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相关问题考论

吕华亮

（淮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三国吴人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下文统称为《陆疏》）是《诗经》学史上第一部以名物为研究对象的专著。该著不仅开辟了《诗经》研究的新领域，奠定了《诗经》名物研究的基础，还对后代的博物学、动植物学及民俗学有深远影响，故而深得后人好评。惜陆玑原书早已散佚，现存两卷本非原貌。关于《陆疏》的研究，古人多集中在辑佚、文本校订、作者考辨等方面；今人的研究逐渐展开，涉及版本、内容特点、词语训诂、文本演变、价值等论题，并取得了可喜成果。 然仍有不少问题悬而未决，或少有关注，值得进一步探讨。 本文拟对现存《陆疏》的文本形态、创作时间、编次特点及创作缘由等几个问题进行辨析考论，提出浅见，以期能为深化这部“奇书”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现存《陆疏》文本形态考论

《陆疏》原本已散佚，但何时散佚，已不可晓。《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唯两卷，现存本亦两卷①，则现存本从隋、唐《志》所载本而来。 然就其內容看，《诗经》中很多草木鸟兽虫鱼类名物未收入，恐原本不止两卷，隋、唐《志》所载或已为残本。 赵佑《草木疏校正》曰：“《经义考》载姚士粦言：其箧藏陆氏《疏》本，凡草之类八十，木之类三十有四，鸟之类二十有三，兽之类九，鱼之类十，虫之类十有八。今则草裁四十九题，余皆多寡参差。 ”［1］(P4)依此，则现存本较古残本又有脱佚，可谓残之又残。现存本非《陆疏》原貌，已是学界定论。然其文本形态，即现存本与原本的关系为何，却有不同观点。一说是后人辑佚本。毛晋《汲古阁书跋》：“盖摭拾群书所载，漫然厘为二卷，不过狐腋豹斑耳。”［2］(P3)《四库提要》亦曰：“原本久佚。此本不知何人所辑，大抵从《诗正义》中录出。”［3］(P34)此说附和者最多，焦循《陆氏草木鸟兽虫鱼疏疏》、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臧庸《拜经堂文集》等皆主此说。二说是原本。 丁晏《毛诗陆疏校正》说：“今所传二卷，即玑之原书，后人疑为掇拾之本，非也。 ”［4］(P441)此说影响不大，附和者亦少。

考现存《陆疏》之释例、篇次及《毛诗正义》等典籍引文可知：“原本说”则失矣，“辑佚说”亦未为得也；现存本既保留有原本形貌，亦有后人的辑佚，即由原文与辑佚复合而成。 兹简论之。

从释例看，现存《陆疏》大部分是一致的，即先列物名、别名，再对其中名物的特点、使用价值等进行解说。 如“菁菁者莪”条曰：“莪，蒿也，一名萝蒿。生泽田渐洳之处。叶似邪蒿而细，科生。 三月中，茎可生食，又可蒸食，香美，味颇似蒌蒿。 ”［4］(P444)其内容详实周到，涉及“莪”草的属类、别名、生长地、特点、用途、食味等。《陆疏》之释例大抵如此。 我们认为，如此统一而严整的释例当为原本所有，绝非后人辑佚所能办到（辑佚文特点见下）。这种释例亦常见于当时流行的本草学著作中，如《神农本草》《吴谱本草》等。据今人研究，《陆疏》之成书受本草学影响甚大［5］。 那么，其释例极可能是借鉴了这些著作。若此说成立，则不仅旁证了现存《陆疏》中很多内容为原貌，还为学界判断哪些条目属后人的辑佚树立了标准。

从篇次方面看，今存《陆疏》总体上分为草木鸟兽鱼虫六大类，未附四家诗授受谱系。然每类中“编题先后，复不依经次”［1］(P2)，显得相当“混乱”，后人据此以为非玑原书。 更有甚者，毛晋《陆氏诗疏广要》（下文简称《广要》）依《诗经》篇目先后，重新排列《陆疏》条目，以应经次。但笔者看法却不同，认为这种次第“混乱”的形态，正可以反证其为本来面目：若如《四库提要》所言，该书纯为后人所辑，于理推之，必如毛晋那样，依据《诗经》篇目次第加以编排，而不至于如此“混乱”。至于陆玑为何不依经次来编排条目，其因已不可晓，或有其自身考虑，亦或如赵佑所说“疑本作者未成之书”［1］(P2)。

从今存《陆疏》与《毛诗正义》等后代典籍引文比较看，有些条目不见于后代典籍，如“肃肃鸨羽”条、“卷发如虿”条，未见有征引者。 既无征引，则可知此条非后人辑佚所得，当为原本所有。 又有引文较《陆疏》简略疏阔者，如“采采卷耳”条［4］(P444)，《陆疏》曰：

卷耳，一名枲耳，一名胡枲，一名苓耳。 叶青白色，似胡荽。 白华细茎，蔓生，可煮为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正如妇人耳中珰。今或谓之耳珰草，郑康成谓是白胡荽，幽州人呼为爵耳。

此条《毛诗正义》《尔雅·释草疏》《证类本草》引文皆自“叶青白色”始，且缺少“今或谓之耳珰草”及“郑康成谓是白胡荽”二句。又如“有蒲与荷”条，《陆疏》原文共158 字，而《毛诗正义》引文只有58 字；《尔雅·释草》邢昺疏引文更少，唯26 字。 其内容详略判然可见。类此者尚多，不赘列。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因为后人在征引它文时，喜截取部分内容以为己用，这样就导致引文的不全。 现存本《陆疏》 很多内容既然比后代典籍引文更详实完整，则可推测这部分内容应是其本来形貌， 而非辑佚所得。丁晏所谓“诸书所引仍以此疏为详，……故知其为原本也”［4］(P441)，正是据此而言的。

现存本《陆疏》保存有原貌最有力的证据是其附文所载“四家诗”源流授受谱系。与《经典释文》引徐整之说相比，《陆疏》 之文 “至为赅洽”“综贯无遗”， 其中不少承传者是前书所未曾言及的， 可以说，汉代“四家诗”授受关系的梳理，至陆玑始清晰完备。 后人谈及“四家诗”之源流关系时，亦多以此书为准的，如唐代徐坚《初学记》卷二十一《文部》载《毛诗》授受，悉同此著［6］(P498)。《陆疏》之价值，由此可见一斑。如此详细赅备之文，定为原本所有，非后人辑佚所能得。 丁晏便以此为其“原书说”的有力证据。

如前文所述，现存本《陆疏》中应保留相当部分的原貌。然事实又不尽如此。考《陆疏》内容，其中又有不少条目内容或失之太简，或舛乱抵牾，当是后人辑补所造成； 又有显然从后代典籍中辑入者，故又可知其非纯为原书也。

失之太简者如“邛有旨鷊”条：“鷊，五色作绶文，故曰绶草。 ”［4］(P446)此条与《陈风·防有鹊巢》《孔疏》所引全同。 依照上说《陆疏》释例，此条显然太简，未能说出鷊草特性；且“故曰绶草”四字无所系，“鷊”下当脱“绶草”二字。 当是《陆疏》本条已佚，后人从《孔疏》中辑出。 类此者尚有不少，如“白茅包之”条、“浸彼苞蓍”条、“凤凰于飞”条、“卷发如虿”条、“采荼薪樗”条等，皆是。

舛乱抵牾者如“菉竹漪漪”条［4］(P444)：

有草似竹， 高五六尺， 淇水侧人谓之菉竹也。菉、竹，一草名，其茎叶似竹，青绿色，高数尺，今淇澳傍生此，人谓此为绿竹。 淇、澳，二水名。

“菉竹猗猗”一语出自《卫风·淇奥》。 《释文》引前三句，《孔疏》引“菉、竹，一草名”以下七句。 考此条文字，内容较混乱。先言“有草似竹”，又言“菉竹，一草名”云云，颇为繁复；前言“高五六尺”“淇水侧人谓之菉竹”，后又言“高数尺”“人谓之绿竹”，语意重沓纷乱；释“菉竹”又不出“菉竹”之名，不合《陆疏》体例。盖此条为后人从《释文》《孔疏》中辑出，拼凑而成。而德明、颖达所参之本或又不同，辑录者又不加详考，遂致纷乱牴牾。

又有明显从后代典籍中辑入者。如“蔽芾其樗”条曰：“山樗与下田樗略无异，叶似差狭耳。 吴人以其叶为茗。 ”［4］(P448-449)此条释“樗”之文非常突兀，且相当模糊。 考《唐风·山有枢》《孔疏》引《陆疏》释“枢”之文可知，此条正是截割彼文而来。 或本条原文散佚，后人以此补入。 又如“浸彼苞蓍”条、“邛有旨鷊”条皆失之太简，当非原文，而是从《释文》及《孔疏》中辑录而来。

另外，从后代典籍引文看，今本《陆疏》逸脱者尚多，或字脱句失，或整条散佚，如《楚辞·招魂》“大苦醎酸”洪兴祖补注引《陆疏》曰：“苓，大苦，可為乾菜。 ”［7］（P207）此文诸本均未收，亦不见于《孔疏》《尔雅疏》。 另外，赵佑、丁晏校本多有辑补，不一一例举。综上可知，今本《陆疏》之内容既保存了一定原貌，又有后人的辑录，是原本和辑佚的复合体。

二、《陆疏》之大致创作时间推定

关于《陆疏》的创作时间，后人无有谈及者。 盖因材料阙如，已不可详知，甚至陆玑是何时人，后人亦有不同说法。 《隋书·经籍志》言“乌程令吴郡陆玑”［8］(P917)，《经典释文·叙录》说他“字元恪，吴郡人。吴太子中庶子、乌程令。”［9］(P33)嗣后，马端临《文献通考》、朱彝尊《经义考》并载之，定为吴时人。 然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陆疏》中引用了晋人郭璞的《尔雅注》，据此认为其书出于郭璞之后。而毛晋《广要》跋文竟以陆玑为唐时人。

陈、毛二人之说不可信，《四库提要》、赵佑、今人夏维英等已详加辨析，陆玑为三国时人已为学界普遍接受， 则其主要生活年限不出东汉建安（196年）至吴国灭亡（280 年）这段时间，可以断定。 是书之完成当也当在此时段内。 那么，能否找到一些线索，把上面时间跨度缩短一些呢？ 惜《三国志》及裴注竟无一语提及陆玑及其著作。笔者研读《陆疏》内容时，发现两条地名材料，或有助于该著大致创作时间的推定。

“梓椅梧桐”条曰：“白桐宜琴瑟，今云南、牂牁人绩以为布。 ”［4］(P447)这里的“云南”“牂牁”皆郡名。《四库全书提要》 据《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唐书·地理志》相关记载，认为“云南”在汉代为“一邑之名”， 唐高祖武德四年，“始升为大郡”，“玑在三国，即已云南配牂牁，似乎诸家传写，又有所窜乱，非尽原文。 ”［3］(P34)余嘉锡先生对此进行了辨驳，认为“云南之郡，实起于三国时”［3］(P34-35)。 余先生之说有力，令人信服。 据余先生所引《三国志·蜀志》《华阳国志》等材料，可知云南郡始建于刘禅建兴三年（225 年）。 《陆疏》既言“今云南”，则可推知该著完成时间当在此年之后。

另一条材料或有助于缩短时间跨度。 “其下维榖”条曰：“谷，幽州人谓之榖桑，或曰楮桑，荆、扬、交、广谓之榖，中州人谓之楮。”［4］(P448)“荆、扬、交、广”为四州名。 据《三国志·吴志·吴主传》载，初置广州事在孙权黄武五年（公元226 年），曰：“是岁，分交州置广州。俄复旧。”［10］(P1133)又《吴志·贺全吕周钟离传》载，“（吕）岱表分海南三郡为交州……海东四郡为广州，岱自爲刺史。……于是除广州，复为交州如故”［10］(P1385)。上二文所载为同一事情。可知，孙权时曾分交州四郡而置广州，但时间很短，因乱旋除。则《陆疏》所言“广州”当不指此。又，《吴志·三嗣主传》载孙休永安七年（264 年）“复分交州置广州”［10］(P1162)，《宋书·州郡志四》亦言“广州刺史，吴孙休永安七年分交州立。”［11］(P1189)，则广州至此正式建立。《陆疏》中既言及“广州”，可推知该著应完成于“广州”建立之后，也即264 年以后的十多年间。文献不足，只能据一鳞半爪的线索略作推论，至于该著的具体创作时间，或只有待新材料的发现了。

三、“首条显志”的编次特点

今存《陆疏》分上下卷。上卷疏解草、木两类；下卷疏解鸟兽鱼虫四类，末附四家诗授受源流。 虽然各部分内容轻重有别，下卷中“鱼类”又排在“虫类”之前，与书名不符，但总体结构安排还是比较明晰的。然具体条目顺序排列又颇为混乱，缺乏条理性，以致后人有“编次先后，不依经次”之讥。上文已说，这种“混乱”的编次特点，应是《陆疏》的原貌，非后人辑佚造成，如果强行依据《诗经》对其条目重新排列，虽然条理清晰了，却不利于其原貌的保存，故这种工作是不可取的。

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在条目安排中一个被后人忽略的有趣现象，即每大类的首条，或是作者的有意安排，包含着作者的特定思想。 兹列草木鸟兽虫五类首条题目于下，并结合相关文献，对其中名物的文化内涵加以简述。 为节省篇幅，《陆疏》原文内容从略。

草类首条：“方秉蕳兮”。蕳即兰草，菊科类多年生草本植物， 也是我国古代著名之香草，《左传》说它“有国香”［12］(P673)，孔子言其“为王者香”（《陆疏》此条引）， 皆突出了它在香草中的地位。 因兰香气清幽，可辟邪，祀神中又常以之为藉，故被赋予了深刻的人文内涵，成了高洁品行的象征物，例见《楚辞》颇多。又，刘向《说苑·杂言》引孔子之语曰：“与善人居，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其香。 ”［13］(P434)焦赣《易林·萃之同人》曰：“南山芝兰，君子所有。 ”［14］(P446)可见，在古人眼中，兰草成了善人、君子的象征物。

木类首条：“梓椅梧桐”。 梓、椅、梧桐，皆木名。《孟子·告子》：“今有场师，舍其梧槚，养其樲枣，则为贱场师焉。 ”［15］(P312)赵歧注：“梧，桐。 槚，梓。 皆木名。樲枣，小枣，所谓酸枣也。”［15］(P312)孙奭疏：“梧，桐也。槚，山楸也。樲枣，小酸枣也。梧、槚可以为琴瑟材，是良木。小酸枣，无用之材也，是贱木也。此所以喻养体不养其贵者，而养其贱者也。 ”［15］(P313)《说文·木部》：“檹”引贾逵曰：“檹，即椅也，可作琴。 ”［16］(P264)可见，梓、椅、梧桐皆良木，既可用于建筑、器具，还是制作琴瑟之材。 《陆疏》亦言“白桐宜琴瑟”。 长沙马王堆3 号墓出土的琴， 板面和底板便是用桐木、梓木制作［17］(P443)。如所周知，琴瑟是古代君子必备的雅乐器，至有“君子无故，不彻琴瑟”之说。 嵇康《琴赋》亦言：“众器之中，琴德最优。”［18］(P84)可见，琴是最能展现君子之德的乐器。

鸟类首条：“凤凰于飞。 ”凤凰是古代传说中神鸟，汉人所谓的“五灵”之一；雄曰凤，雌曰凰，羽毛五彩，声如箫乐，“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4］(P451)。在古人眼中，凤凰是瑞鸟，君主有德、天下清明则现，故孔子因乱世而叹“凤鸟不至”。 《大雅·卷阿》《毛传》曰：“凤凰，灵鸟仁瑞也。 ”［19］(P1133)《白虎通·封禅》说：“凤凰者，禽之长也。上有明王，太平乃来，居广都之野。 ”［20］(P288)汉代典籍频频记载某地出现凤凰，汉代壁画及汉镜中常绘制或雕刻凤凰，其因正在此。

兽类首条：“麟之趾”。 麒麟是著名的仁兽、瑞兽，汉代壁画中常被表现为独角之鹿。 《陆疏》言其“不履生虫，不践生草，不群居，不侣行，不如陷阱，不罹罗网， 王者至仁则出”［4］(P453)。 古人常以麟喻君子。 《召南·麟之趾》《郑笺》：“兴者， 喻今公子亦信厚，与礼相应，有似于麟。”［19］(P60)《史记·孔子世家》载鲁哀公西狩获麟， 孔子联及自身而叹息，《索隐》于此引何休曰：“麟者，太平之兽，圣人之类也。”［21］(P1942)又是祥瑞的象征。 《孔丛子·记问》引孔子之言：“天子布德，将致太平，则麟凤龟龙先为之祥。 ”［22］(P97)汉武帝元狩元年因获麟而改年号，亦基于这种观念。

虫类首条“螽斯羽”。 螽斯是蝗类昆虫，但在时人眼中，也具有吉祥内涵。 《周南·螽斯》：“螽斯羽，诜诜兮。 宜尔子孙，振振兮。 ”［19］(P43-44)诜诜，众多也。据《郑笺》及《孔疏》，此以螽斯喻后妃之子孙众多。而子孙众多又是家族兴旺的标志， 是以《汉书·叙传》美石奋曰“宜尔子孙，夭夭伸伸”［23］(P4251)。 汉代的璧、镜上常刻有“宜子孙”铭文②，取意正在此。

由上述可知，除鱼类外，其它五类的首条所列均是富有美、善意涵之物。我们认为，这种现象并非巧合，当是作者的刻意安排，其中寄寓着作者对儒家伦理道德的崇尚。这也与陆玑“高德”之儒的身份相符。当然，这种“首条显志”的编次安排，非作者首创，应是受到了汉人“开篇显志”的著作观念影响。汉人著作，重视开篇，如《史记》“列传”以伯夷叔齐开篇、“八书”以礼开篇，《淮南子》以《原道训》开篇、《说苑》以《君道》开篇，《列女传》以《母仪》开篇等，其中都包含着作者特定思想。 更值一提的是，《诗经》每部分开篇，也被汉人赋予了浓厚的政治伦理内涵。关于此，彼时有“四始”之说，即《关雎》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 在汉人眼中，孔子之所以把这四首诗放在首篇，是因为它们包含着纲常人伦之大道。 正如钱穆先生分析说：“盖《清庙》《文王》，所以明天人之际， 定君臣之分也；《小雅·鹿鸣》， 所以通上下之情，而《风》之《关雎》，则所以正闺房之内，立人道之大伦也。 周公之所以治天下，其道可谓毕具于此矣。 ”［24］(P171)作为儒家的《诗》学人物，陆玑不可能不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 那么，《陆疏》“首条显志”的编次安排，可谓其来有自了。

四、《陆疏》创作缘由探析

《陆疏》是一本奇书，此前未有如此著作者。 虽然该著只是对《诗经》中部分名物作了解释，甚至有的解释也不完全正确，但对后代影响仍巨大。 可以说，纯粹的名物学是由《陆疏》开启的［25］(P15)。

那么，陆玑为什么会创作出这样一部前无古人的作品呢？ 对此，郝桂敏先生曾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见《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有关问题研究》［26］。郝先生之说虽有理，却未能尽言。笔者认为，一部作品的产生， 总离不开内因和外因的叠加影响。《陆疏》产生原因，也当从这两个方面来分析。具体来说，主要有下面三点。

1.孔子“多识”之语的启发。 孔子认为，学《诗》可以“兴观群怨”，且能“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27］(P689)此语不仅说出了《诗》的功用，也为后人的研究指出了方向。汉人解《诗》，多围绕“兴观群怨”而展开，而“多识”方面的研究，则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虽然《尔雅》可以让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但该书是专为解经服务的，非为“多识”而著，其内容又不全依《诗经》。而陆玑之著，从其命名及内容特点看，显然是在孔子之语的启发下，专为“多识”而创作。 然孔子的话，只是强调学《诗》可以助人多识草木之名号，而《陆疏》却广泛涉及物性的诸多方面，已经属于博物学的范畴了。 所以，笔者认为，孔子的话对《陆疏》创作只是起到了启发的作用，或者说远因，而非直接原因。

2.“博物多识”的现实需要。 如果说孔子“多识”之语是《陆疏》产生的远因，而“博物多识”的现实需要则是它产生的近因。 这又可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汉代以来“博物多识”之风的影响。“博物多识”是古代士人在学识方面的追求目标，也是人物品评的重要标准。 东汉以后，士大夫追求“博物”之风尤盛，其例见诸史书者颇多。如杜林“博洽多闻”，郑兴“好古博物”，贾逵“博物多识”，伏无忌“博物多识”，胡广“博物洽闻”，曹曪“博物识古”，王璨“博物多识”，陆绩“博学多识”，等等。 以上事例均见《后汉书》《三国志》本传。 那么，作为一名士大夫，陆玑当然会受到这种时代风尚的影响。二是陆玑曾任太子中庶子，太子中庶子“职如侍中”。 《后汉书·百官志三》刘昭注引蔡质《汉仪》曰：“侍中、常伯，选旧儒高德，博学渊懿。 ”［28］（P3593）可见，太子中庶子之官必须“高德”“博学”者方能胜任。所以，不管时代风尚，还是官职特点，都要求陆玑应具有“博物多识”的本领。 所谓“博物多识”，从稍后相关博物学著作如嵇含《南方草木状》、崔豹《古今注》、张华《博物志》等来看，对草木鸟兽等自然物的认识，是其主要方面。而《诗经》又是富含此类名物最多的古代经典③，因此，欲达到此目的，通过对《诗经》中的草木鸟兽等名物进行研究，无疑是一条重要途径。

3.实践经验的总结。 然事实情况又不尽如此。考查《陆疏》对名物的解释，既罗列其称谓、物性特点、生长规律，分布地域，还特别关注它们的经济用途。例如，对于那些可食用之物，大都指出它们的味道、食用方法，甚至食用效果。 如“集于苞杞”条言“茎叶及子服之轻身益气”［4］(P443),“蒹葭苍苍” 条言“牛食之令牛肥强”［4］(P443)，“蔹蔓于野”条言“煮以哺牛，除热”［4］(P446)，等等。对于材木，大都会讲到木理和用途，如“柞棫拔矣”条曰：“柞……其材理全白，无赤心者曰桵。 直理亦破，可为犊车轴，又可为矛戟铩。 ”［4］(P447)显然，这些知识不光来自纸上，更来自于实践生活。 陆玑之所以有如此丰富的实用知识，应得益于他为官乌程令。 汉代以来，在儒家思想影响下，民本思想兴盛，地方官治民以“富民”为首要任务，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也。 而“富民”的措施包括教民种植、蓄积、纺织等。《汉书·货殖列传》说，官吏应“辩其土地川泽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种树畜养； 五谷六畜及至鱼鳖鸟兽雚蒲材干器械之资，所以养生送终之具，靡不皆育。 ”［23］(P3679)此语对当时地方官的职责作了详细的描述，汉代良吏治民也大都如此。 如宣帝时龚遂为渤海太守，“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秋冬课收敛，益蓄果实菱芡。”［23］(P3640)黄霸为颍川太守，“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 以赡鳏寡贫穷者。……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蓄养，去食谷马”［23］(P3629)。东汉南阳茨充“为桂阳，亦善其政，教民种殖桑柘麻纻之属，劝令养蚕织屦，民得利益焉”［28］(P2460)；樊晔“迁杨州牧，教民耕田种树理家之术”［28］(P2491)。 三国时亦然，如苏则“亲自教民耕种，其岁大丰收，由是归附者日多”［10］(P491)。 可见，凡涉及民众生活者，事无巨细，地方官“靡不皆育”。 那么，作为儒家士大夫，陆玑为政一方时，当然会谨守儒家为官之道，躬劝农桑，出入阡陌，教民辨别物宜、耕种蓄养，以集聚日用资产，达到“富民”的目的。若这种推测不错，则陆玑的为官经历，自然为他积累了丰富动植物学知识及日常生活经验，而这些，无疑又为他的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换句话说，这部内容丰富赅备的著作，很大部分是作者实践经验的总结。

当然，《陆疏》的创作，在内容、形式、方法等方面，肯定会参考、借鉴它作，如《尔雅》《神农本草》等，但这仅是参考，并不是促使他创作的原因。这里还需辨明一个问题，即《陆疏》是否为解经而作。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笔者遍查其内容，没有发现有联系诗文解说者；且如果专为解《诗》而作，大可不必对物性作如此详细的解说，更不必引用众多与诗意了不相关的民俗、民谚，故该著的创作目的应与解《诗》关系不大。 也就是说，解《诗》不是触发作者创作的原因，《诗经》只是他从事“多识”创作的依据。当然从客观上说，该著对于理解《诗经》有帮助，这是另一方面的问题。

注 释：

①《陆疏》的现存本较多，大抵以毛晋本、丁晏本、赵佑本为佳。 三本所录内容同多异少，故以“现存本”统称之。

②如江苏扬州老虎敦和山东青州马家冢出土的玉璧、 浙江博物馆藏东汉连弧纹镜均刻此文。见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314、422 页。

③据孙作云先生统计，《诗经》中有植物143 种，内含草类85种、木类58 种；动物109 种，内含鸟类35 种、兽类26 种、虫类33 种、 鱼类15 种。 草木鸟兽虫鱼总的数量至少在250 种以上。 见孙作云《诗经中的动植物》，出自《孙作云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