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袖评价的科学体系建构研究

2023-03-10 03:50曹晓辉
关键词:评价者领袖史料

曹晓辉

(青岛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青岛 266000)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作为团结和凝聚各族人民的主心骨,对其科学、客观地评价不仅关系到能否深化马克思主义政党领袖理论,关系到能否旗帜鲜明地反对妖魔化党的领袖的错误言论,反击对党的领袖评价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更关系到评价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关系到维护以党的领袖为核心的中央权威,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是否巩固,关系到中国社会的稳定和谐,进而影响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在纪念中国共产党领袖诞辰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并多次对历史人物评价问题进行阐述。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领袖的科学评价,对于我们重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领袖观,批判和廓清中国共产党领袖评价中的错误言论和认识,构建好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袖评价的科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就是以习近平关于党的领袖评价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在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新时代党的领袖评价体系建构所进行的探索。

一、评价中国共产党领袖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科学评价中国共产党领袖,涉及到评价主体的价值取向与治学态度,科学评价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前提是评价主体进行史学观的定位,即“一是对历史的思辨是从情感出发还是从理性出发;二是治史态度是立足于政治审视还是立足于学术审视”[1]。评价结论不科学的重要原因就是评价者的私人情感的干扰。对中国共产党领袖评价的首要问题是要求评价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一)评价中国共产党领袖必须坚持人民群众立场

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代表历史的发展方向,是历史的创造者。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历史反复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2]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决定了评价党的领袖必须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看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活动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或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1.评价主体必须坚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

第一,评价党的领袖要看其是否顺应了人民群众的生存需要。中国共产党领袖是如何制定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来确保生产资料真正掌握在人民手中。如果党的领袖在主观上或客观上造成人民群众失去其生存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即便开始发动这项运动的初衷是好的,也应该辩证地看待。如,党的领袖发动“大跃进”运动,初衷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但却造成了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速度,对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产生了消极影响。

第二,评价中国共产党领袖要看其是否为人民群众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人民群众社会生产得以进行的必备条件是生产资料是否与劳动者有机结合。党的领袖的实践活动如果能够保证人民群众创造出必要的生活资料,能够保证人民群众给国家提供存在和发展所需要的财富,从总体上看,其实践活动就是有利的。反之,不考虑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对人民群众进行过重的掠夺和压榨,不仅会激化人民群众与党之间的矛盾,还会造成人民群众的反抗,导致社会生产无法正常进行。土地革命时期,在王明指导下颁布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中规定,在分配土地时,“土豪劣绅及其家属根本无权分得土地”“富农可以分得一分较坏的土地”[3]。此规定严重搞乱了阶级阵线,大量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将地主、富农逼上了绝路,增加了革命的阻力,严重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破坏了农业生产,造成了经济困难。而瓦窑堡会议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转变党的土地政策,对地主阶级参加抗日战争以政策上的支持和帮助,对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评价中国共产党领袖要看其是否为人民群众提供了发展权、创造权。生产技术的改进是推动生产进步,改善与提高人民生活的必然要求,这种进步必然要靠人民群众去发明创造。为了更好地提高人民群众发明创造的积极性,党的领袖必须制定、实行鼓励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的各项政策。若党的领袖加强思想控制,剥夺人民受教育权,破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人民群众的扩大再生产,对人民群众没有任何益处。

总而言之,评价中国共产党领袖要看其实践活动是否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中国共产党领袖只有紧紧依靠人民才能有所作为,才能发挥党的领袖的作用,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2.评价结论必须经得起人民群众的检验

“判断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4]任何政党的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习近平指出:“要真正让人民来评判我们的工作。”[2]评价党的领袖的结论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必须经得起人民群众的检验。

一些评价者在评价毛泽东时,得出“有两个毛泽东”的结论,即“夺取政权前的毛泽东基本上是个好毛泽东,夺取政权后的毛泽东则犯有严重错误,是个不好的毛泽东”[5]。更有甚者,污蔑毛泽东是“中国两千余年皇权专制传统的最高产儿”[6]。这些评价者得出这种评价结论是因为他们曲解了邓小平的判断:“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7]但是,邓小平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毛泽东的错误还只是局部性的,没有发展为全局性的错误,说1957年以后毛泽东的错误越来越多并不是说毛泽东在1957年之后的实践活动都是错误的。“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年,从理论上说,毛泽东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富有创见性的理论观点。在实践上,建国后的十年我国经济取得较快发展,政治上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文化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即便是毛泽东错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是他对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为防止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而培养接班人的思想,及其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策略,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决不能轻易地将毛泽东定义为“一个不好的毛泽东”,抹杀其带领人民群众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探索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这些观点很明显与党对毛泽东的评价相背离,也与人民群众评价毛泽东相背离。

(二)坚持历史主义原则

评价党的领袖要坚持历史主义原则,从当时的历史环境入手,结合历史条件进行全面、具体的考察。习近平指出评价历史人物时,要“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2]。

历史时代造就历史人物。任何党的领袖,不管他如何伟大,归根到底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员,党的领袖作为时代的产物,与其存在的社会历史环境紧密相连。纵观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涌现出大量的重要历史人物。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时代,正是中国争取民族独立的时代,才造就了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袖。

历史人物受历史时代的限制。党的领袖由历史时代所造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历史时代的制约。党的领袖的一生比较复杂,“他们的活动内容也比一般人更丰富,活动的性质和作用往往是多面性和多层次性的”[15],较其他人更容易受到各种社会关系的冲击。习近平指出,“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2]。毛泽东是伟大的,但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制约,毛泽东也会犯历史错误。习近平指出:“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2]“经验是财富,教训也是财富,关键在于是否善于总结。”[16]只有敢于并善于总结工作经验中的教训,才能做到正视错误,修正错误,从而更好地发展。脱离具体的历史时代,抓住领袖的某些错误不放,绝不是正确的做法。

科学评价党的领袖,要结合当时中国所处的世情、国情,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群众的认知水平,等等,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细致地解读党的领袖的基础上,再做出科学评价。脱离社会历史条件来评价党的领袖不仅是一种形而上的做法,也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惯用的伎俩。我们要善于、勇于亮剑,旗帜鲜明地批判历史虚无主义者贬损党的领袖的言论。

(三)实事求是地评价党的领袖

何为实事求是?毛泽东对此做过深刻的阐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8]习近平也多次强调,“实事求是,是共产党人的重要思想方法,是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健康发展的关键”[9]。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研究历史,评价中国共产党领袖,就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要高度重视史料。马克思、恩格斯说过:“研究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索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10]历史作为客观存在的现实,是研究主体的客体。研究主体由于自身所具有的主观性,很难对历史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史料对研究历史和历史人物评价必不可少。在一定程度上,评价主体掌握的史料越丰富,对党的领袖人物的评价就越真实,评价结论就越准确。因此,丰富准确的史料是评价党的领袖应有的基础与前提。高度重视史料,广泛地搜集、整理史料,在此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史料进行严密的审查和批判,然后对这些史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深入实际了解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本来面貌,“并从中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来”[11]。

第二,一切从实际出发,详细地占有史料。习近平指出:“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12]中共党史史料种类繁多,包括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口述史料、声像史料等。评价党的领袖要善于对史料做完整、准确地把握。

首先,要分析和研究中央文件与档案资料,这些资料反映着中国共产党领袖活动的全部面貌,对于考察党的领袖的一生具有重要意义。其次,要善于研究报刊资料。报刊是历史的忠实记录者,党的领袖一生的奋斗史,在报刊上得到了极大的体现,在评价党的领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善于研究报刊资料,从各种报刊资料中,对党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作出判断。需要注意的是,报刊资料也并非是完全可靠的,其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由反动派编辑、出版的报刊往往颠倒黑白、报道失实、欺骗读者。一个治学严谨的学者,只要能充分发掘、分辨、灵活运用报刊资料,就能使其发挥出最大效用。再次,要善于研究党的领袖的日记、书信、回忆录等。这些资料往往涉及重大的政治活动或其他重要问题,记载着党的领袖对这些重大事件的认识,真实地记录了党的领袖在不同时期的工作和生活,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最后,要善于分析和科学利用口述史料。口述史料“更多地保留了个人的特点和历史真实感”[13],较文字史料的描述更加生动,能很好地帮助研究者了解某个时代整个社会的状况。运用口述史料评价党的领袖要注意:其一,评价者通过采访和提问收集口述史料时,双方都在影响着对方。一方面,评价者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进行调查研究对研究结果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口述者对往事作出回忆的时候,或多或少的受到自己经历的影响,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因此,评价者必须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谨慎地对待口述史料,防止落入材料叙述者的思维范围”[14]。其二,口述史料并不等同于历史事实,而是进行写作的原始材料,要对其进行判断、考证和评价。在对口述史料有一个完整、准确的把握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评价党的领袖。

二、评价中国共产党领袖要运用科学的方法论

中国共产党领袖评价除了要确立科学的历史观以外,还必须运用科学的评价方法。党的领袖的评价方法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如何运用正确的评价方法真实地再现党的领袖活动的过程;二是如何运用科学的评价方法评价党的领袖的是非功过。两个问题的实质,即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的方法,历史地、具体地、全面地评价党的领袖。

(一)坚持联系的观点,把党的领袖的活动联系起来考察

首先,联系是客观的。联系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党的领袖的实践活动,就其本质来说是不以评价者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要求评价党的领袖,必须看到其实践活动取得的成就是客观存在的。正是因为这些成就的存在,其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贡献才不会因某些评价者的恶意污蔑、中伤、诽谤而受到否定。

其次,联系是普遍的。联系的普遍性告诉我们党的领袖的实践活动必然与国际国内变化着的形势、当时的历史条件、其他党员干部的实践活动密切相关。党的领袖取得的成就是其领导集团共同努力的结果,当然,党的领袖的失误也必然会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习近平指出,评价历史人物时,“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2]。如,“大跃进”运动使我国的经济发展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薄一波就曾经指出:“我作为当时主管工业交通方面的副总理,对以钢为纲的工业‘大跃进’的发动负有一定的责任。”[17]由此可见,某一决策、政策是领导集团共同决定的,在评价某一位领袖时,要看到彼此实践活动的联系,不能仅仅抓住一个人的错误不放。

再次,联系的观念与系统的观念紧密结合在一起。在全面揭示评价对象的系统存在、系统关系、规律的观点和方法时,系统论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使用系统的方法评价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坚持系统的整体性原则去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揭示我们党作为一个大系统,它的产生发展壮大过程中,与其他社会系统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18]。为此,在评价党的领袖时,也要坚持使用系统的方法,将党的领袖集团作为一个大系统,在研究这个集团产生、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评价其与其他社会系统的关系,以对党的领袖做出系统的评价。同时,应该注意到,在评价党的领袖时,既要认清中国的基本国情,又要从亚洲和世界全局的角度去体认、分析和把握,把党的领袖的具体历史活动“置于更广阔的时空条件下考察,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19]。

(二)坚持发展的观点,把党的领袖放到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中考察

中国共产党领袖既处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又是历史进程中的一员,这就要求把党的领袖放在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中考察,判断其历史价值。当评价者在考察党的领袖的实践活动时,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一成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生成和消逝”[20]。党的领袖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从事各种社会活动。领袖的实践活动总会影响到其身后的领袖集团,其实践活动对领袖集团影响的大小,也成为对其评价的重要方面。

第一,发展是前进的、上升的。任何事物发展的实质都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中国共产党从事的实践活动总是合乎历史前进的方向,总会取代那些丧失历史必然性、日趋灭亡的事物,因而总会展现出远大的前途。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肩负起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100年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两大历史任务而不懈奋斗的历史,这就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习近平指出:“一切伟大的成就都是接续奋斗、接力探索的结果,一切伟大的事业都需要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中前进。”[9]评价党的领袖必须要在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中把握。

第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过程。一切事物,只有经过一定的过程,才能实现自身的发展。恩格斯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21]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流行着评价的“逆推法”,即以党的领袖的最后结局去推断、评价其一生。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领袖是伟大的革命领袖,那他一生都是光彩不凡的,其身上的一点劣迹污点都要“为伟者韪”,避而不谈其一生中的过错。有的人则相反,一旦领袖晚年不节,就会认为其前半生的活动是“早年投机”,抹杀其在社会进程中的一切功绩。用这种僵化的公式对党的领袖的活动进行一刀切,不可能真实地再现党的领袖的历史面貌。事物发展的过程性表明领袖的思想始终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呈现出一种“阶段性”的态势,这要求评价党的领袖,要就其一生大节,根据其活动的不同性质,对党的领袖的一生进行分阶段的评价。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善与恶、功与过,本身就不是僵化的、绝对的、一成不变的。正如习近平所言,评价历史人物时,“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2]。评价党的领袖不能一刀切,要结合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实践活动,给予其客观、公正的评价。

三、评价中国共产党领袖必须贯彻正确的评价标准

关于中国共产党领袖的评价标准,是党史学界一直以来争论的焦点问题。中国共产党领袖评价的标准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历史观的差异,研究方法的不同以及评价立场的差别,都会使评价者对领袖评价的标准产生分歧。当然,针对相同的党的领袖,采用不同的评价标准,评价结论也往往很难取得一致。本文在对各评价标准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评价中国共产党领袖应该坚持生产力标准和社会进步标准。

(一)评价党的领袖必须坚持生产力标准

个人的实践活动是否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是评价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根本标准。人类历史的进程是以生产力的发展进步为基础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22]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物质财富的生产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物质财富生产的越多,越容易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意味着人的逐步解放,人越趋向于全面发展。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谈到,“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8]。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评价的根本标准,同样是评价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根本标准。中国共产党领袖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变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文化观念、价值观念等。因此,评价中国共产党领袖在历史上起什么作用,根本的标准就是看其实践活动是否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二)评价党的领袖必须运用社会进步标准

历史活动的领域是宽广和多样的,中国共产党领袖对社会历史所起的作用,不能简单的用生产力标准完全涵盖,评价中国共产党领袖,还要坚持社会进步标准。所谓社会历史进步,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民族团结等历史发展的一切方面的进步。恩格斯指出:“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在历史过程中是最后地成为决定的因素。”[23]坚持以社会进步标准评价中国共产党领袖,要看其实践活动对人类的社会历史起推动作用还是起阻碍作用。评价者必须站在社会历史进步的立场上,看中国共产党领袖是否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具体要结合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实践活动是否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部分党的领袖所从事的实践活动,并没有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发生关系,或者没有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生直接关系。不少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实践活动是曲折的、间接的作用于生产力上的,特别是党的领袖从事的文化工作。中国共产党领袖正确的文化思想、文化方针、文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对文化工作者的工作产生极大影响。杰出的党的领袖从事的文化工作如果代表了先进的文化和思想观念,并对社会的精神文明产生重要作用,那么他们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评价者决不能因为党的领袖的实践活动没有直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否认他们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

第二,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实践活动是否促进了科学理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科学理论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正如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意大利诗人但丁为标志的。“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24]但丁并不是革命家,但他却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创者。正如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虽然犯过错误,但其撰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等著作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功绩是不能抹灭的。

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实践活动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其实践活动对社会需求的满足也是多样的,评价者不能简单的以一种评价标准贯穿始终。若将党的领袖的实践活动都归结为对于社会生产力的作用,则会忽视其实践活动的多面性与多层次性。总之,评价者要在坚持以生产力为根本标准的前提下,综合运用社会进步标准,对中国共产党领袖做出相对客观、公正的评价。

四、结 语

科学评价中国共产党领袖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历史主义原则,实事求是地评价党的领袖;同时坚持联系、发展的观点,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以是否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为标准,反击评价中国共产党领袖的错误观点,对中国共产党领袖做出科学评价。“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25],历史记录着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兴衰,记录着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做出的巨大贡献。正确评价中国共产党领袖,是正确对待中国共产党历史、正确对待中华民族历史的应有之义。评价中国共产党领袖的目的,绝不是为了追究领袖的个人责任或评判某一人的得失,而是以史鉴今、更好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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