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生成逻辑与践行路径

郑小明 张雪莹

西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成都 610039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指个体之间或政党内部对自己或他人的缺点和错误予以揭露、剖析并提出解决办法的一种方法。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过程中，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很好地解决了党内矛盾，推进了党的自我革命，维护了党的纯洁性，增强了党的战斗力。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传承和创新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对加强党的建设、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和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论述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生成的理论依据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无产阶级政党开展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重要方法和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批评与自我批评都做出了相关论述，这些论述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生成的理论依据。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标志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创立时期就提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的始创者。1875 年4—5 月，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揭批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纲领和拉萨尔主义，但德国社会民主党对批评意见和是否在党报上发表此文有严重的分歧。针对这些分歧，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的政党要有勇气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特征。他指出：“只要有必要，即使发生争论和吵闹也不怕。一个政党宁愿容忍任何一个蠢货在党内肆意地作威作福，而不敢公开拒绝承认他，这样的党是没有前途的。”[1]鉴于此，恩格斯于1891 年将《哥达纲领批判》发表，将马克思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批评公开化。《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标志着“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无产阶级政党处理内部矛盾的方法的形成。

列宁将能不能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衡量一个政党是否是郑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标志。他说：“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2]

毛泽东以《矛盾论》《实践论》等为哲学理论基础，对批评与自我批评做了许多精辟的阐述。他认为，作为为人民谋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正视矛盾，把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解决矛盾、克服缺点、纠正错误的重要手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确保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这既是其他任何政党及其成员所不具备的优势，也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3]1094。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解决党内问题和矛盾的重要方法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客观世界的复杂性与人的认识局限性可能导致个人认识与客观世界发展规律出现偏差，从而导致个体或社会出现错误。犯错是难免的，重要的是在社会实践中分析犯错的原因并对错误进行纠正。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也是存在矛盾的，没有分歧是不可能的，党内和谐是与承认差异、承认分歧、解决矛盾伴生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促进党的发展、促进党内团结、协调党内行动有着重要的作用。恩格斯指出，“看来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4]，“团结并不排斥相互间的批评，没有这种批评就不可能达到团结”[5]。马克思也曾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形象地比作“溶解”日益壮大的工人政党内部非无产阶级分子、甚至危险人物的“盐酸”，通过“盐酸”的“溶解”可以纯洁和发展壮大组织。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告诫无产阶级政党，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防止个人崇拜、克服官僚主义的有效途径，要求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要与革命群众保持一致，革命群众要对领导人的错误进行批评。

列宁认为，个体也好，政党也好，犯错误是很正常的，关键是要有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勇气。“犯错误对一个先进阶级的战斗的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坚持错误，虚伪地不好意思承认错误和纠正错误。”[6]他在1920 年4 月撰写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不仅全面分析了“左派”共产党人的错误，而且通过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帮助“左派”共产党人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斯大林对批评与自我批评也作了相关重要论述。他认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巩固党和苏维埃政权、纯洁党员、改进工作、提高工人阶级文化程度、增强胜利信心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指出：“正因为布尔什维主义执掌了政权，正因为布尔什维克可能因我们建设的成就而骄傲自大，正因为布尔什维克可能看不到自己的弱点，从而有利于敌人，所以特别是现在，特别是在取得了政权以后，尤其需要自我批评。”[7]

毛泽东在总结党内斗争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批评和自我批评不仅是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修正不良作风的方法，还是党内监督、加强党的斗争力的武器，更是解决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他在《矛盾论》中认为认识矛盾是前提，而解决矛盾则是关键，解决矛盾必须采取正确的方法和途径。1957 年2 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人民内部矛盾要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8]在1962 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提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唯一方法。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要求和方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做了阐述，而且还在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过程中，对如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出了相应要求和具体方法。

领导干部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取得实效的关键。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带头践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知错则改、接受批评并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一贯坚持的作风。1850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维利希、沙佩尔等人在同盟是否发动新的革命等问题上存在分歧，由于维利希、沙佩尔等人不接受马克思的批评而导致同盟于当年9 月出现分裂，马克思恩格斯对维利希、沙佩尔等人产生了不客观全面的认识。当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成员在1851 年相继被捕并受到审判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维利希、沙佩尔等人对“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盟领导人被捕和受到审判“完全是由于伦敦的蠢驴们的哀叫所造成的”[9]，甚至在1853 年《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中，马克思仍然认为，“在审讯期间，该集团并不在被告席上出现，而是以‘王室证人’的身份出现的”，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实际上是“跟普鲁士警察当局狼狈为奸”[10]。当事实证明，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与案件并无直接关系，只是他们的冒险主义活动给普鲁士当局抓捕同盟领导人制造了借口时，马克思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给斐·拉萨尔写信，在信中做了自我批评和道歉，之后又发表公开声明，澄清了对沙佩尔等人批判的错误。

列宁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方法进行了论述。他认为，要在党内树立知错能改的良好风气。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坚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提出批评建议的人不能打击报复，对愿意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的人要给改正错误的机会。

毛泽东提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目的，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明确问题的性质和根源，坚持实事求是，讲党性，讲政治，讲纪律。要树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3]1096的态度。批评者要与人为善、以理服人，“不能抓他人辫子、不能随意扣帽子、不能进行人身攻击”。毛泽东还提出要好像天天洗脸和天天扫地一样经常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阐述和实践，奠定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理论基础，成为无产阶级政党作风建设的重要依据。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自省”“省察克治”“谏”等思想行为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生成的文化渊源

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创造出了光辉灿烂、享誉世界的中华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十分重视个人品德修养，形成了自省、慎独、省察克治等思想和谏言、纳谏等行为。这些思想和行为是中华传统美德的内涵之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生成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营养。

(一)自省、省察克治等思想是开展自我批评的文化渊源

自我批评从一定程度上讲是一个内心道德修养的过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十分重视内心的道德修养。儒家经典《礼记·大学》指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11]正心诚意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定天下的前提，为此，儒家提出了许多提升个人修养的方法。“自省”是儒家学说倡导的提升个人修养的主要方法。自省也就是自我反省、自我批评，是个体通过反省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剖析思想和行为的善恶是非，并修正自身不足，从而实现理想人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孔子开了自省的先河。他认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改之，善莫大焉。”主张“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12]。他提出“不贰过”的观点，不仅要知过，而且要改过，知过改过之后便不再有过，并且，孔子将反省自身、知过、改过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标志，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孔子的自省思想在后世儒家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孟子提出了“自反”“反求诸己”的观点，他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13]意思就是当遇到任何问题时，不应怨天尤人，要反躬自问，在自己身上找原因，相当于要进行自我批评。曾子也提出三省吾身，自省就是要通过不断的自我反省，开明德性，以达至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宋明时期，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儒学大家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内省”的修养方法做出了发展，提出了“省察克治”的思想，形成了一套自省理论，认为任何人都免不了犯错，重要的不是有没有过错，而是犯错后能改正错误。“省察”就是反省个人的言行，“克治”就是改正不好言行。提倡对自己言行作自我体察，不断地扫除内心的私欲邪念。

(二)谏言、纳谏是进行批评的文化渊源

明于国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始终。在中国历朝历代，不乏敢于直言极谏的贤臣，也不乏从谏如流的明君。“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晚辈对长辈、下级对上级、臣子对君王，采用比较隐晦的、委婉的方式指出错误，规劝对方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一种常用方式，类似于今天的“批评”。据史书记载，“谏言、纳谏”早在“三皇五帝”时期就已经形成，尧帝的“欲谏之鼓”、舜帝的“诽谤之木”、商汤的“司过之士”、周武王的“戒慎之鼗”皆与讽谏有关。春秋战国之后，“讽谏”成为历朝历代贤良臣子参与国家决策、改良政治的一种形式，“纳谏”成为开明君主采纳忠言、励精图治的一种为政方式。比如，战国时期齐国谋士邹忌劝说齐威王广开言路，先秦儒家把讽谏作为臣子应尽的义务，宋朝的刘焱提出“进谏则能救过，纳谏则能改过”的观点，唐太宗深明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道理，设立专职谏言部门，鼓励群臣讽谏。

(三)克己、宽人、慎独等思想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供了方法论参考

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否发挥作用是需要讲方式方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诸如克己、宽仁、慎独等思想，不仅是个人修养和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也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可以遵循的方法。

克己，也就是克制和约束自己。儒家学说认为，克己是自我修养的方法，是个体成为君子、“礼”得以恢复、“仁”得以弘扬的前提。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意思就是个体能够克制自己、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言行能循礼而行，就能达到仁者的境界，“仁”也能在社会得到弘扬。自我批评是对克己思想的继承。自我批评是以克制和约束自己（克己的自觉性）为前提，以自身言行是否符合社会规范（循礼）为标准，以是否达到更高的和谐、团结（仁）为目的。儒家的克己思想基本局限于个人的自我修养。自我批评是对克己思想的超越。克己是以封建道德规范为标准检验自身言行，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自我批评是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共产主义道德为标准，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克己主要是通过主观的自省实现，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修养方法；自我批评是以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来检验主观的对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自我批评不仅是自我教育、自我修养的方法，更是无产阶级政党处理党内矛盾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宽人，指以仁爱之心宽厚待人，要求个体要有宽广的胸怀和包容的气度，对自身严格要求，对他人宽容厚道。孔子提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原则，孟子提出“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朱熹提出“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推己及人。“宽人”思想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供了借鉴。在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时，首先应严格要求自己，深刻地进行自我反省，充分认识自己的问题。严以律己是进行批评的前提，正如孔子所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同时，在开展批评的时候要注意以理服人、与人为善，批评才能更好地为被批评者接受，批评的作用才能得以更好地发挥。

(四)中国古代的谏官制度为批评与自我批评常态化、制度化提供了借鉴

常态化、制度化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有效运行的重要保证。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实施的谏官制度为批评与自我批评提供了有益借鉴。贤良臣子谏言献策、开明君主纳谏图治是中国古代尤其是古代盛世的一种很重要的为政方式。为充分发挥贤良臣子谏言献策的积极性，自周代以后，各朝各代都很重视谏官的设立，并设置了相应的谏官制度。

谏官是中国古代社会官职的一种，其主要职责是对君主的过失进行规劝并促使其改正。谏官的设置始见于周朝，《周礼·地官》中有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保氏掌谏王恶” 的记载，文献中的“保氏”就是一种官职，专司谏言，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谏官。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大都有设置谏官，比如，齐桓公设“大谏”、赵国魏国韩国设“司过”、楚国设“左徒”、晋国设“中大夫”等，其职责就是掌管谏议。秦统一中国后，设立了“谏大夫”，西汉沿袭秦朝的做法设立“谏大夫”，东汉设立“谏议大夫”。在秦汉时期，除了专门的谏官，“光禄大夫”“议郎”“博士”“侍中”“中常侍”等官职也有谏言的职责。唐宋时期，谏官制度更为完备。唐朝时期，由于李世民推行广开言路纳谏的治国理念，谏官的称谓和类型增多，分别设立了散骑常侍、拾遗、补缺、谏议大夫、给事中、起居郎等谏官职位，分别隶属于中书省和门下省。中国古代谏官制度到宋朝达到鼎盛。宋朝法律规定，谏官言论自由、谏言不咎。设置了专司谏言的独立机构—谏院，设置左右谏议大夫、左右散骑常侍、左右司谏、左右正言等官职，将谏院和御史台合一，不仅规谏皇帝，而且举劾百官、整肃朝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宋朝之后，谏官制度式微，但元、明、清仍然设置了兼司谏言的官职，如元朝的御史、明朝的给事中、清朝的督察院御史等。

中国古代历朝谏官制度作为君主专制主义的产物，在广开言路、避免君主决策失误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虽然其作用的发挥受君主影响极大，与无产阶级政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有着诸多不同，但也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常态化、制度化提供着有益借鉴。

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在对待自省的态度、自省的内容、依据的标准、要达到的目的等方面形成了很多思想见解。中国共产党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对这些思想都有很好的借鉴。

三、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百年历程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生成的实践来源

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可以说是一部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纠正自身错误、开展自我革命、重获生机活力、勇夺新胜利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传承，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弘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断创新。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形成

建党初期，由于党的个别主要领导人存在较为严重的家长制作风，加上个性差异，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党内开展得并不理想。“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和《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陈望道的先后退党，与党的个别领导人的工作作风、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不畅，没能很好地解决党内的分歧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

1927 年蒋介石公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 万多人。面对党内存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中国共产党开始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党内的矛盾分歧问题。1927 年“八七会议”召开，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错误。1930 年9 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李立三的自我批评和会议对李立三的批评，停止了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路线。1935 年1 月遵义会议召开，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提出了尖锐批评，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实现了重大历史转折，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1939 年7 月，刘少奇通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把批评、自我批评作为解决党内斗争的方法和党员应有的修养。他指出，共产党员“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14]。1941 年5 月—1945 年4 月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很好地解决了我党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问题，是我党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问题的成功范例。

1945 年4 月中共七大召开，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形象地用“房子应该经常打扫”“脸应该经常洗”来告诫我党“思想和工作也应打扫和洗涤”。他说：“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发生灰尘的，也应该打扫与洗涤。”[3]1096会议将“批评和自我批评”首次写进党章，标志着“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党的优良作风正式确立。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承

1949 年10 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人民夺取全国政权的党变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党。如何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尽快摆脱积贫积弱的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繁荣和富强，成为党面临的最大挑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批评和自我批评得以继续坚持和发扬。

1950 年4 月19 日，为了防止党内骄傲自满、脱离群众、官僚主义作风，克服自身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中共中央发出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专门针对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决定》从能不能完成新中国建设任务的高度出发，要求党员和党员干部利用报纸刊物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虚心接受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对党员和党员干部提出的批评。1951 年12 月，中央又在全党开展了“三反”运动，并对运动中揭露出来的如刘青山、张子善等人和事予以了严厉惩处。

1956 年，中共“八大”党章明确规定，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揭露和消除党和党员的缺点、错误，还首次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党员的义务。1962 年，针对受“左”倾错误影响而出现的反右派扩大化、“大跃进”等错误决策对国民经济带来的重大损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会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得到极大展现，毛泽东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中央所犯错误的责任，刘少奇、周恩来等其他中央领导以及地方主要负责人也通过自我批评承认错误，承担责任。但是，党内的“左”倾错误没有被彻底根除，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因此遭受严重挫折，“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也流于形式。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弘扬

“文化大革命”对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1976 年，“四人帮”被粉碎；1978 年5 月，全国上下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1978 年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再次成为解决我党内部问题的重要方式。

1983 年10 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效方法。他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报告中明确指出：“党内不论什么人，不论职务高低，都要能接受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15]之后，党开展了一系列整风整党活动和党性党风教育：1983 年全面整顿党风活动，肃清了“文化大革命”流毒，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1996 年开始的“三讲”教育，使党员、党员领导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党性党风教育；2005 年开始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使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进一步提高；2008 年开始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很好地解决了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突出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更好地发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用，先后制定出台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建立民主评议党员制度的意见》等一系列党内法规，使批评与自我批评常态化有了制度保障。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就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和方法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邓小平同志提出，党员有权利进行批评，但是批评要遵守党的纪律，要讲政治，要有建设性。他还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中要求批评要以理服人，要允许被批评人辩解和发表不同意见。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创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世情、国情、党情来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的建设也面临“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在此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继承了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还不断赋予批评和自我批评新意。一是进一步在思想上提高全党对批评与自我批评重要性的认识。习近平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剂良药，是对同志、对自己的真正爱护，他强调要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受到洗礼、灵魂受到触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不仅对下级要敢用，对同级特别是对上级也要敢用。不能职务越高就越说不得、碰不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要多用、常用、用够用好，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一种责任。”[16]二是持续开展学习教育，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中，推进党内集中教育常态化。同时，修订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出台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规定，进一步健全了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保障制度。三是重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质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讲原则、讲方法、重实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继承和创新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全方位、深层次影响，开创了党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党的建设的新篇章。

四、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践行路径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解决了党内矛盾、推进了党的自我革命、维护了党的纯洁性、增强了党的战斗力的重要方法，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践行批评与自我批评需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充分认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增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自觉性

思想是行为的先导。在思想上充分认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列宁将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衡量一个政党是否是郑重的政党的标志。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郑重的、纯洁的政党，敢于直面错误并改正自己的错误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取得百年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对自身政党建设经验的成功总结，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方法论体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仍然需要我们继承和弘扬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优良作风。增强对批评与自我批评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自觉性，是解决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不畅的前提，对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具有促进作用。

(二)掌握正确、科学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和方法

原则是行事的依据，方法是在坚持原则基础上采取的措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坚持正确的原则、采取科学的方法。

1. 正确的原则是批评与自我批评顺利、有序、有效开展的前提

党在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过程中确立了一系列科学的原则。其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一贯遵循的原则。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进行人民内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以团结为出发点，以帮助同志发现错误、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为落脚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为了实现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团结，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所要坚持的公式—“团结—批评—团结”。

2. 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顺利、有序、有效开展的催化剂

首先，在程序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调查研究先行。批评是要指出他人的问题和错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批评他人前应通过调查研究弄清批评对象及其缺点、错误的基本事实，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在自我批评前也应对自己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弄清楚自己的缺点和不足，这样才能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有的放矢，提出的解决问题办法也才能对症下药。

其次，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要注意以理服人、与人为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发扬民主，既要不讲情面又要与人为善。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批评要实事求是、分清是非、辨别真假, 切忌从个人恩怨、得失、厉害、亲疏出发看事待人。”[17]批评时，指出问题不能夸大，要实事求是地弄清问题的是非曲直；分析问题不能放任自我、胡批乱批，要发扬民主；提出解决办法时要从实际出发，和风细雨。在自我批评时不妄自菲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实践经验表明：遵守党的纪律，不夸大问题也不能隐瞒问题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理服人、与人为善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更能启发被批评者自觉地、心悦诚服地认识错误、接受错误和改正错误。当然，在批评与自我批评时，也要分清问题的性质和程度。对一些犯了错误而又固执己见、屡教不改的，或性质严重、影响恶劣的, 要进行严肃尖锐的批评。

最后，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要以人民利益为上，坚守公心，率先垂范。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否顺利落实，领导干部是关键。领导干部只有具备了“心底无私天地宽”的胸怀，坚守公心, 才有勇气和决心坚持真理，接受批评。毛泽东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 我们如果有缺点, 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 不管什么人, 谁向我们指出都行, 只要你说得对, 我们就改正。只要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 我们就照你的办。”[3]1004只要站在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对自己的缺点错误，就能敢于正视、主动改正；对别人的缺点错误，也敢于指出、帮助改进。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也十分重要。打铁还需自身硬。领导干部不搞“家长制”和“一言堂”，勇于剖析自己，敢于正视自己存在的缺点错误，虚心听取群众提出的批评意见，批评才有底气，也才让人服气。2016 年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时强调：“中央政治局要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面为全党作表率，做勇于自我革命的战士。要坚持实事求是，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听取不同意见，及时改正错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不仅对下级要敢用，对同级特别是对上级也要敢用。不能职务越高就越说不得、碰不得。”[16]毛泽东同志也曾经指出：“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3]809

(三)构建完善的制度保障机制，使批评与自我批评常态化、制度化

有效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仅需要思想重视、原则方法得当，还需要制度保障。推动批评与自我批评制度化和常态化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有效运行的重要保证。2016 年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自我批评要一日三省，相互批评要随时随地，不要等小毛病发展成大问题再提。要让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党内生活的常态，成为每个党员、干部的必修课”[18]。要在对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践经验总结基础上，通过建章立制，强化制度约束，使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挥更大作用。要建立“敢批”的保障机制，让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法宝得以传承和创新；要建立“真批”的激励机制，让批评与自我批评落到实处；要建立“善批”的养成机制，让批评与自我批评取得实效；要建立“常批”的长效机制，让批评与自我批评历久弥新。

追溯党的百年历史，批评与自我批评贯彻得不好，党内“歪风邪气”就会盛行，就要犯严重的错误；坚持得越好，党内的风气就越正，党员干部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就越强。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传承和创新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党的优良传统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使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