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研究”对施坚雅区域理论的继承与超越

文/杜树海 白爱萍

美国中国学家施坚雅提出的“市场体系理论”和“宏观区域理论”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一个时期内成为中国学者经常借鉴的理论范式。近40年来，“华南研究”学者以及认同相关理念的学者基于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在继承施坚雅学术理路的基础上对其理论进行反思与推进。这些学者将文化活动置于区域体系构造中考察，关注“界邻”地区和跨区域的流动性，以及民间仪式联盟与跨区域联系，进行区域间的纵横比较与多重叠合区域关系的剖析等研究，提出了超越施坚雅的区域研究理论。

施坚雅的区域理论：“市场体系理论”与“宏观区域理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施坚雅陆续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国历史的结构》等论著中提出了中国“市场体系理论”与“宏观区域理论”。

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书中，施坚雅提出包含基层市场、中间市场、中心市场三个层级的市场体系理论。为更好地论述市场结构作为社会体系的论点，施坚雅又把基层市场称为基层市场社区。施坚雅以理性经济人的消费与交往行为作为立论的视角，根据抽象的数学模型推理，把讨论的背景假设在同一纬度的平原，且每个市场的服务区域是等距离的村庄。在这一理想状态下，基层市场区域是一个六边形，内部分散着等距离的村庄，集镇则位于中央。之所以命名为基层市场社区，关键是因其中的人群拥有交流、交往的枢纽。因此，施坚雅赋予基层市场社区“共同体”的意义，基层市场社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民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

进一步，施坚雅将市场体系结构理论延伸发展为区域模型，在其《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阐述了另一重要理论——宏观区域理论。施坚雅提出了区域划分的四种方法：第一，可将一些高等级中心所能覆盖的最大范围经济腹地视为“区域”。第二，以贸易网络来设定区域。第三，依据一些经济数据来研究区域。第四，以自然地理特征作为划分区域的标志。

在划分区域的基础上，施坚雅借鉴欧洲经济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区域发展周期的理论，为横向的区域变量增添了纵向的时间变量。为证实区域发展周期的不同步性，施坚雅选取东南沿海区域发展周期与华北区域发展周期进行比较阐释。

因受学术背景的限制，施坚雅还存在诸多的视角“盲区”，这也成为后人继续推进研究的重要方向。

区域与区域之外：“华南研究”学者的区域社会历史研究

近40年来，“华南研究”学者一方面以施坚雅宏观区域与市场体系为研究起点，吸收施坚雅理论的合理成分，另一方面反思施坚雅理论的局限性，致力于超越施坚雅理论。他们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化活动：区域研究的新视角

“华南研究”学者中较早对施坚雅理论提出批评的是耶鲁大学的萧凤霞教授。萧凤霞认为，“我们不能用‘立基于市场体系的经济理性’，作为考察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格局的出发点”。萧凤霞认为，施坚雅区域分析模式，具有功能主义色彩，缺乏具体的历史过程，忽视了人们的主观意识和有目的的行为所能发挥的作用。基于此，萧凤霞将“人”的因素纳入区域研究中，提出“我们要明白‘个人’在分析研究中所发挥的‘作用’，要了解的不是‘结构’（structure），而是‘结构过程’（structuring）。个人透过他们有目的的行动，织造了关系和意义（结构）的网络，这网络又进一步帮助或限制他们做出某些行动，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萧凤霞早期对广东中山小榄菊花会的历史变迁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区域体系的建构过程的研究，即是关注个人能动性行为对区域社会发展产生影响的探讨。

萧凤霞对区域体系的构造进行反思，提出与施坚雅视市场交换关系为区域体系形成重要因素不同的观点，即个体的文化活动是区域体系发展的重要因素。萧凤霞把文化形式及文化个体引入施坚雅区域体系构造的研究中，并提出应把文化形式作为历史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实现了研究视角从经济到文化的转换和拓宽。

2.“界邻”地区：区域研究的新取向

黄国信通过考察清代湘粤赣食盐贸易过程，发现湘粤赣界邻地区的市场不符合施坚雅理论中市场以河流山脉阻隔而成、以交通要地为中心而建的模型。人们对价廉物美商品的追求，促使湘粤赣界邻地区的不同商品，分属不同的价格平衡点所决定的不同区域，从而形成复杂的并且是相对固定的市场范围。黄国信认为，区域研究不应该先划定区域范围，再研究类型。他提出，区域并非单一维度的概念，区域是长时期历史因素积淀下来的各种地方性观念与国家意识形态对这些观念的制度化过程互动而形成的存在于人们心目中的多层次、多向度的指涉。

由此，黄国信在与施坚雅理论进行对话、反思中，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即对“界邻”地区的关注。黄国信的研究得出，市场区不仅不独立，如同施坚雅九个大区相对独立的模式，市场区之间的边缘地带反而颇像施坚雅理论中连接基层市场的流动小贩：市场区之间的地区既不专属于任一经济区，又都属于邻近的两个或三个经济区，区域在这里真正流动起来。黄国信对“界邻”地区的深入阐释，使得“画地为牢”的区域变得柔软、流动起来，弥补了施坚雅理论的视角“盲区”。

3.流动性：区域的动态研究

跨区域的流动性研究是“华南研究”超越施坚雅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张应强研究了贵州清水江流域的木材开采、运销与社会变迁。他的分析重点虽是本地社会的市场、权力诸因素，但也明确意识到，清水江大规模木材采运活动出现的重要条件乃是“清水江流域特殊的自然生态条件、便捷的水道网络构成、18世纪以后江南地区发展引致的对木材的大量需求、中国国内市场的发展及长江水系水上运输繁荣”。从张应强的研究可以看出，施坚雅的市场体系理论不足以解释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木材采运带来的清水江下游地区的社会变迁，更多体现的是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磨合与互动、地方社会对王朝国家“正统性”的诉求，以及不同群体为利益、权力进行的博弈。

陈春声、刘志伟联合撰文阐述了跨区域的物资流动具体过程，以及其隐含的重大理论意义。16世纪至18世纪江南地区城镇化的发展与手工业的进步，对作为建筑材料和燃料的木材需求急增。由于山区人群对于市场交换以及货币、外来商品的依赖并不高，逆流而上用于采购木材的大量白银便在上游的木材产区滞留下来，成为少数族群（特别是女性）服饰和首饰的主要原料。陈春声、刘志伟试图从白银长距流动以致最终沉淀这一微观层面，解释大规模的白银输入为什么没有造成18世纪中国明显的通货膨胀。

施坚雅的研究过分强调九大区域的独特属性及其发展周期，忽视了各区域间的互动联系。与施坚雅显著不同的是，前述学者研究王朝国家内部的长程贸易，关注跨区域的流动性，突出了各个区域间的动态联系。

4.仪式联盟：跨区域联系的重要形式

郑振满深入分析了民间信仰与区域社会的关系。他通过考察福建沿海莆田平原的仪式联盟，研究了民间信仰、仪式行为与区域社会的关系。郑振满的研究表明莆田平原仪式联盟的空间分布是以“社”为基础的，这就与施坚雅提出的民间信仰以基层市场为中心不同。在莆田平原，存在众多被称为“七境”的仪式联盟。在这些“七境”之上，还有更大的仪式联盟和共同的庙宇、仪式。可见，该区域信仰仪式体系是不同村庄的人群根据“社”的领地范围结成联盟，并通过共同举办跨区域的仪式活动形成的。就这些跨区域的仪式联盟而言，民间信仰行为自有其独立性与运作逻辑，并不一定与市场等级体系相衔接。郑振满探讨区域内不同群体如何通过仪式联系成一个社会文化体系，这无疑是对施坚雅市场体系理论的超越。郑的研究不仅注重对仪式行为进行探讨，还对民间信仰如何“服务”于区域进行思考，深化和超越了施坚雅对民间信仰与区域关系的论述。

5.在空间中理解时间：区域纵横比较的分析模式

与施坚雅研究视角不同的是，赵世瑜提出了不同区域的比较研究方法。他从考察不同区域现存的社庙系统出发，比较了不同区域社会结构“折叠”和“拉伸”的历史过程。他考察了分别属于海岛、山区、湖区和平原的珠江三角洲淇澳岛社坛、浙江遂昌社殿、苏州东山猛将堂及山西晋祠周围村落中的五道庙，归纳出社的四种类型。赵世瑜把珠江三角洲视为历史过程的“折叠”或者“压缩”，中原腹心地区则是“拉伸”或者“延展”。他将后者形象地比喻为被拉伸后的弹性皮革，材料表面上的一些特征会被改变，皮革上原来肉眼可见的细小孔隙或纹路会消失不见。由此，赵世瑜认为，任何一个社会的结构都是层累的，但在不同区域的层累表现各不相同。一个漫长历史过程的“折叠”恰恰是某一社会结构的“拉伸”，而某一历史过程的“拉伸”又恰恰是另一社会结构的“折叠”。

诚然，施坚雅已经注意到了不同区域存在不同的发展节奏，但并没有进一步深化对区域差异的讨论。赵世瑜的区域比较研究，说明了不同区域在中国历史演进中的不同经历和发展多样化。

6.多重叠合：区域研究的层次感

在这方面，陈春声侧重于区域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研究，认为“国家”的存在是研究传统中国的区域社会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之一。区域社会能够全息地、动态地反映地域社会多重叠合的关系及历史发展变化的“时间历程”。区域研究的价值就在于国家的历史是可以在区域性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全息”地展现出来。就此理论，陈春声以明清时期的韩江流域为例，结合地域历史，对明清时期韩江中下游地域与国家的关系展开讨论。在施坚雅的理论中，似乎缺乏“国家”在区域社会影响的具体论述，只是在论述非正式政治体制与官方政治关系时中粗略出现国家的“身影”。陈春声对国家与区域社会互动关系的论述，显示了传统中国与西方社会历史大为不同的面向。

刘志伟曾指出广州独具的“南方”气质感是由南海海域、帝国南疆与世界体系的历史三重奏演绎出来的。刘志伟以广州为例的研究，为我们认识区域社会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即理解一个区域社会，要从区域中人群活动开始，然后再把问题置于区域之外的不同层面、更大的体系中去解释。相较于施坚雅以客观标准划定的区域，刘志伟更多强调的是以个人观念、群体行为作为区域研究的出发点，将区域扩展为多重叠合的区域体系进行研究。

就此研究视角，杜树海曾撰文把明嘉靖时期的“大礼议”宫廷政治与“议征安南”的“国际”政治以及统驭土司的地方政治置于同一视域，以此考察跨越空间、纵横勾连的“关系”，以及流动与弥漫的观念与心态。其研究涉及的是一个涵括边境土司领地、中原王朝以及东南亚朝贡体系的多层区域。杜树海将帝系正统的意识形态置于以上三层区域中考察，认为一旦某种政治氛围形成，不同层级的区域无论远近均会受其影响、制约。

这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施坚雅偏重经济因素的区域研究，关注到诸如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对区域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们突破了施坚雅单一平面的区域研究模型。在“华南研究”中，“区域”犹如层次分明的“地层剖面”，极具多重层次感，每一层之间又都透视着不同的联动关系，凸显了多重叠合“区域”的研究价值。

继承与超越：“华南研究”的区域新定义

追根溯源，“华南研究”与施坚雅开创的区域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科大卫和萧凤霞在1995年合编出版的《扎根乡土：华南社会的地域联系》一书中阐明进行华南研究的初衷。他们承认对中国历史进程进行区域性研究的必要性，文集从施坚雅区域理论出发，进一步提出可将区域视为一个有意识的历史结构，这一结构可以通过参与其中的人的文化表述来加以表达。华南研究在肯定施坚雅理论强调市场结构体系对区域社会研究作用的同时，为区域认同研究增加了文化意义这一要素。他们的研究取向从施坚雅区域理论注重经济因素的分析模式，转移到重视区域内人的文化认同和主观意识。

以人的行为主体为出发点，就促使华南学者重新思考“区域”概念，提出了自身的区域研究理论范式。刘志伟、陈春声在施坚雅理论的启迪下，结合“华南研究”几代学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区域（研究）的新定义。第一，新史学的出发点是人的历史，从这个出发点，区域就是由人的活动、人的行为所形塑的空间。第二，从人类活动考虑，不同主体的行为可以划出不同的区域。第三，“区域”本身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过程。第四，“区域”必然有其发展脉络与内在运作机制。第五，区域研究的核心还是把握研究者要问的问题，区域是跟着问题走的。第六，区域研究意义更在区域之外，区域研究不仅要置于彼此间的互动中，更需要置于更大区域的脉动中去认识。

刘志伟、陈春声对区域（研究）的新定义，已经走出施坚雅的区域理论，施坚雅更多按照客观标准划定区域，而刘、陈却以人或群体的行为、观念探寻区域内在的脉络、机制，并将区域扩展为多重区域的重叠体系，将区域互动与区域之外纳入研究范围，增添了考察区域的多维视角。从前述可知，经过几十年的学术演进，从施坚雅到“华南研究”学者，“区域”从一开始更多是“研究对象”，已经进化到今日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