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南》《召南》为周初淮汉诸姬所作

贝承熙

（清华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084）

《诗经》以“二南”为首，但所谓“周南”“召南”究竟何义，历来争论不休。《诗大序》载：“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 南，言化自北而南也。 《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 ”［1］(P569)此处将“周南”“召南”视作体现周公、召公之德的诗篇，“南”被解释为动词，字面上指的是周公、召公之德教广播南土。这一说法可谓奠定基始，郑玄《诗谱》结合周、召分陕的故事，以为“二南”为自陕而始，及于南国之诗，曰：“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国也。 ”［1］(P558)后朱熹《诗集传》亦延续了这种思路，只是相比郑玄将“二南”范围缩小到周、召所治南国之诗，曰：“南，南方诸侯之国也。 ”［2］(P1)

自清代以来，学者逐渐提出脱离“南”字方位含义的解释。 马瑞辰基于郑玄《诗谱》“周、召者，《禹贡》雍州岐山之阳地名”［1］(P557)之说，将“二南”解释为周公、召公采邑中所得之曲，以为：“‘南’盖商世诸侯之国名。”［3］(P11)而近人陈致基于甲骨文研究，认为“南”原指一种乐器，“周南”“召南”可能指的是流行于周公、召公采邑的乐曲［4］。 可见，两位学者将“二南”仅仅视作周公、召公在岐山地区采邑中的乐歌。

“二南”为《诗经》最为重要的篇章之一，其名义由来竟至今难有定论。 鉴于此，本文将从历史地理的考察入手，正本清源，探究“周南”“召南”之意义，考察二者完篇之背景与得名之由来。

一、论“二南”作于周公、召公南征后所封诸姬

（一）“二南”所涉地理名物的南北冲突

对于“二南”名义由来的分歧，核心问题在于“二南” 指的是周公、 召公的采邑还是南方诸侯之国。这俨然是历史地理层面的问题，以往马瑞辰、陈致等人纠结于“南”字字义，苦心从训诂之中寻找外证，而对《诗经》内本身明确称呼的地理名物有所忽视，即是未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路径。笔者以为，考察“二南”名义，仍需从《周南》《召南》诗篇中的地理名物入手。

“二南”诸诗明确指明了诗作者所见河流之名。在《周南》中，《关雎》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1］(P570)“河”即黄河，周时为王畿所在，则《周南》作者似当长居于中原之地。 《汉广》 曰：“汉有游女， 不可求思。 ”［1］(P592)可知《周南》作者又能亲见汉水。 又《汝坟》曰：“遵彼汝坟，伐其条枚。 未见君子，惄如调饥。 ”《毛传》曰：“汝，水名也。 坟，大防也。 ”［1］(P593)则“汝坟”即指汝水之畔，是诗作者亲涉其境。如此，则“周南”境内似乎涉及黄河、汉水、汝水三条河流。《召南》所录河流不多，然其《江有汜》一诗即涉周之江水，亦及今之长江，而其中“江有沱”一语又兼及江之支流沱水。

仅从河流上来看，“二南” 所涉区域难以确定。黄河虽至今几经改道，但在西周时期，宗周、陕等周朝核心区域仍主要分布在黄河中游，“河”往往是周朝核心区域的标志。 而汝水为淮水支流，据《水经》所载，“汝水出河南梁县勉乡西天息山……南入于淮”［5］(P497-508)，则自北至南皆距黄河颇远。 至于汉水或者说沔水，则“沔水出武都沮县东狼谷中”［5］(P642)，而最终“沔水与江合流，又东过彭蠡泽。”［5］(P682)，更在汝水之南。 除此之外，南方的江水距离黄河更加遥远。 由此而言，“二南”的范围似乎北至黄河所在的中原地区，而南涉南方诸侯之国。 这一过于广袤的范围，正是阻挠前儒确定“二南”地域的一大因素。

另外，《召南》中经常出现“南山”这一名物，《草虫》曰：“陟彼南山，言采其蕨。 ”［1］(P601)《殷其雷》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阳。”［1］(P609)《草虫》传提及：“南山，周南山也。 ”［1］(P601)按“周南山”即周王畿内终南山，《小雅》有“南山有台”［1］(P897)“节彼南山”［1］(P943)“幽幽南山”［1］(P934)等句；至于东周之时，秦收周朝故地，南山又入秦国境内，《秦风》遂亦有《终南》之诗。 以此山目之，“二南”又似当出畿内。

但在草木等名目上，“二南”仍有较多的南方特征。《葛覃》《樛木》诸诗多言葛藟，《毛传》即曰：“南土之葛藟茂盛。 ”［1］(P585)至少在毛公看来，葛藟当为于南方更为多见的植物。 又《汉广》提及“南有乔木”［1］(P592)，考《禹贡》可知，南方扬州“厥木惟乔”［1］(P312)，高大树木正是周代南方的特点。 此外，《召南》多言水滨之事，多有“于沼于沚”“于涧之中”［1］(P597)“南涧之滨”“于彼行潦”［1］(P602)之语，虽然水泽并非南方独有之物，然而北方国风鲜有多言水泽者，反而《禹贡》载荆、扬等南方州“厥土惟涂泥”［1］(P312)，则当时南方多低湿之地，更有可能是《采蘩》《采蘋》的写作地点。

综上所论，从地理范围上言，“二南”所提及的名物既有周室地区的特征， 又多涉及南方之物，似乎简单地执“南方诸国说”或“周召采邑说”都不合适。 事实上，问题的解决需要在基本预设上进行转换， 诗作者所写名物未必能代表其切实身处之境，“二南” 的写作地点与作者素来生活的地方可能原本并不一致。

（二）北人南迁视角

“二南”的诗作者往往确实身处南方，如《汝坟》言“遵彼汝坟，伐其条枚”［1］(P593)，非身在汝水者不可言之。《汉广》言“之子于归，言秣其马”［1］(P592)，非身在汉水者不可亲秣。 且于乔木、樛木、葛藟等南方名物，诗作者皆细为描摹，可见均为诗人常能亲见之物。

然而，“二南”诗作者却多似北人身份，诗中视角皆非南人所自有。 《汉广》曰：“南有乔木，不可休息。 ”［1］(P592)《樛木》曰：“南有樛木，葛藟累之。 ”［1］(P585)南人称自身生长之地曰“南有”，即于情理不合；唯有以北人身份视南方之物，方才会有“南有”之言，以示此等名物皆为北方所无。 如《小雅》亦有《南有嘉鱼》一诗，即为周王畿内贵族述说南方江、汉名物之语，则“南有”之辞非南人本身所有，《召南》诸诗亦当为北方来客评判南方名物之论。

就此而言，“二南”的诗作者大多是以北人身份身处南方。 而又可以确定的是，“二南”诗作者几乎都是贵族身份，如《关雎》所提及的“琴瑟”“钟鼓”，于当时皆为重器，非士大夫不能有之。 而《葛覃》提及“言告师氏”，《毛传》曰：“师，女师也。古者女师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1］(P580)女师为当时贵族教导家中女子时所设的女官，则《葛覃》作者亦当为贵族女子。又《樛木》言“乐只君子”［1］(P585)，《汝坟》言“未见君子”［1］(P593)，《草虫》言“未见 君 子”［1］(P602)，《殷其雷》言“振振君子”［1］(P609)。 “君子”之称于西周时为上层贵族所特有， 则此诸诗皆当为贵族家眷所作。

（三）周公南征故事

北方贵族大规模向南方迁移，并非建国承平已久后所能见到的寻常事件，典籍中能相合者亦不为多。 唯《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提到“汉阳诸姬，楚实尽之”［1］(P3961)之说，恰能证明周初之时，汉阳地区分封了大量周室同姓诸侯。细考汉阳诸姬之分布地域，不论是杨东晨、杨建国在《汉阳诸姬国史述考》一文考得汉水、淮水南北流域的11 个姬姓诸侯国［6］，还是杨宽等学者确定的随、唐二国属于汉阳诸姬［7］(P388)，抑或于薇认为“汉阳诸姬”是“淮阳诸姬”的讹传［8］，均不妨碍这些淮汉流域的封国与“二南”中所涉及的汉水、汝水在地理位置上相互重合的事实。 包括名震一时的曾侯乙之墓，即同样位于汉水之畔。 由此而言，“二南” 的诗作者就很可能是在周初之时，从宗周向南方迁徙的姬姓贵族。 唯有此，才能够解答“二南”之中看似互相矛盾的南北名物。

诸诗作者原生中原， 故多有对中原地区的记忆，黄河、终南山会出现于“二南”诗篇之中本自寻常。 而且，西周素有“小有述职，大有巡功”［1］(P4434)的传统，这些南方诸侯皆为周室同姓，与王室自然交流密切，如《何彼襛矣》描述齐侯之子往周室求娶周王之女的场景，即有可能是南方贵族随诸侯向中央述职时所亲见。 在作诗者并非生于南土的情况下，才可能导致“二南”中既多有南方名物，却又记录了周朝核心地区事物的现象。

由此，“二南”作诗者的身份与地域已可获得解答，但“二南”既为南方周室贵族所作，为何又以“周”“召”为名？事实上，周公、召公与南方之间的关联于史记载不多，但仍有证据证明，周公、召公曾有征伐南国、经营南方的事迹。《荀子·王制》载：“故周公南征而北国怨。 ”［9］(P173)《乐记》言《武》乐所载周初事迹时，同样提到：“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郑玄解释“南国是疆”之语曰：“四奏，象南方荆蛮之国侵畔者服也。”［1］(P3343)《乐记》之言明确指出，武王伐纣后南还期间，又有平叛南方、分封南土之事［1］(P3343)。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一南征事迹之后，周公、召公才被委以重任、分职而治，则周公、召公在南征中的作用大可推致而知。

近年的出土材料进一步佐证了周公、召公征伐南方的史实，如柞伯鼎明确记载了周公曾“广伐南国”［10］。 由此证实，南方诸国确实是周公、召公耗费大量精力所平定、征服的区域，而淮汉诸姬多是在平定南方后所逐渐分封的同姓诸侯。以此史事作为参照，《周南》 便是周公征伐的南方区域中所封贵族所写诗歌，《召南》则是召公平定南土中贵族所作篇目。

另外，《诗经》文本本身多有对周、召二公经营南土事迹的歌颂。 从“二南”的记述中可以发现，南土为周、召二公曾经亲至之所，南国贵族对二公多所缅怀，如《甘棠》即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1］(P604)正由于以上原因，“二南”遂被冠以“周”“召”之名。

（四）“二南”为淮汉诸姬所作的师法依据

以周、召南营江汉的历史事件解释“二南”的来源似无前说，或悖于经典《诗经》师法。 但在笔者看来，此说非但不与《毛诗序》的经典解释冲突，反而更能清晰地阐发《诗序》所谓“南，言化自北而南”的意涵：自北而南之化指的并不仅仅是抽象地歌颂文王之道远及南方，更是周公、召公实际意义上平定南方并施行周政的事件。

以往学者往往不能明“二南”出于淮汉诸姬之史事，遂仅将“化自北而南”理解为在文化层面上的事件，如陆德明曰：“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阳而先被南方。 ”［1］(P561)竟使这一层周人经营南方的政治事实隐而不显，“化自北而南”成了并无“行事”的歌功颂德之语。 其实，如以周公、召公南征定国之事视之，《诗大序》所谓的“《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言化自北而南”［1］(P569)实际均非“空言”，它们指的正是在周公、召公平定南方后，封于南国的周室贵族作“二南”之诗，以彰显周、召二公安定南方、奠定周室太平之基的不朽功业。

当然，证无三不立，以上仅是从诗文本内部名物的角度进行论证，固不足为“二南”出于淮汉诸姬之铁证。但如对“二南”写作时间加以考辨，发现“二南”之诗当作于周初之时，周、召南征故事正是“二南”唯一可能的时代背景。

二、论“二南”作于周公、召公主政时期

（一）论“二南”不为东周时诗

对于“二南”的写作年代，学者多将其定为周初时诗，但在确定其为文王时诗还是康王时诗有些许分歧。 至于近代，翟相君《二南系东周王室诗》一文以《何彼襛矣》一诗中提及的“平王之孙”作为主要证据，将“二南”定为东周时诗［11］。 马银琴又补充了《史记》中“周室衰而《关雎》作”这一说法，则试图论证“二南”是东周畿内之诗［12］。

然而，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看，将二南看作东周时诗问题颇多。 首先，《秦本纪》记载：“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 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 ”［13］(P179)东周之初，岐周故地、西周王畿大半土地皆为秦土。 “二南”之中，属于岐周故地的“周南山”履见，如“二南”为东周时诗，则俨然应称“秦南”而非“周南”“召南”。 其次，自周昭王末年以来，南方诸国已渐不服于周，昭王末年楚国先叛，《左传》有“昭王南征而不复”［1］(P3891)之说。 宣王时淮汉诸夷多有不服，《大雅》乃有《江汉》《常武》之诗。至于东周，僖公二十年“随以汉东诸侯判楚”［1］(P3930)，则春秋初淮汉诸国已多归附楚国； 至于僖二十八年，晋栾贞子更有“汉阳诸姬，楚实尽之”［1］(P3961)之说。 “二南”为国风之首，并且后来都被用作仪式用乐，断无采自楚国势大并与周朝抗衡时期的南方诗歌的道理。因此，唯有周初楚子仍为周臣，汉阳诸姬以藩屏周之时，“周南”“召南”之名才有可能。

除此之外，“二南” 为东周时诗说的几项关键证据仍值得商榷。 对于《何彼襛矣》“平王之孙”一句，郑玄、孔颖达等人皆释“平王”为“德能正天下之王”［1］(P617-618)，唯朱熹引时人之说云：“或曰：‘平王，即平王宜臼。 齐侯，即襄公诸儿。 事见《春秋》。 ’”［2］(P16)翟相君则认为“平王”为东周平王宜臼。 此说对“二南”周初说确为一大挑战，然考齐襄公时嫁于齐之王姬，《公羊传》曰：“秋，七月，齐王姬卒。 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 录焉尔。 曷为录焉尔？ 我主之也。”［1］(P4832)则按《春秋》书法，王姬非嫁齐侯之子，直嫁襄公而为夫人也。 又《礼记·檀弓》曰：“齐穀王姬之丧，鲁庄公为之大功。 ”［1］(P2815)如王姬仅嫁于齐侯公子，鲁侯无为服大功之理，郑玄亦用公羊之义，以王姬为襄公之妻。且齐人迎周王姬于鲁，如“齐侯之子”为襄公，则《召南》竟为《鲁风》。 其实，周人对天子多有“明王”“圣王”之称，“平王”于构词法上与之无异，作为代指周初之王的美称实无不妥。

至于《史记》“周室衰而《关雎》作”一句，亦不指东周之衰。 司马迁所学原为鲁诗，然鲁诗实以康王时为周衰。同传鲁诗的刘向即曰：“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关雎》豫兴，思得淑女以配君子。 ”［14］(P90)王充《论衡》亦针对鲁诗家，引鲁诗之论曰：“彼将曰：‘周衰而诗作，盖康王时也。 ’”［15］(P562)《史记》之“周衰”，亦不过谓康王德衰而已。且司马迁又以《甘棠》之诗为“民人思召公之政”［13］(P1550)所作，则《召南》亦去召康公之时不远。 由此而言，《史记》并不能成为东周说的佐证。

（二）论“二南”不作于周宣王时

部分学者认为，“二南”中部分诗篇当出于西周宣王时期。 如程俊英、蒋见元之《诗经注析》及陆侃如、冯浣君之《中国诗史》，均以为周人以“召公”专称康公，以“召伯”专称穆公，则《甘棠》之“召伯”为召伯虎［16］(P38)［17］(P68-69)。 但是，这一论述同样存在无法解决的问题。

首先，近年出土器物纷纷可证“二南”不为宣王之诗。 季旭升从青铜器铭文出发，已明确《甘棠》之“召伯”更可能是召公奭，未必为后来之穆公［18］(P19-29)。而《卷耳》有“我姑酌彼金罍”之语，吴晓峰指出，罍仅多见于周初， 至西周中后期已非常见器物［19］(P215-222)。此皆前人成论，固不必复加申说。

其次，宣王时期的时代背景与“二南”全然不合。召穆公为宣王南征功臣，诗史皆有其证，但没有任何记载可以表明宣王时的周公曾参与南征事宜。如“二南”为宣王时诗，则但当有《召南》而已。 即使有《周南》之篇，周公之功亦远不及召公，其诗固当置于《召南》之后，不宜为十五国风之首。 且季札称“二南”为“始基之矣”［1］(P4356)，宣王为西周中兴之主，后期又国势转衰，何以得称“始基”？

再次，如以“二南”为召穆公所平南方之诗，无法解释“二南”中出现的北方名物。淮阳诸姬大多皆封于周初，宣王虽平南夷，但封申伯“登是南邦”而已。则宣王之时，南国诸姬大多生长于南方封地，难有北人南视视角，完全无法解释“二南”名物的地理特殊性。

就此而言， 东周时说与宣王时说皆存在困难。比起此类仅从文本内部望文生义的新说，存在大量传世史料相证的西周初期说更值得信服。因文武成康时期的时势不尽相同，“二南” 具体写作何时，仍需要进一步的确定与澄清。

（三）“二南”作于周、召主政时的师法依据

如按上文之论，“二南”与周初贵族迁徙南方事迹正合，则其应为武王至成王时，周、召二公主政时期的诗篇。但鲁诗将《关雎》为首的“二南”诗定为康王时诗。 郑玄则将“二南”定为文王时诗，如《汝坟笺》曰：“是时纣存。 ”［1］(P593)《行露笺》曰：“此殷之末世。 ”［1］(P605)在郑玄诗学中，“二南”写作之时殷纣尚存，当为文王时诗。如此，鲁诗与郑玄的说法虽然都将“二南”定为周初，却都不与周公南征、南封诸姬的时间相吻合。

考郑玄《诗经》之学，原主韩氏，后转毛学，其说解多杂韩诗他说， 未必能达毛公本意者比比皆是，胡承珙、马瑞辰等清儒已有详论。 至于定“二南”之作为文王时，郑氏实亦本于韩诗之说，未必能解《诗序》原意。 郑说本韩诗之证，见于刘良《文选注》中《兔苴》 诗解：“殷纣之贤人退于山林， 网禽兽而食之。 ”［20］(P708)刘良素来多本韩学，“二南”为殷纣时诗这一说法固亦可以系于韩氏。如仅从《毛诗》家法出发，《诗序》始终将“二南”定为周公、召公行政之时的诗篇，其篇目亦大多确实作于武王、成王之时。

首先，在毛诗的解释下，《周南》《召南》紧密系于周、召二公，如《甘棠序》曰：“美召伯也。”［1］(P604)《行露序》曰：“召伯听讼也。 ”［1］(P605)而从现存史料来看，文王之时，周公、召公尚未成为至重之臣，如《史记》载：“帝纣乃囚西伯於羑里，闳夭之徒患之。 ”［13］(P116)文王时期，周室主事之人仍以宏夭、散宜生等异姓大夫为主。至于武王即位以后，方有重用同姓之事：“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脩文王绪业。 ”［13］(P120)武王即位，作为武王兄弟的周公、召公乃初掌权势，成为周室的辅弼重臣。至于成王即位以后，周公成为摄政大臣，即《史记》所谓“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召公为保，周公为师”［13］(P132)也。当此之时，周公、召公方才位更居公望等文王时期重用的异姓大臣之上， 成为周室的头等权臣。因此，如将《甘棠》《行露》定为美召公之诗，则“二南”自当作于成王即位前后，周公、召公主政之时。

其次，更明确的内证则是《诗大序》所言：“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 《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 ”郑玄受韩诗影响，默认“二南”为文王时诗，故而注曰：“先王，斥大王、王季。 ”［1］(P569)但是，考察之后的《诗序》所提及的“先王之道”，皆毫无疑问地指称“文王之道”，《汉广序》即曰：“文王之道，被于南国。”［1］(P592)《汝坟序》曰：“文王之化行乎汝坟之国。”［1］(P593)俱以文王为先王，而无一处提及大王、王季。且如《摽有梅序》曰：“召南之国，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时也。”［1］(P612)如作诗为文王之时，召公未受重用，无称南国为“召南”之理，则“文王之化”非谓文王自身经营南国，当指召公南播文王之道，使南国得化。 唯《江有汜序》言“文王之时”， 似以此诗作于文王在世之时， 然细观毛序之意，仅是表明文王之时的江沱地域“有嫡不以其媵备数”，至作诗、采诗之时，已是多年后的“媵遇劳而无怨，嫡亦自悔也”［1］(P614)，则作序者亦未必以此诗为文王在世之时所采。 总体而言，在毛诗体系中，“二南”皆视文王为先王，作诗、采诗之时文王早已作古，所谓“文王之化”“文王之道”往往仅指周、召二公继承文王之道，以文王成法治理二南之国。 这一观点，便与之前的考证完全吻合。

因此，以“二南”为周初南国诸姬所作之诗恰最合《毛诗序》本义。 而在几家经典诗说的合理性上，毛氏之说同样显得更为合理，于时于地完全可与诸多史料互证。 鲁诗之说，王充即已疑之曰：“二王之时皆衰，夏、殷衰时，诗何不作？ ”［15］(P563)韩诗之说，亦别无依据。唯有从毛之旨，将“二南”确定为周公、召公南伐后分封的淮汉周室宗亲所作之诗，方才能化解来自文本内部、外部的一系列矛盾，达成时间与空间上的融贯性真理。

事实上，《左传》中所载“季札观乐”之事已经很好说明了东周时人对于“二南” 成书年代的定位：“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 ’”［1］(P4356)季札已经明确指明，“二南”为周初奠定始基时所出现的诗篇，而按本文所论，季札所谓“勤而不怨”指的正是周公、召公苦心平定南方、封建亲戚的事迹。

三、“二南”诗作的“偃武修文”性质

不过，“二南” 中的诗篇并未过多叙述周公、召公用武力平定南方之事，反而多言嫁娶之事，如《关雎》思以贤女配于君上，《葛覃》颂妇德、妇功，《汉广》求汉之游女，《鹊巢》叙娶妻之事，《行露》斥娶妻无礼之男，《摽有梅》《野有死麕》等诗亦多劝男女嫁娶得时、娶妻不逾于礼。究其原因，周公征伐之功业均已系于《豳风》，如《七月》《鸱鸮》为周公东居自作之诗，《东山》以下则为美周公功业之作。 而“二南”往往专用于房中之乐，郑玄《仪礼·燕礼》即注“遂歌乡乐”句曰：“《周南》、《召南》，《国风》篇也。 王后、国君夫人房中之乐歌也。”［1］(P2128)二南之演奏对象往往为后妃、夫人，如《豳风》中“周公东征，四国是皇”［1］(P850)之句即显不合时宜，故“二南”多取能够凸显南方女子嫁娶不失于礼的诗篇，从而强调后妃、夫人的妇德、妇功。

比起《豳风》的歌颂武功，“二南”更能体现周王朝偃武修文之德。克殷以后，武王即“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13］(P129)，周公更有“治天下六年，朝诸侯於明堂，制礼作乐”［1］(P3224)的不世之功。 周室素重文教，周公、召公平定南方以后，必然同样会用怀柔的方式巩固南国，因此“二南”多见周人对汉水等地南方女子的求娶事迹，亦颇为强调嫁娶不失于礼。 正是这种太平气象，遂使“二南”成为列于《诗经》首篇的正风，所谓：“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1］(P562)“二南”天下太平而夫妇可正的意涵可为天下楷模，故“二南”于礼经中不止为房中之乐，更可为用于邦国之乡乐。

由此而言，周人之所以如此重视“二南”，并将其广泛用于各种礼乐场合之中，即可得到理解。《诗序》正是在偃武修文的背景下理解“二南”的，“后妃之德”“夫人之德”均未必出于作诗者之本意，但成于淮汉的“二南”诗篇作为南方诸姬“正婚姻”的直接体现，恰是教化后妃、夫人，乃至风化天下的最佳榜样。 《诗序》曰：“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1］(P565)此之谓也。

综上， 本文以历史名物的特殊性作为出发点，结合周公南征、封建淮汉的事迹，将“二南”确定为周公、召公经营南方时分封贵族所作之诗。 又通过对“二南”作于周初的时代论证，加强了论证的可靠性。 这与传世《诗序》相合不悖，不仅使“二南”本义得到澄清，亦能令《诗序》原意得到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