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中国家身份的建构

李继东 姜 楠

(中国传媒大学 传播研究院，北京 10002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1]。由此，我国国际传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国际话语权明显增强，“初步构建起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2]，构建了新时代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同时，我国传播研究步入了一个主体性自觉期，学界普遍开始反思西方话语霸权主导下的史论法，检视西方经典传播学学派生发的历史语境，再评估其解释效力[3]1，在“灰色地带”搜寻那些“不应退出历史舞台的范式”[4]。实际上，西方国际传播研究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烙印，是西方学者基于国家个案拓展为解释世界的话语方式，势必深受西方国家核心战略利益和外交实践等影响。而每个社会都拥有自身的思想范式和生活理念，且很大程度上无法直接适用于其他社会。因此，在“世界处于百年之未有大变局”与中国步入第二个百年新征程，以及社会深刻变迁与新一代信息传播技术迅猛迭代之际，亟需再认识西方国际传播话语理论及其流变规律，探索现有国际传播格局的成因，从而尽可能准确地把握未来发展的着力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及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时指出：“要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2]也就是说，当前做好我国国际传播工作需更加重视全面系统的学理思考，将反思西方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与探索中国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辨析国际传播理论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方能更好地建构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

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作为国家行为体主导的言语行为，内涵于国家话语整体特性的阐释，表达国家的意志和利益，是特定社会关系结构和历史实践语境的产物，会随着国家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不断变迁[5]85，同时也会反作用于并形塑国际社会结构。因此，笔者基于“结构-行动者”框架，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构建历程进行再认识，探讨西方国际传播话语与其国家身份和国际体系之间的互构关系，考察哪些“特殊性”的理论在何时变得有力量，以及如何影响了西方国家乃至世界国际传播话语体系。

一、宣传话语体系：两次世界大战时期敌我身份对抗为主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起，国际传播研究首先在欧美等国登场。第二次工业化浪潮期间，欧美工业国将媒介技术系统地应用于国家与社会治理，各国国内的大规模信息传播催生了现代大众传播事业，以广播为代表的电子传播技术的威力引起欧洲思想界的关注，大众社会理论的“魔弹论”假说由此形成。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国家对国际战争宣传的需求与强烈关注催生了国际传播研究的勃兴，其“知识馈赠”也直接影响了战争的走势。交战各国将分析传播和舆论的工具从国内引向国际，用于获得国内民众对战争的支持，同时对敌国散播猜疑和错误信息，瓦解敌人的心理和斗志以求获胜。正如美国坎伯尔·斯特阿特在《克尔之家的秘密》一书中的主张：宣传者要做“陀螺的轴”。一战后德国出版的大量宣传学著作都较高地估计了国际宣传的威力，近似魔弹论的观点，如奥特·克里格《战争还是和平》、基奥·富比尔《大战中法国对德国的宣传》和赫尔曼·范德尔鲁克《世界大战和宣传》等[6]，此类研究大多基于受众调查来讨论宣传效果，美国及其盟友国也有大量的相关研究。由于战时宣传的国际传播研究代表了该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决定性瞬间，国际传播理论将宣传、非理性、价值、谎言和民族主义等众多曾被实证主义、理性主义和进步信仰压抑到“恶界”的观念重新安置在享有合法地位的知识领域内。

对后世传播研究影响较大的是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该书基于政治科学的视角将宣传视为通过“操纵社会暗示”来“控制”公众舆论与国际态度的一种工具，并将宣传活动纳入到国家政治体系的一个专属方面，视为“盟国之间决策结果的组成部分”。作为现代社会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宣传能影响国民对国家的身份认同，其在世界大战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可想而知。“没有哪个政府奢望赢得战争，除非有团结一致的国家做后盾；没有哪个政府能够享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后盾，除非它能控制国民的头脑。”[7]7-22可见，无论是内聚民心并鼓动对敌国的仇恨，还是保持与盟国、中立国的友好关系来瓦解敌国，均需要运用多种媒介手段建构战时话语体系。

总之，两次大战期间，国际传播主要服务于交战各国战时的政治需要，通过“无线电”等媒介和各国通讯社进行宣传式话语争夺，明确敌我身份，从传者出发将所要表达的信息灌输给受众，力图达到立竿见影的传播效果。

二、“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冷战时期霸权身份主导

二战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从多个方面定义“冷战”话语，并构建以西方为中心的霸权身份和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由对法西斯主义的武装斗争迅速转变为针对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口诛笔伐，同时加强无线电广播技术、卫星电视和专业机构的发展与国际化，将国际传播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成为国际传播的主体，国际传播理论研究转向探索基于现代化发展且有针对性的国际舆论引导，由此，一些符合“当时需要和机会”的特殊手段逐渐演绎成国际传播学术话语，成为界定国际传播研究的理论框架与知识体系。

当时的美国政府除了组建负责对外宣传管理的新闻署，推动以传播美国文化价值为主要任务的广播影视产品与服务在世界范围内扩张之外，还大力资助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局等机构从事专项研究，以此将服务于美国意识形态在全球扩张的比较媒介研究、发展传播学、国际受众研究等引入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建设中。希伯特、彼得森和施拉姆所著的《报刊的四种理论》竭力美化资本主义国家的媒介制度，并对斯大林执政时期的苏联社会主义媒介制度进行攻击，从学术话语上提升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观念的影响力，促使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期的发展中国家学习效仿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介体制，忽视和遮蔽了本土的特殊性。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国际新闻传播学术会议中很少听到发展中国家的声音，自由主义理论和社会责任论逐渐成为一种引领性范式。勒纳、施拉姆、洛文塔尔等的发展传播理论主张通过现代化促使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而大众传播正是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推动器，且有助于培养现代化的人格特质[8]。这种旨在增强西方国家国际传播或国际话语权扩散的话语，被包装为一种推动现代化方式在全球福利性传播的话语。而且，为对付国际上反殖反霸的民主呼声及国内追求多样平等的人权抗议，西方国家用“现代化历史观”和发展话语统合外部世界，促成一个身份认同上包容和解的局面，致使西式现代化逐渐内化成众多媒体知识分子真心秉承的价值观[9]。而世界体系理论、新帝国主义理论、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等则批判地审视国际格局中的不平等现象和国际传播媒介中包含的意识形态问题，指出全球政治经济秩序被掌控在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手中，导致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不力[10]。实际上，美国传媒体系的扩张也是一种殖民主义，向全世界强行推销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观。正如赫伯特·席勒所言，美国通过虚伪地声称维护国际间“信息的自由流动”原则和大力资助新技术等手段支持传媒公司在海外推销产品的过程就如同抢劫[9]。

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西方国际传播研究随着西方国家的国际传播实践日趋丰富，且在政治领域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国际霸主地位提供依据和支撑。上述国际传播理论在关注媒介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责任和培养教化功能的同时，更加注重借助媒介对第三世界国家施加权力和影响的机制问题，为西方国家霸权身份提供了正反两面乃至多角度的学理支持，以此构建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

三、全球市场话语体系：单极化时期竞合身份共存

随着冷战的结束，新自由主义思潮席卷全球，美国在国际关系格局中渐趋单极化。卫星电视凭借其辐射远、声像俱备等优势逐渐成为广泛采纳的国际传播技术基础，电子传输系统在全球的扩张使得本地和区域性的新公司迅速增多，其中一些与跨国公司展开合作，各国媒体在不断放松规制的过程中实现了全球产业的整合，“电子村落”成为资本主义去地域化和经济自由化的重要表征。跨国媒体、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组织取代了国家政治功能的宣传式传播，在国际范围内争夺着话语权，国际传播领域步入了全球化的新阶段。

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从冷战期间的“宣传”话语逐渐过渡到“受者”为王的全球市场话语体系，民族主义叙事逐渐为以新自由主义为圭臬的普遍主义所替代。此时的普遍主义试图突破某一国家或某一族群的特定色彩，尽可能地容纳和吸收各个国家和民族可供利用的元素。由于东西方发展的不平衡，普遍主义原则更多基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判断，无法平衡地表达东方国家的理念。互联网的无限延伸性也为跨国传媒集团追求利益提供了条件，全球市场话语在网络空间中进一步延伸，主要表现为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和消费主义价值观，并在深入个体意识的时候，催生了历史虚无、价值虚无和享乐主义。市场化、资本化传媒的发展、跨国公司的扩张，以及传媒商业化、私有化和放松规制政策的普遍推行，有利于资本和社会主控阶层在时间和空间上延续和拓展，维护和巩固了现存资本主义的信息传播秩序。值得注意的是，旨在批判由资本全球化带来的消费主义与过度娱乐等负面后果的传播政治经济理论蔚为大观。

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不仅在陆地、海洋、天空占有优势地位，而且在互联网领域还具备新技术研发能力和根服务器的拥有权，以及在内容生产方面的绝对优势，这些共同确立了其霸权地位。互联网被全球化裹挟着推动现实国际政治秩序和美国式霸权在虚拟空间中继续延伸，这种延伸或将与他国文化相融合，形成东西方文化杂糅的新型模式，或是形成他国文化与美国文化抗衡的态势。简言之，其他国家的文化和网络空间自主性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威胁。与之相伴的是关于全球化的讨论，西方社会全球化理论在“中心论”与“非中心论”的矛盾中发展起来，尽管“非中心论”观念的影响日益扩大，矫正了以“中心论”为主导的全球化理论的偏颇，代表了全球化理论发展趋势，但现代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仍是主流，正如吉登斯将全球化视作现代性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都明确反映了欧洲中心论的价值观。而且，全球治理理论中的乌托邦色彩显而易见，英美所推动的“全球治理”与其说是多边主义，不如说是单边主义的，其多元解决体系更多只适用于以第三世界为主的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或地区，而基于国际资本对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将民族国家的国内问题国际化，其实质就是用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体系去统一世界的价值体系[11]，以维护其掌控全球资源的中心地位。

由西方跨国媒体构建的普遍主义话语将西方话语推至顶峰，所谓的西方话语时代俨然成了书写世界历史的“终结者”[12]，跟风的西方学界也把“历史的终结”当成时髦的流行语和普世的话语体系。全球化的话语产生于西方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拓展，还出现了“非中心论”的态势，彰显出全球资本主义框架下的西方国家竞合身份。然而，全球化并没有改变中心—边缘的关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借助“软实力”“巧实力”等概念，以及互联网等先进技术竭力维护西方中心主义的底层逻辑。

四、多元化话语体系：多极化时期多重身份混搭

21世纪的前十年，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等技术的迭代更新与广泛应用形成了多元的、复杂的、网络化的跨国传播体系，商品流通和思想交流的加速促使全球性依赖进一步加深，个体公民和跨国组织成为主要推动力量，网络社会崛起，国际政治社会呈现出多极化态势，但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与市场化话语体系也随之扩张到网络空间。整个世界处于一个相互连接、密不可分的网络之中，网络节点上的各成员和组织密切、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共同塑造了传媒与文化全球化的形态与进程[13]。在网络空间中，国家与民族的边界不再是预先设定的，而且是可以被选择和阐释的，同时新的边界也要经历不断被界定、厘清与合法化的过程[8]。国际传播不仅是国家间的传播,而是运用新信息传播技术将不同国家的国民组织起来，共同面对诸如环境保护、工人健康安全或反对核武器等人类议题，在多元的意识形态领域形成共享的价值观和全球公民权意识，实现各国文化的整合[13]279。这种世界主义的构想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国际传播的主题由“对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争夺”转变为“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8]。同时，现实中的弱势群体和国家可凭借网络技术与强权展开对话与抗争。国际传播话语理论探索逐渐趋于多元化，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构筑国际传播学术话语体系，国际传播范式向多元主体间性框架转型[14]。由此，倡导主体间辩论、对话、协商的多元化话语体系成为国际传播发展的新态势。

在美国“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和欧洲危机的冲击下，学界接连提出“后美国世界”“后欧洲世界”和“后西方世界”等概念。美国作家费雷德·扎卡里亚指出：“过去二十多年里，经济全球化浪潮和新信息技术应用等一系列趋势，使得过去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国家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这将改变世界的权力平衡。”[12]随着“棱镜”监听计划的揭露，美国的国际声誉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失去了支撑其地位合法性的“诚信资本”和“道德资本”，加之本土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停滞，使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受到挑战，加速了“后西方话语时代”的来临。然而，作为既得利益者的美国不愿失去世界的主导权和规则制定权，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无视多极化的趋势，提出“美国优先”的单极话语，抛弃合作与对话机制，促使国际传播从主体间交往转向了应对主体霸权。但这并不能改变“后西方世界”的整体格局，主体间性国际传播范式依然是今后一个时期国际传播的主导范式[14]，二元对立、单极化、西方中心主义等话语也不可能再主导国际社会的舞台。

五、复杂话语体系：大变局时期重返敌对身份对抗？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与大国间战略博弈步入纵深处，超越经济层面的区域主义使得西方国家因政策束缚无法对社会福利进行再分配，转而通过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的方式进行社会保护。世界格局正发生着影响深远的变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与之“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同时，移动通信技术、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等深度发展，微博、微信、抖音等社交网络不断涌现，这些社交平台作为基础设施越来越发挥枢纽作用，技术运用同质化、文化表达多样化、信息传播全球化和社交群聚本土化等特征共同主导了新闻传播的理论与实践[15]，深刻影响着国际传播和公共外交的表达逻辑，其语境整合作用日益凸显[16]，还促进了传播的草根化和社交化趋势，“得平台者得天下”逐渐演变为当代国际传播的新法则，也昭示着“大变局”时期的到来。

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球产业链的断裂和民粹主义的盛行加速了西方国家去/逆“全球化”的进程，加重了社交媒体网民的不确定心理，西方追逐信息霸权的途径更为全面和张扬。由此，基于对国家发挥的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作用的肯定，“找回国家”成为多方吁求，国家迎来了一个“复兴”契机[17]。随着国族(state-nation)主义兴起，由民族国家间政治对立而产生的国际传播话语对抗，甚至污名化他者，成为这一时期国际传播话语的重要特征[18]。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内部矛盾激化，爆发了以“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为代表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在“抗疫”和“抗议”的双重打击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的迅速崛起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高度警惕、抵制和制裁，成为西方社会的攻击目标[19]。政治极化与“后真相”的情绪化言论正成为社交媒体空间内的主基调[16]。国际政治领域尤其是美国政府大有重返国际传播早期宣传话语的态势，一系列退群脱钩等近乎疯狂的唯利是图行为蓄意塑造敌我矛盾。西方国家基于自身现实利益不断调整其身份表征，美国等一些霸权国家政府为了使自身利益最大化，随意定义其他国家的身份，而业已多样化的网络空间，以及资本全球化与相互依赖的国际社会又在表面上消弭着西方的霸权传播行为，生发技术话语、公共话语、市场化话语和社会责任话语，与早期的宣传话语共存交织，形成了国际传播的复杂话语体系。

结论与讨论

纵观近110年西方国际传播的话语实践与理论变迁，其话语体系在与国际社会结构相互构建的进程中不断演化。宣传话语生成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服务于战时瓦解敌军心理的需要；冷战期间，西方国际传播话语同样服务于其意识形态灌输的需求，并试图通过贬损社会主义媒介体制以强化其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进而实现文化侵占的目的。在这两个阶段，西方国际话语体系构建主要服务于西方国家话语霸权的建立，不同阵营之间是敌我的身份区隔，而同一阵营的国家则是朋友关系。冷战后，跨国传播在资本的推动下迅速遍及全球，以西方自由主义为中心的普遍主义成为主导思想，国家间表征为竞合关系，“文化全球化”成为新的学术话语框架，“非中心论”逐渐获得关注，而美国则基于国际竞争关系继续创造出“软实力”“巧实力”和“形象传播”等话语巩固其霸权地位。西方霸权扩张至互联网空间，这体现在其掌握着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和规制权，也表现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成为网络空间的主流价值观。同时，新兴信息传播技术也为国际社会话语秩序的重构赋能，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国际政治格局日趋多极化，这为非西方国家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提供了空间，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政治传播、企业传播以及社会传播等多领域、多主体开始活跃在国际传播思想的舞台上，网络空间也生发着公共话语和技术话语，国际传播话语范式也“主体-客体”向“主体间性”转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转变仍囿于西方中心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框架，尚未彻底改变国际社会结构的不平等格局。一旦这一既定结构受到潜在威胁，西方国家就会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地维护其霸权，将以中国等新兴国际力量纳入西方国家主导的“新冷战”话语体系，从贸易战、媒体战到技术战、知识战和防疫战，展开全方位攻击。而多极化、多元化之势以及处于巨变中的国际经济政治文化格局已不可逆，气候危机、网络安全、新冠疫情等重大问题以及现实与虚拟交融而构筑的后人类社会都需要全世界共同面对，人类从未像现在这样相互依存、休戚相关，国际传播话语体系趋于复杂化，曾经席卷世界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独霸的格局逐渐式微，而单边主义、国族主义、种族主义等纷至沓来，呈现出光怪陆离之状。

国家身份构建是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的中心问题，一方面国家在塑造身份的同时依此来表意行事，另一方面其身份认同是一种在国际结构中的社会建构过程，深受信仰体系、价值观念、言行实践以及国际政治、国际社会无政府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也即国际结构中的国家如何看待彼此关系的问题。长期以来，亚历山大·温特所论的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所对应的敌人、对手和朋友，成为国际传播话语研究的主流。而赵汀阳提出的新天下体系则超越了这种二元对立的视角，倡导所有国家(或权力)共有、共享世界权力来监护—监管各种全球系统的网络体系[20]，这恰好呼应了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惟其如此，方能建立一种高于国家体系的世界普遍秩序，方能制约帝国主义霸权以及全球系统化的新权力，方能使世界免于无法脱身的技术专制，或使世界免于疯狂和毁灭。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吴茜的鼎力支持，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