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

王彬彬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论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也蕴含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以民为本”“革故鼎新”“依法治国”“修身养德”“天人合一”“大同世界”等思想精华，为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使其展现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智慧，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命脉，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丰厚滋养。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大量经世致用的思想智慧，“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深地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中产生发展起来的。根据中华文化主干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修齐治平”之道看，大致可以把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分成修身之道、齐家之道、为官之道、治国之道、平天下之道这五个层面，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所坚守的中华文化立场，充分彰显了我们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本人也是一个中华文化的热烈拥护者、忠实学习者。”

一、“以民为本”的为官之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发展历程都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以能够取得事业的成功，靠的是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如果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还说：“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这句话深深鼓舞着全国人民。“人民”二字频繁出现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中，“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的核心精神。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心系百姓、关心百姓生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我们党也一直坚守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不忘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这都根源于中国历史上的“民本思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一直是最核心的政治价值取向，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政治制度的设计和中国政治人物的言行。“以民为本”的思想最早见于《尚书》，其中记载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先秦诸子几乎都认识到以民为本的重要性，如齐桓公在向管子询问“何为其本”时，管子指出：“齐国百姓，公之本也。”孟子直接提出“民贵君轻”的观点，认为与社稷、国君相比，民众更为重要，这一观点对于后代的中国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都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荀子提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政治观点，指出统治者与百姓的关系，统治者如船，老百姓如水，水既能让船安稳地航行，也能将船推翻吞没。《礼记·大学》中也有一句：“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这都体现了人民是国家存在、政府治理的根本和依据。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在《道德经》中也提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的政治观点，后世的很多帝王都很喜欢老子，并为《道德经》作注释，他们深谙统治者要以百姓所需为所想的治国之道。“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出自刘安《淮南子·氾论训》。习近平总书记常引用这句典故，着重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它不只是一个概念，也不能光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体现在指导社会发展的事业上。要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充实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些民本思想几千年来一直延续在中华民族政治治理体系中，也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精神和价值追求。

二、“为政以德”的修身之道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要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学益智、以学修身。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为我们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古人所说的“政治抱负”“理想情怀”“浩然正气”“奉献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追求，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的。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引用过《论语》中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择其善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些都蕴含着对官德修养的行为要求。如果官员德行不高或者没有德行，但又身居高位，那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结果就是“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周易·系辞下》）意思是若无德行又居高位，一旦出问题，就是大问题，古今无数事例已经一再证明。

政德是领导干部的立身之本和从政之基。习近平总书记在《之江新语》中讲道：“做官先做人，做人先立德；德乃官之本，为官先修德。”做人重在人品好坏，做官也要看官德如何。领导干部要把修身做人、立德立身与为官从政统一起来，打牢为官从政的根基。在历朝历代的官箴书，特别是儒家思想中，都对官员的修身立德、个人操守、行为准则提出了严格并具体的要求，始终把“道德价值”放在首位，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特别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长期占据着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处世行为和价值观念，成为个人修身立德的重要依据。南宋大儒朱熹在《大学章句》中说的“三纲领八条目”就是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几个层级依次提升的。修身是一切的基础，修身的核心在于立德。儒家思想最强调的就是以“仁”为本的道德原则。朱熹在《四书集注》一书中就说：“德者，得也。”道家思想也非常注重修身立德，道家始祖老子的《道德经》就分为《道经》和《德经》两部分，老子一生都在修道德。他认为我们的行为只有符合道，才具备了德；相反，如果我们的行为有了德，也就符合了道。

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人生天地间，做人是第一位的，做官、做事都是从属于做人的，做不好人，如何做事？如何做官？而做人的基础是立德修身正心。《论语·为政》中有名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还有“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可见儒家思想认为，德乃为政之本、立身之根。在孔子看来，为官者必须有德，这是做官的前提条件。有德才能立身，有德才能聚人。

鲁国的执政者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为政者带头端正自己的言行，那么谁还敢不端正行为。为官者首先要正己，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然后才能正人。也就是说，官员的德行问题，不仅是个人的修身问题，也关系到百姓的福祉和社会的公平。领导干部只有具备了良好的德行，才能端正行为、处事公正，才能为群众起到引领示范作用，从而影响社会风气。《论语》里还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鲁哀公问孔子，怎么做才能让老百姓心服口服。孔子回答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举用正直的人，放在不正直的人上面，百姓便会服从；举用不正直的人，放在正直的人上面，百姓就会不服从。这强调了选拔任用贤能的重要性。

三、“家国同治”的齐家之道

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一直持续着“家国同构”的核心思想和治理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 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中说：“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处,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家风是一个家庭精神风貌的主要体现。家风家教既是标榜家庭成员之间情感关系和利益关系的道德行为规范，又是一个家庭世代传袭下来的精神积淀和行为准则，更是教育子孙后代立身处世、培育良好人格的原生形态，是一个家族潜移默化、耳濡目染，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的精神风貌和思想资粮。习近平总书记也把家庭视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这些论述阐明了兴家与强国统一的发展理念和“家国一体”的社会治理思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中形成了深厚的“家国情怀”。《孟子·离娄上》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周易·家人卦·彖传》说：“正家而天下定矣。”《大学》说：“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社会是由一个个小家庭构成的，只有每个家庭和睦安康，全社会才能和谐安宁。而家庭能否和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家庭的家风和家教。《礼记·大学》云：“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中华民族向来重视家风家教，如崇德向善、讲信修睦、忠孝廉悌、勤俭持家、耕读传家、家和万事兴等思想。《周易·坤·文言传》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刘备告诫自己的儿子：“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颜氏家训》说：“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诸葛亮在《诫子书》中告诫后人要“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老子在《道德经》里写道：“我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章氏家训》中言：“传家两字，曰耕与读；兴家两字，曰俭与勤。”我们看到，在中华文化中蕴含着大量关于家风家教家训的言辞，中国家庭也是这样世代相传繁衍至今。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就详细阐述了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以家庭生活为核心。良好的家风家教是促进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只有每一个小家安定，社会国家才能治理安宁。

四、“德主刑辅”的治国之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特色和优势在于，德治和法治相结合，德治优于法治。“礼法合治”“德主刑辅”这些古代思想一直延续在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治理体系中，其核心内容赋予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以启示。在汉代以前，我国的社会治理以礼治为主，孔子一生都在以“克己复礼”为己任。到了秦代以后，就开始推行以法治国，但其实行时间并不长。西汉开始，中国社会的治理体系就是礼法合治了，并且逐渐演变成“德法合治”“德主刑辅”的治理结构。

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就有“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这样的语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 年10 月8 日召开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还引用过《韩非子·诡使》中的“道私者乱，道法者治”这句话。同年，他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也说：“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由此可见，他认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发挥德治和法治各自的优势和长处，用传统德治思想统领法治思维，用法治思维引导建立道德体系，使两者刚柔相济，共同发挥作用。

中国古代典籍《群书治要》里说：“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淮南子》说：“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曾之行；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这都在说明，靠法律和制度建设可以把不孝的人判处死刑，但是不能够使人们成为孔子、颜回那样有德行、有道德的人；法律也能够对窃贼予以刑罚的制裁，但是不能使人成为伯夷那样清廉、有志气的人。《论语·为政》也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可见，孔子也认为刑治是治标不治本的，只有德治才能使人心悦诚服。

五、“大同理想”的天下情怀

2017 年1 月18 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主旨演讲，系统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2018 年1 月2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媒体刊发《指引人类进步与变革的力量——记习近平主席在瑞士发表人类命运共同体演讲一周年》一文，其中说道：“面对人类社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习主席给出中国答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47 分钟演讲，30 多次掌声。讲到关键处，几乎句句赢得掌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面对时代之问所给出的中国答案，体现了中国智慧，秉承着大国担当，是中国为世界发展作出的重要理论贡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天下情怀”的继承和发展。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引用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句古语。这是《礼记》中孔子对理想“大同”社会愿景的美好设想，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中对美好社会理想的代表性描述，是关于和谐社会的典型论断。“天下大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学派追求的最高社会理想，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社会的憧憬和向往，百姓期待着生活在没有对立和战争的社会环境中，能够安居乐业。它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至上的初心使命和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的历史溯源。

中华文化历来主张“天下大同、协和万邦”，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渊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大同”思想以新的时代内涵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展示了中国人怀柔远人、协和万邦的天下观，更体现了“天下为公”“和衷共济”的大国担当与济世情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实现“大同社会”为目标，对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与维护世界安全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展现了中国独有的大国气派和广阔胸襟，体现了心怀天下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为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共性难题与发展困境贡献了中国的解决方案。

结论

综上所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高度契合的，其理论渊源来自中国传统文化，是扎根于这一沃土而提升凝练出的智慧结晶，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重要的精神标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为中国社会建设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又为世界各国的发展共建提供中国方案，以实现“各美其美”又“美美与共”。它正是用以解决中国及世界共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重大问题的智慧宝库，也是新时代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哲学思想及人文精神，能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它既赋予了中华文化新的更大的时代价值，使之赓续不断，也是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的最大底气和最大保障，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中心任务的行动指南和强大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