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

杨庆龙

(集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反复，严重威胁着世界各国人民的生产生活与生命安全，给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虽然已从整体上控制住了疫情，但由于外来输入病例的影响，疫情在我国局部地区仍时有暴发。纵览全球，新冠阴霾依然挥之不去，防控形势严峻复杂。这次疫情再次表明了人类社会是一个休戚与共、命运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必将促使国际社会更深刻地理解与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与意义。病毒是人类共同且迫在眉睫的敌人，国际社会必须更新思维，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与个体利益算计，同舟共济，共克时艰，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组织国际抗疫合作。

一、新冠疫情凸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与意义

大灾大疫往往更能彰显科学理论的价值与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具有丰富的内涵与价值意蕴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世界大局探索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深刻思考与殷切关怀，是解决当今世界发展难题、推进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此次新冠疫情更鲜明地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与意义。

(1)新冠疫情凸显了普遍安全的重要性。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加深，世界各国日益成为一个利益交融、祸福相依的整体。在全球性问题的威胁面前，任何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这次新冠病毒具有指数级的传染性，病毒面前，人类不分国别种族、贫富强弱，任何人、任何国家都可能成为病毒的攻击对象。只要仍有病毒残留人间，它就随时可能席卷全球。当前世界各国都处于频繁的人流物流网络中，只要有一个国家疫情未除，其他国家就难言安全。中国新冠疫情暴发初期，一些美国政客曾报以“隔岸观火” “落井下石”的态度，后来美国很快沦为疫情的重灾区。因此，世界各国比任何时候都更能深刻地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主张的普遍安全的重要性。国家之间的安全不是零和的、排他的，而是相互关联、需要彼此合作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都离不开其他国家，特别是人类整体的安全。同样，人类整体的安全也依赖于每个国家乃至每个人的安全。世界各国只有同舟共济，携手合作，战胜新冠病毒这一共同的敌人，才能获得持久的共同安全。

(2)新冠疫情凸显了共同繁荣的重要性。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主张。共同繁荣(最起码摆脱贫困)才能使世界各国、各群体都具备应对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基本物质条件与能力。然而，当前国际社会的发展问题远未解决，南北方国家之间仍存在较大的发展鸿沟，很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内部依然存在不少贫困群体。这些贫困国家与贫困群体拥有的公共卫生与医疗设施薄弱，物资匮乏，根本无力抗疫。很多底层民众为了维持生存，不得不暴露在病毒袭击的危险面前。他们是人类社会最易被病毒“攻陷”的脆弱环节，是国际抗疫阵线中的“短板”。一些病毒未必来源于贫困国家与地区，但却可以在这里快速蔓延、变异，再传播到其他国家与地区。实际上，抗疫问题与发展问题紧密相关，因为公共卫生本身就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1]。只有具备相当的物质技术基础才能更好地防控疫情。如疫情防控中的患者追踪调查、联防联控、社交隔离、大规模核酸检测都需要具备相当的物质技术条件，这是贫困国家无力负担的。中国之所以能成功防控疫情除了社会制度因素之外，强大的综合国力是一个重要原因。由此可见，只有解决了发展这一困扰人类社会的深层次问题，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才能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各种危机。

(3)新冠疫情凸显了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性。人类能否战胜病毒取决于两个变量：国际关系与科学技术，即人类的合作程度与科技的发达程度。因此，国家之间的关系状态成为国际抗疫合作中的重要因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取代以结盟对抗、零和博弈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国际关系。新型国际关系是解决很多全球性问题的治世良方。当前只有践行新型国际关系才能更好地进行国际抗疫合作。首先，新型国际关系可以使国家之间相互尊重，培育政治互信，塑造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文化，改变相互之间竞争对手的认知模式，从而能为国际抗疫合作提供必要的政治基础。越是危急状态下的国际合作越是需要稳固的政治基础。疫情之下，处于战略竞争状态的国家间合作要比新型国际关系状态下的国家间合作困难得多。就中美关系来讲，由于美国持续对华发起疫情政治化攻势，中美两国的政治互信已严重削弱，民间相互恶感不断上升，这就使得两国之间的抗疫合作步履维艰、成效有限。其次，抗击疫情是一种全新维度的“生物战”，对手不是有形的人类组织实体而是无形的病毒，传统国际关系中的军事防御、结盟政治在应对这次疫情时形同虚设。这就需要世界各国践行新型国际关系，以“人类一家”的思维携手应对“新型”的敌人。

二、新冠疫情暴露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当人类面临来自自然界“他者”的威胁时，正常的应激反应应是携手合作、共同对敌。然而，由于国际社会中根深蒂固的个体本位主义思维以及某些国家的疫情政治化操弄，这次疫情却未能唤起全球范围内的抗疫集体行动，世界各国因疫情而产生的矛盾与摩擦有增无减。这些问题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面对的困难与挑战。

(一)国家个体本位主义思维根深蒂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面临困境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须基于合理健全的全球治理。全球性问题具有弥散性、不可分割性与非排他性，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须有人类整体性思维，须超越国家个体本位主义思维。然而在当前的国际社会中，个体本位主义思维依然根深蒂固，理性自私的国家行为体仍把谋求个体利益看成最高的正义。问题与风险的全球关联性与基于国家个体本位主义的治理行动之间的脱节致使全球治理面临困境[2]。当前的疫情更加凸显了全球治理的困境。

回顾几年来国际社会的抗疫过程，就会发现大多数国家仍然没有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组织国际抗疫集体行动，在美西方国家还引发了各种自私自利的“本国优先”行为。美国为了谋求对华战略竞争优势，趁机向中国发起各种疫情政治化攻势，其“落井下石”的心态昭然若揭。欧盟国家文化同源且又有盟约在身，本该守望相助，然而疫情暴发初期它们不仅未能施以援手，还相互争抢抗疫物资。在新冠疫苗的国际分配上，由于国际协调缺位，欧美发达国家推行“疫苗本国优先”，争相抢购、囤积疫苗。这种“疫苗民族主义”行径对发展中国家的疫苗获得机会构成了严重冲击。

在个体本位主义根深蒂固的国际体系中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须依赖体系内的主导国家[3]。但近年来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与意愿逐步下降。在很多领域美国不但未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反而自身成为“麻烦的制造者”。而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缺乏足够的综合国力成为为全球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同时，中美关系的恶化也削弱了全球治理中大国合作的政治基础，限制了中国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这就出现了主导国没有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意愿而崛起国没有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能力的局面，致使当前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运转失灵。联合国安理会曾于2000年应对艾滋病、2014年应对埃博拉疫情时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这次疫情中却乏善可陈，甚至有学者认为联合国安理会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已陷于瘫痪[4]。世界卫生组织虽然曾在协调国际抗疫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依然未能有效组织统一的国际抗疫集体行动。

(二)某些国家极端思潮泛起，加剧了族群、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从本质上看，疫情风险内蕴着两对矛盾：人与病毒之间的矛盾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5]人类历史上，大流疫往往带来人类不同群体间的冷漠、猜忌、歧视和冲突，以至于瘟疫往往是战争的孪生兄弟。究其因，首先，从社会心理学上来讲，人类在大流疫中出于恐惧与自我保护心理，会对其他群体进行疾病“污名化”进而与之相区隔，这是一种群体应激反应[6]。其次，人类不同群体之间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往往会将疫情政治化，通过“嫁祸于人”而获取政治收益。最后，疫情的冲击加剧了某些群体对社会的不满而引发极端社会思潮。疫情暴发以来的事实表明，疫情之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矛盾，即“社会政治病毒”的危害性不亚于新冠病毒。它引发了人类群体之间的相互内斗，阻碍了抗疫合作。

这次疫情使世界经济遭受重创，西方国家某些中下层群体贫疫交加、因疫生怨，加剧了对社会现实的不满，致使这些国家长期以来持续发酵的民粹主义情绪进一步蔓延。民粹主义的主要诉求包括反建制、反精英、反全球化以及反移民[7]。它认为精英政治、全球化以及外来移民导致了国家的困顿与社会各群体的不平等。在这次疫情中，民粹主义者主张贸易保护主义，鼓吹关键产业回流国内，加剧了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断裂的趋势。一些民粹政客还把新冠病毒与中国相关联，煽动反华排外情绪，导致一些西方国家出现了“向中国索赔” “清算中国”的非理性的声音。

疫情加剧了美国种族主义情绪的蔓延。美国的种族主义由来已久，已经成为美国社会治理体系中的“社会病毒”。它不仅是美国处理国内不同族群间关系的手段，也是处理对外关系的手段。历史上，美国政客就经常“污名化”其他种族，制造种族对立，为其对外扩张政策提供合法性。在这次疫情中，美国政客就给病毒贴上“武汉病毒” “中国病毒”的标签，通过将病毒“种族主义化”来转移国内民众的不满，为其对华强硬政策提供注脚，从而导致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针对华人华侨以及亚裔的歧视与暴力事件增多，部分群体滋生了仇外心理与“转移攻击”(1)转移攻击是心理学的一个术语。通常情况下，人遭受挫折时，会对挫折源进行直接攻击，但当挫折源过于强大而无法攻击时，人会倾向于寻找“替罪羊”，转移攻击一个无辜目标以缓解内心的紧张与痛苦。见Jerry M. Burger的《人格心理学》(第六版)第105页.心理，致使极端民族主义与排外主义有所抬头。

(三)新冠疫情导致国际秩序中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增强

疫情使国际秩序遭受巨大冲击，导致其中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增强。首先，疫情使世界经济遭受巨大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大幅断裂，各种经济要素的跨国流动严重受阻，贸易和投资活动陷入低迷，全球失业率急剧上升，贸易保护主义日渐抬头。其次，疫情使中国的对外关系更趋复杂。疫情不仅导致本已紧张的中美关系雪上加霜，也使中国与一些西方国家的关系蒙上了阴影。尽管中国对一些西方国家进行了大力抗疫援助，但双方的信任感并没有因此提升，西方有些政客竟然鼓吹“中国抗疫援助赎罪论”。最后，疫情给一些国家社会经济带来严重后果，导致经济萎缩，失业人口剧增，民众不满情绪加重，从而引发社会撕裂、政治动荡等社会政治危机。虽然这些国家触发危机的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但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社会矛盾与危机在疫情这种极端的社会条件下被激化了。新冠疫情是一个复杂系统，其构成要素的错综复杂性以及非线性特征或将使之触发更多黑天鹅事件[2]。这些国内社会政治危机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会外溢到国际社会，给国际形势带来危险与不确定因素。

三、如何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组织国际抗疫合作

当人类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就需要有一种具有强大感召力的价值、理念来凝聚各方共识，组织集体行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全新的全球治理理念。它从人类社会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出发，超越了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个体本位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逻辑，实现了重大的价值超越。这一理念能最大程度上把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团结起来，凝聚各方力量，组织高效的集体行动，有效应对全球性威胁。它自身所蕴含的道德目标、伦理诉求和向善功能有利于推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行为从自助走向合作，是人类应对全球性问题的一个理性可行的行动方案[8]。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是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所遭遇的最大的非传统安全挑战。新冠病毒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人类公敌。国际社会必须停止内斗，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组织国际抗疫合作。

首先，国际抗疫合作须秉持国际责任原则。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一种权力、利益、伦理(责任)三位一体的理论，国际责任与国际义务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重要的伦理意蕴，它认为国家应为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履行相应的国际责任与国际义务。[9]在国际政治现实中，国家间的合作大多是基于理性选择，合作方追求的是个体获益，没有个体获益就会不合作。这是国际行为体作为“理性人”的自然选择。但当人类面临生死存亡的重大威胁时仅以这种逻辑来组织国际合作显然是不够的。世界各国抗疫能力参差不齐，在国际抗疫阵线中有很多贫困国家因无力抗疫而成为“短板”。而疫情威胁的非排他性与不可分割性要求国际社会必须“能者多劳”，补齐“短板”。因此当前的国际抗疫合作是个体无法获益但为了人类整体利益又不得不进行的合作。这就需要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秉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组织国际抗疫合作，为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履行更多的国际责任与国际义务，“扶危济贫”，共克时艰。

其次，世界各国应树立团结意识，摆脱个体本位主义思维的桎梏。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需要整体性思维，以人类整体利益为重，淡化国家个体利益估算。回顾人类与病毒的抗争史就会发现，把病毒的传播局限在部分地区，阻断病毒的传播渠道使之自生自灭是最佳的防控策略。这就需要世界各国齐心协力，团结合作，构筑严密的防控体系以阻断病毒传播。正如习近平主席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开幕式上指出的，“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是各国人民合作抗疫的人间正道”[10]。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病毒本身，而是缺乏团结。如果世界各国继续各自为战，搞自私自利的“本国优先”，甚至借疫情谋取政治收益，人类战胜疫情就会遥遥无期。大敌当前，世界大国应摒弃传统的大国争霸思维，树立团结意识，共同组建国际抗疫统一战线。在疫情防控技术与信息分享、患者追踪调查以及医疗防护物资生产供应等方面加强合作，协调行动；在疫苗、药物研发上实行技术协作，联合攻关；建立一个公平、可执行的疫苗分配体系。只有世界各国精诚团结，同心同德，拉起严密的联防联控网络，才能夺取疫情防控斗争的全面胜利，守护好人类共同的家园。

四、新冠疫情下中国应如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前的新冠疫情既是一场空前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同时也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契机。经历新冠疫情这一磨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多国政要对这一理念给予积极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具有的广泛感召力，是应对人类共同挑战、建设更加繁荣美好世界的人间正道”[11]。在疫情阴霾未散，国际秩序中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势下，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倡导者，中国应有所作为，在全球抗疫合作中进一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一)做好对外舆论宣传工作，积极参与国际抗疫合作

国际舆论场是没有硝烟的战场。疫情之下，在某些西方政客的恶意煽动下，各种针对中国的负面声音时有所闻，如“病毒中国责任论” “索赔中国论”等。一些极端思潮也开始沉渣泛起。面对这些荒谬、阴险的疫情政治攻势，中国应在舆论领域及时“亮剑”，指出其谬误，揭露其阴谋，澄清是非，辨明真相，积极维护中国的国际形象与国际声誉；利用各种平台，讲好中国抗疫故事，向世界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这些理念化解当前国际社会中的怨气与戾气，弘扬国际社会同舟共济、合作抗疫的主旋律。

在做好舆论宣传工作的同时，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抗疫合作，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方面力所能及地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这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应尽的国际责任，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同时也是提升中国国际声望与国际形象、加深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同的重要契机。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国积极开展国际抗疫援助。“中国毫无保留地与世界各国分享防控经验与技术，大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的防疫工作，先后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捐款达5 000万美元，设立20亿元人民币抗疫合作专项基金。”[12]中国“向32个国家派出34支医疗专家组，向150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283批抗疫援助，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和出口防疫物资”[13]。中国正将本国生产的疫苗以可负担的价格向世界各国出售或捐助并优先提供给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中国的国际抗疫援助彰显了大国责任与担当，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与支持，必将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二)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合作

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挫折，“脱钩断链” “筑墙设垒”，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企图构筑把中国排斥在外的贸易安排。这些都会人为地阻断经济要素的合理流动与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削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在这种情势下，中国应主动扩大对外开放，在对外开放中打破美国围堵打压中国的图谋，增强与外界的交流与合作，消融歧视与偏见，厚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与民意基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仅不能关闭，还要越开越大。即使西方传统大国要对我们封闭，我们也要主动开放，迎难前行，坚决避免走向任何可能导致“阵营化”与“自循环”的道路。开放互通则共荣，脱钩封闭则共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必须始终坚持促进普遍交往的基本方向，创造一切有利于普遍交往的机会和条件。”[14]中国应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大范围内推进对外开放，形成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格局，推动世界经济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当前，中国应继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实践平台和抓手。通过这一平台，中国可以和许多沿线国家进行发展战略对接，实现联动发展，共同繁荣，从而改善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此外，中国要继续深化双边、多边以及区域合作，提升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水平，加快中日韩自贸协定、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进程，积极参与各国际组织的合作。

(三)推进科技创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科技动力

在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以及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上，科学技术的发展始终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在这次抗击疫情中，中国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以及疫苗的研发与使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从理论上来讲，很多全球性问题是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来解决的。“科技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是应对许多全球性挑战的有力武器。”[15]因此，科学技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推动力。然而由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与科技基础不同以及权力政治逻辑下大国竞争的存在，世界范围内科技资源的分配仍然存在严重不公平和不平衡，大部分科技资源主要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无法实现科技效用与人类福利的最大化。

当前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美国进一步加大了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力度。中国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提升高科技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技术垄断，挫败其技术霸凌主义，这是崛起大国实现技术进步的必由之路。与此同时，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中国还应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主动发起全球性创新议题，围绕紧迫的全球性问题与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技术瓶颈组织国际联合科技攻关，力所能及地为国际社会提供科技公共产品，引领科学技术向着国际分工协作、互惠共享的方向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科技动力。

(四)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应对中美战略博弈

中美关系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部环境有着重大影响的双边关系。随着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不难想象，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也将面临更多的战略压力。

中国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倡导者，应以更广阔的视野与胸怀对待中美关系。从整体上来看，在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中美这一对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权力转移，不会以“暴风骤雨”般的大国战争而“一战定输赢”，只能表现为长期的经济科技竞争与社会治理之争。而且中美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可以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以及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理解的变化而向前发展的，中美不是注定的对手与死敌。即使按照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逻辑，当中美实力对比超越一定的临界点之后，美国也将不得不与中国和平共处。因此，中国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应对中美关系，综合运用各种斗争策略与智慧加大对中美关系的引领，尽力维持斗而不破的局面，避免与美国的战略对决。

面对美国的挑衅，中国不可被动地随之起舞，不一定要对等还击，否则就可能落入美国“新冷战”的圈套。当然，如果美国触碰到我们的核心利益底线，中国必须以不惜一战的决心与意志进行斗争，以斗争推动对方政策的调整。但要争取实现“斗而不破”，把斗争控制在一定的范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斗争“要注重策略方法，讲求斗争艺术。要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合理选择斗争方式、把握斗争火候，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要根据形势需要，把握时、度、效，及时调整斗争策略”[16]。

大国崛起都要经历艰辛与磨难。中国应尽可能地把中美之争在时间上后延，在空间上拓展。时间上后延，指的就是把中美之争变成长期的竞争，尽可能延长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争取时间发展壮大自我。不与之争一时的兵锋之利，与之争长期的社会治理、生产效率、民众的幸福感以及人心向背。当前，疫情之下的美国社会制度弊端尽露，经济社会发展颓势已显，全球领导力急剧下降。正是美国政客欲寻找外部敌人、挑起对外争端以挽回其国运颓势之时(此类先例历史上屡见不鲜)，除非万不得已，中国切莫在此时与之陷入缠斗。如暂时的战略克制能赢得更长的发展机遇期，赢得后世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何尝不是一个宏大的战略胜利。

把中美之争“在空间上拓展”指的是在战略上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碰撞，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开展战略大周旋。这就需要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经略世界大局。实际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体现了这一战略智慧。当前中国可以与某些条件成熟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率先构建某种程度、某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如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以及中阿命运共同体等，在共同发展中获取自身所需的能量与资源，缓冲美国对华战略带来的压力，以与国际社会的紧密共生关系来带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国若能与较多国家构建各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就能避免世界向“极化”与“阵营化”的方向发展，就能避免中美关系滑入“新冷战”。因为届时稳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与共生的利益格局会使得国际社会成员摒弃冷战思维，不再根据意识形态“选边站队”，美国将失去发动对华冷战的动员能力与资源。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推进，中国将在国际社会中获得更多的外交回旋空间与对美博弈能力，从而带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

五、结 语

这次新冠疫情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与意义，同时也暴露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的不足、权力政治逻辑仍占主导地位，这种现象仍将长期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注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然而，人类社会不会停留在旧的国际政治文化里止步不前。人类社会每次大灾大难，都会引起人们的反思，调整自身的观念与行为模式。这次疫情将促使人们对国际社会的共生性与人类利益的整体性有一个更深入的理解，从而加深他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面对新冠病毒这一共同的敌人，世界各国须摒弃个体本位主义思维与权力政治思维，团结合作，共同对敌。中国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倡导者，应变危为机、有所作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引领国际抗疫合作，在抗疫国际合作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塑造中国大国的形象，向世界展示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天下的伟大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