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理念的哲学意涵及实践向度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将绿色发展理念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为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一条绿色的、低碳的发展之路。绿色发展理念是为了实现永续发展而主动展望现实生活及其未来发展趋向的理论成果。绿色发展理念是对人类实践活动生态化趋向的标示与明晰，通过激发主体的行动自觉来规范主体的行为，使得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呈现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这种以绿色为导向所推动的发展，祛除了盲目性与不合理性，是为理性的力量推动下的、兼顾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的绿色化发展。绿色发展理念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旨归，它并非以抽象的价值及其规范引导人民的简单说教，而是直接落实于生态文明建设之中，在真实的实践活动中检验与确证自身的科学性与真理性，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愿景的实现。

关键词：绿色发展；人民；生态文明

DOI：10.15938/j.cnki.iper.2023.06.003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９７４９（２０23）０6－０015－０5

生态问题是人与自然和谐状态破裂的一种表征，意味着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被盲目性力量所驱使的、是不合规律性的恶性互动。在传统发展模式下，对经济发展的狂热追求使得人类将生态环境置之不顾，以生态破坏为惨痛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这种建立在牺牲与损害自然基础上的发展，是极具破坏性的“黑色发展”，不仅无法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反而使得二者走向对立，进而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崩溃与破裂。而绿色发展理念则将发展与生态保护有机融合起来，主张在自然界承受阈值内开展合理的实践活动，力求实现人与自然的互惠共赢，以全新的战略性思维实现了对传统发展模式的突破与超越。

一、绿色发展理念的哲学意涵

传统发展模式被斥责为将发展与生态保护割裂甚至对立起来的“黑色发展”，而绿色发展理念则是在反思传统发展模式主导下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惨遭破坏与掠夺的境况之后所提出的理论创新，具有丰富而科学的理论内涵。这种以绿色为导向的发展范式，摒弃了牺牲生态换取发展的思维模式，抛却了“先污染、后治理”的短视行为，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旨归，是真正以“绿”为底色的发展。

1.“绿色”与“发展”和解是主体运用绿色发展理念处理矛盾的实践范式

绿色发展理念是绿色与发展的有机融合。在绿色发展的范式中，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彰显为以绿色为导向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有机统一的良性互动。绿色与发展不再是非此即彼的两难抉择，发展不再是肆意榨取自然资源、盲目牺牲生态的发展，不再是痴迷于经济增长而无情抛却生态环境的发展，而是转变成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统筹兼顾、协同并进的绿色发展。绿色发展促使发展与生态保护从二元对立走向并驾齐驱，使得绿色成为发展的本质规定及其内在要求。这种转变凸显出对人类长远利益与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更彰显出鲜明的人民立场。绿色发展理念重在解决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问题，而习近平总书记更是以“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形象表达对发展与绿色的关系展开了深刻诠释，著名的“两山论”即是其对二者关系理路的生动诠释。在《之江新语》中，两座山关系演进的逻辑递嬗得以显现与明晰。“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1］是传统发展范式下竭泽而渔式的错误思路；“既要金山银山，但是也要保住绿水青山”［2］则是破除与抛却传统发展模式的弊端而倡导生态保护与发展并重的并驾齐驱式的逻辑理路；“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3］则是精准把握发展与生态保护内在统一关系、凸显二者间辩证转化关系的战略性思维。绿色发展理念与“两山论”均是对发展与绿色关系的精准把握与科学阐释，均彰显出对传统发展模式的转变与超越。

第6期刘孟男：绿色发展理念的哲学意涵及实践向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3年2.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主体运用绿色发展理念对“度”的客观把握

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最终指向，绿色发展与非绿色发展得以区别，生态文明与生态野蛮、生态危机得以区分。绿色发展理念旨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早已对二者的内在统一关系进行了确指与阐述。马克思清晰地认识到“人靠自然界生活”［4］的客观事实，并宣称人能够“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5］，即人能够以实践为中介改造自然。而在传统发展模式下，人类在物质利益的诱惑与驱动下所展开的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却呈现出不合理性与盲目性，“过度吮吸自然”［6］以谋求经济增长，以至于搅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在谈论人类牺牲生态换取发展的无知之时，在谈及人类沉浸于经济增长的喜悦之时，恩格斯早已经坦诚：“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7］，人类必然无法规避被自然界惩处与报复的命运。事实上，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日趋枯竭的自然资源、日渐恶劣的空气质量，都是人类因其不合理行径而受到的规训与报复。而绿色发展则是为破解生态困境而提出的科学理念，“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8］。绿色发展力求“在合理的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寻求人与自然之间的最佳平衡”［9］，在这种发展范式中，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得以统筹兼顾，而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被承诺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

3.经济、政治、文化、生态辩证统一的发展，是主体运用绿色发展理念勾勒的“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10］

所谓辩证，是指人们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对客观事物辩证发展过程的正确反映。［11］人与自然的关系事关长远、事关全局，在普遍联系的辩证图景中，绿色发展是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多元维度的绿色化发展。就绿色发展理念而言，其中必然存在着某种引导主体价值判断的规约，即这种规约可以张扬生态保护的重要性，抑或传导着在保护中发展的必要性。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在经济领域，以绿色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引导经济活动主体实现生产方式的绿色化发展，传导低碳经济与循环经济的必要性，使得经济活动在消耗最小化中合理運转，从而实现资源利用的高效化，并最大程度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就政治维度而言，习近平总书记以“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这一极具绿色意涵的经典论述，科学阐释了营造良好从政环境、净化政治生态的重要性。抓住关键少数，对污染政治生态的腐败分子绝不姑息，通过花大气力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正风肃纪，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在文化领域，必须“在全社会确立起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价值观”［12］，强化人民大众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推进思想领域的变革，通过加强宣传教育等举措，使得生态环保思想发展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成全社会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良好社会氛围。在生态领域，即是要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子孙后代留下良好的生存环境。绿色发展绝非是单一维度的绿色化，而是多重维度的绿色化，体现在发展的各方面与全过程。

绿色发展理念彰显出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饱含着丰富的理论意涵，引导着发展方式与思维方式的巨大转变，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突破与超越。在绿色发展的范式中，发展无疑是目的，而绿色则是其内在规定。这种以“绿”为鲜亮底色的发展，实现了绿色与发展的协同并进，发展不再掩盖与遮蔽绿色，而绿色亦不会阻碍发展，真正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向共赢。

二、绿色发展理念的价值旨趣

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宣告了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反抗，人民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诉求召唤着新理念的创生。绿色发展理念是为了满足人民生态需求并进而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而提出的战略理念。作为一种理念，它科学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以实现人类福祉为价值旨趣，将鲜明的人民性贯穿其中。

1.绿色发展理念彰显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唯物史观认为，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居于主体地位。虽然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生态问题未达到如今的严峻之势，但是马克思在穷其一生探索人类的前途与命运的过程中，始终关注生态问题，马克思的生态环境思想蕴含丰富的人本特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中，人民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则是终极旨归。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善于谈论人民，而且能够以人民为出发点并最终回归于人民，能够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积极观照人民群众的各方面诉求，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为鲜明的品格。而绿色发展理念正充分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即人民立场的坚守与承续，“巩固和发展了以人为尺度的价值取向”［13］，其合理性就在于始终坚持以人民的立场解决现实境遇中的挑战，满足人民群众的现实诉求；其科学性就在于始终自觉地将重心聚焦于人民群众，试图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态环境。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是一脉相承的，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改善人民生存环境和生活水平，推动人的全面发展”［14］。在中西方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各自遵循的发展理念揭示了中国发展遵循的人本逻辑与西方发展奉行的资本逻辑的内在区别。事实上，资本逻辑与生态文明保护具有内在矛盾，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疯狂追逐利润，随之而来的是生产的扩张与生态的恶化。从早期工业化国家在发展中忽视生态文明保护而遭受“自然的报复”可见一斑。而绿色发展克服了传统发展模式的局限，统筹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全方面地考量世世代代人民群众的诉求与需要，积极观照当代人与后代人的权益，以实际行动而不是理论悬设解决了以往发展与绿色相对立的矛盾。人本逻辑下的绿色发展理念致力于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问题，其中不仅渗透着对人类永续发展问题的深邃思考，而且内蕴着对世世代代人类的现实关怀，深刻彰显出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坚守。

2.绿色发展理念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价值追求

传统发展模式主导下，对于经济利益的狂热追求使得主体很难领悟到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合规律性的重要性，更难以理解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辩证关系，以至于在这种发展范式中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呈现出难以破解的矛盾困境。日益嚴峻的生态问题使得党和人民群众愈发认识到良好生态环境的重要性。绿色发展首先是要满足人的生存需求。面对严重威胁人民生存安全的恶劣的自然环境，习近平在对各地的考察中作出了生态环境污染已经成为“民生之患”的重大判断，强调必须要守住生存与发展的根基，把生态文明作为关涉民生的重大问题来抓，让人民群众呼吸上新鲜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事物。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变革，人民的需求不再仅限于物质层面的富足，所期冀的美好生活涉及的层面也愈加宽泛，这也意味着新时代的发展必然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多个维度的充分发展。针对人民群众日益迫切的生态诉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表示：“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15］。绿色发展带来了人民自我实现、自我发展的需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中，人民多样化的需求不仅得以满足，人民的价值主体性也得以彰显，人民将生成更多内生性、创造性的绿色实践。绿色发展理念正是基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洞悉而提出的理论创新，正是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而提出的科学成果。绿色发展理念既指明了主体实践活动趋向，又规定了发展的底色，更提供了新的发展范式。通过绿色发展来实现发展和生态保护的有机协同，从而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生态产品与优美生态环境，以此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绿色发展理念内蕴着对民生福祉的深切关怀

“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16］诚然，自然界是人类的生存之基，更是人类的发展之本，因而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于人类而言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7］，因而若想增进民生福祉，实现人类永续发展，则必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而绿色发展理念正是在反思过去、观照现实、展望未来的基础上提出的新发展理念，着眼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致力于实现人类共同福祉，可持续发展即是题中应有之义。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民福祉与民族未来。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怀着对人民的深刻关切与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他多次强调生态文明建设事业是一件功在当下，利在千秋的事业，要坚持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绿色发展理念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考量了人类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所观照的对象并非局限于当代人，还包括子孙后代，力求维护与保障世世代代人的生态权益，实现代际公平。“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18］，以绿色化、生态化为导向所推动的发展，始终“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19］，积极捍卫生态保护的红线与底线，不仅努力打造优美的生态环境，更用“绿水青山”来吸引“金山银山”，促使“生态优势变成经济优势”［20］，更促使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向纵深推进，使得人民群众的热切生态期盼成为现实。

绿色发展理念不仅以问题为导向观照了人民群众的生态诉求，而且以前瞻性思维考量了人类永续发展问题，是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而提出的战略理念。绿色发展理念归根到底是关切人民的理念，它既是发展理念与发展模式嬗变与更迭的深刻表征，更是对人民性这一鲜明立场与价值信仰的确证与凸显。

三、绿色发展理念的实践向度

“如何推进绿色发展”不仅是一个重大的认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实践论问题。习近平生态思想不仅回答了绿色发展理论的相关问题，也具有深刻的实践指向。理论的未来就在于较大的思想深度和自觉的实践活动的完美融合，亦即理论与实践的契合。绿色发展理念将发展言说为绿色化发展，悄然塑造了人民群众的生态自觉，有效引导主体投身于破除生态困局的实践活动，使得主体察觉到客观规律的不可逾越性与不可违背性，从而自觉地投身于生態文明建设之中。

1.激发主体思维方式的深刻转变，推动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绿色化转型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强调了维护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关系的重要性，并指出为了确保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可持续性，人类必须“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21］，即这种物质变换必须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绿色发展理念正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承袭与发展，它凸显了发展的绿色化趋向，使得个体能够认识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更使得主体领悟到物质变换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辩证统一的重要意义，具有重要的引领与规约作用。“发展理念是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东西”［22］，绿色发展理念的这种引领作用彰显为以高度的生态自觉介入生态文明建设活动的强烈的实践冲动。这种实践冲动唤起了主体消解生态危机的意识，为进一步激发主题思维方式转变，推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要着重加强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要促使主体自觉地形成绿色生活方式与消费方式。在日常生活中，从小事做起，关注绿色生活细节。使绿色发展理念成为一种常识，成为自身自觉行动与生活的态度，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使得社会朝着勤俭节约、低碳环保的绿色化趋向转变、创造绿色健康生活。二是要促使主体摒弃以“绿水青山”为代价换取“金山银山”这种竭泽而渔式的错误理路，推动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三是要促使传统产业向绿色化转型，推动生产方式的绿色化变革。 绿色发展理念以其科学性与真理性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更以其思想引领的强大力量唤醒了人民群众的生态保护意识，从而引领人民群众成为主动参与生态保护与生态治理的自觉践行者。

2.以鲜明的实践指向性，引领生态文明建设向纵深推进

绿色发展是在生态保护中所展开的立足人民需求、契合人民期盼的发展，主张在经济与生态的良性互动中实现互惠共赢，确保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合理性与可持续性，力求实现人类的永续发展。绿色发展理念倡导通过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来破解生态困境，不仅为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提供了方向引领，而且为“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23］提供了路径选择。在绿色发展理念的科学引领之下，我国统筹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充分利用“绿水青山”所固有的独特优势来吸引更多的“金山银山”；我国深刻把握生态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协同关系，不断厚植发展优势；我国不断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路径，推动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在绿色发展之路上，我国坚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以绿色发展作为基本导向，在发展中调整产业布局、促进产业优化升级，以新产业、新动能、新业态点燃经济增长引擎；以提供优质生态产品作为关键路径，推动生态产品的价值转化，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支撑点和发力点；以最严格的制度与最严密的法治作为根本保障，解决生态文明建设中面临的机制、体制、措施相互掣肘等问题，通过建立有弹性的环境激励与监管体制为绿色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持续书写“绿色答卷”，夯实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发展理念作为一种科学理念确实对现实展开了一种持久的价值引领，其直接指向生态文明建设，着力从现实出发厚植生态底色，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新格局，更致力于打造人民群众所期冀的优美生态环境，为人民大众创造实惠，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需求。

3.以生态化的发展趋向，引领生态维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生态治理“中国奇迹”，生物多样性丰富、生态环境持续变好。中国的绿色发展为全球发展增添了一抹“中国绿”，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全球的绿色发展不仅需要“中国绿”，也期待“世界绿”。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生态问题没有地域与国界之分，针对越来越严峻的全球生态问题，推动绿色发展是各国应共同承担的责任。“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24］，“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25］。我国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战略来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同各国一道发展“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合作倡议、推动构建全球能源合作伙伴关系，与各国共同打造生态文明领域的合作机制、成果分享机制与共治机制。绿色发展理念以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观照的是全人类的民生福祉，追求的是全人类的永续发展。以绿色为导向的发展，完成了对“黑色发展”的摒弃与超越，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深刻转变，为全球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提供了科学范式。我国以实际行动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坚持走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并以大国担当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推动构建生态维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与成功典范，更是成为全球借鉴与参照的样本。绿色发展理念体现出了一种与具体实践的高度融合，并凸显出一种探索绿色发展道路的理论旨趣，标示着生态化的发展趋向，它不是抽象的理论说辞，而是能够真正传导价值和真理的东西，在中国乃至于世界都具有重要的现实引领作用，指引着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向纵深推进。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表征，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和解。在传统发展模式下，自然承受阈值被无情忽视并肆意僭越，自然界被无节制利用与野蛮式掠夺，人与自然之间呈现为二元对立关系。传统发展模式的弊端已得以明晰，这种模式下的发展已被确指为是一种不健康的、畸形的发展，唯有变革这种发展模式，人与自然的和解才能实现。而绿色发展理念则正是在对现实情势的深刻把握与未来发展的前瞻预判的基础上而创生的科学成果，它不仅指明了人类实践活动的绿色化趋向，而且以具体的举措唤醒了主体的生态保护意识并激发出他们的行动自觉，促使人民积极投身于生态文明建设之中，进而推动人与自然共生共荣愿景的实现，并推动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社会。

参考文献

［1］［2］［3］［12］［20］習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186，186，186，48，186.

［4］［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1，161.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7-208.

［6］包大为，田重.从黑格尔到马克思：悲剧美学的实践化［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2（2）：40.

［7］［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9-560，23.

［8］［22］［24］［2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07，197，525，525.

［9］兰洋.绿色发展理念的哲学基础与多维审视［J］.学习与实践，2016（5）：136.

［11］刘孟男，吕丹.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因［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3（2）：87.

［13］包大为，田重.马克思的自然历史概念：文本厘定与当代意涵［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13.

［14］习近平.携手推进亚洲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N］.人民日报，2010-04-11（1）.

［15］［17］［18］［19］［2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9，362，18，362，41.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8-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