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级医院医生与造口治疗师合作态度及合作现状的调查分析

2022-11-12 02:57奚蓓华
护理研究 2022年21期
关键词:造口治疗师医护

乔 祎,奚蓓华,张 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上海 200025

医护合作是医师和护士在相互尊重、自主平等并信任彼此的专业知识与能力的前提下一起工作,双方通过公开讨论,共同担当为病人解决问题的责任,并决定和施行病人的治疗、护理计划,提供医疗护理服务的过 程[1-2]。造 口 治 疗 师(enterostomal therapist,ET) 是指负责处理造口、伤口及失禁等临床问题的诊疗和护理,为病人及家属提供咨询服务和心理护理,以使病人达到完全康复为最终目的的专业护理人员[3]。多项国内外研究结果证实团队中纳入专科护士对病人是有益的,且医护合作水平是影响病人预后、服务质量、工作环境等多项结局指标的关键因素[4-7]。态度和行为关系紧密,医生作为医护合作重要的一方,积极的医护合作态度有利于医护合作的推进[8-11]。随着护理专科化的发展[12],专职、专科及临床护理专家等角色与医生合作的机会和范畴也在不断增加,然而探讨医生与专科护士合作态度及现状的研究仍鲜见报道[13-14]。本研究旨在调查并分析医生视角下的医生与造口治疗师合作态度及现状,为寻求更好的医护合作模式、优化专科护士工作环境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便利抽取4 所上海市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中造口治疗师工作病区内的医生进行调查。入选标准:临床在岗的注册医生;获得医师资格证书;在被调查科室连续工作满1 年;知情同意,自愿参加本研究者。排除标准:研究室、实验室的医生;实习、进修人员;调查期间因休假、外出开会、进修等原因不在岗者。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1.2.1.1 一般资料问卷 包括性别、年龄、学历、工作年限、职称、职务、科室等。

1.2.1.2 Jefferson 医护合作态度量表(Jefferson Scale of Attitudes Toward Physician -Nurse Collaboration,JSAPNC) 该量表为自评量表,包括共有的教育和团队合作(7 个条目)、护理和治疗的对照(3 个条目)、护士的工作自主性(3 个条目)和医生的主导地位(2 个条目)4 个维度,共15 个条目,其中条目8 和条目10 为反向计分条目。采用Likert 4 级评分法(非常不同意计1 分,非常同意计4 分)。总分为15~60 分,得分越高,说明医护合作态度越积极。量表得分15~30 分为合作态度水平低,31~45分为合作态度水平中等,46~60分为合作态度水平高。中文版JSAPNC(医生卷)内容效度指数为0.89,Cronbach's α 系数为0.84[15-16]。

1.2.1.3 医生和护士合作量表(Nurse-Physician Collaboration Scale,NPCS) 医生和护士合作量表是医护通用量表,汉化修订后的NPCS 量表包括病人信息的交流(9 个条目)、共同参与治疗或护理的决策过程(12 个条目)及医生和护士的关系(4 个条目)3 个维度,共25 个条目。采用Likert 5 级评分法(“从不如此”计1 分,“总是如此”计5 分)。总分为25~125 分,得分越高,表示双方合作状况越好。汉化修订后的量表内容效度指数(S-CVI/Ave)为0.91,Cronbach's α 系数为0.927,Guttman 折 半 系 数 为 0.834,重 测 信 度为0.80[17-18]。

1.2.2 调查方法 量表为纸笔自陈问卷,采用统一的指导语,向符合标准的研究对象发放问卷,并向其说明本调查的目的和意义,保证对调查结果保密,以取得配合,讲解如何填写问卷,采用无记名方式答卷。研究对象在发放者监督下自愿填写,完成后当场回收问卷。本次调查实际发放问卷130 份,收回问卷130 份,回收率100%,有效问卷127 份,有效回收率为97.69%。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 软件对编码的有效问卷进行数据录入、管理和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s)描述,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最小显著法(LSD-t法)。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调查医生127名,其中男96名(75.59%),女31 名(24.41%);年 龄:<35 岁79 名(62.20%),35~45 岁41 名(32.29%),>45 岁7 名(5.51%);本科20 名(15.75%),硕士53 名(41.73%),博 士54 名(42.52%);工 作 年 限:<5 年62 名(48.82%),5~10 年29 名(22.83%),11~15 年21 名(16.54%),>15 年15 名(11.81%);职称:医师64 名(50.39%),主治医师47 名(37.00%),副主任医师(副教授)13 名(10.24%),主任医师(教授)3 名(2.37%);职务:无37 名(29.13%),住院医生68 名(53.54%),病房大组长17 名(13.39%),科室副主任3 名(2.37%),科室主任2 名(1.57%);内科32 名(25.20%),外科73 名(57.48%),重症监护(ICU)22 名(17.32%)。

2.2 医生与造口治疗师合作态度现状 医生与造口治疗师合作态度总分为(50.35±5.69)分,具体见表1。

表1 医生与造口治疗师合作态度总分及各维度得分 单位:分

2.3 医生与造口治疗师合作现状 医生与造口治疗师合作总分为(104.56±17.45)分,3 个维度条目均分从高到低依次为病人信息的交流(4.25±0.70)分、医生和护士的关系(4.24±0.76)分、共同参与治疗或护理的决策过程(4.11±0.77)分,见表3。

表3 医生与造口治疗师合作总分及各维度得分(±s) 单位:分

表3 医生与造口治疗师合作总分及各维度得分(±s) 单位:分

项目病人信息的交流医生和护士的关系共同参与治疗或护理的决策过程总分得分范围9~45 4~20 12~60 25~125得分38.28±6.32 16.97±3.05 49.31±9.24 104.56±17.45条目均分4.25±0.70 4.24±0.76 4.11±0.77 4.18±0.70排序123

2.4 影响医生与造口治疗师合作态度得分的单因素分析 医生与造口治疗师合作态度得分在性别、年龄、学历、工作年限、职称、职务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不同科室医生在总分及3 个维度得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进一步两两比较显示,外科医生在总分上高于ICU 医生;内、外科医生在共有的教育和团队合作及护士的工作自主性两个维度得分高于ICU 医生;在护理和治疗的对照维度,外科医生得分高于ICU 医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2 影响医生与造口治疗师合作态度的单因素分析 单位:分

2.5 医生与造口治疗师合作得分比较 医生与造口治疗师合作得分在年龄、学历、工作年限、职称、职务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在性别及科室上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男医生在总分及2 个维度得分高于女医生,见表4。对不同科室进一步两两比较显示,外科医生在总分及共同参与治疗或护理的决策过程、医生和护士的关系两个维度的得分高于内科及ICU 医生;在病人信息的交流维度,外科医生得分高于内科医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4 医生与造口治疗师合作得分比较 单位:分

3 讨论

3.1 医生与造口治疗师合作态度分析 结果显示,医生与造口治疗师合作态度的得分较高,处于高水平,说明两者间合作态度积极,与其他研究结果[19-20]相仿。4 个维度中护理和治疗的对照维度得分最高,医生的主导地位维度得分最低,说明相较于其他领域,医生对临床工作间的合作态度意愿更强,且随着护理角色的发展,医生与造口治疗师的合作有别于传统的医护合作模式,医生处于支配地位的观念悄然转变,大部分医生愿意遵循或酌情考虑造口治疗师的专业意见。在不同科室医生群体分析中,内科、外科病房的医生态度相较于ICU 医生更为积极,考虑可能与监护室病人病情严重,封闭的工作环境及繁重的工作压力有关,ICU 医生在临床合作中更倾向于强势主导。建议开展医护合作培训,如在基地规范化培训课程中增加专科护理的内容、联合造口治疗师组织晨会或科会授课、医护联合查房等方法多手段深化医护合作,建立医护沟通机制。

3.2 医生与造口治疗师合作现状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医生与造口治疗师合作状况处于中等偏上水平,高于传统医护合作水平,各维度排序与其他研究结果相同[18,21]。究其原因:考虑相较于普通护士,成为1 名造口治疗师需要具备较高的素质、技能及知识水平,因此提高了医生对于护理角色的认同度,进而提升了医生与造口治疗师合作的感知水平。结果显示,外科医生对与造口治疗师的合作感知水平优于内科及ICU医生,考虑可能与疾病谱及专业划分有关。相对来说,疑难造口、伤口会诊多来源于外科病房,故而造口治疗师与外科医生合作的机会相对较多。病人信息的交流维度得分最高,说明两者间的合作还是倾向于信息的共享,在报道的多学科协作案例中,造口治疗师多承担协调员或信息收集工作[22],在决策制定方面发声较少,这可能与传统的意识形态、医生与造口治疗师工作模式不同、会诊制度不健全等因素有关。

4 小结

随着护理专科化的发展,医生与造口治疗师合作态度及现状总体处于高水平,既体现了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成果,也符合现代医学发展趋势的要求。然而,医生与造口治疗师的合作仍存在提升空间,为实现真正高水平的医护合作,管理者可从完善制度及流程建设、健全绩效分配、建立沟通交流机制等多方面进行探索和实践,引导并强化医生与造口治疗师的合作意识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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