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山淡影》中的伦理结构与伦理价值

覃秀良

(南宁学院，广西 南宁 530200)

《远山淡影》是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创作的探讨战后创伤、展现战争恶果的作品，展现了战争对人类肉体和精神的摧残，以及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对其人物的伦理选择背后的深刻道德启示的挖掘，对于探索这部作品的伦理价值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石黑一雄与《远山淡影》

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oro)与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和V.S.奈保尔(V.S.Naipaul)并称“移民三雄”。他的第一部小说《远山淡影》于1982年出版，获得英国皇家学会文学奖的威尼佛雷德·霍尔特比奖；1989年其作品《长日将尽》获得布克奖；2017年石黑一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石黑一雄虽未亲历战争，却深受战争影响，他说：“我们并没有经历过战争年代，但至少我们是由那些经历过并深受战争影响过的父母抚养长大的。现在，我作为一个故事的公共讲述者，是否承载着一个我迄今为止还没有意识到的责任？这责任是否就是尽我所能，将这些记忆和教训从我们父母一代传递给我们自己的后代？”[1]石黑一雄秉持自觉的社会责任意识，执笔书写关于战争和战后的记忆，以忧郁的文笔描述战争导致人性异化、践踏人类文明的后果，警示人们珍爱和平、远离战争。

《远山淡影》是一部战后记忆小说。故事的主人公悦子独居英国乡下，小女儿妮基的探访勾起她对日本的回忆。过于沉痛的战争记忆，使得悦子无法直述，即以佐知子和万里子的身份选择性地讲述了她和女儿景子在日本的部分往事。“悦子为了淡化自己曾经固执移民而间接导致景子自尽的愧疚，为自己精心建构了一个完全独立于自己又与自己密不可分的佐知子形象，并用万里子的形象替代了已逝去的景子。”[2]留在日本意味着记忆与创伤无时无处不在，这种精神焦虑对于悦子来说是致命的，所以她全然不顾世俗舆论和女儿的抵触，选择移民开始新生活。尽管她的移民计划一波三折，但最终还是成功逃离日本获得解脱。然而，女儿景子不适应异国环境而自尽。回忆以及女儿的逝去让悦子重新审视当初的移民决定，尽管不愿意承认，但她知道她对景子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反思过后，她试着坦然接受过去，开始理解妮基的选择，缓和了与妮基的紧张关系。

关于《远山淡影》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多从记忆与创伤叙事、空间与权力建构、后殖民主义和生态主义批评等视角对其进行解读，鲜有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解读的研究，特别是以伦理线与伦理结为切入点的研究成果。而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将会给读者提供一个新的解读视角，拓展作品的研究广度与深度。

二、《远山淡影》的伦理结构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任务就是通过对文学文本的解读发现伦理线上伦理结的形成过程，或者对已经形成的伦理结构进行解构。”[3]每个文学作品有一条或数条伦理线，每条伦理线上有一个或数个伦理结，线、结交错构成作品的伦理结构。伦理线是故事发展的主线，当人物遭遇伦理障碍，陷入伦理困境，经历两难选择时，伦理结因此形成。可见，伦理选择是伦理结形成的关键因素之一，伦理选择及其结果是对人物进行道德评价的重要依据，是引发读者思考、获得道德启示的原动力。但伦理选择不是道德评价的唯一依据，客观的道德评价还需要回归伦理环境，回到当时的伦理现场，才能从中发掘正确的道德启示。

(一)《远山淡影》的伦理线

在《远山淡影》中，“逃离”是一条非常清晰且重要的伦理线。首先，悦子借用佐知子的身份讲述日本记忆就是一种逃离。叙述中，佐知子与悦子的身份时而分离时而重合，故事时而聚焦日本时而转辗英国，情节时而省略时而连续时而跳跃。这种碎片式的叙述策略也是一种逃离，这是对战后创伤的逃离，也是对客观历史和自我过去的逃离。其次，悦子为逃离对景子自尽的愧疚感而拒绝谈论景子；佐知子为逃离伤痛和困境而疏于对万里子的照顾；二郎与松田重夫为逃离战后的挫败感而开始审视与质疑日本传统教育的价值，接受美式民主思想；绪方对日本传统教育理念的偏执是对助战罪责的逃离；悦子与和夫对战后生活的消极态度是对重建希望的自我需求的逃离；景子自尽和妮基离开是对家庭禁锢身心的逃离。在“逃离”这条线上，人们或是逃离创伤、或是逃离责任、或是逃离束缚。他们被困在某个伦理结上难以抉择，他们的伦理选择及其结果影响了自己或他人的命运，同时也给予了读者许多思考。

(二)《远山淡影》的伦理结

解析伦理结的形成过程是理解人物的重要手段，而基于客观伦理环境解析人物的伦理选择有助于呈现多面的人物形象和多元的道德评价维度。因此，有必要结合伦理环境与伦理选择分析伦理结的形成。“逃离”这条伦理线上有一股相互张弛的力量，汇聚并促成三个伦理结。

第一个伦理结：决绝与屈从

在“逃离”伦理线上，逃日赴美的决绝与屈从构成最复杂难解的一个伦理结。佐知子为逃离日本而不顾后果，女儿万里子顽抗又不得不屈从，母女之间的决绝与屈从相互较量，层层升级，最终酿成悲剧，伦理结因此形成。

佐知子为尽快离开日本，不顾社会舆论，忽视为母之责，无视女儿的心灵创伤和移民意愿，前后三次全力赴美，决绝的态度和后果的严重性逐次升级。第一次准备赴美，佐知子不惜与表姐安子争吵，致使万里子负气出逃，恰好目睹了“那个女人”淹死婴儿的一幕，从此留下了心理阴影。第二次准备赴美，万里子以上吊的极端方式反抗，佐知子对此却毫无愧疚，坚信“那里更适合孩子的成长。在那里她的机会更多，在美国女人的生活要好得多”。[4](P52)第三次赴美即将成行，女儿的抵触使佐知子长期筑起的精神防线崩塌而兽性失控，亲手淹死了女儿爱宠小猫，彻底浇灭了其留日的希望。佐知子三次决绝的逃离让万里子先后经历了目睹死亡、尝试死亡和再次目睹且无法阻挡死亡。从此，死亡成为她心中一种精神解脱暗示。最后，佐知子成功移民，女儿却因无法适应新生活而选择死亡。从伦理选择的结果看，佐知子是一个极具道德缺陷的人物。她对伯父一家的慷慨接纳、悦子的关心和面店的工作机会没有感激和感恩。她不惧社会舆论，不顾女儿的意愿，决意选择借助美国大兵佛兰克移民美国。如此，佐知子似乎是一个自私自利、不知检点的女人，是一个毫无责任心的母亲。但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角度看，这样理解和评价过于平面，对佐知子人物形象解析和道德评价应当回到历史的伦理环境，在当时的伦理现场中看待她的伦理选择，客观评价她的道德品质，进而呈现一个贴近客观现实的战后母亲形象。

回归伦理环境，战前的“日本妇女以丈夫为天，服从丈夫，操持家务，可以说在整个家族中就充当着奴仆的身份，在社会中处于无权的地位”。[5]战后，美式民主化改革在日本全面实施。民主改革彻底改变了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但“‘男主外、女主内’已成了日本社会分工的基本模式。在人们的潜意识里仍然认为家庭主妇是妇女的‘终身职业’，侍候丈夫、照顾男子是他们的本分和美德，即使是双职工家庭，也必须由妇女承担全部或者绝大部分家务”。[3]依附和服从成为了习惯，又因战争惨烈，改革急促，日本妇女在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并不具备独立谋生的意愿和能力，出于求生本能，她们迫切找寻走出痛苦的捷径。对佐知子来说，逃离日本就是一个捷径，所以，她无力顾及社会世俗和舆论，只能选择佛兰克，选择自欺欺人来应对众人的谴责，维护生存的自尊和气度；她选择拒绝伯父挽留的好意，离开东京；选择放下骄傲的自尊，接受卑微的面店工作。然而，记忆的折磨、经济的窘困、佛兰克的失信和万里子的抵触，让她无能为力却又不甘于毁灭。层层阻碍加剧了她求生和逃离的迫切，濒临崩溃，怎会有多余的精力去感激与感恩？关于为母失职，“出于生命的生存本能，悦子陷于生存本能和母亲伦理身份的选择困境中”。[6]选择离开日本则无法顾及女儿，选择留日则无法承受精神压力而会抑郁而终。两难之中，佐知子选择为生存而逃离，因为“对经历过原子弹爆炸后的地狱般生活的悦子来说，逃离这个地方对她来说远远比承担母亲伦理身份的责任重要”。[6]佐知子的选择看似不符合伦理道德，但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她的选择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女儿。她一直强调，“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女儿的幸福。这是我优先考虑的。我毕竟是个母亲”。[4](P108)佐知子为自己争取生存的勇气，为女儿创造新生活的机会，竭尽所能，不畏成为人们眼中沾满风尘的失职母亲。悦子“深深地知道她选择的是什么，放弃的是什么。但是精神几近崩溃的她没有力量去选择做一个好母亲”，[5]而因此承担的愧疚与不安是常人难以承受的。如此看来，虽然佐知子的选择确实有违背道德伦理之处，但那似乎也是当时能给她和女儿生存希望的唯一选择，即使社会不宽容、女儿不理解，依然奋力为女儿开辟一条可能通向美好生活的道路，确实也有“为母则刚”“为人母则为之计深远”的伟大之处。

第二个伦理结：偏执与理性

偏执与理性是“逃离”伦理线上的第二个伦理结，主要体现在佐知子与悦子对待万里子以及绪方与松田重夫、二郎对待美式民主的不同态度上。首先，佐知子偏执于逃离伤痛而无暇顾及万里子。她不关心万里子受伤的原因，不重视“那个女人”带给万里子的心理阴影，不在乎万里子对移民的抗拒，不理解小猫对万里子的重要性。相反，悦子理性、温柔、体贴，耐心倾听万里子的零星倾诉，理解小猫是孤独与恐惧时唯一的温暖陪伴，安抚她对移民美国的抗拒情绪，体会她的孤独、抗拒、焦虑与失望。显然，佐知子的偏执和悦子的理性将“不称职与完美的母亲形象”分别投射在两人身上，偏执与理性相互张弛和牵扯，促成了伦理结。

其次，战败及战后灾难给日本青年带来前所未有的沮丧与迷茫。他们试图通过理性接受美式民主参与改革与重建，逃离战后的挫败感。在民主改革的浪潮下，进步青年开始从自身去反思日本为何遭受如此悲惨的结局，他们将原因归咎于日本的传统教育。松田重夫因此发表了一篇极具思想冲击的文章，强烈谴责日本传统教育体制是导致战争灾难的隐形推力，批判日本传统教育观念的宣传和践行者，认为他们对战后灾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绪方认为美式民主扭曲了孩子们的价值观。“纪律，忠诚，从前是这些东西把日本人团结在一起。也许听起来不太真实，可确实是这样的。人们都有一种责任感。对自己的家庭，对上级，对国家。可是现在人们不再讲这些了，而是讲什么民主。当一个人想自私自利时，想丢掉责任时，就说民主。”[4](P79)他为自己的教育事业而自豪，坚信日本传统教育是最伟大的民族教育。“多年来，我们有一套自己精心建立并热爱的体系。”[4](P79)当引以为豪的事业成就被学生否定时，心中的焦虑与不解刻骨铭心。“我们献身教育，确保优良传统传承下去，确保孩子们形成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4](P80)因此，他急切地想要证实自己，并督促学生更正错误。然而，他的学生松田重夫与二郎并不认同，而是坚持认为“老师交给日本的孩子们可怕的东西。他们学到的是最具破坏力的谎言。最糟糕的是老师教他们不能看、不能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会卷入有史以来最可怕的灾难”。[4](P188)他们将战争原因归咎于老师与教育。按照日本家长制传统观念，松田重夫与二郎不尊师长的言行是不可接受的。

至于佐知子是否“不称职”，要返回到当时的伦理环境重新审视其伦理选择，才能客观评价。原子弹轰炸后，大量美军进驻日本，参与日本战后民主改革。当时百业待兴、物资匮乏，生存十分艰难，很多女性走上出卖身体养家糊口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佐知子知道离开日本是活着的唯一出路。虽然佐知子的选择违背伦理道德，但从出发点看，这是她自救和救女儿的权宜之计。因此，不能简单的把佐知子认定为自私、不负责任的母亲，她也是为自己和女儿努力求生的顽强母亲，是立体多面的善恶综合体。同样，松田重夫与二郎也深陷两难的选择，最终理性战胜了偏执，松田重夫与二郎是敢于打破旧传统，敢于面对现实、承认过错的日本新青年，是国家和世界的和平力量。

第三个伦理结：停滞与前行

背负着沉重的过去，面对未知的未来，战后的人们或是消极停滞，或是积极前行。停滞与前行的力量相互揉拧，形成了第三个伦理结。悦子与和夫停滞在失去心上人的悲痛中，藤原太太则选择忍痛前行；景子停滞在歇斯底里的抗争中，而妮基则向自由的新生活前行。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逃离精神苦痛。

不管是在痛苦中停滞，还是背负伤痛继续前行，从当时的伦理环境来看，每个人的伦理选择都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对于悦子与和夫来说，至爱已逝，叫伊人又如何前行往生？因此，停滞悲伤之中，一时难以重新振作也是可以理解的。儿子和夫成为藤原太太唯一的慰藉。她本可以依靠儿子维持生活，但儿子的一蹶不振却让她毫无办法，她反而成为儿子的唯一希望。藤原太太为了儿子而放低身姿，选择坚强和乐观，艰苦创业，用实际行动默默地鼓励儿子重新振作。我们不能责备和夫的懦弱与不孝，因为战争让人失去了太多，但我们可以颂扬藤原太太强大的承受能力和令人敬佩的坚韧品格。另一方面，英国并不像悦子想的那样适合孩子生活。景子无法融入新生活，且给妮基和爸爸带来了情感伤害。当家庭和环境成为束缚时，景子拒绝与外部世界和解，停滞在对现在怨愤和对过去的留恋中；同样受困于家庭环境的妮基选择挑战独立生活，积极前行。不管停滞还是前行，人们都心力交瘁，停滞让人陷入绝望，前行又必须忍痛负重，两者交错延时了人们逃离的精神煎熬。为求得自我解脱，景子选择死亡，妮基选择离开。总之，当受生活所困时，尊重内心意愿、无伤他利的自我选择是值得尊重的。

三、《远山淡影》中的伦理价值

(一)战争之恶

从古至今，人类是战争最大的牺牲品，尤其是妇女和儿童。如《远山淡影》中悦子和景子、佐知子和万里子、藤原太太、还有“那个女人”和她的孩子。习惯了主管家庭的妇女不得不为了生存、为了孩子奋力求生，失去了精神支柱又不得不强撑着成为孩子的支柱。这种刚毅中散发出来的女性力量是坚韧而无穷的。从她们身上，我们看到战争造成的恶劣影响不会随着战争结束而结束，而是纠缠人们一生，让人无法安宁。可见，战争是践踏文明、泯灭人性、破坏力极大的恶举，对人类有着长久而深远的消极影响，和平是人类长期追求的发展方向，以和平方式处理争端才是维护人类利益最明智的方式。所以，要珍爱和平、远离战争、共同守护人类以及人类文明。

(二)理性之需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人是人性与兽性的结合体。人性使人具备了伦理意识，即分辨善恶的理性意识和能力。兽性是人的动物本能，体现在人的自由意识之上。“文学作品中，理性意识与自由意识相互交锋，当理性意志被自由意志控制时，会形成伦理冲突，人物将面临两难的伦理选择，从而陷入伦理困境。那么，当作品展现人物在伦理困境中如何利用理性力量控制自由意志，使人物逐渐转变成一个有道德的人时，或描述人物在被自由意志支配下的严重行为后果时，会带给读者思考和启迪，如此，作品实现了惩恶扬善或训诫的教诲功能。”[3]《远山淡影》中，叙述者的身份随着理性意志与自由意志的交锋而转换。当理性意志主导时，叙述者的身份是悦子，她温柔、体贴、敬老爱幼、乐于助人。当被自由意志控制时，叙述者身份转换成佐知子，她孤傲、残忍、自私、冷漠。作品中，每一次丧失理性，包括婴儿溺亡、猫儿遇害和女儿自尽，其后果都是令人痛惜而不可逆的。这告诫人们：“在伦理选择中，人需要通过理性约束动物本性，强化人的道德性，同时对动物性保持警觉，将其管控在伦理允许的范围之内。”[7](P75)在极端时刻，应该回归理性，避免违背伦理道德的选择。

(三)选择之重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伦理选择就是选择如何做人，如何选择做一个有道德的人。”[8]在伦理困境中如何选择将最终决定命运发展的方向，一旦选择，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和后果。景子的悲剧是战争造成的，更确切地说，是悦子的每一个选择叠加的结果。因为无法直面战后伤痛，她选择逃离日本，选择佛兰克，选择拒绝伯父好意，选择残害女儿爱宠，选择漠视女儿的意愿。最后，所有选择汇聚成一股力量，把景子推向死亡。显然，悦子一开始并没有勇气直面自己有失伦理的选择及其后果，因而备受精神折磨，直到理性回归，正视过失，才求得解脱，并逐渐释缓了与小女儿的关系。他们的选择告诉我们，人的一生有着无数次选择，应当慎重对待每一个选择，它们是决定命运发展的方向与结果。所以，选择应当慎重，理性的选择符合伦理道德，利于向好发展。

(四)女性之韧

战前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其价值主要体现在管理家庭和充当生育工具上。然而，女性的力量与价值远远不止于此，日本女性是战后日本国家重建的一支强大力量。在《远山淡影》中，还未从战争的痛苦中走出来的藤原太太不得不顶着几乎失去了所有至亲和继续生活的精神压力经营着面馆；佐知子隐忍着社会舆论和为母失职的内疚，拼命寻求带女儿奔向新生活的机会。从悦子、佐知子、藤原太太身上，我们看到了女性身上极强的抗压能力，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吃苦耐劳的正气精神，有了这些精神品质，女性可以像男性一样出色地胜任某些社会工作。另外，女性是一股不可低估的政治和平力量。经历战争和战后重建生活的痛苦，女性对和平的要求以及反战的宣传力量是不可忽视的。可见，女性是半边天，是社会安定的半边天，是世界和平的半边天，她们在社会和平、民主、和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在逆境中坚韧的人格榜样。因此，敢于发现和肯定自我价值是现代女性应有的自信，社会应当尊重女性的价值存在和发展权益。

四、结语

在《远山淡影》中，人们在“逃离”伦理线上竭尽全力地“逃”，但仍然“离”不了。为摆脱困境，选择是艰难且必须的，当选择违背伦理道德时，人物的行为与意愿相斥，产生摩擦与焦虑，便形成伦理结。两难的伦理选择赋予人物多面立体的形象，进而对人物的道德评价更具历史客观性。另外，不同的伦理选择造就了人物不同的命运走向，有的破茧重生，有的窒息而亡，有的生而抑郁。人物选择的结果与命运走向引导我们去思考关于战争、理性、人生选择与女性精神和力量，是作品中丰富伦理价值的体现。因此，解构作品的伦理结构是深度理解作品、充分挖掘伦理价值、引发道德启示、实现教诲功能的重要且有效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