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欺凌对小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链式中介模型

姚若松,曾春雲,蔡 冰,倪 平

一、引言

校园欺凌指在校园中欺凌者有意、反复、持续地对受害者施以攻击行为,造成受害者身体、心理和情感上的伤害和不适应现象。[1]研究表明,中国有近五分之一的学生卷入校园欺凌事件。[2]校园欺凌给受欺凌者带来了诸多外化和内化性问题。从外化性问题上来看,校园欺凌易使学生产生逃学、犯罪和攻击等行为。[3,4]在内化性问题上,受欺凌者易产生自杀意念、情绪障碍等症状。[5,6]

以往许多研究关注了校园欺凌与社交焦虑、抑郁等消极适应问题的关系。近年来,积极心理学的发展促使学者们更多地关注个体或事物的积极方面。[7]积极发展观认为,良好的心理发展不仅指没有心理或行为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个体能够保持健康、积极的心理状态,即使在不利条件下仍具有正常发展的潜力。[8,9]主观幸福感是衡量个体心理发展积极程度的综合性指标。[10]因此,为了解校园欺凌对积极心理适应的影响,本研究拟探讨校园欺凌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及其机制。

主观幸福感指个体以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作出整体评价和体验,从而产生一定程度的生活满意度、积极与消极情感。[11]个体幸福感与人际关系、社会支持水平有密切联系。[12]遭受校园欺凌的个体大都社会支持感较低,与周围人交往不和谐,因此其主观幸福感可能会降低。有关研究表明,欺凌行为的发生能负向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13,14]与未受欺凌者相比,受欺凌者的主观幸福感较低,主要表现为乐观、学校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水平降低。而对于校园欺凌是如何影响主观幸福感,即其作用机制的探讨仍非常有限。

人格—环境交互作用理论认为,外部因素往往需要通过内部因素来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15]校园欺凌作为外部环境事件,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需考虑与个体内部因素之间的共同作用。主观幸福感反映个体的积极状态,提高人的主观幸福感是很多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共同目标。为降低校园欺凌等负性事件的影响,一些保护性因素逐渐受到重视。研究指出,心理资本和学校联结作为保护因子,均能作为中介变量减弱欺凌的负性影响。[16,17]心理资本反映了个体人格特质水平,学校联结水平体现了学生对学校的整体认知和归属感,两者均为个体内部因素。因此,上述两种保护性因子可能在校园欺凌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在积极心理学和积极组织行为学的研究基础上,研究者提出积极心理资本的概念,简称为心理资本。它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包括自我效能感、希望、韧性和乐观。[18]这4个核心成分可以反映个体在面对未来和挑战时的不同人格特质水平和性质。已有研究表明,受欺凌会显著影响个体心理资本中的乐观、韧性和希望水平;[19,20]而心理资本显著正向影响主观幸福感。[21,22]Cassidy,McLaughlin 和McDowell[23]指出,心理资本是职场欺凌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变量,提高心理资本能降低欺凌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主观幸福感能衡量个体的积极心理健康水平。因此,心理资本可能在校园欺凌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充当中介变量。据此提出假设一:校园欺凌通过心理资本影响主观幸福感。

学校联结指个体获得的教师和同学的支持程度,以及对学校的归属感程度,包括同学支持、教师支持和学校归属感3个维度。[24]Carney、Liu和Hazler[25]发现,校园欺凌行为负向影响学生的学校联结水平。社会发展模型指出安全型情感联结是个体积极发展的基础。[26]当学生与学校建立积极的情感联系,具有较高的学校联结水平时,才可能获得更多的支持与归属感,从而增强其主观幸福感。一项纵向研究发现,具有较高社会联结水平(家庭联结和学校联结)的个体,其幸福感水平也相应较高。[27]另一项追踪研究发现,学校联结作为学生的保护性因素,是校园欺凌和学生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变量。[28]该研究指出,较高程度的学校联结与较低水平的欺凌风险显著相关,并能提高学生的生活满意度。生活满意度是主观幸福感的成分之一。综上提出假设二:校园欺凌通过学校联结影响主观幸福感。

由上可知,心理资本和学校联结均可作为降低欺凌影响的保护因素,但是两者又有什么关系呢?殷颢文和贾林祥[29]指出,主要有三方面因素对学校联结产生影响,分别是学校特征、家庭背景因素和个体特征。个体特征包括人口学变量和人格变量(如自我效能感、自尊等)。心理资本作为整合自我效能感、乐观、希望和韧性的人格变量,可能也会对个体的学校联结水平产生影响。具体来说,个体的心理资本水平越高,其对自身的发展越有信心,也更有自信和能力去挑战困难。此类学生可以与老师和同学建立积极联系,获得更多的支持,进而对学校有更强烈的归属感,学校联结水平更高。

心理资本缓冲效应模型认为心理资本可能会通过某些潜在机制间接地影响个人的状态与行为。[30]研究表明,个体积极心理取向会通过学校联结间接影响其生活质量。[31]心理资本含有一定的积极取向,主观幸福感与个体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心理资本会通过学校联结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由此提出假设三:心理资本通过学校联结影响主观幸福感。若假设成立,则表明心理资本和学校联结在校园欺凌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冯帮和何淑娟[32]发现,与初中生相比,小学生在面对欺凌时的求助意识更加薄弱,容易造成事态恶化,这对他们的心理健康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更严重。鉴于此,本研究以小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校园欺凌是否影响小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以及心理资本和学校联结的中介作用。综上所述,本研究主要有3个目的:(1)检验心理资本在校园欺凌和主观幸福感的中介作用;(2)检验学校联结在校园欺凌和主观幸福感的中介作用;(3)检验学校联结在心理资本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即心理资本和学校联结在校园欺凌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选取1,196名佛山市某小学三至六年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其中有效问卷共1,096份,有效回收率为91.64%。被试的年龄范围为8 至13 岁(10.07±1.24),其中男生579 名(52.83%),女生517名(47.17%);三年级253名(23.08%),四年级333名(30.38%),五年级243名(22.17%),六年级267名(24.36%)。

(二)研究工具

1.校园欺凌采用谢家树、魏宇民和George Bear[33]修订的特拉华欺凌受害量表(学生卷)。该量表由言语欺凌、身体欺凌、网络欺凌和社会/关系欺凌4个维度组成,由于小学生网络欺凌发生率较低,因此本研究选用言语欺凌、身体欺凌和社会/关系欺凌3个维度来进行测量。本研究中,总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9,各维度的Cronbach'sα在0.70至0.78之间。

2.心理资本

采用张阔、张赛和董颖红[34]编制的积极心理资本量表。该量表共26个条目,包括自我效能感、希望、韧性和乐观4 个维度,其中有4 个反向计分条目。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8,各维度的Cronbach'sα在0.64至0.80之间。

3.学校联结

采用喻承甫等[35]研究中使用的学校联结量表,由同学支持、教师支持和学校归属感3个维度组成,共10个条目。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79,各维度的Cronbach's α 在0.61 至0.67之间。

4.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包括认知评价和情感体验两个成分。[36]已有研究采用生活满意度量表和积极与消极情感量表分别测量这两个成分,将生活满意度得分加上积极情感得分后减去消极情感得分,作为主观幸福感的指标。[37]

积极/消极情感量表采用陈文峰和张建新[38]修订的量表,共计14个条目,其中积极情感8个条目,消极情感6个条目。本研究中,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83和0.71。

生活满意度量表采用张兴贵、何立国和郑雪[39]编制的多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包含友谊满意度、家庭满意度、学校满意度、环境满意度、自由满意度和学业满意度6个维度。根据本研究之目的,选取友谊满意度、学校满意度和学业满意度这3个维度进行测量,共19 个条目。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0。

三、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收集同一批被试的数据,有出现共同方法偏差的可能。[40]为了检验是否存在偏差,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共有16个因子的特征根大于1,且第一个因子的解释量为21.28%,低于40%的标准,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对各研究变量进行了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校园欺凌与主观幸福感、心理资本和学校联结显著负相关。另外,心理资本和学校联结与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心理资本与学校联结显著正相关。

表1 各变量的相关矩阵(N=1,096)

(三)校园欺凌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温忠麟与叶宝娟[41]推荐的中介效应检验步骤,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模型拟合指数如下:RMSEA=0.08,SRMR=0.06,CFI=0.93,TLI=0.91,数据对假设的模型拟合良好。结果表明,校园欺凌显著负向预测小学生主观幸福感(β=-0.11,t=-3.63,p＜0.001)和心理资本水平(β=-0.23,t=-5.80,p＜0.001),心理资本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β=0.42,t=6.72,p＜0.001),因此,心理资本在校园欺凌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同样地,校园欺凌也显著负向预测学校联结(β=-0.19,t=-5.41,p＜0.001),学校联结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效应(β=0.59,t=7.19,p＜0.001),因此学校联结也在小学生的校园欺凌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充当中介变量。另外,心理资本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学校联结水平(β=0.59,t=13.84,p＜0.001)。综上,校园欺凌、心理资本、学校联结和主观幸福感之间构成一个链式中介模型(如图1)。

图1 链式中介模型图

采用偏差校正百分位Bootstrap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重复取样1,000次)。结果显示,校园欺凌通过心理资本、学校联结以及心理资本—学校联结这3条中介路径对主观幸福感产生间接影响。置信区间分别为[-0.15,-0.06]、[-0.17,-0.07]和[-0.12,-0.05],均不包括0,再次证明3条中介路径的效应均显著,链式中介模型成立。直接效应值为-0.11,95%的置信区间为[-0.17,-0.05],不包括0,证明直接效应也显著,因此心理资本和学校联结在校园欺凌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总中介效应的效果量为73%,大于直接效应,表明校园欺凌主要是通过中介变量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校园欺凌和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效应Bootstrap检验

四、讨论与建议

(一)校园欺凌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结果表明校园欺凌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小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42,43]即小学生受到的校园欺凌程度越高,其主观幸福感水平则越低。校园欺凌之所以负向影响小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可能与欺凌负性事件所导致的消极体验和压力有关。研究表明,负性事件是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的重要环境因素,个体经历的负性事件越多,越容易产生消极的心理感受,从而危及其主观幸福感水平。[44,45]

(二)心理资本和学校联结的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考虑到个体内部因素的作用,探讨了心理资本和学校联结的中介作用。首先,研究探讨了心理资本在校园欺凌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心理资本部分中介了校园欺凌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验证了假设一。校园欺凌显著负向预测小学生的心理资本水平,且心理资本能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水平,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符。[46,47]校园欺凌使个体的自信心、对未来的希望等受到冲击,降低其心理资本水平;心理资本水平的降低导致小学生主观幸福感下降。资源保存理论有助于解释该中介作用的存在,该理论认为个体为应对压力,需要投入其有限的资源,但过多的压力往往容易加速资源的损耗,陷入丧失螺旋的状态。[48,49]对于经历校园欺凌的小学生来说,他们的求助意识较弱,加上缺乏应对欺凌压力的能力,容易消耗有限的积极资源,进而造成不良心理健康问题,如主观幸福感的降低。

其次,研究探讨了学校联结在校园欺凌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学校联结在校园欺凌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二。校园欺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学生的学校联结水平,对学校的认同感降低。Mantak等[50]表明良好的同伴关系能够使学生感到被支持与认可,促进学生学校联结水平。校园欺凌的发生致使个体与周围部分群体相处不融洽,降低了学生感受到来自周围的支持和认可,从而与学校的联结水平降低。学校联结能正向预测小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也为社会发展模型提供了实证依据。[51]学校是小学生的主要生活环境之一,学校联结水平的降低影响了小学生的整体生活评价,降低其主观幸福感。

最后,研究探讨了学校联结在心理资本和主观幸福感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心理资本能正向预测学校联结,心理资本和主观幸福感通过学校联结的媒介作用发生关系,验证了假设三。高水平的心理资本能给予个体更多的心理资源以应对学校的任务和人际交往,更容易对学校产生积极的认知和情感,与老师、同学建立积极联系,形成紧密的学校联结。心理资本不仅能直接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还能通过改变学校联结水平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

3个假设的验证表明,心理资本和学校联结在校园欺凌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即校园欺凌还能通过心理资本→学校联结这一路径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具体来说,校园欺凌的发生,容易导致个体内外资源的丧失,降低心理资本水平,同时也减少了学生的学校联结水平,从而降低了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心理资本和学校联结的链式中介作用表明外部环境会与多种个体内部因素发生作用,从而影响主观幸福感。

(三)教育建议

研究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发现了心理资本和学校联结在校园欺凌和小学生主观幸福感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在理论方面,研究揭示了校园欺凌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黑盒子”问题,进一步为人格—环境交互作用理论提供依据,因此该中介模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研究强调校园欺凌对小学生心理健康的积极方面——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可以引导学校和社会重视对学生积极品质的培养,提升个体主观幸福感,创建幸福社会。基于欺凌行为对学生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学校应采取积极措施构建团结友爱的氛围,提高对校园欺凌事件的重视程度。一方面,教师应向学生普及欺凌与反欺凌的相关知识,鼓励学生互相帮助,不做冷漠的旁观者。另一方面,学校也需加强识别与干预欺凌行为的能力,对教师进行相关的专业培训,加强与家长和专家的沟通,形成系统的反欺凌机制。对于已遭受欺凌的孩子,学校和家长应该及时介入,找到问题根源,尽量减少学生受到的伤害。

链式中介模型表明,从心理资本和学校联结这两方面进行培养和干预,能够有效降低校园欺凌对学生主观幸福感的不良影响。Carney,Joo,Hazler和Geckler[52]针对美国东北部两所学校的小学生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干预,结果显示,接受干预学生的学校联结水平皆有所提升,且对学生的压力水平、欺凌受害等产生了积极影响。学校、家庭在日常生活学习中应注重提升学生的自我效能感、面对失败的恢复能力,教育他们学会保持乐观、积极向上的态度。同时,学校应尽可能为学生提供精神和物质上的保障,增强学生对学校的归属和认同感。

五、结论

1.校园欺凌行为能负向影响小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欺凌程度越大,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

2.校园欺凌能通过心理资本和学校联结影响小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即校园欺凌、主观幸福感、心理资本和学校联结之间构成了一个链式中介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