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与多元：隋唐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全新发展

冯 敏

(宁夏师范学院 政治与历史学院，宁夏 固原 756099)

一、差序格局是农耕与游牧民族交流融合的历史背景

隋唐时期国家实力与中华文化影响所及的地域范围形成了新的世界秩序，这一时期中华世界秩序的构建与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族群的互动和交融有很大关联。不同的生产环境和地域条件、自然环境的差异等，是造成农牧生产、生活及文化差异的客观原因，也因此造成了双方之间必须建立持久而又相对稳定的联系。相对于追求与汉地中原王朝对等地位的政治诉求的弹性，游牧人在经济方面对汉地资源的需求则更具刚性的特质。[1]尤其是在隋唐时期，游牧民族对汉地的物质需求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而胡化的隋唐统治集团也与这些北方游牧民族族群有着比以往时代更紧密的关联。

华夏族团与夷狄族团，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在隋唐时期也并非一帆风顺的和平相处，而是在经历了强烈的争夺、战争等的军事碰撞冲突，其间的力量消长变化也在唐代前期终于实现了唐王朝主导地位的确立。由之也可以给游牧集团向华夏文化的靠拢形成非常有益的文化背景。这充分证明了一个历史事实——农耕民族与游牧集团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形成史是由疆域内各民族集团共同创造的，并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2]农牧双方之间的交融是中华民族的发展动力，决定性地影响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进程和格局。

唐太宗以其博大胸怀和中原唐家天子的威严，被西域各国及北方民族尊为“天可汗”，这标志着中华大一统观念成为新的时代主流意识，并不断构建农牧交融的中华民族新格局。为此，唐王朝以朝贡体系促进农牧交流的发展，并用册封体系密切中原与四夷的政治联系。纷繁芜杂的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和实践证明，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等各种民族集团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

二、中原与边疆之间关系的空前密切

隋唐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较之以往有很大的变化，最主要的就是边疆地区的空前扩大及唐朝控制地区的不断拓宽。持久的军事战争之后，唐王朝的控制范围超过了之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也因此边疆与中原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一些地方民族政权通过与中央王朝的“和亲”促进了“兄弟之约”“甥舅之好”，是民族大融合的推动力，它促进了地域之间的经济大交流，也促进了文化的大整合，并促进了中华多元一体体系向更深广发展。[3]

中原与游牧民族之间关系的密切进一步拓展了隋唐时期的疆域观念，也成就了更加阔大的文化胸怀。[4]唐朝的价值观、习惯行为及民族政策等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草原影响。直到唐太宗统治结束为止，他一直统治着中原与草原，并成为被双方都接受的统治者，并通过在北方边地任用突厥人戍守，在中原与唐朝边疆之间的蒙古、西域及东北地区构建了一片巨大的缓冲地带，亦即通过任用突厥人为唐朝行政体系中的一部分。突厥人可以保持其部落结构的文化和生活习惯，他们中的将领由于其优秀军事能力而成为唐朝贵族中的一分子。边疆部落在这些组织中擅长军事，而汉人则是主要成员。这跟传统王朝时期相比，在逻辑上是一大进步。[5]

贸易在农牧民族交融中具有重要作用。以回纥为例，草原帝国回纥受到了经济贸易的很大影响。粟特人以经商闻名，并在中原建立了商贸社团。粟特人和其他外来商人们千方百计将自己与强大的游牧帝国联系在一起。游牧民的贸易优势迫使中原开市，并通过互市获得了中原的丝织品。[6]丝织品贸易也是将突厥帝国维系起来的主要纽带，如东突厥人从中原获得丝织品，而西突厥人则将之卖到波斯和拜占庭。外来商人们也扮成草原使团进行个人贸易。这些商人还是所获取的丝织品以及在西方交易获得其他商品的买主。游牧民还控制了连接波斯世界与中原的大部分地区，长途的商队贸易，建立了与草原部落的良好关系。大家都将贸易视作一项极为重要的资源。[7]

三、大一统王朝开放的民族观念

隋唐时期随着帝国疆域、交通及军事的发展，境内各种族群的交融进入到一个非常繁忙的时期。特别是受到隋唐盛世的强烈感召，诸多西域民族政权都派出使者来到中原，统治者实现了“万国来朝”的世界帝国“华夷一体”的梦想。秉持“仁风和万国”宏大目标的隋唐王朝对各国使臣及商人们给予了最热情的欢迎，并以高度自信的开阔胸怀，接纳他们，为他们安排食宿及一切便利条件，由此很大一部人决定长期待在中原内地，甚至吸纳他们为中央政权服务，在各级军队、侍从、工业、商业和艺术部门任职，充分发挥其传统技艺，为中华所用。

(一)华夷一体的全新民族观念

隋唐统治者在“华夷”关系的认知上有很大进步，随着陆路“丝绸之路”的进一步开拓，将“华夷”秩序的范围推进到了中亚及南亚等地[8]，大大拓宽了中华文化的覆盖面。“华夷一体”的民族观念与隋唐统治者的族源有密切的关系。隋唐两朝，都是从鲜卑族建立的西魏、北周一脉相承而来的。两朝皇帝身上都流淌着鲜卑族的血液，也因此他们在思想观念上很少有对少数民族的偏见。而是都能用开放的视野来看待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不再固守“华夷之辩”的传统，而是打破局限，形成了“华夷一体”的民族意识，也因此推行了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隋唐时期成为民族关系最好的时期之一。例如隋文帝在对待少数民族的问题上，秉持“华夷一体”的民族观念的开放态度。他宣称自己“受命于天”，能够抚育四海之民，希望所有的民众都能以仁义之礼相处。[9]

隋唐时期“天下一统”局面的实现，并不是指将一切少数民族生活的地区统统纳入中原王朝直接统治的版图。它更多地是一种观念上的进步，是将曾经被认为禽兽的“蛮夷戎狄”当作“人”来认识。隋唐统治阶层认为华夏族与“蛮夷戎狄”的区别，不是血缘的不同，而是文化的差异。[10]如唐太宗就认为：“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因此，这一时期华夏与夷狄的界限模糊了，华夷之辨、华夷之防的传统观念淡漠了，“天可汗”“一家天下”“华夷如一”的观念逐渐成为社会主流认知，这一新观念决定性地影响了国家的政治结构与文化构成及其特色，决定性地影响了国家的边疆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历史体系与中华疆域界限的形成，并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进一步发展。[11]

(二)和服蛮夷的民族政策。

整个隋唐时期的对外民族策略一般都主张修文德以附远。统治阶层“天下一统”观念已经将“蛮夷戎狄”包容其中。如公元626年，太宗刚刚通过“玄武门之变”登上帝位后不久，益州大都督窦轨奏称獠人反叛，请求朝廷发兵镇压。唐太宗驳斥，獠人居住于深山老林之中，有时迫于生计抢掠。地方官员只要能以恩信安抚，自然就会归服，不能使用武力对付。唐太宗深明大义，对辖境内少数族群及内地百姓一样关爱，也因此获得了境内外民族对他特别爱戴和尊重。随着大唐国力的日益强盛和在周边政权中政治影响的空前加强，出现了“四夷宾服”的外交新景象，唐太宗本人也被各族尊称为“天可汗”。唐太宗最自豪的治国经验之一即“能服戎、狄”。他能视中华与夷狄如同一家，所以夷狄也能依附他，视他如父母一般。贞观盛世的造就，与唐太宗对华夷“独爱之如一”，开明的华夷观念是密不可分的。

唐代前期的君臣们持“中国既安，远人自服”的民族怀柔政策，而不一味依靠武力。唐代并不修筑长城，以隔开农牧民族之间的距离，而是在战争之外，主要采用册封、羁縻府州、和亲等方式来感化、教化等温和的方式处理与四方民族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发展互市、通商、“和亲”、会盟等，更促进了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发展。与其密切交往的民族和政权大大超越了以往的范围，如贞观十五年(641年)，遣文成公主远嫁吐蕃松赞干布，开创汉藏和亲之首例。唐朝“和亲”有强烈的“以德怀远”的色彩，统治者认为这样可以宣扬华夏文化，昭示皇帝威德，怀柔远方异族。“和亲”、会盟等交流与交往活动，是以民族之间的友好交往为落脚点的，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多元血缘的交融，有利于多民族的一体化。[12]

(三)儒家文化与礼仪制度的跨民族吸引力

隋唐时期民族融合新局面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中央王朝采取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另一方面也与少数民族仰慕华夏文化密切相关。其中儒家文化的高度发展及其魅力也有很大的跨民族影响，儒家文化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儒家贯穿着一条“和合”的观念，[13]在此基础上，儒家确立了大一统的现实政治与文化追求，以实现建立“天下一家”“天下为公”的宏伟目标。因此，儒家文化从来不是闭塞排外的，而是一个开放并不断创新的文化体系，它对域外文明也是积极吸收和借鉴的，尤其是在隋唐时期，当时思想领域儒释道三家并立，儒家思想也在不断开拓和发展。

礼被视为中华文化和华夏民族的象征，礼仪是中华文化区别于异域文化的标志，它构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传统。礼的形成和发展，与华夏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共同的历程，也与儒家思想及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礼涵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无论是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还是器物文化都打上了礼的烙印，它将整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制度规范和精神心态融为一体，从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根本特征。[14]文质、儒雅、自信的儒家思想文化及仪态万方的华夏礼仪文明吸引了少数民族政权纷纷遣使大唐，学习儒家经典和中华礼仪，唐朝也少有狭隘的血统与种族的阻滞，而是向四面八方的拜访者和仰慕者积极赐予和分享这些被外来民族非常追捧的文化软实力。如日本、西域地区等都多次派人来学习交流，关于这个问题前人多有研究，此不赘述。

(四)胡汉共融的局面扩大了中华文化及价值体系的域外传播

隋唐时期胡汉之间的交流交往十分频繁，双方互相需要、互相学习，积极交流，形成了胡汉共融的局面。中原人民创造的光辉灿烂的物质文化极大地吸引了少数民族，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以便得到他们自己不能生产的种种生产、生活资料、各种精美的丝绸、生活器物等。如突厥所发动的连绵不断的掠夺战争，都是为了满足这一愿望。他们极力模仿、学习中原的生活方式诸如衣食住行、礼仪制度等，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尽快融入汉地中华文化之中。另，天竺使者来朝，自陈蕃夷以袍服冠带为贵宠，唐朝皇帝命人赐给他锦袍等物品。在与遥远地区及民族的交流交往中，中华民族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极大地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也非常有效地帮助异域民族了解和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这种具体直接的物质接触，如丝绸、漆器、玉器等的大量外传，事实上扮演了传播中华文化内核的重要作用。因为在等级森严，通过器物使用彰显和区分高低贵贱、尊卑长幼的思想在这些向外传播的器物及其象征性的文化符号得到了很好的传播。

四、隋唐时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征与表现

隋唐时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并与先秦、秦汉及魏晋以来的历史时期相比，呈现出崭新的时代特征。

(一)经济文化交流的高度繁荣

隋唐时期西北地区沿“丝绸之路”展开的民族间的贸易,是整个经济贸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西之间物质、文化往来交流的桥梁。同时唐代也是异域民族华化发展非常关键的时期，唐代的华夏民族之间以华化文化为核心的认同，很大程度上是以丝路贸易为基础实现的。

隋唐时期的各民族相依互补的经济文化联系十分密切，中国的东、西、南、北周边地带分别是山林大海、高山、戈壁、草原,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一方面阻隔了与域外的交通,另一方面又有利于域内各地区及民族之间的密切交往。因此,各民族之间很早就形成了经济文化上的互补互济和相互依赖的关系，这种经济文化的天然联系在整个隋唐时期都不曾中断过。特别是北方地区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在经济上互补性很强,历史上这两类民族的交往、冲突最多,经济交流也最频繁,这种经济文化上的交流高度繁荣。[15]涉及到丝绸、漆器等各种器物，粮食、茶叶、水果、蔬菜等日常必需品，甚至书法、音乐、舞蹈、绘画等艺术形式及艺术品等。

(二)以中华民族为种族

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不论是血缘上还是经济文化上都与周边其他民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时期的汉文化是开放、包容的，胡化与汉化并行的态势进一步发展。因为文化和制度及物质精神层面的优越性，无论有多少不同的域外民族与文化的融入和渗透，但是毫无疑问，多种民族和文化都表现出对中华民族的强烈向往，比如他们都愿意与大唐王朝结亲，希望成为大唐的女婿，从而产生亲属与血缘上的中华民族特征。

隋唐时期的统治者在许多政策上均有种夷夏一体的宏大气魄。即以任官而言，有唐一代，大量的少数民族都在朝廷任职。唐太宗贞观年间，在军队中任中郎将的突厥人有五百人之多。有不少人都是手握大权的重臣、大将、封疆大吏。[16]其中唐朝少数民族出身的宰相就多达数十人。至于中央各部与地方节度使这样的重要官员，如突厥人史大奈任右武卫将军、阿史那杜尔任左饶卫大将军，李光弼、哥舒翰和仆固怀恩等唐代著名的节度使，都是出身少数民族。也吸收了一部分外国人进入官员队伍之中，如日本人阿倍仲麻吕、新罗人金文蔚、波斯人李元谅等，由此可见大唐政治的开放度。而这些各族出身的精英人物甘心情愿地为大唐朝廷效力，表明了他们对中华种族的深刻认同。

(三)以中华文化为文化

隋唐时期，东亚各族所创造的文化中，唯以华夏文化最先进。而且，文化——这一人类智慧的结晶，具有极强的渗透性和吸引力。它总是从先进地区向落后地区渗透，吸引落后民族向先进民族学习。

首先，中原人民创造的光辉灿烂的物质文化极大地吸引了周边民族。甚至远在西南边地的南诏国，建筑风格也与中原无异。唐代洱海地区“城池郭邑，皆如汉制。” 隋唐王朝创造了先进的制度文化。如均田制、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等，也成为各地民族学习的对象。东北地区的渤海国，仿照唐朝中央政府的三省六部制、地方政权的京府州县行政建制、官吏的勋爵制度等，创制了自己的行政制度。高昌国的官吏设置也模仿唐王朝的行政体制。[17]可见华夏文化的强大辐射力。

隋唐时期的少数民族学习华夏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派遣大批青年子弟到中原地区读书。吐蕃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成婚之后，派遣贵族子弟到长安太学求学，他们虔诚地学习华夏文化。渤海国王也多次派遣生员到京师入太学，学习华夏制度。他们还派使者至京，请示抄写唐礼及《三国志》《晋书》《十六国春秋》等书籍，还在都城设立图书馆，专门搜集中原文化典籍。[18]隋唐时期频繁的中外文化交流使得异域文化源源不断地输入，为中国文化的发展输入了新鲜的血液，恢宏壮观的盛唐文化的形成正得益于中外文化交流。随着东亚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它的持续扩散使得华夏文明更是泽被远西。“唐人”“唐家”等以“唐”字命名与中国有关的事物的词汇至今仍在海外流行，显示了唐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不可磨灭的踪迹。

(四)胡汉融合的新高度

隋唐时期疆域更加辽阔,胡汉融合得以在更广大的空间进行。隋唐经济、军事实力强大,这使胡汉融合在大一统政权的领导下进行。因此,隋唐的胡汉融合进步明显，胡化与汉化并行的态势进一步发展，胡人深得中原王朝的信任和重用，甚至用胡人将领守卫京师、宫禁，乃至带兵出征等，这些举措都极大地推动了胡人融入中原民族之中。多民族之间交融混杂的局面，也促使民族融合的发展速度加快。在“安史之乱”之前,大融合进行的异常顺利。胡人进入内地后,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生产和生活。在长期定居生活的过程中，通过社会习惯、文化礼俗的互相学习和模仿，逐渐融于汉族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一员。胡人原本是游牧民族,以游牧为主,居无定所，但内迁之后则安居下来,而且由游牧生计方式逐渐转入农耕生活,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之文化习俗与社会心理也开始向汉地社会靠拢。当然这种变化不都是直线的,有时或有许多反复甚至曲折,造成一种复杂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五)唐代民族格局中的“多元化”特征突出

由于国家实力的强盛，特别是军事影响扩大到整个中亚地区，从而在唐代前期能保障“丝绸之路”的有效畅通，再加上唐帝国的文化自信和开放宽容，当时东来贩易的异域胡人数量特别庞大，其中民族构成极其复杂，包括了波斯人、大食人、昭武九姓人、吐火罗人等。这些高目深鼻，眼睛有各种颜色的外来人种，主要以高加索人种居多，他们最终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丰富了中华民族的血液和文化，扩大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组成部分，成为隋唐时期多元一体民族格局中最有特点的“多元化”特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六)唐代民族格局中的“一体化”

隋唐时期民族之间的血液交融与文化认同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尽管有北方游牧民族和西域各族群及外来民族大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但是其融合的核心是以汉族为主体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这些进入中原及内地的游牧或胡人族群，或积极自愿，或被迫适应，时间上有先后之分，程度上有深浅之别，但总体上都是认同中华民族这个主体的，这就是唐代民族格局中的“一体化”。这个核心和主体是非常关键的，它是引领导向的核心价值系统，指引了多元民族共融的方向，保障了中华文明的有序传承和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