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与清代金石学的完成

□ 王汝虎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赞许“金石学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学”，他将清代金石学分为三派：一是以顾炎武、钱大昕为代表，重以金石材料为考证经史之用；一是以翁方纲、黄易为一派，以鉴藏为重心；三是以包世臣为一派，专讲书势的美术研究①。以此三种学术趋向为标准，在晚清民初的金石学学者中，梁启超特别推崇叶昌炽，以为其《语石》可谓集清代金石研究诸派之长。然除此之外，晚清时期王昶的《金石萃编》、罗振玉的《齐鲁封泥集存》、缪荃孙的《艺风堂藏金石文字目》《金石分地编目》、徐珂的《清稗类钞·鉴藏类》等，均可堪称为清代金石学成一科学的典型代表。而在此时期，号为“中国大儒”的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其金石学成就因其诗文成就之大、声名之盛，往往为治书法史和金石学史者所忽视。

近许全胜《沈曾植书信集》（中华书局，2021年）的整理出版，使我们可以窥见此晚清大儒的私人生活和社会交往诸种细节，与作者前所出版的《沈曾植年谱长篇》（中华书局，2007年）相参照，读者可全面了解这位被域外推许为“中国完人”的晚清士人，特别是其晚年（1911-1922）在上海的遗老派生活样态，可谓是晚清民初此类士人群体生活、心态和言论的一种典型呈现。而刘丛主编的《沈曾植题海日楼藏碑帖集》（浙江摄影出版社，2021年），更是将浙江省博物馆所藏沈曾植所题跋的碑帖精品39种②，以高清图版的形式出版，借此可详观沈氏所藏经装帧成册、镌勒精美的碑帖原件，更为珍贵的是，其所载沈曾植所书诸多题跋、批点，清雅生动，与碑帖相映成趣，堪为晚清书法的典范。此图册中的许多批点和题跋，并不见于早前出版的《寐叟题跋》③，以及钱仲联系统整理的《沈曾植集注》、《海日楼文集》和《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之中。而这些书学题跋和批点，实集中呈现了沈氏晚年寄居上海时对历代碑帖的悉心考证、反复鉴赏的研习过程，进而构成了自己独特的书法观念体系。要之，无论从题跋书写之传统性、鉴藏水准之独见性、碑帖审美之通融性上，沈曾植的碑帖题跋更可谓是清代金石学研究在逻辑和精神上的一种完成。

沈曾植藏《昭仁寺碑》（拓本，局部）

沈曾植藏《高湛墓志》（拓本，局部）

一、以金石证史

如梁启超所言，在清中前期，以顾炎武、钱大昕为代表的学者，其对金石碑刻的研究主要是为“正经史之讹而补其阙”④，亦即史学上的价值。如陈寅恪在《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序》中所言：“自昔长于金石之学者，必为深研经史之人，非通经无以释金文，非治史无以证石刻。群经诸史，乃古史资料多数之所汇集。”⑤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和钱大昕的《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是为此种金石证史的典范。

降及清末的沈曾植，此种治史范式集中体现在其出色的历史地理研究上。王国维在1919年3月所作的《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曾高度推崇沈曾植的学术贡献和历史地位，即是强调其之于整个有清学术的集大成意义。在此著名的序文中，王国维以为清代三百年学术可分为国初之学、乾嘉之学和道咸之学三变，其中顾炎武开创了国初经世之学，戴震、钱大昕开创了乾嘉之学。进而，王国维言：

世之言学者，辄怅怅无所归，顾莫不推嘉兴沈先生，以为亭林、东原、竹汀者俦也。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已降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⑥

王国维对沈曾植学问的称许，实是对清代学术一种客观而又含复杂历史情绪的彰显。沈曾植中年在京为官，以治历史舆地而在同辈士人中特出，据王蘧常《沈寐叟年谱》记，沈曾植40岁时（1889）“兼充总理各国事物衙门俄国股章京”：

初公即通西北舆地有声。日本那珂博士常因文道希学士介就公问，公以中原音切蒙古文之音，授博士，博士录写而去。嗣后又旁及四裔舆地之学，自西伯利亚内外蒙古伊犁新疆以讫西藏西域并南洋贸通沿革，遂及四国事。世界大势，莫不洞然于胸中。先后有《蛮书》《黑鞑志》《元朝秘史》《长春真人西游记》《蒙古源流》各笺注。⑦

二、独特的鉴藏眼光

沈曾植藏《刁遵墓志》“彝”字未泐本（乾隆拓本，局部）

三、书法审美观念的统合

梁启超以为包世臣专讲书势，可谓是清代金石学中美术学研究趋向的代表。所谓美术学研究，实是包含清代文人对书法审美的体验与理论的凝结。钱仲联《沈曾植集校注》序言中，评沈曾植书画理论成就曰：

沈曾植藏《孔彪碑》（拓本，局部）

《高湛墓志》刻于东魏元象二年（539），按沈曾植的风格分类属天平以下时期，沈曾植以为此志“颇多圆转处，叙画平，近北碑，峻落反收，旧法稍漓矣”，既是说此志因其叙画平整，故不如正光以前北碑书写有古劲之意。

上述沈曾植之于北碑的综合性观念，的确可谓是清代碑学理论的一种集大成。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刁遵墓志》和《张猛龙碑》等的细致分析，沈曾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碑帖互证的通融观念，在“彝”字未泐本上，沈曾植与陶濬宣的题跋均引张廷济之论，以为“宋拓定武《兰亭》笔意与《刁遵志》绝相似”。在《张猛龙碑跋》中沈曾植以“《龙藏》近右军，《清颂》近大令”，在《敬史君碑跋》中则以“《刁志》近大王，《张碑》近小王”，即是以通变的思想将北碑经典与帖学经典作了一种融通和绾和。此种融通，在书学史意义上一方面是对清代独尊碑学的一种逻辑终结，在另一方面又暗含站在传统之外统合古代书法资源的现代性视野。

更为重要的，晚年沈曾植的金石学研究不只是补阙经史和鉴藏之用，更多地演化为一种心灵寄托之物，成为一种纯粹的艺术心灵境界的展开。如其1914年重装“旧拓未损本《圣教序》”时题诗曰：

在摩挲碑帖时，作为晚清遗老的沈曾植不禁有沧海桑田、“一念万年”之叹。沈曾植在此《圣教序》拓本册旁批曰：

同样在《三希堂法帖跋》中，沈曾植亦追忆曰：

而罗振玉在1913年10月1日致沈曾植的信中则言：

其欲完成《金石学叙录》以“综括旧学，启迪新知”。可见在沈曾植、罗振玉一代人身上，他们之于清代金石学的一种文化上的完成意识。

沈曾植藏《马鸣寺根法师碑》（拓本，局部）

注释：

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订，中华书局，2011年，第86页。

②浙江省博物馆所藏沈曾植碑帖图籍1100余种，其中“碑帖三百七十余件，有沈曾植亲笔题跋者七十余种”。刘丛《游龙舞风，豁然贯通——沈曾植书学浅谈》，见刘丛主编《沈曾植题海日楼藏碑帖集附册》，浙江摄影出版社，2021年，第1页。

③[清]沈曾植《沈曾植寐叟题跋》，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寐叟题跋》为沈曾植手迹的影印本，最早由商务印书馆1926年影印出版，为从沈曾植碑帖题跋中剪裁石印而来。戴家妙《〈寐叟题跋〉研究》，中国美术学院，2013年。

④[清]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序》：“傅青主问阎百诗曰：金石文字足以正经史之讹而补其阙，此学始于何代何人？”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第6册，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5页。

⑤陈寅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60页。

⑥王国维《王国维遗书》，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第584页。

⑦王蘧常《沈寐叟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第24页。

⑧国家图书馆藏《嘉兴沈乙庵先生和林三唐碑跋》，己未年（1919）钞本，王国维批校。此钞本由三篇唐碑跋，与《穆天子传书后》一文，合四文而为书。整理稿见《海日楼文集·卷三跋类》。

⑨袁英光《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7页。

⑩[清]沈曾植《海日楼文集》，广东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