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的成因、功能及价值阐释*

李福凌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1]63提出“大党独有难题”的重大理论命题,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能够以历史主动精神和政治反应能力,以高度警醒和清醒认识的忧患意识,应对当前治国理政各领域存在着的各种问题、难题和复杂多变的风险挑战。同时,党所彰显出的创新自觉与创新自信,不仅意味着概念创新和命题创新,而且意味着话语创新和理论创新,体现了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话语自觉[2]。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要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3]。本文对“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的成因、功能和价值进行阐释,表明提炼“大党独有难题”这个独具中国特色政治话语的、有标识性和原创性概念的必然性和重要性,也为建构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话语体系进行初步的理论探索。

一、 “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的成因归纳

“大党独有难题”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理论命题。进入新时代,党的建设在新的伟大工程中面临诸多前所未有的难题,主要围绕“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住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4]31这个本质问题而展开。这个本质问题,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我们党提出的时代之问,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向我们党提出的世纪课题。党的二十大深刻总结了全面从严治党十年期间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继续要求全党必须居安思危。当前,尽管“大党”的内涵可以从诸多角度予以界定,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无疑构成了独有难题产生的本体论基础[5]。据此,对“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的生成原因探究,必须将其置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本体论语境中加以诠释,以其鲜明底色和本质属性贯通历史、理论与现实。

(一) 历史方位: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经验总结

政党和政党政治是人类文明形态发展的重大成果。对于“大党”概念的起源与流变的考察,要将其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宏阔背景之中加以审视。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托克维尔在其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中,曾对“大党”的概念进行阐述。他指出,“被我称为大党的政党,是那些注意原则胜于注意后果,重视一般甚于重视个别,相信思想高于相信人的政党”,并且相较于普通政党,大党的“行为比较高尚,激情比较庄肃,信念比较现实,举止比较豪爽和勇敢”[6]196。然而,托克维尔所阐述的“大党”,终究是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框架内构建起来的形象,其本质仍然是维护代表剥削阶级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利益。19世纪30至40年代,欧洲工业革命的勃兴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解放,生产关系迎来剧烈动荡,随之也引起了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7]401。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尝试将“共产党”与“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概念相关联,并在欧洲革命的特定历史语境中形成了无产阶级政党理论,为“无产阶级政党”概念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各种矛盾叠加激化。列宁结合俄国革命实际,首次提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概念,从党的纲领、组织纪律、指导思想等多方面丰富了“无产阶级政党”概念的义项和内涵。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首次精确阐述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实现了“无产阶级政党”概念义项和内涵的新拓展[8]。

中国共产党从建设“大党”到“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的提出历程,是对党的百余年奋斗历史经验的总结提炼。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对建设“大党”进行过辩证思考,并清醒地认识到 “中国共产党早就是一个大政党”[9]277,虽然“大有大的难处”[10]343,但“现在担负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的任务,需要我们建设一个大党”,并且这个大党“不是一个‘乌合之众’的党,而是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11]179。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大党”的使命任务、历史方位和战略策略各不相同,所面临的问题各异,但“大党”运行的政治逻辑始终不变,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故而,在中国共产党“大党”属性的百年演进历程中,接续实现了从“无产阶级政党”到“革命政党”到“领导全国政权的党”到“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再到“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概念的嬗变,在对“大党”属性的充盈中,逐步深化了共产党的执政规律。进入新时代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的战略高度,提出了“大党独有难题”的理论命题。“大的样子”作为“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的出场逻辑,具有特殊指向性。以大党治理难题为圆心,渐次向外拓展指向大国治理难题和全球治理难题,其覆盖面之广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特殊之处,体现了“大党”的价值追求和利益追求。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后,中国共产党将“大党独有难题”置于现代化的时空坐标下予以审视,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同时,建设能够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是党的一项历史性课题,也是党直面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破解独有难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二) 理论语境:中国共产党先进理论品格的生动写照

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制胜法宝和根本经验,也是提出“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的动力所在。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始终高度重视理论指导、理论斗争、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而先进的、科学的理论话语,必然能够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乃至于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这既是约束干部、团结群众的文化基础,也是制定决策、治国理政的政治基础。换言之,“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的生成,充分彰显了百年大党的高度理论自觉、理论自信和广阔理论视野,是中国共产党先进理论品格的生动写照。首先,“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源自高度的理论自觉。理论自觉体现为对理论重要作用的自觉认识,对理论发展规律的自觉把握,对理论指导实践功能的自觉运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对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坚持、旗帜鲜明的捍卫、与时俱进的发展乃至实事求是的运用过程中,不断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不断进行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这种理论自觉使党始终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始终保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状态,为党始终保持清醒的认知状态和有效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提供了充分的智力支持。其次,“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源自高度的理论自信。理论自信体现为对科学理论真理性、正确性的坚信,对科学理论民族性、人民性的坚守,对科学理论实践性、创新性的坚持。因而,理论自信的本质,源于党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12]27。由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贯彻群众路线对夯实群众基础、筑牢执政根基的重要意义,在新时代新征程增强走好群众路线的坚定信念。这既是党的根本性质和宗旨所在,也是党勇于并且善于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的底气、勇气和信心所在。再次,“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源自广阔的理论视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是在不断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13]33。通过总结镜鉴苏联和东欧等大党老党长期执政而失败的惨痛教训,比较研究世界政党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增强了对于自身大党地位、境遇、趋势的省思。可以说“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是在多重挑战的叠加下所提出的,既涵盖马克思、恩格斯所思考的怎样“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14]12的执政难题,也立足毛泽东和黄炎培所探讨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左传·庄公十一年》)的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问题,还镜鉴苏东剧变所引发的对如何“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12]390的历史性课题的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世界历史性”,促使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能够有法、有力、有效地应对新时代党所面临的考验与危险,“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15]13。

(三) 现实旨归: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诉求的具象表达

“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同“党的自我革命”的政治概念作为矛盾的两个方面,二者对立统一于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之中。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1]64。毫无疑问,大党独有难题与党的自我革命将长期存在,二者呈现出一个不断拾级而上的发展过程。因而,“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便具有了重大的现实意义与价值。新时代“大党独有难题”的核心要义在于,如何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长期执政的目标得以实现和存续。历史与实践证明,“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16]1436。而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着重强调党内存在着的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边缘化等突出问题。换言之,党的自我革命诉求所蕴含着“由破到立”的创新思维,能够精准地预测、描述乃至把握“大党独有难题”的各种形态,始终把握难题的内核,进而促进其理论命题的证成并指导实践。首先,自我革命规定了“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的目标指向。党的自我革命的根本目标指向,并非仅停留于自我革命的过程或者浮于从严治党的表面,而是为了切实防止党因长期执政而有可能丧失革命性和忧患意识的问题,确保党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是其价值归宿。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而言,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同其执政地位、时间和能力有着天然的联系,必须始终增强党拒腐防变的能力,保障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各方面的肌体健康,进而真正发挥出党要管党的功能与效果。因此,提出“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的目标指向,就是要明确和深化在党的建设中事关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从而确保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如何能、何以能的问题得到解决。其次,自我革命廓清了“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的范围边界。自我革命本身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特质,“自我革命本身就是对着问题去的,讳疾忌医是自我革命的天敌”[17]。因此,自我革命所要解决的是更为深层次、根本性的“顽瘴痼疾”,这也就对“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的范畴进行了有效的规范和限制。从时间维度来看,对于“大党独有难题”的分析要从共时性和历时性视角进行切入,纵横比较得出经验。从空间维度来看,对于“大党独有难题”要从各领域和各方面系统考量,将那些已经出现或尚未出现的影响党的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破坏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消极因素合并同类,必须考虑自我革命的治理成本问题,提高其效率效能。据此,提炼生成“大党独有难题”这个具有标识性的命题概念,能够明确目标,实现自我革命的精准化、高效化。再次,自我革命建构了“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的发展路径。概念命题来源于社会实践,同时也会引导全党全社会凝聚共识、智慧和力量,去寻求解决问题难题的方法路径。毫无疑问,“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的提出,是党的自我革命现实诉求的理论反映和时代呼唤,这表明党具备能够正视问题、勇于纠错、主动预防以保持清醒状态的政治理性,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对方法论层面的深度思考的理论结晶。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大党独有难题”的具体问题是不断变化的,过去的难题可能会逐步被克服,新的难题逐渐会出现,而抽象命题的固化与具体难题的变化并不冲突。由此,“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才能够不断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张力与界限中逐步得以推进,使党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时刻警惕以保持清醒的状态。

二、 “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的功能演绎

“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本身具备多重功能。从类型学视角介入,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学习型政党和先锋型政党,其功能主要体现在政治引领、思想辨析和问题导向几个维度,这些功能实现了对“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的先占与主导、抽象与回归、建构与重构,有助于全方位、深层次、多角度地理解和展开“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演绎脉络,为党统一思想、协同行动奠定基础。

(一) 政治引领:使命型政党对理论命题的先占与主导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天然地具备对“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的先占与主导能力。所谓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与把握为前提,以人民至上为价值宗旨,以实现自身民族、国家的解放或发展为自觉使命,以推进世界大同、实现共产主义、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使命,具有强烈的历史主体意识与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情怀的一种政党类型[18]。据此,“使命型政党内蕴着崇高的使命引领与强烈的责任担当的本质特征”[19]。一方面,这种本质特征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政治坐标,清晰地刻画出马克思主义长期执政党建设的标准尺度,也为提出“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提供了在政治、思想、组织、时空等象限合法性的依据、路径和适用限度,体现出党对“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先占的必要性。唯物史观认为,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因此,对“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的率先提出和先占,有助于在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过程中,持续发挥出其组织、鼓舞、激励、批判和推动的作用,进而使大党真正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并实现对党员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争取团结,得到他们的支持拥护,提高他们的政治认同,以凝聚力量来克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党内党外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而“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只有真正被党员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认同和掌握,才能切实地体现和发挥出使命型政党在政治上的先进性、主动性和引领性。换言之,作为使命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将代表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置于党员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之中,才能发挥出改造实践、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另一方面,使命型政党的本质特征直接决定了“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的提出是以人民利益为中心、争取人民群众为基准的,因而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才能实现政治引领的目标与方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提及,存在政党的自觉性与民众的自发性的矛盾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政党相较于人民群众,既熟谙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又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能够肩负起满足人民群众短期和长远利益的使命。因而,使命型政党主导提出“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能够实现党以理论自觉、政治引领来带动广大人民群众突破眼前、短期、个别甚至虚假的利益,克服表面现象所营造的自发性的利益诉求。同时,也要辩证地看待理论自觉与利益自发的关系问题,必须要有所区别。概言之,马克思主义长期执政党要担负使命, 就必须以自身对规律把握的自觉性、理论引导的自觉性来超越民众利益诉求的自发性,从而始终确保党对创新理论命题的设置、主导和引领能力。

(二) 思想辨析:学习型政党对理论命题的抽象与回归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出“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既是党由大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党重视学习的生动体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因而科学地提出问题乃是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事实上,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正是得益于持续不断的理论学习和理论武装,中国共产党能够避免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出现各层面、各部分、各阶段的危害党的执政地位和能力等问题难题,同时在以先进理论为指导的前提下,能够及时吸收有益经验而避免偏差、纠正错误。可以说,学习型政党的内在特质,决定了党必须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吸纳新生政治力量、全面增强党的执政本领和全面提高党的领导的全方位的本领自觉,为新时代实现党的长期执政进而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更好赢得民心提供了路径遵循。一方面,“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正是党通过不断的理论学习,在党的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社会实践基础之上,抽象凝结成对大党执政的现实问题的理性思辨的产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只有加强学习,才能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才能使领导和决策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避免陷入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的困境”[12]404。这种对大党长期执政难题的抽象总结,是对大量感性经验的衡量和批判性反思的结果,因而具有一般性意义。同时,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通过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遇到的独有难题进行归纳总结,进而透过现象剖析本质,升维成具有先进性、科学性和规律性特征的理论范式,转换为治党治国战略和策略层面的智力资源,始终确保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应对前进道路上复杂的风险挑战、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效果的实现。因此,在学习型政党的推动之下,对“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的抽象和概念化的转换,实际上提升了大党的理论素养,推动了大党的理论创新,实现了大党的理论武装。另一方面,“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同学习型党组织的建设历程密切关联,只有真正落实到党的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真正实现先进的指导思想理论的回归,才能避免理论脱离实际和群众,才能避免党失去灵魂与迷失方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4]80。因而,“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的回归,首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并且“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5]30,这既是党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也是党突破教条主义而实现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同时,理论命题在回归实践的过程中,在直面党的执政的问题和难题中,能够不断得到检验和完善,进而持续推动理论命题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三) 问题导向:先锋型政党对理论命题的建构与重构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马克思主义先锋型政党。所谓先锋型政党,是指政党先于现代国家而产生,现代国家由政党缔造而来。从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来看,先锋型政党往往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柱,国家的发展也完全由先锋型政党所主导推动。从政党与阶级的关系来看,先锋型政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从根本上同社会整体利益相同。历史与实践证明,先锋型政党具备在组织上始终保持先进性,在目标上始终保持引领性,在功能上始终保持整合性,在运作上始终保持全面领导的鲜明特质[20]。正是在这些鲜明特质的共同作用下,先锋型政党能够以自我革命的实践原则和以问题为导向的历史主动精神,克服乃至解决各种风险挑战和问题难题。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先锋型政党自我革命的实践原则促使“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得以建构提出。正如列宁所言,“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21]35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第一大党,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们,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22]120真正强大的政党正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郑重的大党和强党,“我们的任务是要维护我们党的坚定性、彻底性和纯洁性”[21]349,这就要求党必须时刻检视自身,聚焦发展中的问题,着力破解突出问题,就要首先从观念层面开始建构理论命题,并逐渐实现其概念化的目标。而在先锋型政党的推动下,“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的建构,能够有效实现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对其的理解和认同,从而形成共同观念。换言之,建构理论命题是保证党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先锋型政党以问题为导向的历史主动精神,表明“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将不断重新构建,其实质是对现有理论命题建构的扬弃。“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自提出后,其命题的内涵、外延将不断丰富拓展,且伴随着党的长期执政建设和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运用,其命题将逐渐得到深化。而在深化过程中,来自思想和思想间的矛盾、思想和行动间的矛盾、行动和行动间的矛盾将不会停止,各种问题难题也就仍会层出不穷。胡乔木同志在1991年《人民日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要求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思想,并且要求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所作的决定统一全党的行动。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党内的思想不一致、行动不一致是难以避免地常常发生的,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大党尤其难以避免。”[23]722因此,先锋型政党的特质决定“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被建构提出后,必然会对不同时空场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生产力水平语境下的理论命题重新构建演绎,只有聚焦问题,以问题为导向,才能更好确保党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才能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三、 “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的价值透视

“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的提出深刻体现了中国特色政治话语优势,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有助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坚定政治立场的过程中更好把握“两个大局”,在保持理论清醒的过程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在凝聚力量共识的过程中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推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能力的提升发展。

(一) 坚定立场:有助于全党今后高度把握“两个大局”

“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世情国情党情问题的认识日益深化,党的建设理论也更趋成熟,有助于中国共产党人更好地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其组织规模之大、党员人数之多,都是独一无二、前所未有的。且党的奋斗历程与党的自身建设经验也证明,“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12]395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同时,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而,要更好发挥出党的组织力量,就要确保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在理论上保持清醒,因为理论上的清醒,是实现政治上坚定的基础与前提。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尤其在面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是否善于统筹“两个大局”成为衡量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政治本领和政治能力的标准与尺度。在“两个大局”的历史方位中,党既面临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显现所带来的外部压力,同时党自身“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将长期存在”[1]64,多种矛盾相互叠加,多种难题同时出现。坚定的政治立场便成为党破解难题的重要法宝。由此,对“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的率先提出以及深刻认识,既有助于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更好统筹“两个大局”,洞悉内蕴其中的机遇和挑战,正确理解世界变局中存在着的各种矛盾,并对其本质展开分析;也有助于中国共产党在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发展进程中,继续剖析和澄清世界变局与世界历史间的辩证关系,以正确的历史观坚定大党的政治立场,持续破解诸多大党独有难题,确保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和人类进步的一边,进而在坚定政治立场中实现政治引领,切实做到胸怀天下,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

(二) 保持清醒:有助于全党内外深刻领悟“两个确立”

“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的提出,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勇于进行理论探索的品格特质,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有助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24]11一方面,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21]249,否则“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话”[21]344。当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壮大成为拥有9 600多万名党员、49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在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长期执政、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最大马克思主义政党。历史与实践证明,党的事业的兴旺发达、党的建设的成功推进离不开坚强的领导核心。同时,只有科学理论的指导,才能确保党破除思想迷雾,始终保持理论上的清醒,才能夯实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政治基础。因而,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是党的百年奋斗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和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换言之,从实然层面来看,“两个确立”有助于提升全党攻坚克难、化解矛盾、驾驭风险的能力,从而有效化解已经产生和将要产生的大党独有难题。另一方面,“新的先进的思想和理论,它们是为社会上先进势力的利益服务的。它们的作用就是促进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前进,而且它们愈是确切地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它们的意义就愈大”[25]214。提出“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后,所做出的必然选择。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对“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进行思考的同时,将进一步加深对大党独有难题的特殊性、时代性、必要性的思考辨析,在辨析中全面、多维、深刻地体会和领悟“两个确立”对于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从而确保中国共产党在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防范和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以及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中始终保持清醒。

(三) 凝聚共识:有助于全党上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更加深入,是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关键所在,有助于全党上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新时代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从严管党、治党所取得的重大政治、理论、制度和实践成果。历史与实践证明,伟大的事业需要凝聚共识、凝聚力量,尤其是“治理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如果没有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如果没有全党全国思想统一、步调一致,什么事也办不成”[26],更何况要克服和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因而,率先从思想认知和话语表达上提出且强调“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能够使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对维护政党权威和拥护领导核心有更为深入的理解,从而实现全党思想上的解放,全国行动上的统一,切实发挥出大党的优势。一方面,以大党独有难题的话语作为切入点,有助于从意识层面推动全党上下深入理解和维护党的领导核心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是否能够切实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衡量无产阶级政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认为的,“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27]287。同时,也如列宁所言,“随着人们历史创造活动的扩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在数量上也必定增多起来”[28]416,并且“伟大的革命在其斗争过程中会造就伟大的人物,使过去看来不可能发挥的才能发挥出来”[29]712,但是其前提是“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7]712。因此,在强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的同时,也承认和肯定领袖人物作为人民群众的杰出代表,在推动社会变革、历史发展和文明进步中具有开创性、引领性作用,为正确认识党的领导核心的形成条件和地位作用奠定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只有全党有核心,党中央才有权威,党才有力量,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只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核心、全党的核心,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才能落实到位,全党全国全社会的力量才能得到凝聚,否则就会出现各自为阵、各自为政的消极局面,从而直接阻碍党和国家伟大事业的实现进程,进而使得大党独有难题无法得到解决,陷入停滞而难以自我革命的危险境地。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之所以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恰恰是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现实要求。因为,权威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30]277。这也是提出和建构“大党独有难题”理论命题的时代背景和意义所在。总之,全党上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就是要解决党的领导虚化和弱化问题,确保党和国家的事业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