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新形态视野下生态文明构建的三重逻辑

周依帆 张丽莉

[1.河北经贸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61;2.河北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邯郸 056038]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最新发展成果，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集经济、政治、精神、社会、生态等一系列先进文明要素于一体的总体性范畴，是对人类文明整体关照下的新发展方向。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1]。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构成中的重要一环，无疑是坚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立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方位，梳理探究生态文明发展、构成的逻辑进路，是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进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然之义。

一、历史逻辑：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当代选择

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不仅生活在“自在自然”之中，也生活于自己创造的“人化自然”即人类文明之中。文明是自然与社会交互过程中的产物，它不仅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同时也展现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变化过程。因此，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遵循着交替更迭的规律，发展历程大致划分为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阶段，而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最新形态，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当代选择。

(一)原始文明时期：敬畏自然

人类对劳动工具的使用标志着人类社会开始脱离野蛮和蒙昧，步入文明时代。此时的人类还没有形成有序的组织，只是自发地以血缘或地域为纽带聚合在一起，以集体的形式获取和享有物质生活资料。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此时人类的生产工具简单且粗糙，只能依靠石块、木棒等工具猎杀野兽、捕鱼和采摘果实来获得生存资料，这几种活动也是获取生存资料的主要方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过程中，人类发明了火并改进了生产工具，“火”的使用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它的出现给人类带来了光源和热源，其烹饪的用途拓展了食物范围，使人类彻底告别了茹毛饮血的时代，但人类仍然没有足够的能力改造自然。自然的神秘与广袤征服了人类，人类被动地顺从、依赖自然，以驯服、敬畏的态度对待自然。此时的人类还没有能力揭开自然的神秘面纱，无法对自然“祛魅”。当然，原始人类与自然界中的其他生物及其环境也存在着矛盾。但这种矛盾从根本上属于自然循环中的内部矛盾，符合自然的运行规律，人与自然之间依然表现为一种朴素的和谐统一关系。

(二)农业文明时期：初探自然

随着生产方式的不断进步、人口规模的扩大，传统的渔猎和采集已无法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开发自然资源的种类和方式亟待改进。生产力的提高使得人的主观能动性开始彰显，人们不再被动依赖自然，而是主动改造自然。传统农业的出现，开启了人与自然交互关系的新时代，标志着人类文明从原始文明时代进入到了农业文明时代。在农业文明时代，人类开始利用生产工具，以种植和养殖作为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方式，对一定区域内的自然环境在某种程度上进行改造，以满足除生存需求之外的其他需求。虽然此时人类依然处于被动地位，但已经开始自觉地思考并有目的地改造环境。这是人类第一次试图从整体上尝试把握自然，标志着人类已经逐渐走出了蒙昧时代，在此时期，这无疑是人类历史迈出的一大步。由于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和改造还没有超出自然界的可承受范围，自然界通过自我修复、调节和再生，依然维持着与人类之间相对平衡与和谐的关系。

(三)工业文明时期：征服自然

农业文明的物质积累为人类在与自然的交互过程中赢得了更加主动的地位。始于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在英、法、美、德等国相继发生，这标志着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工业的兴起彻底改变了传统农业文明的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以资本扩大再生产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式。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发展时期的同时，人类文明形态也步入了工业文明时期。在工业文明时代，技术的飞速发展大大拓宽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交往范围，增强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在对物质财富欲求的驱动下，人类借助技术工具对自然界展开了大规模的、全方位的开发与掠夺。人与自然之间由朴素的和谐统一走向对立，“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生更是将人类的主体地位推崇到了极致。人类社会急速发展，但随之而来的负面效应也是巨大的。过度工业化突破了自然环境可承载的底线，自然资源枯竭、大气污染、人口过剩等一系列问题不仅严重影响了自然生态环境，也影响了人类社会的正常运行，使人类面临发展困境。这不仅是人与自然之间尖锐矛盾的具象化表现，更是工业文明社会发展模式与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要求之间矛盾的集中体现。解决矛盾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转变社会生产方式，探求可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发展的新方向。

在当下所面对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困境中，许多有远见的社会学家、哲学家、科学家已经对传统工业文明时代的终结有所感知，而在工业文明即将落幕之际，人类文明将何去何从，已然成为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在人类历史上，每次文明更迭的直接动力，均来自于解决了之前所困扰的生存问题和维护人类持续发展的需要，在反思之前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方向，而生态文明正是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的当代选择。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条以新文明内涵为理论逻辑的生存与发展道路，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理论逻辑：生态文明的新文明内涵

生态危机的产生暴露了当前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弊端，这不仅仅是工业化模式本身的弊端，更是整个文明的弊端。工业化的困境是现代人类文明的困境，需要从文明模式重建的高度来解决工业化的困境[2]。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文明作为新发展文明，不是简单地修复和改进工业文明，而是要从哲学内涵、生产方式、价值观念等多个方面对工业文明进行根本性地重构，是以生态为导向的范式转向。因而它与之前人类文明的发展范式均有所不同，存在自身发展的独特性，即新文明内涵。其新文明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哲学内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生态文明作为新发展的文明形态，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有与之前文明形态不同的见解。它对工业文明时期人“统治”自然的思维模式进行了重构，主张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共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是以唯物辩证法为理论根基，并结合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和合”等理念，强调人与自然发展的联动性。而作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型注解，生态文明所主张的生态思想并非完全脱离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发展框架，而是既有相同性又有超越性。相同性体现在三者的发展目的相同，都主张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超越性则体现在，生态文明更强调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础上，寻求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里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同于农业文明时期朴素的和谐统一关系，而是建立在工业文明时期深厚的物质积累和深刻把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摒弃传统工业文明模式下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转而运用现代生态学观念，以科学技术为手段，自发自觉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维度下，促进传统现代化模式的整体性生态转型。

(二)发展方式：生产方式的生态转向

工业文明通过利用科学技术实现了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图景，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一次飞跃式发展。工业文明主导下的生产方式在带来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背后，是成本外部化、自然商品化、公地悲剧化等一系列的成本转移，将人类发展的成本转移给了自然环境和全人类，从而产生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为了改变人类当下的生存困境，生态文明主张生产方式的生态转向。其“新”内涵体现在它致力于在原有的物质基础上摒弃传统工业文明采用的线性经济模式，即生产—消费—废弃的方式，转而倡导循环经济的模式，主张利用生态系统自然生产的循环过程，将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作为资源进行再利用，在自然界可承载的范围内进行物质生产，实现生产方式的生态化和可持续化。同时，相对于过去大量依赖化石燃料和传统能源的生产方式，新型生产方式更加注重绿色技术的应用，如利用清洁能源、开发环保型产品、推广低碳技术等，从“生态的工业化”转向“工业的生态化”。生态文明所倡导的生产方式更加注重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强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具有强烈的环保导向。

(三)价值观念：价值观的重塑

传统工业文明时期注重经济增长和利润最大化，导致人类中心主义、个人主义的盛行，忽视了资源的有限性、生态系统的重要性、环境的可持续性、社会责任和弱势群体的权益。价值观作为个人对客观事物及对自己行为结果的意义、作用和重要性的总体评价，是指引一个人选择和采取行动的原则与标准。作为新发展文明，生态文明从根本上对价值观进行了重塑。

1.摒弃了工业文明时期以“奢侈消费”“炫耀性消费”等为表征的消费主义价值观，认识到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强调尊重自然、珍爱生命、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主张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上，追求精神的丰盈，同时不忘对自然生态的人文关怀。

2.认识到资源是有限的，主张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即在满足当前需求的同时，保护和维护未来社会的需求，实现可持续发展。

3.以共享共赢的观念为主导，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倡导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互助合作，关注弱势群体的权益，追求社会公平和公正。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积极发展的、可持续的、科学性的新文明形态，将与新的共同体形式一起，推动人类社会向发展新阶段迈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类文明的长久发展。

三、价值逻辑：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意蕴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建设生态文明是实现“美丽中国”生态愿景的实践路径，也是人民所赋予的时代之责，关乎人民幸福，关系民族未来，探讨其价值意蕴，可以清楚地明晰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整体脉络，以便更好地统筹建设全局。

(一)完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内核

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一种现实反映，既是对时代之问、世界之问所作出的回应，又体现了对旧文明形态的全面超越。“人类文明新形态”并不局限于某些形式，也不局限于某些领域，而是一种总体性范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3]10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内生于高度发达、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之中。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本质上是对西方工业文明的重构，超越了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发展逻辑，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宏大视野出发，打破单向度的经济发展模式，衡量并规范生产方式以实现其生态转向。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目标，为完善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思想理论指导。

(二)加快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自然界是人类社会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4]231在其思想视域下，体现出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认识和强烈的共同体意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正是立足于此，成为两大共同体的交汇点。首先，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密不可分，两者的联系体现在人类生产发展过程中的方方面面，不是单向度的索取，而是双向联动。因此，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础上的实践拓展。它将人类与自然置于同一基本维度，形成人与自然的合力，从而更好地协调人、人类社会、自然界三者的关系。通过采取对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减少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破坏和污染，以降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健康。这种和谐共生的理念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构建密切相关。其次，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还注重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倡导全球合作与共同发展。生态问题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所能解决的，还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共同努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强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有机结合，追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提倡加强交流与合作，分享技术和经验，通过推动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的发展，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大环境挑战。这种全球合作的推动，不仅有助于促进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共同繁荣，还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为世界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而且具有显著的世界意义。当前全球生态治理仍然面临着环境治理理念缺失、诸多主体利益冲突和全球生态治理法制合法性与权威性不足等困境。面对这些亟待解决的现实命题，中国作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引领者，始终坚持强调全球合作和共同发展，主动承担同自身发展阶段相应的国家责任，通过分享经验和资源，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的环境挑战。实践表明，中国始终积极参与环境保护国际合作项目，参与了巴黎气候协定的制定和落实，力争到2030年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5%以上，致力于减缓气候变化和应对全球变暖的挑战等。这一系列深入推进生态治理体系的应用与实践，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和合作机会，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重要支持。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明显的生态向度，只有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嵌入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才能完成全球生态治理协同联动，通过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联合，来协调人类发展和自然保护的和谐统一。中国秉承可持续发展的基调，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新时代生态建设实践的着力点，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并以新生态文明理念为全球生态绿色发展贡献了新思路、新方向、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