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外译传播与编辑路径提升

□文│李 珍

“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1]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给出的历史命题，也是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政治任务、现实挑战。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强顶层设计，以各种方式助推我国文化走出去。除了“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外图书互译计划”“丝路书香出版工程”等多项特色资助，还有隶属于国家社科基金的“中华学术外译”及国家专项出版基金。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对学术外译与传播的研究尚未得到专家和学者的足够重视，研究发展不平衡，还未能形成完整的体系。[2]因此，有必要对传播学视角下学术外译的编辑路径提升加强研究。

本文在对中华学术外译图书的传播现状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予以梳理研判的基础上，以《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著作翻译文库》（以下简称《文库》）的编辑出版实践为例，对学术外译图书的传播与编辑路径提升进行探析，期待能够通过对编辑出版环节的思考，从源头上提升外译图书的内容品质，探索外译图书的传播规律，提升外译图书的传播效果，更好地深化中外学术交流。

一、学术外译的传播现状

学术外译作为构建中国国际学术话语权、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引起管理层面和学术层面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后疫情时代，根植于中西方文化思想领域的价值观冲突此起彼伏，对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提升需求日益凸显。概括而言，当前的学术外译出版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1.供给侧支撑逐年加强，规模体系初步显现

学术外译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深层次的文化交流，让中华文明在世界思想格局的重塑过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3]这一要求体现在国家关于文化产业各项政策的顶层设计中。以“中华学术外译”为例，近年来立项数量稳步提升，选题本土特色愈加鲜明，在全面反映中国现代化经济社会建设成就的同时，侧重展现中国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后疫情时代更是提升了对新闻传播学的支持力度，还增加了中医学与中药学的新门类。

这些变化一方面彰显了中国面对历史与发展命题时的思考，一方面与习近平总书记倡议的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脉相承。从“西学东渐”的受益者到“东学西渐”的布道者，文化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不仅来自内容供给侧，也为海内外的受众需求端所喜闻乐见，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所以，学术外译领域近年来发展蒸蒸日上，规模体系初步显现，而且前景向好、大有可为。

2.跨文化壁垒依旧存在，传播效果亟待提升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从来就不缺少好故事，但是如何把这些中国故事讲好，却是一门学问。学术外译尤其如此，要在欧美为主导的国际主流学术界占据一席之地并非易事。由于中西方文化在历史传统、思维方式、语用视域等维度存在的天然差异，以及复合型外译专业“通才”的匮乏，我国的学术外译出现“水土不服”现象，遭遇跨文化传播壁垒，几乎是必然的。

以“中华学术外译”为例，CSSCI和Web of Science两大学术数据库的统计显示，外译后的作品在国际上形成了一定影响力。[4]与此同时，因不符合国际学术编辑规范而未获国际出版界认可的选题亦不在少数，多数选题由于译本全文、出版发行信息、传播效果等重要研究信息既无跟进报道也鲜有渠道了解，[5]目标读者的有效覆盖受限，传播效果不及预期，仍然是未来我国进一步深化文化走出去战略必须突破的屏障。

二、学术外译传播过程中的突出问题

虽然近年来国家层面对外译选题规划的思想性、科学性做了整体把握，但是综合国内的研究现状，当前的学术外译传播仍然存在几个突出问题。

1.研究主题：以翻译理论研究为主，缺乏全流程系统性研究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视，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投入到学术外译事业的研究中。围绕学术外译，从翻译方法、过程、效果到动机，各路理论百家争鸣，促进了外译事业的发展。这些研究论述不同时期的国家翻译方针和策略，涉及现当代文学译介史和文学典籍译介史，抑或聚焦期刊丛书等载体展开考察。[6]但不无遗憾的是，都没有跳出翻译的局限。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对翻译前期的创作定位、传播阶段的编辑加工及出版后的海外传播效果提升等问题则鲜有学者论及，对外译图书门类的策划、编译、出版、推广全流程及系统性研究比较薄弱。而这些都是学术外译这项系统化工程中不可或缺的核心部件。

2.研究维度：以语言文字学科为主，缺乏跨学科交叉性研究

研究主题的单一决定了研究维度的局限。当前对外译事业的讨论，很大程度上成了对与翻译关联密切的语言学与比较文学，特别是文学翻译的讨论。这与百花齐放、蓬勃发展的外译现状相比显然有失偏颇。以“中华学术外译”为例，近年来立项的学科涵盖广泛，文学所占比例仅为立项数的1/10左右，相比之下，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数量居高不下，且稳中有增。

与此同时，学术外译不仅仅是一种翻译行为、学术行为，其本质上更是一种文化行为、传播行为。而现有的外译研究将话语译介与传播环节割裂，致使研究对象和问题分散，未能形成跨学科的综合视角。[7]因此，加强对编辑出版学、新闻传播学、认知心理学这些与学术外译高度相关学科的交叉性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

3.研究深度：存在碎片化与不均衡，缺乏整体性和学理性思考

在学术外译的翻译层面，当前研究持续深入，部分研究者高屋建瓴，已将问题上升到要为中国文学外译定位，建立翻译的动态发展历史观和翻译价值观。[8]其他维度的研究则呈现碎片化的无序和零散，对讲述方式、编辑路径、传播效果、受众特点等关键性问题的研究，存在蜻蜓点水、浅尝辄止的现象，缺乏学术层面的微观考查和精准分析。

换言之，对外译图书的传播主体、传播载体、传播受众的研究不应头重脚轻、顾此失彼，而应在全景描述与宏观把握的基础上，对薄弱环节进行深入肌理、各个击破的纵深思考。

4.研究方法：以逻辑性、总结性为主，缺乏案例式及比较性论证。

在中国知网以“学术外译”为关键词检索发现：现阶段的研究以宏观层面的逻辑归纳、总结论述为主，较多从理论高度探讨学术外译的建构意义及翻译策略，强调“主体思维”而较少关注“他者思维”。与此对应，较少利用数据爬梳、案例分析和实践对比等方法研究学术译介和传播的特征与规律，更缺少基于实证的对传播效果的分析与评价，使得中国的学术外译难以凝结为强势的国际话语，存在一定程度的“自说自话”。

这与现行机制下学术外译的译介和出版环节被割裂、编辑作用被忽视不无关系。对学术外译已立项图书的出版环节，特别是编辑主体、编辑策略与传播效果之间的关系开展专题式、案例式研究，总结外译图书的编辑范式，提升学术外译的传播效果，已势在必行。

三、学术外译作品的编辑路径提升

结合外译图书的传播特点及国际传播规律，以《文库》为例，提出以下几点编辑路径提升的思考。

1.政治性问题的把关上，要特别注意与国家现行法规保持一致

学术外译作品作为“中国声音”的代言，对组稿、审稿过程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编辑要增强阵地意识，严格审读稿件的思想性、政治性。[9]一方面，该类图书因为学术性强、内容包罗万象，旁征博引，要求编辑具备较高的专业素质；另一方面，因为语种非母语，部分敏感性问题包裹在“外语”下，给编辑工作带来了挑战。

以《文库》中的《乌布西奔妈妈研究》一书为例，各少数民族的译法如Hezhe/Hezhen/Nanai（赫哲），Sibe/ Sibo/Xibe（锡伯），Evenk/Evenki/Ewenki（鄂温克），Kyrgyz/Kirgiz（柯尔克孜）等比较混乱；甚至仅“少数民族”的译法，就有近十种版本。再如，一些作品出版年代久远，有些提法已不适用，比如Turkestan（突厥斯坦）就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与民族统一的问题。作为一名专业的图书编辑，对此类问题，应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颁布的国家标准及宣传、外交、统计等官方领域的最新权威发布为依据。

2.学术性文本的对应问题上，编辑环节应该与翻译环节融合

由于译入语篇幅的限制、中英文行文叙述习惯、读者阅读偏好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一般学术翻译的过程都需要进行删减、整合或改写。在翻译策略上，考虑到目的语的接受环境、主流意识形态，可以针对性地采取删节、改译甚至整体编译等翻译策略，以有效解决困扰中国学术走出去翻译忠实与影响之间二元对立的困境。[10]

笔者在《文库》的组稿中发现跨章节、跨段落整合翻译的现象非常普遍，译文与原文存在较大出入，如果硬要去对应不仅不现实，也不可取。既然是翻译，就必然要有依据的“底本”，所谓“信达雅”，“信”是基本要求。那么面对这种稿件，编辑在实际操作中如何下手呢？

有别于“齐、清、定”后才开始的编辑流程，在学术性文本的外译中，编辑环节应与翻译环节融合。[11]这种融合体现在组稿编辑对译者翻译过程的全面把控。以《乌布西奔妈妈研究》为例，编辑首先通读了原书，了解作者的写作思路；再去对照译稿，把握译者的翻译脉络，特别是其对原作进行的结构及文化层面的改写，由内及外，立足史诗文本，围绕其起源及多重内涵，最后论述现状及影响。在做到胸有成竹后，编辑过程中只需按图索骥，牢牢把握译文对原著核心观点的表述及例证的引用，而不必再去纠结语句、段落上的严格对应，才能将接下来的编辑工作重心转移到语言文字上。

3.译稿的编辑加工问题上，应大胆质疑、小心求证，改必有据

在影响学术外译类图书的传播因子中，翻译质量至关重要。然而，最能代表中国文化与价值观的作品往往也最难翻译。译者须既通晓外国语言文化知识、具备很强的外语翻译能力，又通晓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理论知识，熟悉各个学科学术话语的表达方式，真正理解和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12]由于此类“双通”翻译人才稀缺，部分学术著作的翻译质量堪忧。还有部分学术著作有赖于集体翻译，难免存在质量参次不齐的问题。编辑作为译稿的第一读者和成书出版前的最后把关者，发现问题应该大胆质疑。

以《格萨尔论》一书为例，整部译稿水平非常之高，但由于是集体翻译的结果，也不乏“中式英语”。如前言中述及：Mysterious book, legendary people and fantastic thing constitute the destiny of Gesar in Tibetan culture.（神秘的文本，传奇的人物和离奇的情节，决定了《格萨尔》在藏族文化中的命运。）《格萨尔》作为一本书，用“book”来指代它诸多特质中的一种明显不合适，至于“thing”更是含糊不清、指代不明。笔者在核查原文后建议 改 为“Mysterious text, legendary people and fantastic stories constitute the destiny of Gesar in Tibetan culture.”[13]在获得主编认可后才落笔改动。

与此同时，作为编辑无论多么自信也要保持清醒，切忌想当然，外译项目中就曾出现类似“常凯申”（Chiang Kai-shek，“蒋介石”的韦氏拼音）的笑话，这个问题应引起重视，因为损害的不仅是译者的声誉，更事关中国学者的整体素质形象。编辑除了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向作者求证、请教也不失为捷径。

4.文本的语体及叙述视角上，应符合目标受众的阅读习惯

经典的翻译首先要选择一流的底本，择其精者而用之。翻译也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要精准地传达经典的本意。[14]学术著作作为一种专业性强的写作形式，有别于散文、诗歌等主观性强、不拘一格的文体，内容本身建构在文本之上，因此对文本的语体及叙述视角都有要求，首要的就是须使用书面语言，立场客观。作为研究参与者和文本创作者，作者当然可以进行主观性、个性化表达，但是要求基于受众层面，把握两个基本前提：必要和有效。[15]

以《格萨尔论》为例，原著作者在行文中运用了一定比例的口语化表达，而这种表达并非基于达成某种效果的必要，强调其个体的参与性，反而造成了行文的拖沓，削弱了其著述的严谨性、客观性。遗憾的是，翻译没有进行有效的规避及转译。对此，笔者在编辑加工过程中按照国际学界公认的美国语言协会（MLA）颁布的学术出版规范进行了统一调整，仅在涉及亲身经历及主张个人观点等必要部分保留了第一人称，其余则进行了删减或第三人称视角的转换。

5.文本的编排及呈现形式，应符合国际公认的学术规范

学术外译，顾名思义，面向的是外国读者，或至少在国内从事该领域研究且有一定国际视角的专业人士。因此，遵守国际出版发行规律，做到编排与编辑标准的国际化，使其内容和表达形式尽量符合国际学术交流的标准，[16]是这一性质作品的基本要求。

以《乌布西奔妈妈研究》为例，该书最初译名为On the Epic Umesiben Mama，直译为“关于史诗乌布西奔妈妈”。笔者向译者提议至少应包括“研究”，主编进一步将书名优化为A Study of the Manchu Epic Umesiben Mama，一方面原著只是该领域众多研究中之一种，另一方面可使目标读者迅速锁定“满族史诗”。此外，有些中文语境下的长段落，如the concept of Epic Belt（“史诗带”概念）的提法，[17]放在长达一页的平铺直叙中毫不起眼，但若改为被动语态单独成段，则该概念作为原著亮点，不仅会让目标读者眼前一亮，还会让接下来的论证顺理成章。

在《文库》的最初版本中，版式设计融合了多种传统文化及少数民族元素，但版面整体显拥挤、花哨，易令人产生视觉疲劳。笔者和设计反复沟通对版面进行“瘦身”改造，去掉所有的装饰性元素，仅保留边框底纹的设计，同时对标题字体、正文行距、字号进行了调整。尽管都只是微调，阅读的舒适感却大为提升，也更加符合国际通行的学术著作范例。

四、结语

学术外译作为中华文化输出的重要途径，事关文化强国建设，事关国运兴衰与文化安全，事关中华文明在人类思想格局中的地位。重视对外译图书编辑质量的提升，突破出版环节的跨文化壁垒，是切实提升外译图书的传播效果、增强我国学术和文化影响力的必由之路。作为中华文化传播使者，出版编辑工作者有责任和著译者一道，推动中华优秀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参与世界学术文化思潮的激荡与碰撞，促进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多层次文明交流；提升学术外译的传播效果，让中国声音走出去、获认同、入主流，让中华文化与智慧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弘扬并且落地生根。[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