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治下雲南的城池修建與族群關係

尹巧瑞

提要：在南明政權經營雲南的各項舉措中，修建城池以控馭夷民是治理邊疆之要策，也是明朝既行邊略的延續。本文以施甸平夷州城爲例，探討南明治下雲南的城池修建與族群關係，闡述邊疆社會中割據、城建與族群因素的内在聯繫。南明平息滇西南夷民反抗後，在施甸推行改土歸流，設立平夷州並建設州城。新築州城爲南明攫取夷民財賦提供了保障，夷民利益受到衝擊。州城建設與工程宣傳由滇籍文官主導，這一群體通過與大西軍餘部合作掌握行政權力，擴張家族在本省的利益，使修建城池蒙上鄉土建設的色彩。滇籍文官在修建州城時，將既有的鄧子龍祠納入城内，接納以鄧子龍爲代表的華夏武將崇拜，整合華夏軍事移民作爲保衞城池的倚仗，也宣揚了南明平定夷亂、興築城池之舉乃明朝政策的延續，突顯南明的正統地位。施甸的平夷州城是南明在雲南大興城建的縮影，衆多文武官員投身其中。在南明的叙事下，南明官兵身處城内，是城池的修建者和保衞者；而夷民蟄伏城外，是城池的威脅者。南明滅亡後，清修方志的叙事爲之一變。清廷成了今日城内的修建者和保衞者，而南明則淪爲彼時城池的威脅者。

關鍵詞：南明 雲南 平夷州城 族群關係

興建、修繕城池被視作王朝國家鞏固其行政、軍事力量的舉措。對邊疆地區來説，城池修建與當地的族群關係密切相連。在華夏的拓邊浪潮中，修建城池的背後往往有文官和軍事移民的身影，城池的形制、城内的建築、乃至城門的名稱既彰顯了華夏化的文化權力，城

。（1） 池的内外之隔也起到形塑族群身份的作用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代財政轉型與國家財政治理能力研究”（15ZDB037）階段性成果，並獲得武漢大學歷

史學院研究生科研創新基金資助。筆者在施甸縣和保山市的實地考察中，受到施甸縣楊升義（文管所）、楊相波（文管所），

姚關村李廣生（村委會）、程榮芳、程輔東、樊亞洲，楊趙村陳文留，擺馬村楊國全（村委會），小烏邑村劉漢光、劉文周，瓦窯

村蔣忠義，施甸縣圖書館，保山市博物館段德李諸先生的熱心幫助，並蒙昆明楊韌先生惠示承襲親供和城磚史料；修改過

程中，承武漢大學歷史學院陳鋒教授指導，並有幸得到匿名審稿專家的寶貴意見，敬鳴謝忱！（1）參魯西奇《中國歷史的空間結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 328—341頁。

圍繞雲南城池的前人成果既有面向區域城市的整體性研究，也有針對昆明等城的個案研究。在施堅雅（G.William Skinner）關於中國古代城市體系的劃分中，雲貴大區的城市發展具有滯後性，其城市化直到元代才姗姗來遲，至 19世紀雲貴仍是城市化程度最低、城市體系形成最晚的地區。與之對應的是，施堅雅强調雲貴直到明清時期才部分地華夏化，其論斷影響了高巴茨（Piper Rae Gaubatz）、吴曉亮等後繼學者，使之重視明清時期雲貴城池體系的層級和城池格局背後的族群問題（1）。斯波義信認同施堅雅關於雲貴城市的判斷，並重視華夏拓邊活動及與之相伴的城市化，在論及臺灣的城市化時，指出明鄭政權促進了臺灣的城市建設並使之中國化（2）。在此，斯波義信的研究不僅進一步肯定了邊疆城市的發展與族群關係變遷的聯繫，更突顯了邊疆的華夏割據政權在城池建設與華夏化進程中扮演的角色。

在南明政權割據西南的歷史中，雲南是其苦心經營的核心區域。作爲雲南建設的一環，南明治下的城池修建同樣與族群關係存在直接聯繫。既往的南明史研究大多側重南明政權的軍事成敗與政治鬥争，而着墨於雲南建設、經濟政策與族群問題者則以顧誠、秦暉爲代表（3）。另外，陳慶江在雲南政區治所的研究中列舉了永曆年間劍川州城門的移建，首次涉及南明的城建問題，頗具開創意義（4）。然而，就南明治下的雲南而言，各股勢力如何投入到南明的城建工程，區辨不服王化的夷民與認同華夏的順民，進而構建夷夏之别，這一過程尚存發覆的空間，需要針對具體實例加以分析。

本文在前人成果的啓示下，從南明碑刻記載的修建施甸平夷州城一事入手，關注夷民、滇籍文官、華夏軍事移民三股勢力的訴求與互動（5），首先梳理晚明滇西南的城建與族群背

（1）參［美］施堅雅著，王旭等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年，第 33、74、79、85頁；Piper Rae Gaubatz，Beyond The Great Wall： Urban Form and Transformation on the Chinese Frontier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76-84、171-172、181-183；吳曉亮《洱海區域古代城市體系研究》，雲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 83— 137頁。

（2）參［日］斯波義信著，布和譯《中國都市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 166—177頁。

（3）參顧誠《南明史》，中國青年出版社， 2003年，第 352— 363頁；秦暉《大西軍治滇時期的農業》，《河北史學會通訊》 1985

年第 2期，第 177—224頁；秦暉《後期大西軍營莊制度初探》，《中國農民戰争史論叢》第 5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7年，第 311— 357頁。

（4）參陳慶江《明代雲南政區治所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 116頁。

（5）就族群身份的稱謂而言，根據李伯重關於“永曆西狩”的研究，晚明時人在形容雲南的族群格局時，已有“漢人三之，夷人七之”之説，亦有“諸省惟雲南諸夷雜聚之地，布列各府，其爲中華人，惟各衞所戍夫耳”之語，可見“漢人”和“中華人”

（華夏）都是與夷民相對的概念，皆可指涉明代來滇的軍事移民。本文沿用魯西奇、羅新、胡鴻等學者的“華夏”概念，之所以使用“華夏軍事移民”和“華夏化”“華夏認同”等説法，一方面是爲了探討城池内外的族群認同，也意在表達：城池可以被視作“華夏網絡”的節點，邊疆的城池興修和軍事移民的涌入對“華夏網絡”的成長具有積極意義。當然，明清時期“漢人”已是日常使用、爲朝野大衆接納的稱謂，明清所修雲南志書並稱“漢人”“夷人”的情形不勝枚舉，故將“華夏軍事移民”稱作“漢人軍事移民”亦無不可。參李伯重《小問題，大歷史：全球史視野中的“永曆西狩”》，《西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 1期，第 63頁；魯西奇《中國歷史的空間結構》，第 328頁；羅新《王化與山險 —中古早期南方諸蠻歷史命運之概觀》，《歷史研究》 2009年第 2期，第 11— 12頁；胡鴻《六朝時期的華夏網絡與山地族群 —以長江中游地區爲中心》，《歷史研究》 2016年第 5期，第 20—22頁。

景，繼而從改土歸流、文官籍貫、城池信仰的角度考察平夷州建城前後族群關係的變遷，最後探討南明政權在全雲南的城池修建運動以及清修方志對明末城池歷史記憶的重構，希望增進對邊疆社會的割據、城建與族群的認知。

一、晚明施甸周邊的族群結構與城池修建

施甸，地處永昌府南部，臨近順寧府，相傳元代時已有長官司設置，“元至元間置石甸長官司，後訛爲施甸”（1）。洪武中期，明軍征服雲南，施甸的阿氏族人轉而爲明廷效力，其權勢得到明廷承認，“置雲南施甸長官司，以土酋阿干爲副長官，賜以冠帶”（2）。施甸周邊也存在衆多阿氏、莽氏族人，他們以“蒲（濮）人”的身份出現在王朝國家面前，“永昌、鳳溪、施甸及十五喧、二十八寨，皆其種”（3）。這些阿氏、莽氏首領同樣在明初出任各地土司，“招集生蒲”，兼任千户所官員（4），是永昌、順寧一帶的支柱性力量。順寧府土知府、大侯州土巡檢、甸頭巡檢司巡檢都掌握在“蒲人”阿氏、莽氏族人手中（5）。直到天啓年間，永昌、順寧一帶的土司多爲莽姓，不僅鳳溪、施甸二長官司長官皆由莽氏承襲，更有石册寨等十九寨莽氏實授副千夫長、百户等職（6），故莽姓被視作“土司著姓”（7）。這些阿氏、莽氏土司之間存在親緣關係，例如宣德年間來朝貢馬的阿顔就是“右甸生蒲頭目莽寒”之叔（8）。

按照清修方志的説法，晚明施甸一帶的土司多姓蔣，這些蔣姓族人乃由阿氏、莽氏改姓而來。右甸守禦所副土千户蔣從智“其先莽氏也，二傳改姓爲阿干……以阿干爲施甸副

（1）《（正德）雲南志》卷一三《金齒軍民指揮使司·建置沿革》，《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 70册影印明嘉靖翻刻正德

本，上海書店，1990年，第 534頁。（2）《明太祖實録》卷一六二，洪武十七年五月己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 2512頁。關於施甸長

官司的設立時間，不同文獻莫衷一是。《明太祖實録》云洪武十七年（1384），顧炎武《肇域志》云洪武十五年（1382），《（雍

正）順寧府志》云洪武十八年（1385）。今從成書最早的《明太祖實録》。另參顧炎武《肇域志》雲南《永昌軍民府》，《顧炎

武全集》第 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年，第 4051頁；《（雍正）順寧府志》卷五《官師志·土司》，《國家圖書館藏孤本

舊方志選編》第 26册影印清雍正刻本，綫裝書局，2004年，第 312頁。（3）劉文徵撰，古永繼點校《滇志》卷三〇《羈縻志第十二·種人》，雲南教育出版社， 1991年，第 1000頁。另見毛奇齡撰，楊

東甫、楊驥校注《蠻司合志》卷八《雲南一》，廣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 136頁。（4）羅勇認爲施甸長官司的部分夷民及其首領可能源自草原民族的元朝鎮戍軍，其身份轉變發生於明初。參羅勇《明代滇緬

邊境土司千户所與州縣關係研究》，《歷史地理研究》 2020年第 3期，第 54頁；羅勇《延續與斷裂：元明之際滇緬邊境的

土著身份》，《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 5期，第 73頁。（5）佚名《土官底簿》，《邊疆史地文獻初編西南邊疆第一輯》 3影印海鹽鄭氏藏書，中央編譯出版社， 2011年，第 279— 280、

284—285、318—319頁。（6）劉文徵《滇志》卷三〇《羈縻志第十二·土司官氏》，第 977頁。（7）毛奇齡《蠻司合志》卷八《雲南一》，第 133頁。（8）《明宣宗實録》卷六六，宣德五年五月丁巳，第 1562頁。

長官司，四傳改蔣姓”（1），即經歷了“莽改阿”“阿改蔣”的過程；右甸守禦所土千戶蔣浪“其先莽寒，□洪武三十二年從征，克復金齒，爲百夫長，至浪凡四世，改姓”（2），也存在類似的改姓歷程。另外，從碑刻、族譜文獻來看，蔣氏族人認同改姓之説，並爲改姓抹上親近王朝國家的色彩，與選擇叛亂的十三寨莽氏土司劃清界限（3），或言“明賜蔣姓”（4），或云“金齒司赴送欽差總督軍務兵部尚書王處詳審，准襲前職，將阿改爲莽姓，給劄到任理事……至（萬曆）二十四年，奉題准將莽改爲蔣姓”（5）。在這一叙事下，阿莽蔣被視作血脉相連、前後相繼的土司家族，是明廷控制滇西南不得不借重的力量，或奉命征討麓川（6），或協同抵禦緬甸入侵（7），或助力平息其他土司叛亂（8）。

然而，土司獨大的格局在晚明難以維繫下去。一方面，萬曆年間來自緬甸的軍事壓力甚爲巨大，入侵者“焚略施甸，攻順寧，破猛淋寨，殺指揮使千户六人，干崖、盞達、雷弄等處皆陷”（9），單憑土司勢力難以應付，需要明廷從内地調軍支援。另一方面，在明緬戰争中，一些土司選擇倒向緬甸（10），這無疑加深了明廷對滇西南土司的不信任感。此外，土司内部的鬥争也給了明廷介入之機。“（萬曆）二十五年二月，順寧土酋猛廷瑞與大侯奉赦構殺，巡撫陳用賓以參政李先著同副使邵以仁勘處，先著議撫，以仁徑襲擊廷瑞，平之，因請改順寧府爲流官，大侯州爲流郡，賜名雲州”（11），改土歸流變得順理成章。

在這一背景下，明廷增設各種名目的軍事長官，華夏軍事移民進駐永昌府的姚關、騰衝等地。萬曆前期，明廷設立永騰參將、姚關守備等職（12），天啓二年（1622）又設金騰兵備道中軍官一員（13）。伴隨這些軍事長官的設置，鄧子龍、劉綎等將領赴滇，其屬下官兵遷入滇西南，

（1）《（雍正）順寧府志》卷五《官師志·土司》，第 312頁。（2）《（雍正）順寧府志》卷五《官師志·土司》，第 312頁。

（3）施甸當地至今流傳蔣氏“恥從夷姓，樂慕中華”而改姓的説法，應與晚明滇西南土司集團的分化有關。萬曆年間，同被視作“蒲人”的十三寨夷民反叛，其首領爲“莽凹等酋”。而改姓蔣氏的蔣浪、蔣從智等土司則奉明廷征調，平息這些同爲莽氏的土司叛亂。改姓爲蔣意味着與反叛莽氏分道揚鑣，是部分土司謀求王朝國家支持的手段。參《（雍正）順寧府志》卷五《官師志·土司》，第 312頁；《明神宗實録》卷三六六，萬曆二十九年十二月甲戌，第 6853頁。

（4）《蔣德昌碑誌》，嘉慶八年，孟志東《雲南契丹後裔研究》碑文附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第 187頁。（5）《宫音樂安郡阿莽蔣姓門中歷代先祖考妣老幼靈魂香位》，孟志東《雲南契丹後裔研究》族譜附録，第 191頁。（6）《明英宗實録》卷七六，正統六年二月戊寅，第 1488頁。（7）《（雍正）順寧府志》卷五《官師志·土司》，第 312頁。（8）《（雍正）順寧府志》卷五《官師志·土司》，第 312頁。（9）《（康熙）永昌府志》卷三《沿革》，《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45册影印清康熙刻本，書目文獻出版社， 1988年，第

907頁。（10）參賀聖達《嘉靖末年至萬曆年間的中緬戰争及其影響》，《中國邊疆史地研究》 2002年第 2期，第 73— 80頁。（11）劉文徵《滇志》卷一《地理志第一·總部沿革》，第 41頁。（12）《（康熙）永昌府志》卷一三《兵制》，第 972頁。（13）劉文徵《滇志》卷七《兵食志第五·官數》，第 248頁。

其中，永騰營、姚營、順蒙左營、雲州右營的官兵數甚爲可觀（1）。這些華夏軍事移民成爲地方權力結構中不可忽視的一環，譬如駐扎姚關的姚營在萬曆十六年（1588）的兵變中就展現了不可小覷的實力，施甸也受到姚營兵變的慘痛衝擊（2）。在萬曆年間征緬的華夏軍事移民相繼凋零後，時人吴宗堯稱，永騰參將屬下官兵“昔年招集烏合，俱係各省，雖驕悍難馭，猶習於戰鬥，今以嵐瘴疾故，又皆本地軍餘投充，殊無實用，反爲夷人所輕”（3）。吴氏之論反映了兩個問題：首先，萬曆時進入滇西南的軍事移民來自内地各省，在當地一度扮演舉足輕重的地位；其次，這些内地官兵的職務後爲本地軍餘取代，而軍餘乃衞所軍户正軍之外的人丁。不論是萬曆征緬的内地官兵，抑或雲南衞所軍餘，二者同屬華夏軍事移民。在這次軍事移民後，華夏軍事力量已如楔子一般釘入原由夷民主導的地區。

與軍事移民相向而行，明廷在永昌、順寧一帶修建城池，外禦緬甸，內制土司。晚明滇西南的築城運動可以追溯至萬曆五年。當年陳文燧出任雲南巡撫時提出“制禦土夷十事”，其中“築城垣”赫然在列（4），主張修建城池以防備部分勾結緬甸的土司勢力，並得到明廷許可。然而，永昌、順寧一帶的修城工程實際開展於數十年後。作爲滇西南傳統的軍事重鎮，永昌府於洪武十八年即有李觀築城，“甃以磚石”（5），此後諸多營修，角樓、城壕、子城齊備。即使如此，萬曆二十八年尚有知府華存禮呈請“浚鑿補築”（6）。比起永昌府，順寧府一帶原爲土司轄地，府城爲土城，雲州、右甸守禦所無城。就在華存禮修繕永昌府城的同一年，順寧府也開始“改築石城”（7），該府下屬的右甸守禦所城和雲州城也於萬曆三十年相繼開建，於萬曆三十四年告成。其中，雲州城墻“用磚甃砌”（8），崇禎八年（1625）“守備王之將於城外挖濠溝，周匝環繞，寬二丈，深一丈”（9）。可以説，在南明之前，興修城池已成爲明廷治理滇西南的重要手段，城池具有軍事據點和行政中心的定位，發揮“制禦土夷”的作用。

各類軍事長官的增設和華夏軍事移民的遷入加强了王朝國家對滇西南的控制，改變了區域的族群結構，從夷民獨大到夷夏交雜，華夏軍事移民的勢力不在夷民之下，並得到新修

（1）劉文徵《滇志》卷七《兵食志第五·募兵》，第 249頁。（2）《（康熙）永昌府志》卷二五《藝文一·蕩平悍卒疏》，第 1073頁。（3）《（光緒）永昌府志》卷六五《藝文·論》，《中國地方志集成·雲南府縣志輯》第 38册，鳳凰出版社，2009年，第 450頁。（4）《明神宗實録》卷六四，萬曆五年七月戊子，第 1415頁。（5）《（康熙）永昌府志》卷七《城池》，第 925頁。（6）劉文徵《滇志》卷五《建設志第三·城池》，第 192頁。（7）關於順寧府城的修築時間，《滇志》言“萬曆二十二年（1594）知府陳用賓檄建”，而《（雍正）順寧府志》言“明萬曆二十五

年改土設流，二十八年巡撫陳用賓行令太守余懋學、把總王武督率兵民改築石城”。考慮到知府余懋學於萬曆二十六年才上任，城池修建應在改土歸流余氏上任後，故應於萬曆二十八年改建府城。參劉文徵《滇志》卷五《建設志第三·城池》，第 208頁；《（雍正）順寧府志》卷四《建設志·城池》，第 169頁。

（8）劉文徵《滇志》卷五《建設志第三·城池》，第 208頁。（9）《（康熙）雲州志》卷一《城池》，《中國地方志薈萃·西南卷》第 7輯第 5册影印清抄本，九州出版社，2015年，第 24頁。

城池的庇護。順寧府的改土歸流與城池修建也成爲日後南明在永昌府施甸設平夷州和興建州城的序曲。

二、南明治下施甸的族群關係與新城營建

一如“平夷”之名，平夷州的設立出於南明政權對施甸及其周邊地區夷民的控制，進而攫取財賦、鞏固邊防。隨着夷民式微，滇籍文官崛起並主導州城修建。永曆年間，滇籍文官所居的州城供奉明將鄧子龍，與武官所居的姚關屬同一信仰圈，既透露出南明政權標榜明朝正統的努力，也彰顯了華夏移民的軍事威權。

（一）“己丑妖逆”與改土歸流

永曆元年（1647），大西軍餘部在孫可望、李定國等人的率領下入主雲南，成爲繼衞所軍户、征緬官兵後的又一支華夏軍事移民。在殲滅土司沙定洲餘黨後，大西軍餘部在南明的旗號下與認同華夏的滇籍文官合流，從雲南的征服者轉型爲建設者，施甸的平夷州城就是其建設功業之一。對於平夷州的設立和州城的修建，時任禮部尚書龔彝在《新建平夷州城碑記》中做了詳實的描繪：

州舊隸隆昌，距郡百里而遥，考漢唐號廣夷、銀生即其地，宋斧既畫，淪於夷，殆三百餘年乃内屬，然歸縣版，未有特設。歲己丑妖逆，慮郡治遼遠，無以撫諸夷之背而扼其吭，乃割支壤設州，曰平夷，宣武威也，以太羹葉君調元爲守，履畝編丁，目不暇給，繼以淑音葉君稚圭樹木栅，未遑版築。今守保公來蒞兹土，爲政不務近利，以圖遠且大也。爰荒度土功，矍然曰：“吾民比廬連阡，桑柘翳然，雖諸夷當大創之後，四封無虞，脱有警，誰捍牧圉？ ”力請於上，記工舉事，不憚繁難，捐資鳩衆，絮土爲垣，凡若干丈，樓櫓悉具，甫三月而就。（1）

在南明官方的口吻下，平夷州的設立和州城的修建出於軍事目的，即控馭“諸夷”、保衞行政治所。那麽，南明政權和施甸夷民的關係經歷了怎樣的發展呢？這還要追溯到永曆三年永昌、順寧一帶的“妖逆”。

按照清修方志的叙事，永曆三年永昌府地區“有妖僧自稱護國將軍，造僞印，結十五喧、二十八寨土司以叛，合攻府城，流寇至永，擊敗之，斬妖僧”（2），順寧府地區“廢千户蔣朝

（1）《新建平夷州城碑記》，永曆九年，楊升義主編《施甸碑刻》，雲南科技出版社， 2018年，第 17—18頁。《保山縣志稿》收録碑文有一處稍異：“爲政不務近利，以圖遠大，且也，爰荒度土功。 ”（參方國瑜主編，沙必璐等點校《保山縣志稿》，雲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 288頁）

（2）《（康熙）永昌府志》卷三《沿革》，第 908頁。

臣等因永昌妖僧自稱護國將軍，造僞印，能夜致雲光，來相煽惑，會永順廢總兵康勇苛求，各土司官遂結連諸寨，攻陷府城，又圍雲州未下，援兵四至，朝臣死，妖僧遁，群醜悉平”（1）。可知土司起兵的導火索乃“妖僧”煽惑，背後實與大西軍餘部將領康勇對土司的苛索有關（2）。

所謂“妖僧”，當爲與部分寺院關聯密切的阿莽蔣土司。和官方視角的“妖僧”形象相對應，施甸的民間故事與家族記憶中留有一系列“莽和尚”傳説（3）。“莽和尚”傳説存在諸多版本，但其主要情節大體相近，即莽氏土司聯合寺院勢力反抗孫可望而遇害的故事。其主角或爲“莽三和尚”，或爲求學於僧的土司“莽成龍”（4），皆顯露出阿莽蔣土司與當地寺院勢力的特殊聯結（5）。這種聯結同樣也反映在“莽和尚”傳説故事中的具體地點，即施甸南部的青山寺與施甸北部的土主廟。不論是相傳蓄謀反抗的青山寺，抑或紀念莽成龍之死的土主廟，這些寺院附近的姚關、萬興、由旺等處都有爲數不少的阿莽蔣族人分布。參與“己丑妖逆”的夷民不止阿莽蔣族人，如前所述，十五喧、二十八寨與施甸等地的阿莽蔣族人被明王朝視作“蒲人”，彼此之間很可能擁有一致的族群認同，故而來自阿莽蔣土司的“妖僧”煽惑自然具有格外的號召力，十五喧、二十八寨也加入其隊伍。阿莽蔣土司及周邊“蒲人”同青山寺、土主廟等寺院勢力相結合，土主廟的土主崇拜也暗示了夷民的族群認同，與南明政權扶植的摩蒼寺分庭抗禮。

與親近夷民的青山寺、土主廟相左，摩蒼寺則是南明威權的維護者，承擔修建州城的政治宣傳。一方面，摩蒼寺的建設離不開南明政權的扶持。該寺建於丁亥年（6），正是大西軍餘部接管雲南之年。從摩蒼寺藏《金剛經》末頁的孫可望朱筆草書來看（7），身爲“國主”的孫可望可能以頒賜經書的形式維護摩蒼寺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摩蒼寺是南明碑刻《新建平夷州城碑記》樹立之地。類似仇鹿鳴所強調的，當碑作爲政治景觀時，其樹立地點是精心選擇的（8）。南明政權之所以將碑記樹立於摩蒼寺，意在通過這種人爲的空間組合向施甸的

（1）《（雍正）順寧府志》卷五《官師志·土司》，第 313頁。

（2）

案《（光緒）永昌府志》載“流賊康勇至永，逼索寡婦”，可見“永昌廢總兵康勇”是大西軍餘部將領。參《（光緒）永昌府志》卷五二《列女志·節孝》，第 279頁。

（3）參楊升義主編《施甸縣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簡介》，雲南科技出版社， 2013年，第 131— 132頁；雲南省施甸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青牛白馬的遷徙 —落籍雲南省施甸縣契丹後裔文化史探》，2015年，第 45— 46、48頁。

（4）

據《滇志》載“鳳溪長官司土官正長官莽氏、把事張氏，今沿至莽成龍、張世禄聽襲”，可見傳説故事的人物原型不僅限於施甸，更遠及包括鳳溪長官司在内的阿莽蔣土司管轄的其他地區。參劉文徵《滇志》卷三〇《羈縻志第十二·土司官氏》，第 977頁。

（5）這種特殊聯結也反映在施甸長官司的建築格局上。承蒙施甸縣文管所楊相波先生帶筆者實地考察，可見施甸長官司分

爲上院和下院，下院是土司行政之所，上院是與土司家族聯繫密切的佛寺。在上院後坡可見弘光元年（1645）僧人墓碑，

有“普聖住持”字樣，可謂是“己丑妖逆”前阿莽蔣氏土司與當地寺院聯結的一個例子。這種聯結常見於雲南，參連瑞枝

《邊疆與帝國之間：明朝統治下的西南人群與歷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9年，第 198—238頁。（6）《（康熙）永昌府志》卷一五《祠祀·寺觀附》，第 995頁。（7）摩蒼寺藏《金剛經》末頁寫真參蔣燎原、張宏川《印象施甸古寺》，雲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 5頁。（8）參仇鹿鳴《權力與觀衆 —德政碑所見唐代的中央與地方》，《唐研究》第 19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 82—92頁。

各股勢力傳遞一種政治訊息：土司的政治和宗教權威已被南明的平夷州和摩蒼寺取代了。

“妖僧”煽惑只是表象，所謂“康勇苛求”折射出的財政需求則是南明與土司交惡並選擇改土歸流的深層因素。早在天啓時，明人已意識到“其地平衍饒沃，可爲郡邑”（1），但當時明廷尚無心力在施甸推行改土歸流，自難攫取施甸地區的財源物力。依照《（天啓）滇志》的記載，施甸“夷民免編差”，僅認辦税糧六百一十七石有餘、差發銀一百三十兩而已（2）。不過，在大西軍餘部入滇前，施甸地區的族群關係頗爲緊張，並顯露出改土歸流的先兆。首先，當地承擔的賦税可能有所加重，“其田地原是夷地、夷田，各賦名色不一，有秋糧田，有夏税田，有差發田，有館客田，有鋪程田，有籽粒田，有稻穀田，外有黄牛馬價銀、地畝人丁銀、添征部費、地租谷、魚課各項，共計銀一千三百零九兩，秋米二百一十八石，夏税五十九石，此明朝之舊額也”（3），這一“舊額”很可能高於《滇志》載録之額。其次，當時鄰近施甸的順寧地區已出現了土司停襲的現象，例如後來參與“己丑妖逆”的蔣朝臣土千户一職就於

“順治二年奉文裁缺”（4）。可以推斷，這種賦税加徵和土司停襲與明末雲南的軍費需索有很大關係（5），埋下了“己丑妖逆”的種子。在大西軍餘部控制雲南及周邊府縣後，孫可望等人汲汲於開拓財源，過去徵賦較少的土司轄區自然就成了他們眼前的一塊肥肉，東川就是一例：

順治四年，禄萬億與其兄萬兆有隙，謀殺之，求助流寇，僞平東報餉五萬，萬兆亦密報餉七萬，遣僞總兵趙世朝徵萬億餉，不足，命僞將誘萬億出兵，兵盡殺之。五年五月，艾能奇徵禄萬兆餉，不應，率趙世朝由省一晝夜至東川，蹂躪一空。能奇被藥死，寇黨入壁谷壩，殺戮幾盡。（6）

從東川禄氏土司的慘痛經歷來看，南明與土司的矛盾根植於財政問題，一旦前者“徵餉”而後者“不應”，軍事打擊就接踵而至，以致“土司斂跡”（7）。東川的情形並非孤例，根據秦暉的研究，在通海、寧州等處的土司轄地，南明政權將“以村社爲基礎的貢賦變化爲以私有田地爲基礎的‘正供錢糧 ”（8）。再如永曆二年昆陽州山猓入城，劫掠官署，“實因山猓飢寒，兼爲

（1）劉文徵《滇志》卷三〇《羈縻志第十二·土司官氏》，第 977頁。（2）劉文徵《滇志》卷六《賦役志第四·永昌府》，第 227頁。（3）《八鄉來歷始末》，楊升義編著《文脈施甸》，雲南科技出版社，2011年，第 325頁。（4）《（雍正）順寧府志》卷五《官師志·土司》，第 313頁。（5）永昌一帶在明中期曾出現過因爲需索過甚導致土司停襲的現象，雲南巡撫何孟春言永昌地區“一時縱横取索，椎髓剥肉，

倡言不恤，彝民畏死，不敢不從，由是强者爲盜，弱者遠逃，如近城鳳溪一長官，目今止數家，二代不襲”（參《〔康熙〕永昌府志》卷二五《藝文一·請復永昌府治疏》，第 1069頁）。（6）《（乾隆）東川府志》卷三《建置》，《中國地方志集成·雲南府縣志輯》第 10册，第 26頁。明初東川原隸雲南，後改四川。

大西軍餘部進入雲南後，還控制了一些周邊府縣，東川也在其管轄之下。參顧誠《南明史》，第 351頁。（7）佚名撰，丁紅點校《明末滇南紀略》不分卷《政圖安治》，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 49頁。（8）秦暉《大西軍治滇時期的農業》，第 198— 199頁。

徵糧迫”（1）。在這種趨勢下，施甸長官司面臨的又豈止康勇一位將領的征求，而是編定科則、納入州縣賦税體系的命運。隨着“己丑妖逆”的導火索被點燃，改土歸流已是在所難免。

果不其然，首任州官葉調元上任後迅即重整地畝人丁作爲制定賦税科則的基礎，“履畝編丁，目不暇給”（2），繼而“新行蒞文起科，編爲一千零二十石秋糧”（3），此後歷任州官“照前收糧”，延續這一科則。應當指出，這“一千零二十石秋糧”既包括了本色，“始名樂輸穀，繼名馬料穀”，也包括了折色，“馬料穀之外，又以一千零二十石起科，丈量攤撒雜派銀兩，一斗派銀三、四兩，一石派銀三、四十兩”（4）。這種本、折均徵的賦税結構隨“僞額”延續到了清初，故清初“每僞額一石”對應“府款銀”五錢一分五釐、“府實米”二斗一升九合和“縣款銀”五錢九分三釐五毫（5）。從清人回憶中視作重擔的“一千零二十石秋糧”和“一石派銀三、四十兩”來看，南明政權成功從原施甸長官司轄區攫取了前所未有的財政收入。爲了避免施甸夷民因不堪重賦而再度起兵，在設州數年後，平夷州城的修建也就成了必要之舉。

（二）異軍突起的滇籍文官

正如“莽和尚”傳説的悲慘結局，在南明政權平定“妖逆”的過程中，施甸地區的土司職務停襲（6），夷民逃散流離（7）。直到永曆六年，平夷州的軍事行動尚未止息，“又將施甸土人盡斷其手，積如山，死者甚衆”（8）。此消彼長，隨着夷民勢力衰落，具有華夏認同的滇籍文官登上施甸的政治舞臺，在州城修建和政治宣傳中扮演主角。

爲了宣揚州城告成，三位地位顯赫的南明中央官員參與了《新建平夷州城碑記》的製作：太子少保、禮部尚書龔彝撰文，刑部尚書戈允禮篆額，翰林院庶吉士加侍讀學士龔鼎書丹（9）。對於僻處滇西南的施甸而言，這無疑是極大的排場。三位要員之所以熱心於此，並非心血來潮，而是因爲他們的籍貫都在永昌、順寧一帶。平夷州既然臨近故鄉，州城的修築自然蒙上了鄉土建設的色彩。在碑記的製作中，他們通過自身的家族影響力呼唤施甸社會對

（1）昆陽《李氏族譜》卷下《藝文·李仲瀾明經傳》，雲南省圖書館藏清嘉慶刻本，第 23a葉。（2）《新建平夷州城碑記》，永曆九年，第 17頁。（3）《八鄉來歷始末》，第 324頁。（4）《八鄉來歷始末》，第 327頁。（5）《八鄉來歷始末》，第 329頁。（6）大烏邑蔣氏《世世昌》，光緒三十三年，孟志東《雲南契丹後裔研究》族譜附録，第 199頁。同一時期順寧一帶的蔣氏土

司應亦停襲，右甸土千户官署被改爲督捕分府署，參《（雍正）順寧府志》卷一〇《藝文志·重建順寧通守官署碑記》，第

652頁。（7）關於阿莽蔣族人在改土歸流前後逃散流離的民間記憶整理，參楊升義編著《文脉施甸》，第 133、170頁；雲南省施甸縣志

編纂委員會編《施甸縣志》，新華出版社，1997年，第 544、547頁。（8）《（康熙）永昌府志》卷三《沿革》，第 908頁。（9）《新建平夷州城碑記》，永曆九年，第 17頁。

南明的認同，構建平夷州與南明中央之間的紐帶，爲“己丑妖逆”後的新建州城鼓吹歌詠。

大西軍餘部入滇後，以孫可望爲首的華夏軍事移民需要倚仗滇籍文官治理雲南，而這些出身本省、認同華夏的官紳士子也樂於投靠孫可望在昆明的政權，在永曆的旗號下成爲南明要員。“孫可望僞署新興雷躍龍，臨安任僎，永昌龔鼎、龔彝，昆明嚴似祖、金維新，澂江吴弘業等數十人以官”（1）。永曆年間步入朝堂、披朱衣紫的滇籍文官不止於此，還有楚雄的馬兆羲、騰衝的張重任等（2）。這些蒙受南明拔擢的官紳士子並非寒門子弟，如昆明“舊門里金氏，前明爲邑甲族科第，官閥相望，季世有維新公者，爲李定國客事”（3）。這一潮流下，龔彝、戈允禮、龔鼎等人也選擇與大西軍餘部合流，通過參與南明政權來延續其家族在雲南的影響力。

關於龔彝的籍貫，永昌、順寧兩地聚訟已久，各執一詞（4）。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龔彝在施甸周邊的永昌保山和順寧都有生活經歷。龔鼎乃龔彝之弟（5），兄弟二人同屬龔氏家族，而在明末清初時人的筆下，“永昌龔氏”在雲南頗有權勢。龔彝、龔鼎皆爲崇禎朝進士，在大西軍餘部進入滇西後，作爲“鄉之宦者”的龔彝落入孫可望之手（6），迅即出任户部侍郎（7），

“希可望旨，乞陳十事，欲租外增賦，賦内編馬”（8），順應大西軍餘部的軍餉需求。從《新建平夷州城碑記》中“禮部尚書”一職來看，永曆九年前龔彝可能從户部侍郎升任此職。在時人關於孫可望挾封秦王的記載中，龔氏家族也爲其鞍前馬後（9）。即使在李定國迎接永曆宫廷進入昆明後，龔彝一度被貶爲印局大使，然而“數月，仍還原官”（10），足見南明政權對龔氏家族之倚仗。正因龔氏的特殊地位，在州城竣工後，“郡人悉嘉厥功，乞言於余”（11），龔彝也樂於撰寫碑文。

（1）《（康熙）雲南府志》卷五《沿革志·大事考》，《中國地方志集成·雲南府縣志輯》第 1册，第 109頁。（2）根據顧誠的梳理，有“馬兆熙爲學院”“大理寺寺丞張重任”。參顧誠《南明史》，第 355、868頁。（3）昆明《錢氏族譜》卷二《紀略》，國家圖書館藏盤龍山人叢書刻本，第 5頁。（4）關於兩地對龔彝籍貫的争訟，《（民國）順寧縣志初稿》有專文《龔尚書和梅籍貫辨證》闡釋，可備一説，參《（民國）順寧縣

志初稿》卷一四《軼事·辨證》，《中國地方志集成·雲南府縣志輯》第 37册，鳳凰出版社，2009年，第 680頁。（5）劉湘客《行在陽秋》卷上，永曆三年四月，上海書店，1982年，第 269頁。（6）邵廷采撰，陳雪軍、張如安點校《西南紀事》卷一二《孫可望》，《邵廷采全集》下，浙江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 807頁。（7）案《（民國）順寧縣志初稿》，有玉皇閣觀音銅像款署“户部右侍郎郡人龔彝識，附署有欽命永順總戎劉、本府正堂楊、督捕

府王”，考慮到楊姓知府並未見載於志書明末知府題名，且據秦暉所引順寧《鳳儀寺常住勒石小引》中載有永曆年間“欽命永順總戎劉”，足以證明此觀音銅像款應署於永曆時期，龔彝在升任禮部尚書之前，曾任户部侍郎。參《（民國）順寧縣志初稿》卷一〇《金石》，第 252— 253頁；秦暉《後期大西軍營莊制度初探》，第 350頁。

（8）徐鼒《小腆紀傳》卷三二《龔彝傳》，臺北：大通書局，1987年，第 400頁。

（9）關於孫可望求封秦王時派出的使者，一説爲龔彝，一説爲其弟龔鼎，皆反映出龔氏家族與孫可望爲首的大西軍餘部的合流。參屈大均撰，丁紅點校《安龍逸史》卷上，永曆三年二月，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6年，第 87頁；劉湘客《行在陽秋》卷上，永曆三年四月，第 269頁；黄宗羲撰，張良權點校《行朝録》卷五《永曆紀年》，《黄宗羲全集》 2，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年，第 151頁。

（10）屈大均《安龍逸史》卷下，永曆十一年二月，第 111頁。（11）《新建平夷州城碑記》，永曆九年，第 18頁。

不獨龔氏，戈氏家族同樣在施甸周邊的永昌府、保山縣一帶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與雲南衆多“從軍到科舉”的家族轉型叙事相近，《戈氏家乘》描繪下的始遷祖戈澄“原籍泰州”，明初“改充岷王府校尉……（洪武）二十八年（1395）隨岷王之國到滇，建文時朝議裁藩王官校，公遂改隸金齒衞守禦所，入雲南金齒衞左所軍籍”（1），永昌戈氏在明中期通過科舉轉型。從五世祖戈諫成爲舉人並歷任巴縣知縣、湘鄉縣知縣、太僕寺丞、東昌府通判、湖廣僉事（2），到八世祖戈允禮成爲進士並在甲申之變前仕至工部侍郎（3），其間六世祖戈光裕、七世祖戈一龍亦步入科舉之途，“擅文章、工詞賦”（4）。戈氏家族之所以能在明中期通過科舉轉型並興旺發達，與金齒司學的設置和永昌府的復設是分不開的。雖然《戈氏家乘》與清初方志刻意回避戈允禮在南明時期的政治活動，但從《新建平夷州城碑記》中“刑部尚書”的官銜來看，戈允禮最終選擇了和龔氏一樣的道路，投靠南明政權。不僅如此，戈氏家族還與龔氏和施甸摩蒼寺僧侶素有舊交，“永昌給諫戈公、侍郎和梅龔公、吏部周公等相與請師就圓光寺開堂説法，一時郡中監司、守令咸臨法席，而紳士男女，聞師法教誨，同心皈向，請名求度者不可勝記，因開摩蒼山”（5），故而戈允禮也願意發揮家族影響力爲平夷州城的建設工程做政治宣傳，將自己篆額的碑記樹立於摩蒼寺。

在龔氏與戈氏的宣傳下，知州保傅是修城工程的頭號功臣，不僅在建城過程中“不糜帑金，不竭民力”，且有“營建學宫，疏通河渠，剔荒畝，清重糧”等種種惠政（6）。然而，這些政績背後最耐人尋味的是保傅的籍貫和履歷：“公諱傅，字玉鉉，昆明人，壬午舉於鄉，擢銓曹，雅有英譽，一麾出守，百廢俱興。 ”（7）首先，根據明代任官的地域回避原則，地方流官須避本籍，不在家鄉省份任職（8）。但永曆初年大西軍餘部入滇後，實際只控制了雲南及鄰近府縣，後來才向貴州、川南、湖廣等地擴張，幅員狹促客觀上限制了選官範圍，大西軍餘部主觀上也需要借重滇籍文官。其次，在永曆年間雲貴川整合的過程中，昆明長期扮演雲南、乃至

（1）永昌《戈氏家乘》，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無頁碼。（2）參永昌《戈氏家乘》，無頁碼；劉景毛等點校《（萬曆）雲南通志》卷八《學校·科目》，中國文聯出版社，2013年，第 721頁；《（嘉靖）長沙府志》卷二《十二州縣職官歷任年譜》，《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第 37册影印明嘉靖刻本，中國書店， 1992年，第 31頁下欄；《（康熙）永昌府志》卷一七《鄉賢》，第 1011頁。（3）參永昌《戈氏家乘》，無頁碼；《（康熙）永昌府志》卷一七《鄉賢》，第 1013頁。

（4）

參永昌《戈氏家乘》，無頁碼；《（萬曆）雲南通志》卷八《學校·科目》，第 723頁；《（康熙）永昌府志》卷一四《科舉·例

貢》，第 980頁。（5）《無住如禪師塔銘》，康熙四年，李樹業編著《祥雲碑刻》，雲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 118頁。（6）《新建平夷州城碑記》，永曆九年，第 18頁。（7）《新建平夷州城碑記》，永曆九年，第 18頁。

（8）

王興亞關於明代“仕宦避本籍”的研究甚爲詳實，需要補充的是，雖然《官人則例》强調“廣西、雲貴有司尤宜查照弘治以前事例，只於本省人員内升選”，但從雲南各方志中知府、知州、知縣的題名來看，明中後期基本還是遵循了“仕宦避本籍”的原則。參王興亞《明代官吏的回避制度》，《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 1期，第 69— 70頁。

整個西南政治中心的角色，先有孫可望“改雲南省爲雲興省，雲南府爲昆明府，昆明縣爲昆海縣”（1），繼而李定國奉永曆入滇後“改爲滇都”（2）。到了永曆後期，時人所謂“進京朝見”“入京報捷”“望京謝恩”“聖駕在此建都”的“京”“都”皆指昆明（3）。伴隨着昆明政治地位的上升，昆明士子自然近水樓臺先得月。在這一背景下，作爲昆明舉人的保傅得到南明政權的垂青，“擢銓曹”，進入中央吏部任職。正因保傅曾在中央吏部任職的經歷，其修建平夷州城的舉措才得到各方支持，同爲滇籍並身居高位的龔彝、戈允禮、龔鼎等人也不惜讚譽之辭宣揚其修城之舉。

與來自昆明的知州保傅相類，其繼任者陳履惇出身的陳氏家族定居於呈貢、昆明一帶，同樣位於南明的政治中心。陳氏始祖陳九功原籍高郵，精通醫術，洪武年間隨軍入滇，三世祖陳仲銘調雲南中衞，四世祖陳謙在王驥征麓川時以軍醫身份立功，“授呈貢縣醫學訓科，行雲南都司轉行中衞除名”（4）。自六世祖陳常道成爲進士、仕至副使以來，陳氏家族走向興盛，屢有出任副使、主事、教諭者，更不乏庠生、舉人。以陳履惇之父陳爰詢爲例，陳爰詢由貢生任南溪訓導，後“委署馬湖府平山縣”，因得到南明四川總督樊一蘅的舉薦而“署府事”（5）。在大西軍餘部入滇後，陳氏一門借助昆明中央的支持擴張家族在地方的利益，“明自甲申後，鄉闈廢，僅得恩選”，陳履惇通過南明的“恩選”初任學政，“諸子弟非戚即友”（6），家族得以把持地方教育。不僅陳履惇本人“署安寧州篆務，升霑益知州，調平彝〔夷〕 ”（7），其父輩陳爰相“丁亥年選舉，任和曲州知州”（8），同輩陳履熙也“於丁酉年□授姚安府經歷”（9），陳氏家族的利益訴求在南明治下得到極大的滿足，擴張至雲南各地。陳履惇在調任平夷州知州後，其後裔即定居於此，陳履惇還將他代爲撫養的晚輩陳蕙“攜往平夷，聘施鼎調女爲配”（10），其聯姻的施氏家族可能和參與修建州城的“管吏目事州判施君昭魯”同出一脉（11）。既然陳履

（1）《（康熙）雲南府志》卷五《沿革志一·大事考》，第 110頁。（2）黄宗羲《行朝録》卷五《永曆紀年》，第 164頁。（3）楊德澤《楊監筆記》，《叢書集成續編》第 277册影印《玉簡齋叢書》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8年，第 722—723、726頁。（4）楊趙村《陳氏家譜》，楊趙村陳氏藏鉛印本，第 14頁。該譜經歷多次修纂、整理，今譜留有康熙十一年（1672）陳履惇《陳

氏族譜序》、乾隆三十五年（1770）陳以伯《陳氏族譜弁言》。因南明降清官員陳履惇親自修譜，故今譜中仍留有部分陳履

惇的生活自述，對陳氏家族在南明治下的活動記載較爲詳實。陳氏後人在續修該譜時，將部分永曆年號改作順治，或以

干支紀年，並附入《陳履惇墓碑文》。（5）楊趙村《陳氏家譜》，第 27頁。（6）《陳履惇墓碑文》，康熙三十四年，楊趙村《陳氏家譜》，第 36頁。（7）楊趙村《陳氏家譜》，第 35頁。（8）楊趙村《陳氏家譜》，第 29頁。（9）楊趙村《陳氏家譜》，第 39頁。（10）楊趙村《陳氏家譜》，第 40頁。（11）《新建平夷州城碑記》，永曆九年，第 18頁。

惇一支在平夷州落地生根，那麼，繼續保傅的城建事業，開展文昌宫等修建工程（1），也成了陳氏家族建設新家鄉的一部分。上至位列要樞的龔彝、戈允禮、龔鼎，下至主持州政的保傅、陳履惇，這些滇籍文官及其家族大多懷有明顯的華夏認同。龔彝所撰《新建平夷州城碑記》不僅將夷民的反抗斥作

“妖逆”，更直言設州建城之目的在於“撫諸夷之背而扼其吭”。龔氏筆下的知州保傅也站在夷民的對立面，在“諸夷當大創之後”仍警惕其威脅。在戈允禮和陳履惇的家族記憶中，戈氏和陳氏的祖先原籍分别爲南直隸的泰州和高郵，臨近南京，既屬於明王朝統治的核心區，更屬於華夏文明高度發達的區域。並且，戈氏和陳氏都聲稱其祖爲衞所軍户，屬於明初來滇的華夏軍事移民。誠如趙世瑜所指出的，“後來稱爲漢人的那些人將自己的家世與明代的衞所聯繫起來，已成爲一種慣習，成爲大家接受的、確認身份認同的文化策略”（2），這些滇籍文官的祖源認同無疑帶有高度華夏化的印記。此外，這些滇籍文官及其家族熱心科舉，積極入仕，龔彝、保傅等人取得進士、舉人功名，戈氏和陳氏甚至有數代爲官的經歷，宣揚其祖先早已“擅文章、工詞賦”，這也是具有華夏文化素養、構建華夏認同的表現（3）。

在南明治下的雲南，滇籍文官任職本省的情形不止平夷一州。例如，永曆三年就任的廣通縣知縣趙繼羲即爲呈貢縣選貢（4）。永曆三年、四年、六年先後就任南安州知州的張家撰、楊祜、楊天麟分别爲通海縣舉人、昆明縣選貢、太和縣舉人（5）。永曆年間就任大姚縣知縣的李恪、李仙潤、李人龍、張鳳翥分别爲安寧州舉人、澂江府拔貢、呈貢縣貢生、昆明縣選貢（6）。牟定縣在明末也有昆明縣朱尚珍、新興州貢生李如瑶等人先後任職（7）。直到清軍攻占雲南之初，洪承疇發現南明投誠知縣楊嗣光、通判戴天命等人出身滇籍，“不便在本省任官”（8），可見滇籍文官任職於本省的現象延續到南明覆滅。這些滇籍文官熱心於本省建設，

（1）依照方國瑜主編《保山縣志稿》與楊趙村《陳氏家譜》的記載，陳履惇在任期間修建文昌宫，留有碑記。今文昌宫與碑記俱不存。據施甸縣文管所楊升義先生提供綫索，文昌宫應在今施甸縣舊電影院一帶。參方國瑜主編《保山縣志稿》，第 288頁；《陳履惇墓碑文》，康熙三十四年，第 36頁。

（2）趙世瑜《身份變化、認同與帝國邊疆拓展 —雲南騰衝〈董氏族譜〉（抄本）札記》，《西北民族研究》 2013年第 1期，第 76頁。

（3）

在胡鴻對華夏化的論述中，“有文學”是具有華夏文化素養的重要體現，參胡鴻《十六國的華夏化：“史相”與“史實”之間》，《中國史研究》 2015年第 1期，第 142—150頁。

（4）張海平校注《（康熙）廣通縣志》卷五《秩官志·文職》，《楚雄彝族自治州舊方志全書》禄豐卷，雲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 441頁。

（5）

楊壬林、張海平校注《（康熙）南安州志》卷四《秩官志·題名》，《楚雄彝族自治州舊方志全書》雙柏卷，雲南人民出版社，

2005年，第 45頁。（6）張海平校注《（康熙）大姚縣志》不分卷《縣職題名》，《楚雄彝族自治州舊方志全書》大姚卷，雲南人民出版社， 2005年，第 25頁。（7）卜其明校注《（康熙）定遠縣志》卷四《官師志·縣職》，《楚雄彝族自治州舊方志全書》牟定卷，雲南人民出版社， 2005年，第

29頁。（8）吴世拱輯《洪承疇章奏文册彙輯》，揭《爲雲南府廳各官委署歷有月日臣謹會疏題請仰祈敕部覆議事》，《明清史料彙編》第 3集第 10册，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 5589—5595頁。

如興修蒙化府城樓的同知彭翮健就是尋甸人（1）。以上諸例足以説明，認同華夏的滇籍文官，特别是來自政治中心昆明一帶的文官在永曆年間主持雲南各地政務，滇人建設滇省是興建平夷州城背後的時代底色。

（三）鄧子龍崇拜下的州城

平夷州城繼承了施甸一帶華夏軍事移民的鄧子龍崇拜，在修建過程中將鄧子龍祠納入其中。平夷州城的城建格局見下圖：

平夷州城東倚施甸河，西止今施甸中學排水溝處，北至今示範小學北側，南臨舊生資公司南側。州城西側排水溝外有白龍水蜿蜒而過，向北匯入施甸河，北側有兩河匯聚之險，設有碉樓，舊稱“北關”，東南側有古道直通姚關，州城今存東側一段石基與東門橋墩。城内可以確定的建築有三：州署、城隍廟與鄧子龍祠。相傳州署位於今施甸中學内，即原施甸巡檢司處，城隍廟位於今示範小學處，鄧子龍祠位於城東南側，靠近姚關古道（2）。

（1）《（康熙）蒙化府志》卷四《名宦》，《故宫珍本叢刊》第 231册，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 266頁。（2）承蒙施甸縣文管所楊升義先生帶筆者實地考察平夷州城遺址，並提供相關綫索，亦可參楊升義主編《施甸縣重點文物保

護單位簡介》，第 100頁。

三處建築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鄧子龍祠，康熙五十四年（1715）該祠立有《首紏》碑記。碑記謂該祠“東止城墻，西止大街，南止路，北止閃家房屋”（1）。其周圍四至進一步印證了該祠位於平夷州城內。該祠建於萬曆年間鄧子龍“班師復命，駐蹕經由施甸”之時，“梓民感再造之恩，乞請建祠以垂永義，公遂欣然樂從，捐俸買卜城南基址”（2），可見鄧子龍祠建立時間在州城告成之前。那麽，永曆年間保傅建設州城時爲何特意將鄧子龍祠納入城中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再次從萬曆以降進駐施甸一帶的華夏軍事移民説起。

自鄧子龍征緬，施甸南部的姚關設立了姚關守備，領姚營之軍（3）。姚關一帶的家族多稱其祖先來自江西、四川或南直隸，其中聲稱祖籍爲江西或四川者多强調其祖乃隨鄧子龍入滇征緬的華夏軍事移民。例如，天啓元年姚關楊志伊、楊鳴岐將小山一支、田一份“實買主百户程萬金爲業”（4），此處的百户程萬金就是姚關程家巷程氏的始遷祖，“原籍四川成都省潼川府安樂縣永康鄉七十二都人氏……自萬曆十一年，同武橋鄧公將軍南征平緬，授百户之職，直抵耿馬，得勝回姚關，因觀山川美麗、風俗淳樸而樂業焉”（5）。再如小烏邑劉氏家族於嘉慶八年（1803）重修的五世祖墓碑中載有“原籍江西省吉安府安福縣西鄉五十都毛碑舍人氏，自始祖應成公同將軍征南，走馬金齒，住居姚關”（6）。另外，還有一些明末定居於此的家族也聲稱其祖爲姚營後裔，如樊氏四世祖樊林碧的墓碑文載“原籍四川省成都府資縣化上鄉龍游溪新場西河口人氏，生於天啓三年，今卜居永昌府南保山縣姚關街外”（7），樊氏後人在《追遠録》中表示其始祖樊歲然、叔始祖樊謨“明朝萬曆十一年隨鄧子龍將軍從戎赴滇”（8）。

在這些入滇征緬的華夏軍事移民中，江西籍的鄧子龍是他們的崇拜對象。姚關在萬曆十五年建有恤忠祠，祭祀征緬犧牲的鄧軍將士，後改稱“鄧將祠”（9），與施甸的鄧子龍祠屬同一信仰圈。這些華夏軍事移民自進駐姚關以後，成爲施甸南部舉足輕重的一支力量，改變了當地的權力格局。在萬曆十六年姚營官兵的索餉嘩變中，巡撫蕭彦也不得不感慨“其馭之難也”（10）。

（1）《首紏》碑記，康熙五十四年，楊升義主編《施甸碑刻》，第 26頁。（2）《首紏》碑記，康熙五十四年，第 26頁。（3）劉文徵《滇志》卷一《地理志第一·總部沿革》、卷七《兵食志第五·官數》《募兵》，第 40、248、250頁。（4）《程萬金買山契約》，天啓元年，姚關《程氏重修族譜》，姚關程氏鉛印本，第 12頁。（5）《程氏閤族底簿》，光緒二十五年，姚關《程氏重修族譜》，第 3頁。原文即爲“四川成都省”，引用時保留原文。（6）《劉金章楊氏合璧墓碑文》，嘉慶八年，小烏邑《劉氏家譜》，小烏邑劉氏藏本，第 17頁。（7）《樊氏四世祖原碑文》，康熙三十七年，姚關《樊氏家譜》，姚關樊氏藏抄本，無頁碼。（8）《追遠録》，姚關《樊氏家譜》，無頁碼。（9）恤忠祠（即鄧將軍祠，後一度改爲東嶽廟）的來龍去脉可參《恤忠祠記》，萬曆十五年，楊升義主編《施甸碑刻》，第 6—9

頁；劉文徵《滇志》卷一六《祠祀志第九·祀典》，第 545頁；《（康熙）永昌府志》卷一五《祠祀》，第 992頁。（10）《（康熙）永昌府志》卷二五《藝文一·蕩平悍卒疏》，第 1073頁。

到了永曆年間，南明政權在平息“己丑妖逆”後，迅即意識到姚關一帶的華夏軍事移民可以被吸納爲控制施甸一帶的軍事力量。出於這一考量，以曾先捷、施其賢爲首的南明將領主動接納鄧子龍信仰，重修二侯祠（1），祭祀鄧子龍與蕭英佑，將南明平定“己丑妖逆”與鄧子龍平緬叙事整合起來，並得到姚關一帶華夏軍事移民的呼應，《二侯祠碑記》展現了重修二侯祠以後雙方的互動：

於是，來觀者稽首，如見公復生。父老或有悲喜而淚涕者，亟向余稱：“公昔遇異人授秘書，能前知。其以討倭行也，顧關民曰：‘吾治姚最悉心力，後六十年，關有警，吾當再來！ 今將軍應期至，倜儻雄才極類公。若單騎而撫灣耿，密策而繫叛逃，遠夷皆畏而懷之。至於我關内民，則恩情備至。又公梓里，樹穴探環，真在將軍矣。 ”……今招姚兵，悉鄧公遺兵之裔。先年霜降，額編在永昌府支領操賞，祭旗犒兵。今既裁革，祭祝廢弛。自鄧將開創姚關，迄周花甲有餘，各兵昔沐挾纊之恩，今亦戴二公之庇也。特將新買之田，給本營總哨兵勇，以爲每年霜降及祭祀鄧將公費（2）。

通過重修鄧子龍祠，隨南明大軍進駐姚關的軍事移民和當初隨鄧子龍來姚的軍事移民主動整合在鄧子龍崇拜下（3）。在這些華夏軍事移民的口中，“原籍江西撫州府金溪”（4）的曾先捷宛如鄧子龍的化身，南明則儼然明朝正統的延續，南明將領與他們這些“鄧公遺兵之裔”同氣連枝，同懷鄉梓之情，是“遠夷”敬畏的對象，平定“己丑妖逆”獲得了這些華夏軍事移民的認同。另一方面，曾先捷也樂於招募這些“鄧公遺兵之裔”，以新買之田供養本營軍士。可以説，在“己丑妖逆”被平息後，施甸南部的華夏軍事移民成爲保衞平夷州不可或缺的力量。爲此，擁有華夏認同的知州保傅在修建平夷州城時，主動將鄧子龍祠納入其中，冀求將州城也整合在鄧子龍崇拜下，獲得周邊華夏軍事移民的保護。

需要補充的是，這種崇祀華夏武將以求庇護城池的思想在當時施甸周邊的永昌、順寧一帶頗爲流行，武將崇拜的背後是滇西南城内官民謀求華夏軍事移民力量介入以控馭夷民的策略。例如，“己丑妖逆”時，停職土司蔣朝臣率領夷民攻打施甸附近的雲州城，南明

（1）姚關二侯祠距今清平洞（恤忠祠）甚近，同屬鄧子龍信仰圈，後被改爲江西會館，繼而其地被供銷社占用。

（2）《二侯祠碑記》，永曆五年，楊升義主編《施甸碑刻》，第 13— 14頁。碑陰除“南天砥柱”四字外，尚有“永曆”“宫佃”等字樣，可惜風化泐蝕嚴重，絶大多數字體已難以辨識，可能是《二侯祠碑記》所謂“新買之田”的産業記載。

（3）雖然二者整合於鄧子龍崇拜下，但前者關於南明的家族記憶仍然存在。實地考察和訪問中，當地流傳有王乾、王坤守小關的故事，即王氏二兄弟隨曾先捷將軍至姚，王乾升至把總，駐防小關，染疾病逝後，其弟王坤爲兄守靈。今擺馬村小關的緬懷亭（供奉鄧子龍）對面有王氏祖墳。這一故事收入擺馬村總支、村委會編《擺馬村志》，第 111頁。在姚關訪談過程中亦遇程榮芳老人談及王氏故事，訪談時間： 2021年 1月 19日下午，訪談地點：姚關。另外，根據姚關鄉姚關街調查，姚關街鄭姓“始祖鄭忠録，原籍四川成都府安樂縣永康鄉雞鳴溪鄭家壩。清順治四年（南明永曆元年），隨姚關遊擊曾先捷駐守姚關，後落籍爲民”，參雲南省施甸縣志編纂委員會編《施甸縣志》，第 617頁。

（4）《二侯祠碑記》，永曆五年，第 14頁。

知州曹巽之一面死守州城，一面“具文告急去省，隨發官兵星夜來州救援”（1），省內各地南明軍隊隨即奉調進入順寧府雲州一帶。出身湖廣的順雲營守備袁尚絅“督兵赴援，力戰陣亡”（2）。另據蒙化衞葛宗仁供詞，“至永曆三年内，爲緊急軍情事，奉玉龍關總鎮府孫令票，調父華嚴領兵一千三百餘名征進順寧、牛街、景東等處”（3），可見蒙化衞的軍事力量已經南下，削弱威脅州城的夷民勢力。州城解圍後，州人在其歷史記憶中將城池獲全歸功於關羽神威，“順治己丑年，土逆蔣朝臣圍雲州，先是州内居民嘗夜見南門樓彩雲四聚，中現關帝聖像，大刀盔鎧，錚錚有聲，如是數夕，不逾月而賊兵至，城賴以全”（4）。在族群關係趨於緊張的背景下，雲州城的關羽信仰反映了城池對周邊華夏軍事移民的依賴，關羽之神威實則對應南明大軍之武力。值得强調的是，關羽和鄧子龍同爲華夏武將形象，針對二者的信仰在當地往往也結合在一起，譬如，在明廷“禁革生祠”後，施甸的鄧子龍祠旋即“計塑關帝聖像以鎮之”（5）。

從平夷州的鄧子龍崇拜不難看出，南明修建城池以控馭夷民的舉措是明萬曆、天啓以來鞏固滇西南防綫、推行軍事移民的延續，並且南明政權有意利用了這種政策的延續，在宣揚自身軍事威權的同時，標榜與明朝一脉相承的正統性。在南明治下的雲南，衞所軍户大多屬於明初來滇的華夏軍事移民，滇籍文官往往追憶其祖先爲衞所軍户，而姚關等地之民聲稱其祖爲萬曆征緬來滇的華夏軍事移民，大西軍餘部則是永曆初年來滇的華夏軍事移民。因此，在族群關係緊張的永曆年間，鄧子龍作爲華夏軍事移民的經典代表，成爲整合各股華夏勢力以保衞城池、防禦夷民的粘合劑（6）。正出於此，南明將領曾先捷將自己描繪爲鄧子龍的化身，知州保傅將鄧子龍祠納入州城。

不惟平夷州，南明官員在赤石崖建城的政治宣傳中也秉持同一策略。赤石崖素爲賓川山鄉夷民動亂之地，明廷此前已多有剿撫。南明守備洱海等處的武官在平亂後，即開始製作《赤川隳叛重修城垣公署記》，這一過程同樣帶有濃厚的政治宣傳意味。一方面，《赤川隳叛重修城垣公署記》被刻於嘉靖《賓川平盜記》之碑陰，顯示永曆“隳叛”與嘉靖“平盜”的一脉相承，並在碑文中表示“自鄒公平亂之後，立城垣，建公署，以奠華□。惜其年深，城

（1）《（康熙）雲州志》卷二《景勝·神舟飛渡》，第 37頁。（2）《（雍正）順寧府志》卷五《官師志·武秩》，第 291頁。（3）《蒙化衞指揮使承襲親供》，永曆八年，北京百衲 2016年春拍會，拍品號： 763。據昆明收藏家楊韌先生公衆號“懋勤軒三

迤掌故”介紹，這一親供在 2014年即已出現於市面，筆者所引用文字來源爲“懋勤軒三迤掌故”抄録公布内容。（4）《（雍正）順寧府志》卷九《風俗志·軼事》，第 583— 584頁。（5）《首紏》碑記，康熙五十四年，第 26頁。（6）值得一提的是，在不同的時段，遷入雲南的華夏軍事移民的祖籍不盡相同。相傳明初入雲南衞所軍籍者大多來自南直

隸、江西、湖廣，萬曆年間隨鄧子龍來滇者或許來自江西、四川（參前文），南明永曆初年來滇的大西軍餘部將領孫可望、李

定國等人籍貫多爲陝西，張獻忠生前大西軍轉戰湖廣、四川等地，故來滇的大西軍餘部可能也包括湖廣、四川等地的華夏

軍事移民。關於明初雲南軍事移民的籍貫參顧誠《談明代的衞籍》，《北京師範大學學報》 1989年第 5期，第 64頁。

垣傾摧，公署頽圮，故夷民浸浸構患者，爲制度之規模殆盡，傳習之風俗日澆。臣徵是弊，故捐己帑，復修完備，以壯規制”（1），强調南明的修城之舉是明代巡撫鄒應龍修城的延續（2）。另一方面，這一碑刻指明此城的功能在於控馭夷民，令其懾服於大西軍餘部的軍事威權，“使夷民識威戎之凛然不可而犯也”（3）。

就族群身份的形塑而言，王明珂指出歷史記憶是維持華夏邊緣的重要因素，華夏認同的凝聚依託於共同的受難記憶（4）。魯西奇則强調城墻製造了一個排他性的空間，具有標識群體身份的作用，居住於城内的强勢群體藉助城墻和城内建築的“文化權力”强化其優勢（5）。在平夷州城和赤石崖城的修建中，關於夷民起兵的歷史記憶都再次被唤醒，華夏武將崇拜則凝聚了城内文官和華夏軍事移民的族群認同，城墻也成爲區辨夷夏的身份標識。

三、南明治滇的城池修建與清修方志的記憶重構

施甸修建的平夷州城只是南明治滇時期衆多城建工程的冰山一角。除了已提及的赤石崖城，南明政權同樣在雲南府、蒙化府、廣西府、武定府、永昌府、劍川州、楚雄府、鎮南州等地修繕城池。其中，蒙化府城、鎮南州城和劍川州城的修繕工作由文官主持，廣西府城、武定府城由大西軍餘部出身的武官負責修繕。作爲政治中心的雲南府城則由孫可望等大西軍餘部領袖主導增修。

蒙化府城樓由“守道熊啓宇、知府彭翮健改建”（6）。鎮南州城原於沙定洲之亂被毁，“守

（1）《赤川隳叛重修城垣公署記》，楊世珏等主編《大理叢書·金石編》第 2卷，雲南民族出版社， 2010年，第 714頁。此碑的武官落款姓名和紀年今無法辨識，從碑文“中原牧虜，四海翔梟，民赴倒懸，人嬰塗炭，積有歲矣。際今天運，欲見中興大業，擬歸泰定。幸我秦王殿下，仁慈寬厚，威德含弘，上輔明君於危厄之際”來看，“秦王”爲孫可望，“明君”爲永曆，此碑應由南明武官立於永曆年間。李根源在《雲南金石目略初稿》中將此碑列於南明碑刻内，此判斷可從。

（2）鄒應龍修赤石崖土城的記載可參《（雍正）賓川州志》卷五《城池》，《中國地方志集成·雲南府縣志輯》第 76册，第 442頁。關於賓川的山鄉動亂，連瑞枝對此研究甚深，參連瑞枝《土酋、盜匪與編民 —以雲南山鄉夷民爲核心的討論》，《歷史人類學學刊》 2015年 13卷 1期，第 19 —56頁。

（3）《赤川隳叛重修城垣公署記》，第 714頁。（4）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增訂本），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 243頁。（5）魯西奇《中國歷史的空間結構》，第 341頁。（6）《（康熙）蒙化府志》卷二《建設志·城池》，第 218頁。關於蒙化府城樓的改建時間，古今記載不一。《（康熙）蒙化府志》

言爲熊啓宇等人改建於順治五年（即永曆二年），而《巍山文物薈萃》言拱辰樓（即蒙化府北城樓）改建於永曆四年。 2015年拱辰樓遭火災，今雖修復，恐難知其改建年月。另參巍山彝族回族自治縣人民政府編《巍山文物薈萃》，雲南美術出版社，2006年，第 4頁。

道丁繼善糾衆重修”（1）。根據陳慶江的梳理，永曆十年移建劍川州東城門者爲知州羅文燦。同於沙定洲之亂被毁的廣西府城有“僞營掇舊石，壘砌垛口，建立城樓，然皆苟且之具，不可爲保障計”（2）。永曆四年，武定府城有“僞將劉正國修武定四城樓”（3）。與普通的府城、州城相比，雲南府城則較爲特殊，從省城升格爲南明的政治中心，“爲之改觀，内設重城，大起府第，非復舊日之規模”（4）。按照李天根的記載，南明於永曆二年初次增修雲南府城，“孫可望等大興土木，既建四王府，復增修雲南城池，作敵樓、突門數十，又於南門外毁民居萬餘，作御教場，殿宇將臺，窮極宏麗”（5）。此外，雖未發現文獻記載，永昌府城和楚雄府城分别於永曆五年和永曆十二年經歷過南明政權的修繕，有城磚遺留於世，見圖 2、圖 3：（6）（7）

考慮到清代對“僞逆踞滇”事迹的種種删削，南明文武官員的修城工程很可能不止以上數地。從《新建平夷州城碑記》和《赤川隳叛重修城垣公署記》的叙事不難看出，一方

（1）《（康熙）楚雄府志》卷二《建設志·城池》，《中國地方志集成·雲南府縣志輯》第 58册，第 361—362頁。（2）《（乾隆）廣西府志》卷六《城池》，《中國方志叢書·華南地方》第 270號影印清乾隆刻本，臺北：成文出版社， 1974年，第 94頁。

（3）曹曉宏、周瓊校注《（康熙）武定府志》卷一《沿革·勘定事實附》，《楚雄彝族自治州舊方志全書》武定卷，雲南人民出版

社，2005年，第 34頁。（4）師範《滇繫》八之十八《藝文·黄向堅尋親紀程》，《雲南叢書》本，中華書局，2009年，第 5996頁。（5）李天根撰，倉修良、魏得良點校《爝火録》，永曆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丙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 761頁。（6）攝於保山市博物館，城磚長 32㎝，寬 16㎝，厚 9㎝，爲紀年磚。該館段德李先生介紹，此磚采集於太保山東麓，永曆五

年的修城工程應在原城墻的基礎上增修。此磚的介紹亦可參張文芹主編《隆陽區文物志》，德宏民族出版社， 2014年，第 259—260頁。（7）楊韌先生惠贈拓片。楊先生已撰文公布此磚拓片並介紹其規格和歷史背景，參楊韌《威楚城銘：明清時期楚雄府銘文城磚》，《楚雄師範學院學報》 2022年第 1期，第 146— 147頁。

面，城池的建設具有區辨夷夏的象徵意味，城內是認同華夏的文官和軍事移民，城外是曾經起兵而被視作威脅的夷民；另一方面，南明官員將修建城池作爲政績加以宣傳，並顯示南明與“皇明”别無二致的正統性。

南明在雲南各地的城建工程並非意在抵禦清軍，一定程度上出自防備夷亂的考量。南明與清長期拉鋸於四川、湖廣、廣西一綫，雲南深處抗清後方，故城建並非針對清軍。與遠在千里的清軍相比，夷民的威脅倒是近在眼前。崇禎至弘光、隆武年間，雲南土司普名聲、吾必魁、沙定洲相繼叛亂，永曆年間夷民起兵者亦不在少數。不獨永昌、順寧的“己丑妖逆”和前文提及的昆陽州、赤石崖之亂，景東一帶“魯魁、玀玀、猓黑交亂”，隳壞學宫，焚掠指揮使家族的承襲號紙，直到永曆十一年，兵部還命令景東衞左所試百户程文俊“帶兵剿土賊”（1）。景東夷亂波及定邊縣，“景東倮賊羅過魅等，初肆害於景東，繼領賊數千來攻縣治，官民盡被屠戮”（2）。此外，羅次、武定等地夷亂甚烈。羅次縣“冷水溝場池應祥糾蘇朗山彝衆數百劫縣，時楊異率民固守，力不能支，由梁木門出玉龍山，至富民，遇兩總兵，懇請過縣剿之”（3）。武定府則先遭“龍土官焚武定府東、南、北三城城樓，劫和曲州知州去”（4），繼而禄勸州知州解士英亦被夷民劫持，此事頗能反映族群衝突下南明大興城建的必要性：

順治五年，撒馬邑土賊秦邦明作亂，破禄勸城，執士英，擁之至郡城，脅令呼守者開城可得生，士英陰諾之。時方夜，士英大聲呼守陴者曰：“我禄勸州解刺史也，不幸爲賊所得，我頭可斷，城決不可開也。 ”由是郡城戒嚴得不破，賊憾爲所紿，擁士英回舊城，遂遇害。（5）

從這一叙事可知，面對來自夷民的軍事威脅，城池是保衞行政治所的關鍵，大西軍餘部和衞所官兵平息夷亂的軍事行動往往圍繞城池的攻守展開。正因夷民自知僅憑己力難以攻破府城，才會劫持州官要求大開城門。可以説，永曆五年永昌府製作城磚、增修城池之舉很可能是爲了防備“己丑妖逆”後夷民再次起兵，而雲南府等地的大修城池也應與周邊羅次、武定的夷亂有關。伴隨南明城建工程的推進，以城池爲節點的軍政網絡愈發牢固而嚴密，城内文官和華夏軍事移民的力量得以鞏固，夷民難以通過揮戈相向的途徑實現其訴求。

南明敗亡後，清修方志試圖重構明末清初雲南的城池記憶。在清人的方志書寫下，

（1）《（民國）景東縣志稿》卷五《秩官志·世職》，《中國地方志集成·雲南府縣志輯》第 33册，第 77頁。學宫遭“猓寇焚燬”

一事參《（民國）景東縣志稿》卷七《學校志·聖跡》，第 178頁。（2）鄧承禮點校《（康熙）定邊縣志》不分卷《災祥》，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局翻印，1985年，第 55—56頁。（3）張海平校注《（康熙）羅次縣志》卷一《往事考》，《楚雄彝族自治州舊方志全書》禄豐卷，雲南人民出版社， 2005年，第 126頁。（4）《（康熙）武定府志》卷一《沿革·勘定事實附》，第 33頁。（5）《（民國）禄勸縣志》卷一〇《秩官志·忠烈》，《中國方志叢書·華南地方》第 264號影印民國鉛印本，第 480頁。

南明從雲南城池的建設者和保衞者變爲城池的破壞者。明末雲南城池的毁壞主要發生於

“丁亥之變”。永曆元年（即丁亥年）大西軍餘部入滇之初，與沙定洲作戰，並在接管雲南的過程中遭到當地官民的抵抗。當時大西軍餘部展現出征服者而非建設者的一面，遇抵抗者多毁其城池，其記載屢見於志書。例如，大西軍餘部兵臨晉寧州時，“以民兵抗守，怒屠，挖盡雉堞，焚燬東西南三樓”（1）。曲靖府城遭“明末沙定洲、孫可望先後焚燬”（2）。李定國屠阿迷州，“折城垣而去”（3）。同被李定國隳壞的還有建水州“北城樓并永貞、阜安、清遠三坊，及銃亭、應捕官軍房”（4）。羅平州城被攻破後“城樓焚燬”（5）。師宗州不僅城樓被焚燬，城墻也被拆去（6）。蒙自縣城於“丁亥爲流賊所覆”（7）。廣通縣也未能逃過城樓被毁的厄運（8）。除了“流賊入滇”的毁城之舉，大西軍餘部爲了建設政治中心昆明，還拆去呈貢縣、昆陽州城磚，“運省築造蕭墻”（9）。

清修方志在描繪永曆初年大西軍餘部的毁城與屠殺時，往往與各種災異現象聯繫起來。根據曲靖府一帶的傳説，在永曆元年以前，城民重修南門内的武侯祠，“興工之日，於神座下得小石，碑文云‘碑現城爛。衆大驚，復埋之。至丁亥二月，孫可望屠城，殺戮殆盡，卒如碑言”（10）。再如臨安府一帶的傳説，石屏州於“丁亥年，有狗坐几上云‘不好了，不好了。有雞吐言云‘窮莫喫粥，富莫蓋屋，待等六月六，人頭堆過屋。未至六月，僞秦王孫可望兵南至，果應”（11）；同屬臨安的蒙自於“順治四年三月，有風自西南來，折木伐屋，黑氣亘天，旋轉如龍，先毁演武廳，後入城，久之乃滅，未幾流寇入城，六月大風復起，兼以暴雨，文廟前騰蛟、起鳳坊皆傾，魁星閣銅頂重數百斤，亦墜於地，是月，有流賊屠城之變”（12）；建水州則先蒙受了風暴之災，“明末丙戌年三月，怪風暴作，吹落東城内迎暉坊，次年五月，李定國屠城”，繼而經歷了野猪之異，“丁亥年，東山元有野豬甚巨，入於寨堡内，五月十八日流寇至，慘殺無算”（13）。不論牲畜、碑文之“異”，抑或狂風暴雨之“災”，這些災異在方志書寫中都被視作毁

（1）《（康熙）晉寧州志》卷二《城池》，《中國地方志集成·雲南府縣志輯》第 6册，第 41頁。（2）《（咸豐）南寧縣志》卷二《建置·城池》，《中國地方志集成·雲南府縣志輯》第 11册，第 101頁。（3）《（嘉慶）阿迷州志》卷二《建置·城池》，《故宫珍本叢刊》第 228册，第 19頁。（4）《（康熙）建水州志》卷三《城池》，《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45册影印清康熙刻本，第 666頁。（5）《（康熙）羅平州志》卷一《建置·城池》，《中國地方志集成·雲南府縣志輯》第 19册，第 100頁。（6）《（乾隆）廣西府志》卷六《城池》，第 96頁。（7）《（乾隆）蒙自縣志》卷一《城池》，《中國地方志集成·雲南府縣志輯》第 48册，第 64頁。（8）《（康熙）雲南通志》卷八《城池》，《中國地方志集成·省志輯雲南》第 1册，鳳凰出版社，2009年，第 201頁。（9）《（雍正）呈貢縣志》卷一《沿革·附城池》，《故宫珍本叢刊》第 226册，第 161頁。（10）《（咸豐）南寧縣志》卷三《祠祀·壇廟》，第 155頁。（11）《（乾隆）石屏州志》卷一《天文志·災異》，《中國地方志集成·雲南府縣志輯》第 51册，第 19頁。（12）《（宣統）蒙自縣志》卷一二《雜志·祥異》，《中國地方志集成·雲南府縣志輯》第 50册，第 588頁。（13）《（康熙）建水州志》卷一七《災祥·災》，第 760頁。

城和屠殺的先兆。在這種“災異化”的叙事下，大西軍餘部被描繪爲從外部進入城内的威脅，成爲與災相類、與城爲敵的流寇，蒙上了難以預料、令人恐懼的色彩，南明的正統性也隨之煙消雲散。

清修方志在書寫南明毁城的暴行後，隨即附上自己修城的功績，以示攻滅南明、撥亂反正的王朝正統性。例如，《（康熙）晉寧州志》在追憶大西軍餘部毁城後，旋即列出康熙六

（1） 四十三年歷任知州的修城工程三十年、年、

四十一年、。這種書寫筆法從永曆初年的流寇毁城徑直跳躍到了清朝修城，在雲南各地的方志中屢見不鮮。考慮到目前所見的永昌府城磚和楚雄府城磚都是帶有永曆年號的紀年磚，這種城磚本身即帶有宣傳的功能，清人很難完全不知南明政權的修城工程，唯一合理的解釋是清修方志故意隱去不載。在清修方志的記憶重構中，身處城外、威脅城池者已非夷民，而是擁奉南明的流寇。

結 語

作爲築有城墻的邊疆城池，施甸的平夷州城是明末雲南城池建設和華夏化潮流的一個縮影。晚明以降，華夏軍事移民涌入滇西南，興建城池的工程也隨之展開。這些新修邊城由軍事移民守衞，崇祀華夏武將，作爲華夏文明的象徵，既發揮了邊城“隔礙華戎”

也具有改變區域族群力量格局的現實意義。在明廷構造的以城池爲，（2） 的身份界定功能

節點的軍政網絡下，夷民的生存空間和利益訴求受到壓制，成爲華夏官民眼中蟄伏城外的危險因素。

對於南明政權而言，不論來自外省的大西軍餘部和永曆宫廷，抑或主動與之合流的滇籍文官，他們都是華夏化的擁護者。修建城池的舉措既是晚明城建的延續，也出於攫取財賦的現實需求。並且，恰恰因爲南明的政治中心已不遥處北京，而在一省之内的昆明，南明可以如臂使指地調動雲南的軍事力量平息夷民起兵，順利修建城池，得到滇籍文官的響應與宣傳，並藉助鄧子龍崇拜將萬曆以降的軍事移民收入麾下。從這個角度來説，南明的割據使之擁有更多的熱情和更高的效率來推動雲南的城池建設與華夏化，這與斯波義信筆下明鄭在臺灣的城建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在清修方志的書寫中，清人利用城池界定身份的作用，重構明末清初雲南城池的歷史記憶。身處城外、威脅城池的敵對者從夷民變爲南明，而身處城內、建設城池的統治者則從南明變爲清廷。在這一叙事模式中，族群矛盾得以淡化，明清易代轉而（下轉第 288頁）

（1）《（康熙）晉寧州志》卷二《城池》，第 41—42頁。（2）魯西奇《中國歷史的空間結構》，第 3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