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生成逻辑和价值旨归

岑露晶，黄银英

(广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0)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战略构想，厘清这一思想的生成逻辑和价值旨归，是正确理解和把握其内涵的基础和前提，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论内涵的深化、理论自觉、自信的增强、理论认同的提升、理论要求的践行，以及推动构建人类信息安全、经济稳定、文化多样、生态文明等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广泛而深远。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生成逻辑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时代和实践的产物，其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生成逻辑和客观规律。从实践基础上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现了人类社会渴望和平、共同发展的美好夙愿；从思想源泉上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一以贯之、创新发展的理论特点；从文化渊源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蕴含着薪火相传、与时俱进的文化特质。

(一)实践基础

1.世界之问的深刻回答

(1)人类的共同愿景。近百年来，人类的进步与发展中，历经了血腥的战争和动乱。不同时期，人类诉求有着不同的时代特点，但纵观人类百年发展史，其共同愿望就是和平与发展。和平发展是全世界人民的夙愿，体现了全世界人民的整体利益，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热切期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和平与发展、同饮一江水的最好诠释，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情有所应、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2)人类的共同挑战。全球化、信息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它普遍联系了世界文化和文明，社会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全球化发展使世界各国逐渐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利益整体，各国的发展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荣辱与共、利益攸关。但在全球化发展、信息化向前的时代背景下，人类面临的挑战层出不穷，问题日益增多。孤立主义与保护主义祭起大旗，经济万流入海却有国家退居孤岛，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势头不散，移民冲突、宗教斗争、气候变化、传染疾病等潜在威胁仍旧存在。世界多极化发展的复杂形势和此起彼伏的全球性问题呼唤着世界各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中国实践的丰富经验

(1)求同存异的外交实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中国与世界扩大合作交流“朋友圈”的基本原则，体现了在共建“友谊树”时坚持求同存异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其倡导在社会制度不同的情况下，各国互相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使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就走向了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兴起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一批新独立国家广泛接受，随后逐步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新的时代，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仍将始终不渝的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国际关系朝着更加和谐稳定、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2)改革开放的先进经验。从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伊始，改革就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人民逐渐富足，国家日益强盛，每个中国人都真切地感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复兴的航程上树立了决心和信心。改革开放使中国开始拥抱世界，从贸易出发，最终扩展到中国社会的每个领域。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向世界释放了巨大的潜力，也因此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世界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与世界的深度交融、深层互动，书写了共同发展进步的时代传奇。一个国家独自先行也许走得很快，但与周边国家一起前进，才能走得更远，放眼亚洲乃至世界，全世界是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刻启示。中国现代史、中日关系史专家村田忠禧认为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会成为世界版的“改革开放”。

(二)思想来源

1.从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定位

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发展史进行了追溯和预测，指出人类社会社会形态的更迭发展先是经历了受地理、生理等先天条件限制的“自然共同体”再到披着资本面纱实行统治的“虚幻共同体”，最后是实现自由发展的“真正共同体”。马克思认为，在生产力发展落后和分工不发达的社会条件下，为了获得生存和繁衍，人们按照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集结成了形式简单的“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在这种共同体为主导的发展阶段上，共同体内部成员的利益趋同于整个共同体成员的利益。因为在此类共同体中，人身依附性较强，个体脱离共同体难以继续生存，正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曾提及的“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一个较大的整体”。[1](P68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快速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敲开了世界交往的大门，也敲碎了以往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基础的自然共同体形式，随着分工的扩大、市场的扩展、劳动的异化，人类社会逐渐过渡为以共同物质利益为基础的“虚幻共同体”形式，“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2](P212)当前，资产者的统治力量依旧存在，“虚幻共同体”的弊端时而显现，但世界生产力奔腾不息，“真正共同体”的发展势不可挡，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是人类历史由“虚幻共同体”过渡到“真正共同体”的积极尝试。

2.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趋势

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看，生产力的发展进步是推动世界历史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也是促进共同体形态前进变化的重要因素。“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P168)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明：随着生产力接续发展，分工、交往的扩大，人类历史也相应地由民族、国家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同时，商品交换的发展使市场交易范围逐步由地域性扩大到世界性再到全球性，世界市场的开辟对交通运输、航海航空、商业贸易的迅速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商品流通和人际交往也将获到空前的发展。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言：“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P404)由此可见，人类社会历史由民族、国家交往的历史发展为世界交往的历史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各国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3]审时度势，顺势而为，习近平总书记在深谙生产力促进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强调要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和利益诉求，加强各国、各民族地区的联系和发展，实现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不可待，其遵循了人类由孤立的历史向联系的历史转变的时代特征，契合了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和实践逻辑。

3.从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目标

在马克思笔下，人存在于共同体中，先是由“自然共同体”的自然依附性存在发展为“虚幻共同体”的资本束缚性存在。在生产力继续向前，分工不断细化的历史长河中，人类终将回归人的本质，到达“真正共同体”的全面自由性存在。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科学预言了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的联合体中，人才真正占有其本质，成为一种自由的、全面的存在。同时，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指出：“代替……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P422)人类历史终将由未来的“真正的共同体”代替现有的“虚幻的共同体”。但共同体不能自发地从“虚幻共同体”转变为“真正共同体”，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备条件，另外，还要依靠人民群众这一世界历史主体的力量去推动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远大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充分展示了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为实现“真正共同体”创造良好的生产力条件；其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为世界政治、生态的发展提供新模式，为“虚幻共同体”过渡为“真正共同体”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文化渊源

1.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的世界观

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有一种“协和万邦”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开放包容理想，对内倡导团结，对外追求和谐。尽管中华文明存在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不同哲学流派，但和合精神一直占据着中国古老智慧的文化主流。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是儒家的和合思想，最为重视国家与国家之间和睦相处，友好往来，即：“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另外，儒家还主张“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同时，中国古代协和万邦的国际秩序观亦揭示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谐关系。《尚书·虞书·尧典》中提出“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美好愿景，强调对内关心爱护子民，体恤天下苍生，促进人民和睦相处，对外提倡友待各方，诸国人民融洽相处、友好往来。中华传统文化中饱含的天下一家、万邦咸宁的朴素的世界情怀和天下追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厚的思想文化根源。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讲时指出：“和平发展思想是中华文化的内在基因，讲信修睦、协和万邦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内涵。”以古观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在尊重各国自主权利的基础上，协调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消除疑虑和隔阂，让世界各国都能够相互尊重、相互合作、共同发展，就是实现协和万邦愿景的生动实践。

2.天下大同，美美与共的文明观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始终传承和弘扬包容、平等、多彩的坚定理念，和而不同、兼收并蓄、平等交流等理念，早已成为中国人民对外交往、文明交流的基本原则，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宝库，也是中华文明软实力的重要来源。西周末年王朝太史伯阳父揭示了“和实生物”的道理，强调“务和去同”，指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得出了只有多种事物和谐有序地协调配合，才能促使新事物的产生，同一事物的普遍存在或者简单增减是不具有生命力的，无法得到持续性的创新和发展。孟子也指出“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五色不同，交织而成章，五音各异，交响而成乐。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所隐含的“和而不同”思想，允许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差异性，以扩大思想共识，增进各方理解，化解矛盾冲突为出发点，致力于世界人民的发展前途和利益。

3.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宇宙观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点，蕴含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国传统哲学一向追求“天人合一”，重视人类与自然界的有机联系与协调。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等的天人观较为全面、合理、突出地诠释了“天人合一”思想。譬如荀子以理性的眼光审视自然与社会的关系，认为天和人在本体论上是合二为一的，提出了著名的“天人之分”理论，其不仅强调自然界及其规律的客观性，同时还看到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明于天地之分”“制天命而用之”等充分说明要在顺应自然的前提下，选取自然界中可以被人类所利用的物质和规律为人类提供服务的天人合一的代表性观点。道家代表人物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处的“道”指的是自然的“天道”，天道在老子的著作中更多地被认为是万物丛生的基本规律，也即人类在开展生产活动时应遵循的自然法则。人作为自然界即天地万物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应当师法自然。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典型的“天人合一”论。庄子在老子的基础上做出了进一步的总结和概括，其“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观点更突出体现了天、地、人三者之间共生共荣、同进同退；万物生灵与人类之间合二为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所有一切总体上都呈现出以人为立足点，强调在人能动的基础上达成与天合一的共同特征，都蕴含着将人类社会秩序和宇宙发展秩序相融合、天与人均衡有序发展的要求，表达了自然与人类融为一体、和谐合一、共生共荣的美好祈盼。中国古代先贤的智慧与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的共同安全和共同富裕的思想是内在一致的，是中华文明古老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价值旨归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深厚的理论基础、积极的实践价值和广泛的世界意义。

(一)时代意义：把握脉搏、引领方向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4]科技发展的高速时代，人们对世界的认识逐渐深入，但国际环境中不稳定、不确定的潜在因素有增无减；生产方式变革、生产力倍速提升，经济全球化却出现逆流现象；公共医疗卫生制度、设施不断完善，新冠肺炎影响泛化至全球……人类发展将进入全面变革、局部动荡时期。针对时代发展大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展现了宽厚的世界情怀，将中国人民福祉与世界各国人民福祉联系在一起，体现了全人类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种共同的价值理念和追求。其恰逢其时地回答了在大变革调整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下，世界如何发展，人类向何处去，人类如何在这个世界更好地发展和建设等问题，凸显了中国作为世界舞台上重要一员的时代担当。同时，它始终围绕时代亟需解决的核心问题，紧扣时代脉搏，关注人类社会如何走出时代困境、突破发展瓶颈的时代诉求，是在“各扫门前雪”还是“共建百花园”的历史转折点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的新观点、新要求、新举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世界性质和人类未来发展走向作出的正确判断。自提出以来，其积极引领人类文明进步，凝聚世界共识，规划行动路径，在全球治理领域中展现大国风采，使人类命运共同体释放更多的正面效应，开启共赢主义时代。

(二)理论意义：承袭经典、开拓塑新

一方面，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承袭了马、恩的经典思想和中华传统的优秀思想。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描绘了人类历史发展脉络的宏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时代发展特殊阶段的微观；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立足于世界历史由孤立到联系的观测点，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由中国到他国、由点到面的落脚点。马、恩的共同体思想、世界历史思想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生生不息的思想源泉，其代表性观点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极大的启发。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吸收了优秀的中华文明成果，如“天人合一”“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等思想，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有积极借鉴。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接续发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益探索。虽然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行了合理的预测，描绘了发展的蓝图，但其并没有对共同体由“虚幻”形式过渡为“真正”形式提供详细的行动规划和具体的操作方案，理想共同体的建构方式和道路仍需我们主动探索。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建立了思想模型、明确了发展目标，还“自身作则”通过“一带一路”、精准扶贫等具体举措，一步一个脚印地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其作为指向全球治理的新理念新思想，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时代性理论自觉的生动展现。同时，成长于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蕴含着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文明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等，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升华，为全球治理注入特色的中华民族基因，烙上鲜明的中国风格。总而言之，其增添了中华文明的智慧财富，也丰富了共产主义的理论宝库。

(三)实践意义：制定路线、提供方法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源起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参与世界交往的伟大实践，同时中国也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重要原则，以自身实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着中国共产党期盼世界各国多元文明和谐共生的价值追求，更表达了能够到达此般理想境界的现实的实践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和平与发展目标的践行和延拓，作为全球经济的积极参与者，中国政府在2013年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从周边国家到世界，为沿线各国各地区带来了福音，与经济伙伴国共享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红利，推动了沿线各国经济的发展，为世界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打下夯实的基础；作为多极化进程的重要推动者，中国尊重并支持世界各国文化的平等交流与发展，2019年中国与亚洲各国“北京共识”的达成，为中国与亚洲乃至世界各国文明成果的经典传承和创新发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亚洲乃至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互鉴增添了精神动力；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动倡行者，中国在2015年巴黎举办的气候变化大会上承诺2030年左右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2016年中美率先批准《巴黎协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更是中国践行绿色发展、推动构筑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的庄重宣言；作为世界公共卫生健康安全的坚定捍卫者，中国坚持把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放在首位，公开透明发布疫情数据，积极回应境内外关切，共同携手抗击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的人类斗争等。

(四)世界意义：揭示规律、交流互鉴

在如何处理国际关系、维护国际秩序的问题上，现实主义、建构主义、自由主义等都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和看法，但都偏向于指出国与国间因利益、权力、治理结构、治理方式存在的问题，极少关于世界和平稳定、持续发展思想的有益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其在遵循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论逻辑、世界历史前进发展的实践逻辑的基础上回应了全球“乱象”治理的现实需要，而且进一步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作为一种规律性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用世界性眼光来观视人类社会的前途与命运，为展示中国胸襟、中国方略增添了世界性色彩，它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源于中国又走向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模式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5]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迥异于一直以来的一家独大、国强必霸的战争、殖民掠夺、势力范围划分等传统的血腥形式，提倡用平等对话、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矛盾和争端，破解了“修昔底德陷阱”，为全球化各国交流、交往提供新范式，为人类共谋合作发展开拓新道路，创新发展了全球治理观和国际秩序观。

三、结语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饱含对新时代“乱象”治理的思考量度，又体现了对新时期国家治理的经验总结，还蕴含着哲学维度的理论内涵，更吸纳了中国传统智慧的文化精华。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拐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必能经受住时间的淬炼和现实的考验，成为世界各国携手合作的强烈共识，成为世界各国共谋发展的必备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