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文/杨凤城

习近平提出的、学界与理论界积极响应的大历史观，虽然在一些思想因素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与国际历史学界的“大历史”视野、“总体历史”观念有某种关联和相似处，但是实际上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所言的大历史观，是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奋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的认识，其核心议题是党和国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政党和国家这一最重要的政治范畴，其灵魂和根本遵循是唯物史观所提供的立场和原则。从习近平的有关讲话看，大历史观就是强调从历史长程或长时段、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广覆盖、从人类文明进步与制度竞争的宽视野，去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某阶段的历史进程，要抓住历史发展变化的关键节点，重在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以史鉴今。大历史观对于进一步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具有重要指导和启发意义。

在中华文明长程中深化新中国历史研究

从大历史观看新中国的历史，首先需要将之置于近代180余年来的历史长时段中，看其对中华民族命运与中国历史发展带来的根本性转变，同时也要将之置于5000余年中华文明史的长程中，看其与中国自古以来历史的接续、延续，看到其在给中华民族带来翻天覆地的全方位变化的同时，也在不断光大中华文明，是继续发展，而非断裂和告别。

新中国成立的转折意义显而易见，但从大历史观出发，还需要加强新中国史与整个中国历史包括近代史的接续、延续研究。工业化的起步、现代政府架构的初创、现代教育的发展、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和爱国主义意识的培育、自由民主及个性解放等现代理念的生长均构成新中国继续前行的基础，对此既不能夸大，也不能无视。如许倬云曾分析民族主义在西方和中国导致的不同结果，即现代民族主义本源于西方，中国革命将西方的民族主义理念借来，以反抗西方殖民帝国主义，在此过程中，“中华民族”概念却得以萌生并迅速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由此来看新中国创造的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来看新中国单一制国家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构和行稳致远，就更有历史纵深性，因而更有说服力。

出于对近代中国屈辱历史的反思，人们在回顾历史之际，在肯定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的同时，往往将重点放在对中国历史中的保守、惰性因素的分析上。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革命者，往往警惕中国历史上的宗法制度、皇权专制、小农经济、儒家正统思想等对于人民解放和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阻碍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尽快摆脱落后的农业国状况，人们往往更强调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崭新制度的开天辟地意义。改革开放初期，当放眼世界、痛感中国落后于发达国家二三十年，因而打开国门对外开放，强调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的时候，人们感兴趣的是解析中国封建社会的所谓“超稳定”结构，甚至提出告别“黄土文明”，拥抱“蓝色文明”“海洋文明”的极端化主张。

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成功推进，学界政界、国际国内越来越公正地看待中国中古与近古时期一直处于世界发展前列的历史成就及其对人类的贡献，校正所谓“长期停滞不前”的笼统认识，越来越理性地看待中华传统文化对于现代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的人文价值，校正简单化地诸如传统与现代截然二分的认识和评价。新中国经历了70余年发展，历史走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也更有能力和信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新时代，我们要正确观察认识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就必须以“历史自信”审视中国历史与传统，这也是善用大历史观深化新中国史研究的意义所在。

党的百年奋斗，其主体部分是执政新中国的70余年，因此怎样把大历史观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题结合起来，深化新中国历史研究便成为重大课题。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那么新中国的历史主题是否也可以等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呢？或者由此得出一种既能体现新时代站位又能彰显新中国史特点的新界定？如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新中国的历史主题，那么，其历史主线如何理解和界定呢？在以往相关讨论中，社会主义的建立和发展是多数学者认同的历史主线，现在是否可以界定为：党团结带领人民建立、巩固和发展、创新社会主义，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这构成新中国的历史主线。

不管怎样界定新中国历史的主题主线，从民族复兴的主题和视角出发，深化新中国历史研究、构建历史新叙事，无疑成为新时代的新任务。习近平的相关论述以及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等重要文本，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民族复兴叙事的总体框架，新中国史研究需要及时跟进，建构民族复兴的新叙事，提炼民族复兴叙事的标识性概念，厘清民族复兴的阶段性演进，并进行方法论创新。

在历史长时段中深化对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研究

放宽历史视野，拉长历史时段，运用大历史观，结合民族复兴的历史主题，深化对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认识和评价，是新中国史研究者应有的新时代站位和学术敏感性。

如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节点，从民族复兴的大历史观出发，便不必拘泥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长短、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机问题，不能纠结于社会主义在中国是否早产的问题，而是应充分认识中国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对于民族复兴的决定性意义，进而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在特定时代发挥的特定作用做出公正评价。

再如，选择社会主义作为民族复兴之路仅是第一步，这条道路也充满曲折和失误。以“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为例，由大历史观之，“大跃进”蕴含着借助历史上成功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经验以探索更快的中国经济发展之路的努力，而“文革”在某种意义上则带有创造有别于苏联的全新社会主义的主观意图。从历史的中长时段看“文革”，它的一个作用是把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中的某些弊端以夸张的方式充分放大开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在深刻思考和总结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辟的。

由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长时段”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大历史”看改革开放对于社会主义的创新创造，我们能更准确和深刻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继承性与创新性，认识其作为一个制度体系的内在结构。改革开放最鲜明、最重要的创新是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共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的创新，标志着对以单一公有制、高度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是一种原则和结构意义上的创新创造。如果没有这一创新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将在很大程度上不复存在，改革开放带来的“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将无从谈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将难以造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接续奋斗的过程，同时是一个制度体系，没有改革开放前奠定的根本政治前提和进行的探索，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改革开放前奠定的党的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经过改革日益巩固完善，它们既有延续性、继承性，也是改革的对象和内容之一。与经济领域不同，上层建筑领域内的改革不是原则和结构意义上的变革，而是在基本架构内基本原则下的自我健全和完善，对于文化、教育、科技、社会、生态等领域的改革，其继承性与创新性，也应如是观。

运用大历史观，我们也能够更深刻地认识毛泽东、邓小平等领袖人物的历史贡献和独特的历史地位，特别是能够更清晰、更客观地认识和评价一些具有连续性但解决路径却判然有别的历史问题。如共同富裕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追求，但在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问题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两种战略安排。毛泽东非常看重公有制的基础性保障作用，单一公有制或公有制的绝对优势地位是制度红线，因此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央领导层提出“搞点私营的”、搞点“自由市场”做补充的设想往往难以实现，但单一公有制和指令性计划带来的平均主义、低效率以及其他问题又无法回避。邓小平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了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大战略”，这虽然带来了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等问题，但东部沿海地区的迅速发展，又带来了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突飞猛进的增长，反过来为利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保障。

在国际宽视野中深化新中国史研究

在人类文明进步和制度多样化演进的宽视野中看问题，是大历史观另一重要特点。中国共产党作为新中国的执政者，立足本国，放眼世界，在为民族谋复兴的同时，为人类谋大同，是其特质和鲜明追求。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便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党对时代潮流和世界发展趋势的研判。两次世界大战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弊端，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殖民体系，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呈现蓬勃生机，这些都是重要的时代背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背景需要进一步研究，同时更应把中国的道路选择同战后新独立国家的诸种道路选择及其后果进行比较，尤其是与人口、国土面积、发达程度相近的国家进行比较，这种比较应该放在30年、50年、7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段内才更有意义，应该是既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分领域比较也有全方位的综合比较才更有意义，应该是既衡量阶段性进展又评估长期结果的比较才更有意义，应该在比较的基础上分析成就与问题背后的制度建构与创新才更有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同样是中国共产党放眼世界、科学研判时代潮流的结果。面对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世界，面对中国落后于发达国家二三十年的残酷现实和人民摆脱贫困、走向富强的强烈渴望，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从而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日益引起世人瞩目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保持稳定的两大奇迹。无论是英国伦敦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的《北京共识》，还是曾提出“历史终结论”的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对自己观点的修正，都能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的巨大世界影响力。

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与成就，需要放在世界文明发展史、放在人类社会多样化的制度演进与优势竞争中看待，需要放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种模式到多种模式的500年大历史中看待，不但要同曾经是和现在依然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比较，同发展中国家比较，而且也要同发达国家比较，只有在比较中，才能更清楚地看到不同制度和治理模式的优劣，才能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意义。

强化国际视野，深化新中国史研究，也是讲好中国故事、增强国际话语权和学术影响力的需要。综合国力始终是国际话语权的最重要支撑，是民族国家文化成果、学术研究国际影响力的实力基础。基于有目共睹的经济成就和综合实力处于世界前列的国际地位，源自发达国家的文化学术、结论命题容易自认为同时也容易被他人认为反映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具有所谓“普世价值”。

就中国而言，自鸦片战争以来，由西学东渐到崇尚西学，其原因也在此。然而，时代不同了，中国成就、中国道路引起全球瞩目，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与日俱增。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迎来前所未有的讲好中国故事、增强国际话语权的机遇。新中国史研究恰好在讲好中国故事、构建有关中国的知识体系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新中国史研究者要有使命感，同时也要练就过硬本领，拿出既扎根中国大地又能进行国际交流的学术成果，以不负新时代要求。

对于新中国史研究者而言，这就要求立足于新时代，运用大历史观，将新中国史置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史中来看待。新中国史研究者宜强化新时代站位，即通过新中国史研究，一方面为解析中华文明绵延5000多年不曾中断的原因贡献智慧，另一方面也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历史进程提供最新的坚实证据。历史是由事件与人物的链条构成的，人物都是特定时代的，事件都是特定领域的，但是对其评价：一方面要从特定的时代背景出发，另一方面又要有超时代的大历史视野；一方面要立足于事件发生的特定地域与领域，另一方面又必须具有超越性的经济社会全覆盖的整体视野。大历史观还要求具有全球视野。自从资本主义产生以来，世界各民族相互隔绝的生存状态被打破，真正的“世界历史”开启了，直至今天仍是以全球化、信息化等为最重要特征的世界。无论就新中国70余年历史的实际进程而言，还是就新中国史研究者的时代意识而言，在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在世界各民族国家选择发展道路和治理模式的多元演进和比较中拓展与深化研究，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