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宇宙”媒介拟态环境下的文化帝国主义探赜

李明哲 高福进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40

当下，随着人类科技文明日新月异地发展，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性也日趋凸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1]2021 年12 月6 日，“元宇宙”赫然成为了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的“年度十大网络用语”[2]之一，从侧面印证了数字化虚拟世界的大热。从概念范畴讲，“元宇宙”技术内容生态映射的是一种文化现象。在其面纱之下隐藏的不仅是某种程度上的西方技术霸权和资本剥削，更呈现出一种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价值观、领导权、话语权等文化帝国主义形式的输出，这种文化“同质性”输出依附的正是“元宇宙”的体系框架和其衍生出的概念产品。

一、概念解析：“元宇宙”—超现实、多维度的新型数字宇宙

“元宇宙”（Metaverse）的出现充满了历史必然性，它的兴起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规律统一。它耦合了过去一切先进数字技术（区块链、物联网、VR/AR/XR/MR、云计算、大数据等）作为其生态系统的搭建底座，通过一系列智能技术的嫁接与创新，由此拟构了由数字孪生、虚拟现实、模拟环境、沉浸体验等结合的时空架构与媒介图景。因此，它将成为链接现实与虚拟世界的一个切入点，实现未来人类文明向高维度、超现实的新型数字世界“进军”。基于此，扎克伯格预言它的出现与数字化新发展将推动具身（embodied）网络新时代的到来[3]，也有学者直指它是下一代互联网的“终极形态”[4]，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从词汇构成角度来讲，“元宇宙”一词的创构者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基于“Meta”和“Verse”生造了“Metaverse”，而“Meta”一般用法为“prefix”，即英文词汇前缀，作为构词成分一般不单独使用。它通常指代三个方面：一是位置或条件的变化，即“变化”“转换”之意，二是时空位置的后移，即“之后”“以后”之意，三是一种较高或者超一级的事物，即“超越”“形上”之意。“Verse”则来自单词“Universe”，在中文语境中，“Verse”通常作名词翻译为“宇宙”“环球”“世界”等意。将“meta”与“verse”相联结自然可以理解为“超宇宙”或“超元域”，即更高维度的宇宙或者超越现实的宇宙。在汉语语境的翻译问题上，“元”这一汉语字符通常指代事物的本质和源端，在《新华字典》中，“元”除了朝代和货币名称外主要被解释为三方面，一是“开始，第一”，二是“为首的”，三是“构成一个整体的”，[5]那么“元宇宙”在汉语语境中就容易被理解为“宇宙的宇宙”、“第一宇宙”或“真正的宇宙”，可以看出，这本身背离了“Metaverse”这一词汇的真实意蕴。因此，从词汇构成角度出发，本文认为“Metaverse”翻译为“超元域”或“超宇宙”更为恰当也更具说服力，意为“超越（Meta）宇宙（Universe）”的宇宙，即“Metaverse”“延伸”或者说“超越”了现实维度的宇宙。但由于“元宇宙”这一译法更普遍被人们接受，为减少概念混淆和阅读障碍，所以文章中将继续使用“元宇宙”这一称谓。

从具体语境角度来讲，在人类科技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元宇宙”早已有之，只是在概念、名称上各有不同，在电影中，它可以叫作“绿洲”，在游戏中，它叫作“赛博空间”（Cyberspace），而现在的名称更像是一个经典概念的重塑。在具体文本中，“Metaverse”词汇首见于1992 年的英文科幻小说《雪崩》（Snow Crash），在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 年和2018 年的两个译本中均将“Metaverse”翻译为“超元域”，作者尼尔·斯蒂芬森通过光纤通信、电脑终端、目镜、耳机等构拟出一个超越现实世界的虚拟网络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电脑将这片天地描绘在他的目镜上，将声音送入他的耳机中”，因此“一连串活动的三维画面就拥有了完美的逼真配音”[6]24。作者进一步指出“超元域”呈现的事物“并不真正存在”甚至“没有一样被真正赋予物质形态。”[6]25所以洞察文本，“元宇宙”媒介是一个由数字技术搭建的超越物理宇宙并与之平行的数字宇宙，此宇宙深度弥合了现实空间与数字空间的畛域，同时集成了一切未来智能技术，从而为用户提供全息视界、具身交互的沉浸式体验。除此之外，在外国学者使用的英文语境中，“Metaverse”也通常代指由数字交互技术搭建的融合物理空间的虚拟空间或数字空间，如学者Siyaev Aziz 和Jo Geun-Sik 指出“嵌入我们生活的元宇宙创造出了一个物理世界内部的虚拟体验”[7]。在更早的2015 年，学者Rehm Sven Volker 等人也曾指出元宇宙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全球可访问的3D 虚拟空间和计算基础设施”[8]。值得注意的是，有外国学者使用了“metaverses”这一复数形式，那么可以揣测其观点中类似“元宇宙”的数字媒介不仅独立存在，而且是无数个并存于物理宇宙。在这个多元数字宇宙中，不同宇宙空间相互嵌套，是一个具有膨胀、扩张、吞并、整合、解体等多维行径的“元宇宙群”。

基于上述“元宇宙”的概念阐释和相关论述，不难对其具体内涵、现实特征和核心要素略窥一二。在具体内涵上，一方面，“元宇宙”是完全独立于物理宇宙的平行数字宇宙，换言之，基于电影、宗教、文学、游戏等为载体或抽象于互联网平台而建构的虚拟空间皆是这方面的典型，即用户与这类空间的交互是通过割裂的、有边界的载体来获得感官刺激和精神享受。另一方面，“元宇宙”是物理宇宙与虚拟宇宙的交织、共生与合一，一切物理宇宙中的存在物皆通过数字中介链接到虚拟宇宙中，人们在两个维度宇宙中的思想、行为、感觉相互同步、相互渗透、相互投映、相互影响，是一个具象化、沉浸式、超越性的数字宇宙。在现实特征上，多元数字智能技术和核心基础设施赋能；虚实时空相互交织并融为一体；开放、兼容、共通、有序的有机数字生态系统；数字虚拟化的角色、群体、制度、社会关系等互促共荣的数字社会文明结构是其主要特点。在核心要素上，“人”（现实人、数字人、NPC 等）、“中介”（技术、媒介、设备、数据等）、“场”（时间、空间、环境等）、“物”（物体、事件、现象、模式、形态等）四方面构成了“元宇宙”的样态呈现。

二、关系钩沉：“元宇宙”媒介、拟态环境、文化帝国主义

“元宇宙”可视为数字技术颠覆性变革构拟出的全新媒介拟态环境，它搭建了一个与现实世界在体验上几乎没有“差别”的虚拟数字世界，此虚拟世界不仅在维度上超越现实世界，而且与现实世界相互交织，融为一体。“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是美国新闻评论家李普曼提出的舆论传播学理论，他认为“每个人的行为依据都不是直接而确凿的知识，而是他自己制作的或者别人给他的图像”[9]，意即拟态环境是现实环境通过媒介的结构化加工（复写、重塑、再现等）呈现给人们的脑海图景。在“元宇宙”媒介视阈下，拟态环境理论实现了新的外延拓展，从以具象化的符号、图像、语言等为主要传播手段的传统拟态环境转变为以“元宇宙”创构的数字化虚拟表象系统为媒介传播手段的新型拟态环境，媒介手段实现自身的超越与革命，拓展为虚拟的立体空间，并且与现实环境间的畛域深度融合。

需要注意的是，以美国为首的文化帝国主义在“元宇宙”生态塑造和技术架构等方面的深度铺陈，匿伏了资本权力“长臂管辖”异质文明的危机。以三家科技巨头为例，“Facebook”更名“Meta”引发了“元宇宙”的爆热，作为互联网巨头，“Meta”率先布局大批底座数字技术，比如具身交互、技术专利、设备创新与研发等，不仅斥资5 000 万美元建立“元宇宙”研究基金，而且通过重组Novi、收购VR 健身游戏公司Within、研发触觉感应器和类皮肤新材料来打通“元宇宙”金融和生态，建构了具有独立经济系统的超级“元宇宙”平台；微软投资的工业元宇宙打造出AI 虚拟人模拟公司—小冰，以数字化的虚拟人和新型社区模式入驻元宇宙生态，瞄准用户和AI 之间的社交关系；NVDIA 也不甘落后，将“元宇宙”的场景搭建作为核心战略，企图建立超越现实场景、现有商业形态、现存用户模式的未来文明。不仅如此，“Meta”、微软和NVDIA 三家美国科技巨头实现了“元宇宙”的战略性合作，在日本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元宇宙”生态联合体，企图通过数字联合建立垄断同盟，宰制“元宇宙”数字生态。透析美国科技巨头布局“元宇宙”的种种行径，主要意图一方面是以“元宇宙”数字技术的垄断与结盟遏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近年来数字智能的高速发展，实现美国“数字垄断”与“技术垄断”的延续和巩固，其真实意图是“对他国尤其是中国的数字领先企业进行大肆围猎与清洗，企图将他国高科技企业排除在美国数字经济产业生态体系之外，继而实现其维护科技垄断优势、巩固数字经济霸权的野心”[10]。另一方面在技术底座和生态版图搭建的同时，以“元宇宙”为代表的智能存在“深度弥合着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间隙，进而掩盖了资本剥削的社会内容”[11]，实质是“借助数字技术重塑并输出其文化理念、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12]。

拟态环境通常更多被赋予政治功能，作为一种具象化的政治工具被使用。它的“意识形态传播功能使其成为多方意识形态势力进行利益博弈的争夺点。”[13]文化帝国主义可以通过建立一个互联互通的“元宇宙”数字生态链条，作为“元宇宙”媒介拟态环境信息的主要生产者和宰制者，以更具虚假性与欺骗性的数字渗透方式延续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统治。同时，“元宇宙”的兴起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化帝国主义在数字时代推行文化霸权的特质与手段，作为科技文明发展的高阶成果，其在应然上是服务于民族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但在新的条件下，因其数字技术内部发生了异化与嬗变，“元宇宙”也可以逐渐沦为文化帝国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殖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工具，实质上是“美国要在世界各地扩张网络连接，特别是要连接到那些不喜欢美国思想观念的国家；要在世界范围推行信息自由传播；要创造全球性的信息分享空间。”[14]一方面，“元宇宙”媒介拟态环境是文化帝国主义可以借以进行文化渗透和价值输送的“温室”，在网络虚拟空间中，“每个人的化身都可以做成自己喜欢的任何样子，”[15]文化帝国主义也可以借由数字手段有意识地转变呈现“样貌”和工具形态。由于“元宇宙”虚实交织的根本特点，使得民族国家难以对其进行监管和规制，文化帝国主义在“温室”中有了更大的数字渗透空间。另一方面，文化帝国主义在“元宇宙”媒介中的文化输出必须附着于技术之上，离开了技术底座，它也就失去了继续“野蛮生长”的数字“土壤”，因此其通过数字技术的不断变革和创新进一步加剧西方意识形态在“元宇宙”媒介中的隐蔽性与渗透性，严重威胁着民族国家的文化主权。

三、“元宇宙”媒介下文化帝国主义的数字宰制与剥削

基于对“元宇宙”生态版图和时空架构的管窥，它是经济利益与文化风险并存的矛盾体。它的出现不仅会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和转型，更将推动人类文明发生实质性的内容革新。但观照其繁华盛景的面纱下，“元宇宙”媒介拟态环境为文化帝国主义提供了某种操控和影响现实环境的方式和机遇，实现其凌驾于意识形态根基上的数字文化剥削与殖民。具体来看，在文化主权层面，西方意识形态借由“元宇宙”数字空间的边界扩张性与监管弱化性进一步系统地渗透于民族国家的文化体系、价值体系、文化设施中，企图从主权层面解构民族国家的主流文化；在文化和谐层面，数字畛域的急剧扩张深度弥合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社会结界，数字重塑下不和谐的文化与社会关系进一步加剧社会分化和人际鸿沟；在文化价值层面，数字技术霸权裹挟下的西方非理性价值蒙蔽了数字文化理性价值，宰制了青年核心价值认同异化趋向。

(一)文化“同质化”的数字症候引致民族主流文化弱化风险

主流文化是民族国家发展之“魂”，承载着一个民族历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民族国家的根脉所在。“元宇宙”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数字霸权的高阶技术成果，承载的是西方的主导话语和价值体系，带有潜在的意识形态控制意图，企图驯服他者文明向西方核心价值靠拢，解构民族国家居主导支配地位的主流文化。一方面，它通过技术剥削下的意识形态输送和价值传递，试图以最基础的西方“普世价值观”将人们从其民族文化血脉和团结统一中离间出来，重构西方的价值标准和社会规范。从而实现遏制民族国家群体文化认同的目的，推进世界文化西方“大同”的步伐，使民族国家逐渐沦为单一的西方文化发展模式。另一方面，由于其隐蔽性的数字边界使得民族国家文化宰制的“触手”难以覆盖，稍有不慎就会落入其意识形态的陷阱中。在“元宇宙”数字生态中，文化的结界被打破，使之成为西方文化霸权侵蚀人民心灵的潜在工具，人们的潜意识和精神自由将被数字化产物所支配。由于“元宇宙”概念尚处在成长阶段，因此各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宏观调控措施和信息审查制度尚未建立，对其带来的文化安全冲击缺乏准确的判断。同时，“元宇宙”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的“负向背离”扩大了社会的结构性张力，主要呈现为对社会黑暗面的局部放大，对长期遗存的社会深层问题视而不见，对社会机制的健康运转不予认同。这种文化信息的泛滥与失真隐含的其实是以美国为主导的个人主义和“人人平等”价值观，反观美国社会不断出现的社会暴乱和人权危机，通过借助文化输出转移价值取向的做法具有极大的虚假性和欺骗性，本质上是以美国主导的西方文化价值体系力图取代边缘国家的文化价值体系，从而通过建立民族国家价值取向、种族、身份、性别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差别逐渐实现其目的，维护美国及其西方文化的霸权地位。

(二)数字畛域急速扩张引发的关系重塑加剧社会分化和人际鸿沟

“元宇宙”数字空间中现实的社会关系将发生革命性的转移和重组。“元宇宙”的核心主体是“人”，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剥削人的数字技术手段维持其“生命机理”运转。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6]在“元宇宙”拟态环境中，人与人的虚拟化关系进一步加剧了人的自然退化，人类逐渐丧失其现实社会属性或者说其社会关系逐渐虚拟化。从目前来看，“元宇宙”媒介突破了传统互联网的平面浏览边界，使人能够身临其境、沉浸式地体验无差别的“现实”世界，但它运行的不过是系统编写的具有人类特征的程序代码，它输出的是数字遮蔽下的资本主义价值理念和思维模式，在这种数字化进程中人的文化本能，人与文化的建构能力和对话本性逐渐削弱，社会分化和人际隔阂问题逐渐凸显。一方面，差异性获得感是社会分化的基础要素。文化帝国主义跨国输出的技术和服务等数字产品是满足其资本扩张和剥削的工具，虽然客观上推动了输入国的经济发展，但也使得大批工人岗位被代码和程序替代。而且，“元宇宙”数字生态只不过是富人把玩的工具，当前的先进成果价值高、可操控性强，普通人想获得“准入门槛”难度大。试想人类未来，一个人的生活和娱乐沉浸在虚拟化的世界中，人类逐渐沦为“芯片化的人”，人类社会的一切被少数西方霸权国家或者大资本财阀支持下的“程序员”操纵，而虚拟世界的自由度由贫富关系决定，人类关系的数字分化进一步加剧了现实的阶层分化。另一方面，沉浸在“元宇宙”虚拟世界里，会给人营造一种“假象”，置身其中甚至无法分辨真实和虚拟的差异，不自觉地陷入自我创构的虚拟世界中，当饥肠饿肚之时，只需要获得代码创造的“数字食物”即可满足“芯片化的机体”，个人的生理需求只需要通过程序的运行代以解决。而社会交往的满足是在同虚拟化的“数字人”的互动中实现，这个虚拟化的“人”可能是物理世界的人操控的，但更可能的是数字化的“智能人”，人类“个性”在技术控制下被重新塑造。一切数字化的“人”和“物”释放的“烟幕弹”使人沉浸其中无法自拔，甚至会产生厌恶现实，逃避现实的悲观情绪，人际的社会交往被虚拟化的“数字交往”所替代，人际鸿沟进一步加深。

(三)数字控制下的文化霸权宰制青年核心价值认同异化趋向

“元宇宙”媒介拟态环境是对现实环境的加工构拟，建立在意识形态霸权之上的西方价值取向和政治意图同“元宇宙”的联动效应蒙蔽了数字文化应有的理性价值，西方非理性价值的数字渗透与剥削加剧了青年社群的核心价值异化。青年社群是“元宇宙”时空场域的主要受众和有力维护者，也正因如此，最易成为文化帝国主义操控的“猎物”。当前，“元宇宙”的概念产品如VR/MR 设备、AR 游戏、XR 传感器等主要技术成果，首先是服务青年群体的，利用青年群体的猎奇心理和跟风趋向，很快就掀起了一股热潮，但可以感知的是它正在逐渐腐蚀青年的价值认同。沉浸在虚拟与现实交织的“刺激”世界中，扮演一些其他玩家无法辨认的角色，没有任何规章制度限制，缺乏自律力和辨别力的青年极易在数字虚拟世界中突破现实世界的道德和法律边界。青年群体本身所具有的反叛行为，受到虚拟世界中文化帝国主义宣传的夸张语言和不满情绪引导，在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裹挟下，有可能变成现实世界的违法犯罪行为甚至走向更加极端的道路。同时，“元宇宙”技术文化形态本身就是一种大众文化的“异化”现象，“大众文化会使受众堕入物质的诱惑和享受, 变成没有个体自由意识与反思能力的被动群众，严重阻碍人们文化素质与审美能力的提高和精神道德状况的改善。”[17]当前“元宇宙”数字世界呈现出一种轻浮、娱乐的物化价值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青年群体的“个性”，加速了人的“异化”，即人正成为虚拟化的“他者”。青年群体成为“元宇宙”拟态环境的忠实粉丝和虚拟人物之后，不仅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呈现一种“赛博朋克”风格，而且其思维定式和价值取向逐渐变得物质化和享乐化，梦想在虚拟世界成为想成为的人，释放现实世界无法满足的张扬个性和诉求表达，这种过度娱乐和非现实的感官刺激正潜在地、无意识地腐蚀青年核心价值观。正是通过这种隐蔽性、欺骗性的文化手段和形式，文化帝国主义达到其操纵和麻痹青年的目的，沉浸式体验与“无限制”自由正在逐步消解青年的核心价值观，个人主义价值观与物化价值趋向进一步异化青年社群的价值认同。

四、消解“元宇宙”媒介下文化帝国主义倾向的路径选择

作为文化帝国主义“同质性”输出的数字文化形式，尽管“元宇宙”的概念逻辑、时空框架、生态系统、版图延伸等全过程均处在起步阶段，但是其背后隐藏的文化剥削和文化侵略的潜在逻辑依然存在。当前，“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18]，因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元宇宙”媒介拟态环境中的文化帝国主义，辩证看待其带来的经济利益和文化风险二者间的关系。基于此，本文略析“元宇宙”媒介下超越文化帝国主义，构筑文化安全防护网的几点路径。

(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的文化交流互鉴解构数字文化霸权与殖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19]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文化上，它强调各国文化发展休戚与共，强调文化相互借鉴与交流，体现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和而不同的特质。真实意蕴层面上的“元宇宙”，是一种开放、兼容、共通、有序的乌托邦和去中心化的理想愿景。而反观当前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国家，沉醉于技术的自我封闭，妄图通过技术霸权和数字垄断实现世界文化的西方“同质化”。在“元宇宙”媒介的创构中，理应实现其完全开放和自由创作的基本要求，推动文化的“和而不同”，而不是以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嫁接单质化的西方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反对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20]，指出“以强凌弱”的做法都是与人类文明社会背道而驰的。因此，在其核心思想引领下，各国势将进一步突破技术堡垒和话语藩篱，加强“元宇宙”场域架构的合作与联通，使文化帝国主义只能成为一个“海上孤岛”。以此推动“元宇宙”数字科技更好地在“向善”的基本维度上有序运行，从而使建立在其之上的文化霸权和政治剥削得以消解，维护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良性发展。

(二)建构中国特色式“元宇宙”，实现其总体设计和顶层治理的自主可控

“元宇宙”媒介建构的拟态环境会对现实环境产生极大冲击，尤其是对中国。当Meta 等西方科技巨头纷纷抢占“元宇宙”市场的背景下，是它们洞察到率先架构“元宇宙”，就能够优先掌控“元宇宙”数字空间中的规则制定、身份赋予和“信息真相”，筑牢西方狭隘的“信息茧房”桎梏。因此，中国想要牢牢掌握数字场域中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就必须以前瞻性视野和中国智慧使其 “落地生根”，实现对其完全的自主可控。一方面，我国必须要加强自主创新，推动核心关键技术攻关。“元宇宙”的构建不能离开AI、数字孪生、云计算、区块链等先锋科技，并以前瞻性的视野使其落地生根。“元宇宙”的实现要求整个环境数字化，因为一切物理世界的事物都需要链接到虚拟世界，用户多发接入和海量数据处理等均要求算法和算力在当前的基础上达到新的突破，这就要求我国要加强研发投入，掌控技术底座的硬实力。另一方面，我国要提升在“元宇宙”数字场域中的主动权、话语权和控制权，以“中国智慧”引领虚拟世界中“数字角色”的价值建构和文化认同，打造中国方案的虚拟世界框架体系和符合中国立场的数字空间国际规则，以此应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冲击和渗透。

(三)加强“元宇宙”场域的空间巡视和信息监管，规制“资本野蛮生长”

文化帝国主义的触手能够透过“元宇宙”技术媒介实现意识形态输送的重要原因就是民族国家缺乏监管和审查制度体系，致使文化剥削与殖民在数字场域中无序扩张。新冠疫情的影响，致使更多的人们向数字空间“迁徙”，进一步推动了对物理世界虚拟化的需求。文化帝国主义正是通过虚拟世界里独特的数字化身份“肆无忌惮”地向这些“数字原住民”进行文化嫁接。其“肆无忌惮”的根源在于虚拟空间的无序扩张，与监管边界的滞后调整，这二者间的张力不断增加。“元宇宙”技术媒介下的拟态环境是持续变化运动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而监管制度不可能时刻跟上其变化发展的速度。那么，场域空间巡视就成为了一个必要手段，文化帝国主义的技术附着所引发的安全风险时刻存在，通过巡视监督是促进其高质量发展和良性运转的必要手段。同时，必须确定对“元宇宙”的监管力度和监管标准，以数字化手段去构筑数字空间中的文化安全。借由经常性、普遍性的监管巡视和信息协同过滤，从而“通过数字化实现一个包容、可持续、安全、可信、创新性的社会”[21]。

余论

“元宇宙”兴起的终极目的是“人”，是为了文明进步和人类发展，其时空场域和概念产品早已融入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但“元宇宙”媒介技术的实质性革新并非完全趋于良善，在改变数字经济社会的同时，也混杂着某种扩张性权力的并发症。本文并非要批判“元宇宙”，而是要完全否定附着在其媒介之上的文化帝国主义价值体系及其付诸实施的动向。每一次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必然会带来实质性的进步和潜在性的风险，如何理性地辩证看待“元宇宙”的利与弊才是关键要点。而其利弊孰大孰小，这不是一个能够正确预测的问题，因此要站在矛盾分析的辩证角度合理地审视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适应公众获取信息渠道的变化，加快提升主流媒体网上传播能力。”[22]对于未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抓住时机，率先布局，掌握并控制媒介拟态环境中的“信息真相”，为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所用，共同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元宇宙”。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元宇宙”技术底座建设方面整体与西方还有差距，文化帝国主义带来的意识形态挑战和文化安全风险依然存在。着眼于未来发展布局，中国不能只筑起文化壁垒进行防御，而要根据我国国情和发展模式积极主动地去和国际接轨，适时地参与到“元宇宙”的构建、更新与维护之中，在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与冲突博弈间实现我国文化安全的平衡态势。国际社会要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元宇宙”媒介拟态环境中维护本国文化安全和文化利益的同时，坚守一国文化“特质化”“个性化”与世界文明多样性互存共促的基本趋势。中国要与国际社会一道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在实现2035 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伟大目标的历史进程中，努力构建数字化的文化安全治理体系，夯实和拓宽我国文化安全的数字空间和国际畛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