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漳州战役中的革命辩证法思想及其价值

2023-03-10 03:50林海燕徐玉婷
关键词:学史辩证法漳州

林海燕,徐玉婷

(闽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1]。漳州战役是中国革命史上一次独特的战役,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并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无疑是党史上的重大事件,而毛泽东在漳州战役中的革命辩证法思想是漳州战役发生和致胜的法宝,无疑是构成党的百年奋斗经验的重要因子,而学界对漳州战役的研究虽已取得诸多有价值的成果,但主要还是局限于历史学视角,其中也内含了漳州战役中毛泽东某方面辩证法思想的探讨。因此,有必要从总体上进一步探究毛泽东在漳州战役中的革命辩证法思想及其价值。

一、漳州战役的发生逻辑

(一)漳州战役发生的客观逻辑

革命和战争的首要条件是客观条件,首要逻辑是客观逻辑,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2]284漳州战役是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的特点,指挥红军与敌人在根据地内斗智斗勇,取得了3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中央苏区范围扩大,人民群众革命热情高涨,红军武装力量不断壮大,兵力增加到7万人。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全国掀起了抗日反蒋运动,这就需要红军“打出外线”推动抗日救亡运动,而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继续发动内战,准备向苏区发起第四次“围剿”。彼时国民党的长期封锁使得苏区财政难以支持不断扩大的红军队伍的需求,红军给养严重不足,而闽西、闽南则是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方,经济条件优越,革命群众基础好,毛泽东、朱德曾率红四军2次入闽,开辟了以上杭、永定、龙岩为中心的闽西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闽西、赣南两苏区连接成了全国最大的苏维埃区域,这些区位环境和革命条件都非常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及进一步扩张革命势力。上述这些客观条件和革命形势的发展为“敌进我进,打出外线”的漳州战役提供了客观必然性。而左倾冒险主义不顾客观条件、违背革命规律,盲目攻打大城市特别是赣州战役的失败,也为漳州战役的发动提供了客观要求。

(二)漳州战役发生的组织逻辑

历史是客观规律性与主体选择性的统一,漳州战役的发生具有客观必然性,但还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还需要组织领导等主观条件。漳州战役的组织领导逻辑主要是周恩来和毛泽东对漳州战役主导权、指挥权的确立。1931年4月到6月,由于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央主要领导人离开上海,周恩来到中央苏区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王明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博古领导下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仍执行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而周恩来负责中央苏区领导工作,为以后中央采纳毛泽东攻打漳州的建议提供了重要的组织条件。1932年1月,王明主导中共临时中央发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各革命根据地红军要夺取中心城市,并指示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方面军“首取赣州”。毛泽东和朱德根据赣州敌强我弱的客观情况,反对攻打赣州,但多数同志认为必须执行临时中央的指示。赣州战役期间,毛泽东因病去瑞金城郊的东华山古庙休养。攻打赣州失利后,红三军团反被敌人援军袭击、分割、围困,毛泽东被请出山挽救危局,红三军团才得以解围脱险。在毛泽东提议下,1932年3月中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赣县江口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了攻打赣州的错误,主张红军主力要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群众基础较好、地势有利的赣东北发展,建立革命根据地,但是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之后,毛泽东又依据闽西敌情的变化,向中革军委建议将中路军改为东路军,向闽西行动,然而这一主张又被否定。毛泽东在率中路军一部红一军团北上宁都的途中,再次向中路军总指挥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阐明中路军向闽西发展的主张,得到他们的赞同。因此,林彪、聂荣臻再次向中革军委建议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将中路军的行动方向改向闽西。1932年3月27至28日,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召开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再次“提议中路军向东发展,攻打龙岩,消灭闽西张贞等军阀,开展新局面”[3]369,会议最终采纳了毛泽东的主张,将红一、红五军团组成的中路军改称东路军,并确定由毛泽东率领东路军攻打龙岩,向东南方向发展,打到外线去,到敌人占领区作战和发展。之后,毛泽东又几次致电周恩来提出攻打漳州的意见、计划和构想并获得支持,周恩来随即从瑞金赶到长汀召开作战会议,推动会议“批准毛泽东提出的龙岩、漳州战役计划,并具体部署了前后方的各项工作”[3]263。然后,周恩来、朱德留驻长汀,负责调动兵力、筹集给养。“可见,漳州战役是毛泽东提议力主,周恩来认同批准的,是他们两人共同决策的产物。”[4]在漳州战役中,“周恩来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肩负来自‘左’倾错误的压力,毅然全力支持毛泽东正确的战略主张;并以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周全缜密的思考与安排,确保漳州战役的实现与胜利,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5]。之后,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出长汀、过白沙、克龙岩,1932年4月19日拂晓,指挥东路军对漳州外围的国民党军发起攻击,20日即攻克漳州。

(三)漳州战役发生的思想逻辑

毛泽东的革命辩证法思想是漳州战役发生的指南。唯物辩证法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的统一,实质是革命辩证法。“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6]“唯物辩证法是一种革命的辩证法。”[7]漳州战役是革命战役,是革命实践活动,革命战役和革命实践需要革命辩证法指导。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和战争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将唯物辩证法应用于革命和战争实践,形成了科学的革命辩证法思想。他在1928年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就运用了实事求是、矛盾分析等辩证方法,阐明红色政权能够在反动势力统治薄弱的地方特别是农村和群众革命基础好的地方存在;他在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原篇名为《调查工作》)针对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等党内错误倾向,更是强调要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要“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具体阐明了实事求是的基本方法。他在3次反“围剿”中又提出了“十六字诀”的革命战争辩证法思想。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革命力量壮大、抗日救亡和反蒋运动高涨、摆脱经济困难等客观条件下,毛泽东审时度势,着眼革命全局,立足革命客观实际,为了争取主动,巩固和发展中央苏区,提出“打出外围”的主张。正如他在1932年5月3日给苏区中央局的电文中指出:“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包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8]在摸清漳州守敌部署和敌军情况后,毛泽东在1932年3月30日给苏区中央领导人周恩来的电文中进一步建议:东路军“在政治上必须直下漳泉,方能调动敌人,展开时局,求得战争”[9]。此后,毛泽东又根据粤军已开进闽边并向上杭推进的敌情,再次致电周恩来,强调打出外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毛泽东攻打漳州的建议、主张和决策将进攻与防御、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统一起来,突显了革命实践的实事求是方法、矛盾分析法以及人民主体方法等革命辩证法思想,这些思想是漳州战役发生和致胜的指南,正如有学者指出:“没有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就不可能有红军攻打漳州的行动。”[10]

二、毛泽东在漳州战役中的革命辩证法思想的基本蕴含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11]毛泽东在漳州战役中的革命辩证法思想并不是理论化的辩证法一般原理,而是辩证法原理在革命实践中的运用,是实践着的革命辩证法,这就注定了研究漳州战役的辩证法主要是研究漳州战役的革命辩证法。

(一)遵循革命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实事求是方法

实事求是方法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方法,将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运用于革命实践就是革命辩证法的实事求是方法,其精髓就是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相统一。从赣江战役到漳州战役,毛泽东始终立足客观实际,深刻地分析革命形势和战争态势,进而发挥主观能动性研究对策并采取行动。毛泽东遵循集中优势兵力攻打敌人薄弱环节、进攻与防御辩证统一的战争规律,积极向中央建议“打出外线”,在建议被否定的情况下,又极力寻找机会实现自己的主张,江口会议后他利用随军行动之机耐心说服林彪、聂荣臻并获得他们的支持,可以说,东路军东征入闽靠的是毛泽东的极力争取。攻打漳州计划获批后,毛泽东深知战场形势时刻变化,必须先敌一步,抢夺战机,争取主动、积极应变,他根据敌一部已入闽的情况再致电周恩来,指出尚在赣南的红五军团要迅速集中兵力立即向龙岩进发,否则敌人就会占领先机,使我军陷入被动。在获悉龙岩守军战斗力不强又无所戒备的情况后,又抓住战机,指挥已到白砂的红一军团迅速向龙岩发起进攻,一举消灭龙岩守军两个团。之后又遵循“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战争规律,指挥红军乘胜前进,快速攻打漳州,在攻打漳州时,毛泽东组织部队侦察敌情和观察地形,获悉防守漳州敌军的部署情况,并与东路军总部领导一起冒雨到前沿阵地调查,做到了知己知彼。“漳州战役决策从提出到实施,就是毛泽东在领导革命斗争中善于观察政治形势的变化,注重从客观实际出发,并与党的‘左’倾领导者进行机动灵活的斗争的结果。”[10]漳州战役胜利后,当敌军大举向漳州进发时,毛泽东又遵循避实击虚、敌进我退的战争规律,迅速返回苏区,使得向漳州方向运动的敌军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上述这些事迹和战绩都体现了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相统一的实事求是方法。

(二)正视革命问题、坚持辩证思维的矛盾分析法

革命辩证法中的矛盾分析法是体现在革命实践中的矛盾分析法,是矛盾分析法一般原理在革命实践中的运用。漳州战役的矛盾分析法主要体现在毛泽东对漳州战役的矛盾分析和解决处理过程中。

第一,毛泽东用联系、全面、发展的观点分析漳州战役的各种问题。毛泽东用联系的观点分析了攻打漳州与福建革命乃至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展的联系,认识到占领漳州就占领了通向“海口”的商业城市,便于筹款筹物,解决苏区的财政经济问题。毛泽东坚持两点论,用全面的观点对各种矛盾进行全面的分析,既反对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盲目进攻大城市的冒险主义,又反对只在内线作战而看不到革命形势发展趋势的保守主义,把进攻与防御、内线与外线有机统一起来;不仅看到攻打漳州的军事意义,还看到其经济、政治意义。毛泽东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看到攻打漳州对于扩大根据地、壮大革命力量、推动反蒋抗日运动的重要意义。

第二,毛泽东坚持矛盾特殊性方法具体分析闽西和闽南的敌情、革命群众基础以及经济条件和自然地理环境,并重点抓主要矛盾,着力解决战争中的关键问题,提出“打出外线”和攻打漳州的主张。“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2]23。革命斗争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着的复杂矛盾体系,全局与局部、内线与外线、进攻与防御,每个时期都会有一种矛盾或因素起主导作用,毛泽东从全局出发,从事关战争全局的关键点上寻找突破口,认识到抓住主动进攻、打出外线这个主要矛盾就能起到“一招致胜,满盘皆活”的作用。

第三,毛泽东坚持矛盾转化的方法,重视和推动矛盾向有利于我方的方面转化。在中国革命中,毛泽东一贯善于和主张“抓住敌之不利因素”扩大“我之有利因素”,进而造成“强弱程度上和优势形势上的大变化”,实现“敌败我胜的结果”[12]。在漳州战役中,他根据敌我力量的消长和敌军部署情况,抓住战机,适时地转换进攻战略,集中力量出其不意打歼灭战,推动敌我力量的强弱转化,变被动为主动、变劣势为优势。

第四,勇于革命斗争、爱拼敢赢的矛盾斗争性方法。矛盾斗争性方法是矛盾分析法的一种重要方法,是矛盾斗争性原理在革命实践中的运用。“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2]333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是事物矛盾的两个基本属性,矛盾斗争性方法是从事物的矛盾斗争性属性中引申出来的方法,即敢于正视矛盾斗争、客观分析矛盾斗争,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方法。漳州战役的矛盾斗争性方法突出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2]115毛泽东根据革命形势发展,敢于从内线打到外线,既保障了中央苏区根据地,又打开了新的革命局面。在知己知彼、看准敌人弱点的前提下,毛泽东率领红军敢于攻打守卫漳州武器装备优良的张贞部队。而漳州陆海交通便利,红军若不能速战速决,敌人就会组织援兵强烈反击,红军就难以取胜。因此,毛泽东遵循用兵之道,将“兵贵神速”和“出敌不意”的军事原则运用得出神入化、超乎寻常,终于取得漳州战役胜利,这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经典写照,也展现了毛泽东高超的战争指导艺术。二是以斗争求团结、求统一。在面对选择作战对象发生“激烈意见分歧”时,毛泽东敢于斗争,勇于坚持真理,以斗争实现思想统一。在宁都会议上,他以大无畏的气概与“左”倾错误的军事指导思想进行激烈的斗争,勇于批评错误,坚持正确的主张,不怕付出个人的代价。通过斗争和耐心工作,使一些重要领导和党员干部认识到攻打赣州的冒险主义错误和危害,从而使攻打漳州的建议得以实施。

(三)汇聚革命力量、依靠群众的人民主体方法

唯物辩证法是革命辩证法,革命辩证法是以人民为主体的辩证法。实事求是方法离不开从人民群众实际出发,矛盾分析法也要分析人民群众的矛盾特殊性,斗争性方法更要立足人民群众的斗争实践和斗争力量。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的核心就是“兵民是胜利之本”,他依靠人民的支持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而要获得人民的支持就要依靠人民、为人民谋幸福,这就是以人民为主体的革命辩证法,就是革命实践的人民主体方法,这一方法是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原理在革命实践中的运用。第一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就针对脱离群众、盲目攻打大城市的“左”倾错误,指出“没有群众条件是很难占领中心城市的,也是很难消灭敌人的”,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是苏区人民积极支援红军、保卫苏区的胜利!”[13]毛泽东在漳州战役中的革命辩证法思想都不开人民主体辩证法,或者内含着人民主体辩证法。毛泽东不计个人得失,受到排挤的时候不忘忧国忧民,心系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不计前嫌,全力以赴,挽救红军于危难之中。毛泽东攻打漳州的构想和决策更是体现了以人民为主体的方法,他针对一些人害怕红军主力打出外线会丧失根据地的恐惧心理,认为这是“由于看不见根据地人民的力量”造成的;他立足于福建地区良好的人民群众基础和不断壮大的革命力量,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积极推动、亲临指挥漳州战役并取得胜利;他依靠人民群众采用“隐真示假”的战术,多次指示地方党组织要发动和武装群众袭击敌人,给守城的敌军造成“游击队”骚扰的误判,然后红军正规部队再趁其不备地发起进攻。占领龙岩和漳州后,毛泽东又领导红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废除苛捐杂税和高利贷,把没收军阀、地主、土豪的财物分给生活特殊困难的百姓和失业工人,保护群众利益,使红军受到群众的广泛拥护和爱戴,支前工作也得以顺利展开。

三、毛泽东在漳州战役中的革命辩证法思想的价值

毛泽东在漳州战役中的革命辩证法思想是漳州战役发生的指南和致胜的法宝,并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党的百年奋斗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

(一)毛泽东在漳州战役中的革命辩证法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毛泽东在漳州战役中的革命辩证法思想是实践着的革命辩证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第一,这一思想丰富了唯物辩证法的内涵。唯物辩证法不只是辩证法的一般原理,而是唯物辩证法在实践中的运用,是辩证法一般原理与实践辩证法的统一,而革命辩证法是实践辩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漳州战役中的革命辩证法思想是实事求是方法、矛盾分析法等辩证法一般原理在革命战争实践中的成功运用,是实践基础上的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的统一,彰显了辩证法的革命本性,丰富了唯物辩证法的革命辩证法内涵。

第二,这一思想内涵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打出外线”的革命辩证法思想,更是对井冈山时期内线作战的军事思想和革命辩证法思想的创新发展。

第三,这一思想是反对冒险主义和保守主义、主观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2]295。漳州战役的革命辩证法思想对于批判和反对从主观需要出发的唯心论和不顾主观能动性的机械唯物论以及各种保守主义和冒险主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总之,毛泽东实际领导和指挥的漳州战役堪称是一部陈列在百年党史中的革命辩证法的经典书籍,值得后人不断地翻阅、学习、研究及结合新的历史境遇实践运用。

(二)毛泽东在漳州战役中的革命辩证法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毛泽东在漳州战役中的革命辩证法思想指引漳州战役取得辉煌战果,是漳州战役致胜的法宝,并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在毛泽东革命辩证法指引下,红军摆脱了赣州战役的困局,进而发起了漳州战役。在漳州战役过程中,毛泽东将唯物辩证法应用于战争实践,重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具体分析矛盾特殊性,抓住战争的关键环节,依靠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用革命辩证法指导战争过程,最终取得战役的胜利。

第二,漳州战役的胜利也是毛泽东革命辩证法思想的胜利,极大推动了福建革命形势和苏区根据地的发展,巩固了闽西根据地,开拓了闽南根据地,进一步壮大了红军和革命力量,特别是为中国革命提供了革命辩证法的宝贵经验;打击了日寇侵略势力、扩大了我党我军政治影响力;筹备了大量物资,改善了苏区财经,充裕了红军给养,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奠定了经济基础,做好了军事上的准备。

第三,毛泽东在漳州战役中的革命辩证法思想是漳州战役后中国革命的重要遵循,如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关于长征和北上抗日的战略抉择,抗日战争时期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革命实践,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等,这些革命实践在一定意义上都可视为漳州战役“打出外围”的革命辩证法思想的运用和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毛泽东的‘防御式的内线作战’,同‘进攻式的外线作战’的战略,在他后来的军事生涯中交替进行,运用得非常自如、娴熟,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也不断得到了丰富,日臻成熟。”[4]

(三)毛泽东漳州战役中的革命辩证法思想对党史学习教育和坚持党的百年奋斗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习近平指出:“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14]。毛泽东在漳州战役中的革命辩证法思想是革命实践的真理,内含革命理想信念、党的初心使命和爱国爱民精神,有助于我们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敢于斗争等党的百年奋斗经验是统一的。

第一,这一思想有助于“学史明理”。这一思想是漳州战役历史的真理伟力,为学史明理提供了革命辩证法思想的真理和方法论之理。立足漳州战役的革命实践把握革命辩证法之理,能使我们更好地感悟和理解马克思主义革命辩证法的内涵和智慧,更好地为新时代新发展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第二,这一思想有助于学史增信、崇德。这一思想与革命理想信念是一致的并内含革命理想信念,漳州战役的精神动力就是党和红军都有着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这就会激励我们坚定对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这一思想内涵党的初心使命,我们要赓续党的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艰苦奋斗、顽强奋斗、不懈奋斗,这是学史崇德的根本意义所在。

第三,这一思想有助于“学史力行”和汲取、坚持党的百年奋斗经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是统一的,理、信、德最终都要落实在力行上,学史力行是党史学习教育的价值归宿。我们要立足新时代新发展阶段,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正确分析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及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牢牢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革命辩证法的普遍原理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要善于运用革命辩证法的实事求是方法和辩证思维科学判断国际国内形势,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正确认识国际上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积极从国际形势中寻求发展机遇,既要善于斗争又要善于团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善于运用矛盾斗争性方法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15]要勇于面对矛盾问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发扬革命辩证法的斗争精神、创新精神、奉献精神,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要坚持人民主体的方针,紧紧依靠人民,以人民为中心,密切党和人民的血肉关系,特别是要解决好人民现实生活中的矛盾问题和根本利益问题。发挥人民主体作用离不开党的领导,没有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重要领导人物的正确领导,就没有漳州战役的胜利,革命辩证法也就失去了实践效用,由此,要把人民主体方法与坚持党的领导统一起来。要在实际工作中善于运用革命辩证法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勇于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坚决抵制和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及各种不思进取的保守主义,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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