂而成，很多楼宇间还有天桥相通。此外，每条小巷都建有闸门，各种构件叠加，形成了一个防御功能极高的“堡垒”型建筑群。

（4）饮食文化

雪梨瓜是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名优特产，于2009 年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与“三水黑皮冬瓜”“高明合水粉葛”齐名。雪梨瓜主要集中在乐平种植，2012 年全镇种植面积超过1 066.7 公顷，产量超2 万吨。［10］产自乐平镇的雪梨瓜糖度一般在14%～16%，最高可达18%以上［10］，在民间有“蜜糖埕”的美誉。雪梨瓜是香瓜的一种，果肉呈淡绿色，肉质脆甜，其名称的由来与大旗头古村建造者郑绍忠有关。在大旗头古村落成庆典时，郑绍忠品尝到族人献上的当地甜瓜，夸赞道：“此物既香甜又提神，且形似北方雪梨，就称之为雪梨瓜吧。”传说三水美食代表——乐平大包也与郑绍忠有关。传说郑绍忠吃寻常大小的包子时，觉得太小不过瘾，厨师遂按照他的喜好做了重达一斤的包子，包有鸡肉、五花腩、鸡蛋、香菇、沙葛等馅料，个头大且松软可口，既美味又有营养，便在民间流传开来，广受欢迎。2017 年，乐平大包入选三水区第七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非物质文化基因组成

（1）宗族文化

在大旗头村的村落规划中，宗族文化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大旗头古村是成排祠堂引领的梳式布局村落，“尚书第、郑氏祠堂、裕礼郑公祠、振威将军家庙”四大祠堂坐落在村落建筑群的首列，这是因为宗祠起到了凝聚宗族的重要作用。［9］祠堂建筑统领着大旗头古村的空间秩序，正如宗族文化维系着村落中的社会秩序。宗族内推选的族长是族类养老、赈灾等公共事务尤其是公共福利的实际管理者，维持着族内的小社会秩序。

大旗头村古建筑群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分房”过程，大旗头村建成后，郑绍忠把建成的新房子分给同姓族人居住，但定下了一个规矩：10 年内不准变卖房子，10 年后也只能卖给同姓的人，如有违背则没收房子，于是随着大旗头古村郑家后人一代代地繁衍，一辈辈地“分房”，几经重建和修整终于形成了一片完整的村落。祠堂成为联系家族的纽带，他们会在祠堂进行村宴、祭祀、认宗等仪式。他们还会修订村史、族谱等，记录和展示家族繁衍的历史。

（2）爱国传统

大旗头村郑氏族人名人辈出，有清朝广东水师提督郑绍忠、共和国抗美援越烈士郑绍杭和对越自卫反击战战斗英雄郑志安等。其中最为出名的是郑绍忠，也是大旗头古村古建筑群的建造者。郑绍忠原名郑金，曾任广东水师提督，1894 年加兵部尚书衔。［11］晚年回乡重建大旗头村，修筑三水榕塞围，助建广州广雅书院等。［12］大旗头郑氏直系后人郑洵侯叙述了抗战期间作为抢运战略物资交通中转站的大旗头村的历史。1938 年冬，广州沦陷。由于大旗头村内设有乐平社学，可读书可议事，周围还有墟廊（市场），水陆双通，再加上当时逃避日寇迫害的路线需经过大旗头村，在种种条件下，郑润文（郑绍忠之侄）带领村民运输物资，帮助受难同胞。直到1944 年，因为日军攻占广东韶关，广东省政府迁至梅县，这条运输线才停止运作。2017 年，大旗头村里的郑大夫家庙内设立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东江纵队抗日联络点，据史料记载，抗日战争期间，郑子桂（郑氏第十五代族人）把自己的祖屋——郑大夫家庙设为中共东江纵队的地下联络点，并暗中资助东江纵队和营救被日伪逮捕的爱国革命人士，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13］可见，佛山大旗头村有爱国抗战的光荣历史，有可供挖掘的古村文化内涵。

三、大旗头村文化资源数字化开发策略

根据梳理出的文化基因谱系图，遵从文化与数字技术结合的原则，大旗头村文化资源数字化开发可采用以下策略。

（一）利用数字化手段展示古村文化，构建古村落文化数据库

构建古村落文化数据库之所以重要，原因之一是将古村落文化遗产数字化后，即便建筑或者传承人遭遇不测，也可借助数字资料进行一定程度的复原或数字展示。正如2019 年4 月，巴黎圣母院遭遇大火，建筑损毁严重，标志性组件塔尖倒塌。好在2015 年建筑师们曾利用激光扫描技术精确记录了巴黎圣母院建筑的全貌，这对巴黎圣母院的复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4］2015 年，张颖辉与孙传明创作了“撒叶儿嗬”（土家族的一种丧葬习俗）动漫展示软件。他们采用了三维动漫动作捕捉技术对“撒叶儿嗬”的3 名传承人进行动作捕捉拍摄并转换成动画，然后修正动作偏差，确保呈现出原汁原味的“撒叶儿嗬”舞蹈。用户在观看舞蹈时，可以随意切换角度，还可以选定人物角色，学习团队表演中每个人的动作，摆脱非物质文化传承过分依赖传承人的困境。［15］艺术家向帆和朱舜山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创作了《中国古代家谱视觉化》艺术作品，运用家谱数据库资料绘制了一棵大型“家谱树”，以立体化的巨大树状模型展示不同家族跨越千年历史的延续情况，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6］

对于佛山大旗头古村来说，可以运用以上策略对其物质文化基因中的建筑文化和景观文化进行数字化开发，利用“3S”技术（GPS、RS、GIS）、无人机拍摄技术及摄像机、照相机和激光仪等工具对古村落建筑、道路、文物等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采集和储存整理，以及对古村落民俗文化活动场景进行拍摄和记录，从而建立古村落资源数据库。［12］

非物质文化基因中的宗族文化和红色文化也可以运用数字化技术进行展示，从而实现遗产活化。我们可以采用全息影像技术录制村宴、认宗仪式、宗族祭祀、庆典等民俗文化活动影像，同时重塑古建筑立体模型，使人置身于古村落网络虚拟场景中，高度沉浸式地参与和互动，让现代人找回“家乡”的记忆，回忆起那潜藏的“乡愁”。

（二）依托数字化成果，构建虚拟旅游服务平台

虚拟旅游是通过模拟现实旅游景观，构建一个虚拟的旅游环境，使游客能够通过手机、电脑等终端身临其境般进行旅游活动。2019 年5 月，内蒙古自治区展览馆采用全息影像技术，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展览。在全息影像的光影特效下，游客们无须佩戴任何设备就能和虚拟演员在同一空间内学习传统舞蹈——筷子舞、顶碗舞等。此外，还有全息婚礼活动展示、全息祭敖包展示等，能让观众突破时空界限亲身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另外，展览馆还开发了VR 射箭、AR 服饰试衣间等上百种与当地文化相关的互动产品，让非物质文化“好玩”了起来，受到了市场的欢迎。［17］一些古村落因为年久失修、缺乏维修资金或者参观人流量过大造成建筑物损坏，常年大门紧闭。虚拟旅游的概念在应对这些问题下显现出独特的优势，甚至可以应对出现大规模流行疾病时游客出游难的问题。“颐和园网络虚拟旅游服务平台”项目通过对颐和园内的古建筑、古树等建立三维模型，构建了颐和园虚拟场景，使游客足不出户就能欣赏和领略到颐和园的风光和文化，有效地起到了保护文化遗产和提高景区服务水平的作用。［18］虚拟旅游目前虽然和实地旅游还有不小的差距，但在保护建筑遗产和方便游客在线游览等方面有独特优势。

大旗头村可以借鉴与学习上述策略，依托古村落文化数字化成果，开发虚拟旅游服务平台，让人们在互联网上就能通过文字、图片、动画、视频等方式观赏到古村落丰富的文化遗产，可以使用户随时随地感受古村落厚重的历史文化韵味，更加快速便利地获取古村落的信息和知识。

（三）开发数字化文化课程，丰富教育资源

近年来，寻根热潮兴起，各地积极探索与开发各类具有本土地域特色的艺术课程。2017 年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分别与多所学校共建广彩、广绣和岭南灰塑等教育实践基地，出版了《传统工艺文化课堂之广彩》《传统工艺文化课堂之广绣》等教育读本。这些教学实践有利于培养学生对传统非遗手艺的兴趣，增强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培养文化自信。不过，上述艺术课程因为教学资源的缺乏无法大规模开展，基层学校实施教学时常常力不从心。开发数字化地方文化课程可有效解决这一难题，如制作高质量专题学习网站、互动电子书、视频短片等多媒体学习资源，实现教育资源共享，增强非遗文化教育资料的多元性和地域性，让学生领略家乡美丽的山水，熟悉家乡的璀璨文化。

大旗头村的村落文化是佛山市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保护和传承大旗头古村文化遗产有利于保存珍贵的乡情记忆，留住乡愁。对于佛山大旗头古村来说，数字化地方文化课程可以针对文化基因中的建筑文化、聚落文化等进行设计和开发，具体说来，可开发镬耳屋建筑设计、特色排水系统设计等建筑设计类特色课程；还可开设古村绘画写生、砖雕及灰塑艺术鉴赏等艺术类数字课程。

（四）开发古村落文化旅游App，增添游客游览乐趣

在开发文化旅游App 的工作中，数字故宫做得尤为出色。在将故宫建筑数字化后，数字故宫除了推出线上参观的应用软件，还推出了“玩转故宫2.0”的小程序。该小程序内“住着”AI 导览助手“福大人”。他不仅会和游客闲聊互动，还能以语音问答的方式让游客获得景点解说、景区导览路线、卫生间等服务设施地点、故宫内趣闻逸事等信息。除此之外，App 还具备景点收藏、精美明信片分享等社交功能。2020 年6 月，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与腾讯、央视新闻联合打造的秦陵全方位旅游服务平台——数字秦陵小程序上线。该小程序不仅有景区导览功能，能为游客提供购票预约、语音讲解、VR 全景体验等优质服务，还融合了年轻用户喜爱的实时直播、表情包、互动游戏等网络文化元素，让用户以别样的方式体验古老的历史文化。该小程序中的“谁是我”游戏，在获取了用户的自拍照后，可生成属于用户自己的兵马俑形象，让用户藏身于众多兵马俑中，通过分享给好友开启一番“寻秦之旅”，这款游戏深受用户喜爱。

佛山大旗头古村也可借鉴此项策略。大旗头古村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被誉为“广东第一村”。镬耳屋群、裕礼郑公祠、郑氏公祠、尚书第、建威第、文塔、定南门等景点吸引了许多好奇的青年人和寻根的中老年人前往。但是零星的景点无法形成集聚效应，游客常常因为指示标志不清晰而错过许多精彩的体验。为此，开发一个专属的古村落文化旅游类App，增强游客对佛山大旗头古村文化内涵和传统风貌的体验，提高其旅游产品市场竞争力，无疑具有重要且深远的现实意义。该App不但应附带旅游景点解说系统，还应附带游乐地图、信息指南等功能。游乐地图可将所有文化景点串联起来，在手机终端上给予展示。游客不仅可以通过手机观看到古村落的高清图片、数字视频等，还可以将游玩过程变成游戏过程。信息指南能为游客提供周边特色餐馆简介、酒店位置等信息，满足游客服务需求。古村落文化旅游App的开发是提升旅游质量的有效方式。

（五）构建电商运营平台，实现收入多元化

佛山大旗头古村目前通过收取门票的方式获取收益，获利项目单一。随着互联网时代来临，线上线下联动的电商经济正盛行。电商平台建设是实现收入多元化的有效途径。针对佛山大旗头古村来说，电商运营平台不仅可以售卖相关的旅游文创产品，还可以售卖具有本土特色的农产品，如雪梨瓜、韭菜花、甲鱼、鲩鱼等。游客在当地购买了产品，离开后可以通过电商平台再次购买；顾客通过在线上购买产品获取了大旗头古村信息，由此又可能产生游玩的想法，这样一来便实现线上线下联动，有利于大旗头古村落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四、结语

古村落文化资源数字化开发可以解决古村落文化旅游产品同质化、建筑物保护措施不足和收入来源单一等问题，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古村落文化保护和传承的方法，但我们也要清晰地看到古村落文化资源数字化工作的艰巨性，因为古村落文化遗产保存状况、等级品质不同，用于古村落文化遗产数字化工作的经费也非常有限，全部实现数字化是不现实的，挑选数字化的对象时应当考虑资本、人力、遗产状况、大众接受程度等因素。此外，在数字化进程中还会涉及影像版权、收益分配等问题，因此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优化数字化开发策略，古村落文化遗产数字化工作仍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