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传媒语言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和历史贡献

吕 可 彭泽润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一、绪论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一百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对中国做出了卓越贡献。在语言文化领域中比较突出的贡献是促进了中国传媒语言的现代化，使传媒语言不再是严重脱离口语的文言文，促进了优秀文化深入群众，推动了广大民众的思想觉醒。纵观中国共产党的语言文字工作，中国语言现代化的百年历史和中国传媒语言的不断演进是相互交织的。共产党人创办和出版的新闻报刊、图书是语言现代化先进理念的重要实验阵地，语言文字的新标准、新内容首先会在相关的报纸、图书中实践和应用，实践中的经验和总结又最终促进了中国语言现代化的发展和提升。

目前对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研究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发展和建设研究大部分集中在政治、经济、制度方面，对中国共产党和语言文化建设特别是和中国传媒语言现代化关系的论述较少，并且贡献没有具体化。所以，明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传媒语言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和贡献，是阐释中国共产党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伟大贡献的重要补充，是阐释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思想文化建设宝贵经验的重要参照。此外，对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语言文字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指导下一个阶段的语言现代化发展也发挥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党史视野下中国传媒语言的现代化实践

（一）中国共产党诞生前的传媒语言改革实践

中国共产党一直十分注重文化的大众化，认为文化服务的对象应该是人民群众。毛泽东就曾深刻地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也是民主的。它应该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可以看出，共产党人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人民大众能够接受和认同的，因此，许多共产党人也在为降低书面语言的接受门槛，提升传媒作品在群众中的传播效率而探索实践。

1、陈独秀创办白话文传媒

陈独秀倡导书面语言全部使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1918 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就全部改用白话文发表文章。后来，陈独秀又和李大钊一起创办了白话周刊《每周评论》，利用白话文书刊传播先进思想文化。

陈独秀倡导白话文的出发点是想要利用简单易懂、贴近群众的白话文作品来启蒙国民，提升国民文化水平。后来，陈独秀创办的这些白话文传媒成为广大知识分子重要的思想阵地，不仅促成白话文在语言形式上取代文言文成为书面语正宗，而且还延伸到思想领域，开创了新文学在内容上的建设[1]。

2、陈望道推广新式标点

陈望道是我国倡导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先驱，促进了书面语言的清晰化，为传媒语言的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标点之革新》是陈望道第一篇关于新式标点符号相关观点的文章，开启了他对新式标点符号探索的序章。为他后面的《横行与标点》《点法问答——新式点法指南》《新式标点的用法》等倡导在新闻书刊等书面语言中使用新式标点的文章奠定了基础。

他认为中国自古以来不是没有标点，而是标点数量少，形式比较简单，当今时代出现了多种类型的文体，古代的标点已经无法满足不同文体的需要。随后，他又在《新式标点的用法》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标点符号的革新不是某一个时期促成的，是各个历史时期共同造就的，并且新式标点不是局限于某一国专用，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都在共同使用。从历时和共时角度指出了标点革新的可行性、必然性和必要性。

总的来说，陈望道对标点符号的贡献表现在对于新式标点的积极倡导。值得注意的是，陈望道对新式标点的倡导绝非空谈，他还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来支撑和实践它的主张，并且制作了一套科学的新式标点符号体系。同时，他还关注到标点符号体系在实际应用中容易出现的规范性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手段。这些思想为后来传媒语言书写格式的清晰化奠定了基础。

（二）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传媒语言改革实践

1921年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关注到了书面文字繁难的问题，并且把中国语言现代化目标纳入了自己的奋斗目标。1922 年5 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教育运动的议决案》，就提到了“统一国语和推行注音字母的运动”的目标。这一时期，瞿秋白的拉丁化方案在当时部分共产党新闻书刊中进行了实际应用，对后来的传媒语言现代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受到苏联文字拉丁化运动影响，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瞿秋白等人拟订了第一个中文拉丁化方案。不久中文拉丁化委员会在这一方案的基础上拟定了“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1931 年9 月这一方案在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正式通过[2]。方案中“必须创造一种通俗而接近大众的、适应现代科学要求的、国际化的拼音文字”的观念充分体现出这一方案遵守语言发展规律，贴近广大人民群众的特点。

方案提出后，多个面向工人阶级的报刊开始开辟专门的栏目开始刊登用拉丁化的新文字撰写的文章。1932 年，苏联远东的两张汉字报纸《工人之路》和《码头工人》也开始响应新文字方案，先后增辟了新文字版；拉丁化新文字的接受度在当时逐步上升。在随后的几年中，甚至产生了专门用拉丁化新文字撰写的报纸《Yngxu Sin Wenz》和《六日报》。

从1935年开始，中共中央在苏区也展开了拉丁新文字的实践浪潮。解放区出现了大批完全使用拉丁化新文字作为书面语言的报刊，如《联合墙报》《新文字画报》《抵抗到底报》。同时还出现了一批使用北方拉丁化新文字的书刊，如《毛主席的谈话》《今年的选举》《我们的东北》等。其中一些书刊的发行数量仅一期就有六七百份。

北方拉丁化新文字简单易懂，易于群众学习。这次采用新文字作为书籍、报刊语言的重要尝试极大地提升了根据地群众的识字效率，提升了当地群众的文化素养。这也为后来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的语言规划工作奠定了一定的实践理论基础。

（三）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的传媒语言改革实践

1、新闻书刊文字简化和二简字试行

1949 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文盲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很高，文化落后的局面需要借助语言文字来打破。这促使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扫盲运动，并且把汉字简化提上了日程。

1955 年1 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提出《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其间经过多次修改。最终1956 年2 月1 日，第一批230 个简化字在《人民日报》公布，正式在全国推行，各类报刊，书籍开始使用简体字。

1977年中央文字改革委员会又发布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随后一批党媒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以及新华社等相关出版社作为语言文字改革的前沿阵地开始试行新简化字。虽然新简化字从简易的角度出发，充分吸收了民间对部分汉字的简化写法，但是忽视了汉字字形演变的规律性和科学性，因此在公布后，引起了社会上广大争议。随后，根据中央指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新华社等相关出版社停止使用新的二简字，其在全国的传媒杂志的试行宣告终止。

2、新闻书刊语言的拼音拼写和注解

拼音方案的制定实际上是以1951 年底毛泽东提出的“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为目标的。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开始，中国文字拼音化方案的研究和制定就是新中国语言现代化的中心工作。

中央做出关于使用拉丁字母的意见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并征求全国意见。1958 年2 月11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公布《汉语拼音方案》。随后《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以及其他通俗读物都开始采用汉语拼音为一些生僻字注音方便读者阅读，并且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汉语拼音方案》从诞生以来，除了在书刊出版领域发挥作用以外，在推广普通话、语文教学、邮电通信、汉语信息化等方面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3、颁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为了整治新闻书刊等语言文字使用领域中存在的不利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健康发展的问题，减少各类不符合语言文字使用规范和标准的行为，促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社会生活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增进各民族、各地区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沟通交流。2000 年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中正式通过。这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语言现代化实践的结晶，它明确规定了“汉语文出版物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随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依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相继出台了关于落实该法律的诸多地方性法规。这标志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新闻书刊语言文字法制体系的正式建立。

三、中国共产党在传媒语言现代化中的历史贡献

现在的新闻书刊的普通话语言基本局面的奠定，来自党和国家对语言文字事业的高度重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构成了中国特色语言规划的理论与实践图景。总体来看，党对中国文字新闻书刊等传媒语言的贡献可以总结成六个方面，简称“六化”。

（一）推动传媒语言体系口语化

传媒语言体系口语化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对“旧语文”的彻底改造，是让传媒语言从词汇到语法尽量和时代的口语保持一致[3]。这是市场经济社会全面提高书面使用效率的发展规律。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白话文新闻书刊实践探索为书面语体系口语化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建国后党中央正式推动现代书面语体系建设，到1955年，现代书面汉语已经“基本形成”[4]。从此书面传媒语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书面语被普遍应用在新闻书刊，政府公文等领域，“言文一致”的局面最终得以实现[5]。

（二）促成传媒语言类型多元化

中国共产党在促成我国传媒语言多元化方面的成就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1、少数民族语言出版事业繁荣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成立专门的机构，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和改革自己的语言文字，并积极促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事业的发展。

目前已经形成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新闻书刊和汉语言文字新闻书刊共同发展的新局面。根据相关资料显示：1949 年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报刊的出版数量只有241 万份，到了1984 年达到了一亿多册。1949年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图书的出版数量只有167万册，但到了1984年，达到了3千多万册[6]。少数民族文字新闻书刊出版事业的发展，为丰富少数民族人民文化生活，提升少数民族的教育水平，促进国家政局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2、方言出版事业稳步发展

其次，普通话推广工作与方言保护工作同步展开。中国地域辽阔，方言资源丰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后，教育部也多次强调：方言是客观存在的，有其自身的使用价值。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并不是要消灭方言，而是要求方言区的人在会说自己方言的基础上，再学会国家通用的普通话，以便在公众交际场合使用。

近年针对各地方言的语言保护工程也有序展开，人们的方言保护意识大大增强，方言图书的出版总量在1949 年仅仅只有8 000 册，到了2018 年已经增长到了51 万册，同时每年的新书量仍然保持在20 多万册。方言类出版物的出版形式也更加多样化，包括地域性的方言志、方言类专题辞书、专门性的方言类报刊和丛书等多种出版形式[7]。

中国共产党在积极推广中华民族共同语的同时，还为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保存各地方言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最终形成了今天这种汉语、少数民族语和地方方言新闻书刊传媒多元发展、并存共用的格局。

（三）推动传媒文字简便化

传媒文字简便化的成就主要表现在简化字在国内的成功推行。周有光指出：“一种文化工具，只要易学便用，适合时代需要，它本身就会自动传播，不胫而走。”[8]中国共产党人从建党初期，就为推动传媒语言简化，提升群众识字效率做出了不懈努力。建国后，简化字方案的颁布促成了语言文字简化，最终奠定了我国传媒文字的简便化。

实践表明，我国新闻书刊文字的简便化是成功的。首先，新闻书刊文字等纸质媒介的简便化高速推进了我国扫盲运动的进程。1964 年，一次针对国民文化素质的调查显示：13 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从新中国建国初期的80%下降到了32%[9]。同时，不仅仅是文盲率的大幅度降低，我国新闻书刊语言文字的简便化，还在提升工农群众的思想文化水平，提升国民综合素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科技水平的快速提升奠定了基础。

（四）推动传媒文字注音简易化

中国共产党推动新闻书刊等传媒文字注音简易化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和应用。《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1958年2月11日批准公布的中国的法定拼音方案。自《汉语拼音方案》问世后，以该方案为依据制定的有关规范和标准还有《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汉语地名部分）》《中文书刊名称汉语拼音拼写法》《文献工作—中文罗马字字母拼写法》等，并且确定了《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10]。《汉语拼音方案》以及相关规范和标准规则的出现为新闻书刊等传媒文字提供了统一高效的注音和拼写标准，打破了以往不同注音标准规则混用的情况。《汉语拼音方案》已经成功取代了以往存在旧的拼写注音方案，成为帮助我国传媒读物走向世界的得力工具。

（五）推动传媒语言书写格式清晰化

我们语言的基础是由词构成的主语言，同时还有各种停顿、语气等构成的副语言[11]。传媒语言书写格式清晰化就是要让新闻书刊等书面语言能够清晰记录和反映语言单位的界线、各种层次的停顿以及语气等副语言信息，弥补以往读者理解古代汉语书面语需要根据现代语言推测和补足副语言信息，阻碍阅读效率的局面[12]。

从最初共产党人陈望道的《新式标点》到建国后针对书面语言规范问题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传媒语言格式清晰化工作高度重视。《标点符号用法》对新闻书刊等书面语言中常见的标点符号用法进行了规定和说明，为新闻书刊语言的准确表达提供了一套完善高效的辅助工具，推动了传媒语言书写格式的清晰化。

（六）推动传媒语言文字规范法治化

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教育运动的议决案》中有关“统一国语和推行注音字母的运动”的目标以及随后瞿秋白在相关新闻书刊中对这一目标的实践探索，到建国后《汉语拼音方案》等一批规范和标准的颁布，再到21 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正式推行。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对传媒语言文字现代化体系的建设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语言文字改革目标的提出和实践探索；第二个阶段《汉语拼音方案》《汉字简化方案》等相关规范、标准的制定和不断完善；第三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推行，特别是法案中对汉语文出版物规范标准的法律规定，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提供了可以直接依照的法律法规，为各地对传媒语言文字使用的规范工作提供了法治保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传媒语言现代化的实践探索步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四、结论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语言文字工作，中国语言现代化的百年历史与中国传媒语言现代化是相互交织的。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多次对以新闻书刊为代表的传媒语言进行了不懈的实践和探索，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为目前的简洁高效的传媒书面语言体系打下了基础，为实现中国语言现代化提供了理论阵地。从中国共产党对传媒语言文字的百年历史实践中可以看到，党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理念作为出发点，在推动传媒语言体系口语化、传媒语言类型多元化、传媒文字简便化、传媒文字注音简易化、传媒语言书写格式清晰化、推动传媒语言文字规范法治化6个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传媒语言现代化路径。

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传媒语言现代化在获得总体性胜利的同时，还存在进一步解放思想，贴近大众，纯洁普通话词汇和语法的语言现代化发展空间。这不仅需要党领导的自上而下的规范治理，还需要广大人民群众从下而上地在新闻书刊等传媒领域树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使用意识，使不符合标准的语言文字使用现象从根源处得到规范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