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马克思生态思想

初 丹，王建阳

（东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黑龙江 大庆 163318）

一、马克思生态思想的产生根源：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18世纪以来，英国工业革命将人类社会推至了机器化大生产的时代，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工业生产率大幅度提升，并由此创造了空前的物质财富。但是在生产力推动人类社会从传统迈向现代的变迁过程中，人类的理性主义逐步觉醒，过度宣扬“自我”的主体性一度成了时代的主题，而在此背景下，人类逐步地成了与自然对峙的“独立个体”，对自然实施着“绝对统治”。换言之，在理性主义的支配下，人类沦为了理性的异化工具，摒弃了原本“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之间和谐的物质交换原则。具体表现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链条下，在资本肆无忌惮地追求剩余价值的“执念”驱使下，人与人、人与物之间都陷入了严重的异化危机，支配着人们对自然进行无节制的开发和利用，使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也使得人与自然之间陷入了严重的异化危机。

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观点，强调“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前提”[1]，指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2]52再者，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谈到：“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3]。换言之，人作为对象性的类存在物，是兼具着自然性和社会性的有机统一体，其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本应秉持着“人的自然化”原则，遵照客观规律改造世界以获取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物质与能量，实现“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的辩证统一。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平衡，这无疑就是在摧毁人类社会本身。简言之，异化劳动是造成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重要缘由。

同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对劳动进行了阐述，强调劳动本是劳动者以消耗体力和脑力进而谋求自身发展的自由自在活动，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下，劳动成为一种最不幸的商品，而这种“商品”所衍生出来的劳动产品已经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对工人进行着奴役和剥削。即异化的劳动“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2]51失去了其自由自在的本质赋性。究其根本，是因为劳动者为了获取维持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资料，就必须得遵从拥有着物质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的“奴役”，因而劳动者的命运也就掌握在资本家手里了，沦为了彻头彻尾的无产者。也就是所说，工人被彻底地禁锢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范畴之内了，为资本获取最大化的剩余价值而循环往复地榨取自身的价值。因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异化劳动致使大量的市民丧失了实践的自主选择性和主观能动性，沦为了资本的生产工具。换言之，在这种“非人”的生产关系的支配下，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以及劳动产品之间陷入了严重的异化危机。久而久之，在资本对剩余价值的狂热追求下，异化劳动以反生态的开发方式获取自然资源，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十分严重的破坏，最终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陷入了严重的异化危机。

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意味着人类在利用自然获取物质资料的过程中，违背了自然规律，造成人与自然之间出现了难以修补的巨大裂缝，破坏了原本平衡的物质循环，因而自然能够为人类所提供的物质资源也就每况愈下了。特别是近代以来，更新迭代的工业革命，其在创造巨大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也愈发严重。因为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是完全不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力问题的，肆意开发自然以获取最大化的剩余价值是“资本时代”的恒定主题。由此造成了如：水源污染，森林面积削减，土地荒漠化、野生动植物濒危等诸多有着集中性和复杂性的生态问题。这已然说明自然界在人类肆无忌惮地开发利用下，异化为“单向度”满足人类利益的“资源仓库”，即自然的客体性逐渐地被人的主体性所取代，甚至只有在主体性的活动语境中，自然客体才有其存在的价值。

二、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核心逻辑：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

马克思生态理论中还蕴含着丰富的生态经济思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曾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4]也就是说，有序推进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劳动的固有属性和价值旨趣，即劳动是一种物质变换活动。因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必然是要以自然环境为依托的，而以劳动为中介进而形成的生产力可以划分为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两大类。自然生产力指的是阳光、水、空气等自然力量，社会生产力则是指人类借助劳动手段将自然改造为适应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力量。二者辩证统一，共同构成了劳动生产的合力。其中，自然生产力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通常自然生产力优越的地方，社会生产力势必会较为发达。就此而言，农作物的生长行情便是最好的解释，土壤肥力旺盛，庄稼自然生长得茂盛，反之，庄稼则会矮小枯黄。这就阐明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受制于自然生产力的现实状况，当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自然的再生能力便会“青黄不接”，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就难以为继，社会的再生产也就难以实现正常运转。再者，社会生产力对自然生产力也有着制约作用。最为明显的便是科技进步既能对自然力的开发起到促进作用，也存在着破坏自然力的现实可能性。总之，马克思恩格斯从经济维度出发，阐述了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辩证联系，强调了自然力于人类社会生产和发展层面的重要性，也阐明了资本主义机器化大生产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失衡。简单来说，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人与自然双向互动的过程，是通过劳动从自然界获取物质与能量，当然这种“获取”必然是建立在自然承载力范围之内的，同时这也是自然界可以长久为人类提供物质资料的前提和基础，可资本主义反生态的机器化大生产破坏了“取用有度”的物质变换平衡与生态红线，造成生态资源无法在短期内实现再生，长久下来，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人与自然之间陷入严重的异化危机。

同时，在人在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过程中，人既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5]209，也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5]209。这也就阐明了社会生产的发生必然要在充分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顺“天”而行，将人类对于自然的破坏降低到最低，以获取维系人类社会正常演进的物质资料，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一味地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而获取短暂的生产爆发力，势必会对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更加恶劣的伤害。历史已然证明，自然生态的良好程度直接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人类社会的演进。只有正确把握好物质变换的内在要求，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人与自然才能建立和谐稳定的物质交换关系。所以，人类的实践活动不是单向度地向自然索取的过程，而是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交互过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割裂了物质变换的有机循环。因为在由资本所主导的社会生产链条中，资本所能代表的、所能接受的只有肆无忌惮地以竭泽而渔式的开发模式不断提升人类对自然的剥削，这表明资本的本质便是“反生态”的。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文中，便已阐明了“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2]55强调了自然是生命之母，而资本却为了获取剩余价值，对自然作出了种种的倒戈性行径，致使生态环境遭受到了不可挽回的损害。亦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揭露的工业化生产现状：在资本主导的生产链条下，绝大部分工人的生存环境都是臭气熏天的，上到英国的泰晤士河，下到尔克河等区域皆是如此。简言之，资本为了索取最大化的剩余价值，对土地进行无节制开垦，对生态资源进行肆意开发，透支了自然力的可持续发展潜能，破坏了原本良好的物质循环状态。亦即是说，社会生产力的大幅度进步，造成了资本与分工的进一步划分，并“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6]918马克思恩格斯从这个角度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违背了自然规律，强调大工业生产使作为生产资料而被消费掉的那部分自然生产力再也无法流转回自然界了，导致自然资源紧张，造成物质变换的失衡，人与自然逐渐对立起来了。同时，这也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的不可调和性矛盾的重要体现，而资本主义创造的“人化自然”恰是其卑劣本性的具象化显现。所以在这个层面上，也印证了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科学论断。因为在资本逻辑的掌控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将土地、矿产、森林等一切自然资源当作是实现资本增值的工具，导致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资本的眼中，自然界只是有着“纯粹有用性”的使用价值，这也侧面映衬出了人与自然之间所陷入的对立和异化危机。同时，在对资本主义剥削式的生产关系的揭批中，马克思还指出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化以及科技的进步为废料再利用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人类应合理回收工业废弃物以进行资源的再利用，实现资源的节约和环境保护。总之，马克思生态思想中的可持续发展的哲学思维与世界图景为自然生态的保护以及人类文明的演进提供了时代指向，辩证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肯定了“社会主义必将胜利”的发展前景。即共产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运动，还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都势必会推翻以往的一切剥削和异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

三、马克思生态思想的价值旨趣：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马克思指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7]亦即是说，社会的性质和状态也会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因而，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不仅是自然力或是生产力的问题，更多的是社会制度的问题。即资产阶级对自然界的疯狂掠夺和占有，逐步地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使资本主义社会成了反生态的异化社会。而在此背景下的异化劳动也加剧了人的类本质以及社会关系的异化。因而，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反生态的生产方式、以谋求最大化剩余价值的资本逻辑、以及“异化劳动”等方面的剖析，阐明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危机实质就是“制定规则的人”与“践行规则的人”之间存在着的不可调节性抵牾所衍生出来的，即生态危机的深层次根源便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依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而只有从根本上变革社会制度，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而变革生产关系所能依托的只有是无产阶级所主导的共产主义运动。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论述中可以得出最终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途径便是以共产主义运动瓦解资本逻辑，因为在资本家追求最大化利益的“资本逻辑”中弥漫着对自然界疯狂掠夺的逻辑张力，使资本主义社会异化成了反生态的社会，因而让市民社会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共产主义社会，首当其冲的便是瓦解资本逻辑。同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便已经对共产主义做出了界定，强调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8]。换言之，在共产主义社会将真正实现人与人、人与物的和解。

共产主义社会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生态社会。因为在这里，“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9]；因为在这里，才能实现“现实的人”的本真追求；因为在这里，原本“虚假共同体”中存在的生态问题将得到真正解决，通过消解竭泽而渔式的生产方式以消灭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将人从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因而“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10]，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解。届时，自然力与社会力的辩证统一运动也将推进人类文明的演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

时下，世界之变、时代之变愈演愈烈，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全局出发，立足理论和实践双重维度，坚定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的辩证统一，将生态文明建设同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相联结，创造性地提出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11]，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蓬勃发展，开启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征程，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全球的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可行的中国方案。

总之，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价值遵循和行为引领，是人类通达共产主义的必然选择，也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理论逻辑与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逻辑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