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生成的三重逻辑

韩伟 卢忠萍

摘要：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生发是一个长期性的渐趋变化的历史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生成逻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历史逻辑，即历史的必然与人民的选择；理论逻辑，即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价值正当性；实践逻辑，即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现实合理性与权威性。三重逻辑的互进推动，生发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制度建构、中国共产党的“民之所向，众望所归”的价值取向，成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生成确立的根本所在。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生成逻辑

DOI：10.15938/j.cnki.iper.2023.06.008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９７４９（２０23）０6－０046－０6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中国共产党历来极为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理论为指导，根据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以及新时代的时代境遇与特点设置相应的话语主题，以极强的历史主动性、理论创新性、社会实践性进行马克思主义话语生产、传播及其体系建构，并对人们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价值取向进行引导、统领、支配的权力，其生发是一个长期性的渐趋变化的历史过程。实际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对革命队伍内部是话语问题，即解决如何提高教育的针对性问题；对人民群众既有话语问题，又有话语权问题，即解决如何争取群众、团结群众、教育群众、发动群众等问题；对反动派是话语权问题，即解决旗帜、路线、目标等问题；对共产国际是话语权问题，即解决独立性、自主性等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生成是一个“文本-实践”融通互动的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动态过程，实现了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有机结合与政治话语、大众话语、学术话语的有机统一。历史动因和人民信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生成提供了现实土壤。文本话语权是党生产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话语、抵制批判党内错误话语、批判解构非马克思主义话语、吸收超越三民主义话语的结果，其生成的理论逻辑在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话语体系的价值正当性。实践话语权是党领导工农运动、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的结果，其生成的实践逻辑在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话语体系的现实合理性和权威性。回溯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生成逻辑，对于今天提升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水平、创新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第6期韩伟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生成的三重逻辑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3年一、历史逻辑：历史的必然与人民的选择

中国人民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一锐利的思想武器，是时代的需要和人民的选择，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1.中国人民认同和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诠释

（1）“俄国之路”：救亡图存与道路互较近代中国鸦片战争的惨败开启了仁人志士探索救亡图存新道路的艰辛历程。地主阶级发起的洋务运动的失败，使国人认识到了变革政治制度的重要性。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戊戌变法因缺乏群众力量、忽视和低估封建守旧势力的反动性而惨遭扼杀，证明了改良不是救治中国的一剂良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通过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却被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而名存实亡，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在中国被证明行不通。恰逢其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国人提供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新选择和契机。

（2）文化启蒙：主题更张与角色转化政治体制的变革需要文化的改弦更张。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国人渐趋认识到传统文化之不足，要实现“全人格的觉悟”，需在文化启蒙上寻找新出路，遂而发起“更新文化价值观念以改造国民性的运动”，否则“老尚雌退，儒崇礼让，佛说空无。义侠伟人，称以大盗；贞直之士，谓为粗横。充塞我民精神界者，无一强梁敢进之思。惟抵抗之力，从根断矣”［2］。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第一，在文化更新中彻底地反封建，打开了人们思想的闸门。第二，新文化运动立“新”破“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沉重打击了封建文化，培育了具有现代独立人格意识的公民，为其日后选择和吸收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第三，推动了一批现代资产阶级思想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角色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认同与实践创造了先行者。

（3）视角转换：“以俄为师”与劳农专政新视角的转换始于对西方资本主义的重新审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国人认识到西方“文明”的背后是战争侵略和野蛮剥削，驱使国人的目光开始发生新转向。十月革命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提供了学习方向的新视角，开始从学习西方转向“以俄为师”，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李大钊认为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是中西文明之外的第三文明，是“理想之境，复活之境，日新之境，向上之境”［3］。

十月革命带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新视角。十月革命之前，国人选择的救国道路事实证明走不通。十月革命的胜利启示我们“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4］，社会主义成为代替资本主义的更具可操作性的制度建构，马克思主义日渐成为国人探索解放道路的药剂良方。

十月革命带来革命方法的新视角。俄国十月革命依靠民众革命、建立劳农专政的苏维埃国家政权，启示中国的先进分子人民大众的力量是巨大的、无限的，革命不能单靠几个人或部分人用暗杀的“恐怖主义”的方式，必须组织民众，通过暴力革命，建立勞农专政，实现改造中国的目的。

（4）唤起觉悟：工人运动与思想跃升“五四运动”唤起中国先进分子发动民众采取“直接行动”改造中国的新觉悟。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爆发了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促进了中国先进分子马克思主义者的角色转化及其马克思主义观的思想跃升，使他们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地位，开始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工人运动。另外，“五四运动”后思想界的三次论战更进一步唤起了国人的思想觉悟，使国人在各种社会思潮的比较、鉴别中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人民性、革命性。

（5）开拓新局：话语斗争与体系再造马克思主义应时而来，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当西方各种新思潮涌入近代中国时，先进知识分子在论争、选择、分化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自身思想的筛选、过滤、净化。［5］他们展开同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斗争，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革命性，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辐射范围，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影响力，加速了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

党的幼年时期，党内话语权长期受共产国际支配和控制，发布和实施了许多不切合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指示、决议，并指定其代言人远距离操控党的事务，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造成巨大的损失。因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国际的错误话语进行了批驳、拒斥与纠正。首先，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陈独秀的错误在于“不懂得掌握政权和武装的重要性，不善于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企图以妥协让步和束缚工农运动等消极措施拉住即将叛变的同盟者”［6］。党的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作出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其次，批驳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王明可谓是共产国际话语的直接代言人，“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7］。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与他的国际背景以及与共产国际话语的一致性密切相关，奉行“共产国际绝对正确”这一预设前提的国际路线话语。［8］针对于此，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对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予以批驳。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继承了三民主义的合理成分，并实现了对三民主义的超越，呈现出认同性与拒斥性相统一的话语特性。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态度与对策经历了“攻击-接受-阐释”的过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经历了“利用-批评-彻底否定”的过程。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对待三民主义的态度也随之发生转变，由赞助和拥护转向争论与替代三民主义话语，承续三民主义话语又超越三民主义话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应然而生［9］，从而完全摆脱了三民主义话语的束缚，构建起中国共产党自己独有的革命话语体系。

正是在上述批判与解构非马克思主义话语、抵制与批驳党内错误话语、吸收与超越三民主义话语中，中国共产党人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投入革命浪潮，联系中国革命实践和现实国情客观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认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道路，揭示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存在的矛盾以及矛盾背后的根源，回答了中国革命道路该“如何走”的出路问题，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特有的话语模式，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一次飞跃。

2.中国人民认同和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诠释

中国近代社会现实决定了中国的理论需要，而这种理论需要的迫切程度决定了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马克思主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功能契合了国人的革命诉求。

（1）革命话语：满足人民改造国家、解放自身的现实诉求“革命”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主导语词，又是与时代主题与历史任务相契合的关键语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话语与中国近代根本任务的高度契合，满足了中国人民的革命诉求。“革命”话语衍生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級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学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当中的主导话语、显性话语，它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更重要的是作用于社会领域，表现出一种全方位的社会革命，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的历史样本中预测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到来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未来图景。毛泽东曾指出“人民大众”就是“一切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压迫、损害或限制的人们”［10］，人民大众的阶级地位、革命态度、价值倾向决定了其是革命的主体和力量的源泉，他们具有改造中国落后的腐朽的政治经济制度，要求建立现代化的国家制度，达到改造国家、解放自己、追求民主、自由与平等、满足利益诉求等政治目标与愿景。

（2）文化融通：符合人民价值心理认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价值观念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通，符合中国人民的价值心理认同，是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因素。

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有意识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挖掘二者的共通之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熟悉马克思主义各部分内容与学说的基础上，重视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大同”思想、“同胞”思想、“义利”思想、“革命”思想、“兼爱”思想、“天下为公”思想等内容，再以民族的形式阐释马克思主义学说，使二者相互应证，达到学理上的相通，以便中国人民接受与认可。1920年9月5日，陈独秀在《劳动界》上发表《此时中国劳动运动底意思》一文，用“同胞”的思想唤起广大苦难人民的劳工运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代名词由此具有了“同胞”思想的政治意蕴［11］。1919年２月，李大钊在《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中提出了“世界大同”的趋势［12］。年轻时期的毛泽东则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喊出了“革命”的“家国责任”。此种做法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生涯中比比皆是。

要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通以符合人民的价值心理，必须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用“古籍新解”与“古为今用”的方法，站在人民价值心理的角度，用中国传统文化语言和民族形式阐释和表达马克思主义，实现以“新”换“旧”的转变。马克思主义的引领解决了中国近代文化失序与挫败危机，在理论上实现了对封建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的双重超越，在实践上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新世界的现实合理性，不仅突破了原有儒家文化的樊笼，而且打破了资本主义文化的渗透、侵略，获得了人民反侵略的心理认同，重拾了民族文化的自信心。

二、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价值正当性考察话语权的生成必须追溯话语认同形成背后的理论逻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理论逻辑在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话语体系的价值正当性，这种价值正当性表现在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合乎规律性及其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追求。

首先，马克思主义具有真理性。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历史条件，是时代的产物和实践的需要，在其理论源泉和实践基础上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能动创新与实践检验而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严密、体系完整、架构科学、话语深刻，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本质。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正确反映了物质世界与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二是马克思主义具有批判性，以唯物主义的立场批判唯心主义学说，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资本家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贪婪和资本、劳动的“异化”现象；三是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体现为科学性与阶级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毛泽东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13］，“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14］。纵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真理传播史。中国共产党在近代民族危机与政治变革的彷徨中，在各种思想的裂变与冲突中，经过比较、鉴别与争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将其运用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拯救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挽救了中华民族危亡、重拾了中华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实现了普遍性真理向具体真理的转化，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一次飞跃，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永不过时决定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不动摇。

其次，马克思主义反映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线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解放的科学，它以‘现实的人为理论的逻辑起点，展开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规律的整体性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著作中，这样的主线和逻辑贯穿于三大组成部分，同时三大组成部分又融合在整体的理论体系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15］。马克思主义作为“活的学说”的内在根据就在于它反映和揭示的不同层面的客观规律而呈现出的历史性和发展性特征。［16］马克思主义以唯物论为基础，首先阐述物质世界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进而拓及到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领域，认为规律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人不能改变规律、更不能创造和消灭规律，人只能发挥主观能动性按客观规律办事。在认识论上，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认识的本质及其规律，在认识发展的总过程中表现出认识过程的反复性和无限性。在辩证法中阐释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马克思主义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阐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发展趋势等，针对社会的不同领域展开论述，重视人的发展及意识形态的作用，指明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走向。中国共产党在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遵循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规律性学说。在实践层面上，注重对工农群众的教育，重视党内教育与思想统一，在经济封锁中坚持自力更生的根据地建设，对社会各阶级采取不同的政策策略，既尊重规律又发挥能动性以满足现实需要；在理论层面上，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对规律性的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规律性原则的体现，是理论与实践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共同作用的产物。

三、实践逻辑：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现实合理性与权威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实践逻辑在于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现实合理性和政治实践的权威性。这种现实合理性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宣示的“为人民服务”和民主、自由、平等的政治价值以及共产主义理想价值同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建构、政策实施、政治运行的高度一致性；权威性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话语体系在意识形态主导性上展现的支配力与影响力。

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源于其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源于其本身的科学性，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源于其本身的无产阶级政党属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价值追求的现实政治实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实践上通过民主政权建设、制度建构、政策制定等落实民主、平等、自由、独立等价值理想，从制度建构、政治运行、政治价值方面凝聚广泛的政治认同，构建起党政权建设的政治合法性并形成普遍共同的价值观念，使人们真切认识到，建立沒有剥削和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而是摆在人民面前可亲身体验的社会现实。正是这种价值宣示与政治实践的统一，成为中国共产党掌握革命话语权的推动力量。

制度作为外在的形式是理想价值的现实载体，制度建构能够把理想价值实现具体化，也就是把具有抽象性的政治价值通过现实的运行具体化与实体化，以证价值理想的现实可行性。党在一大纲领中明确指出：“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17］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不同阶段的政权建设所采取的制度建构，是对中国共产党政治价值的外在彰显，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追求的现实实践，具体表现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模仿苏联体制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强调这是“一种革命的政权形式”，最容易完成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18］；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采取的直接民主选举的参议会制度——“三三制”，颁布实施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实行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度，“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19］。

政治运行是一种能动的制度实践过程，制度建构和政治价值是否实现体现着政治运行的客观效果，政治运行的顺畅代表着一定的政治价值与制度建构与其相契合、相协调，反之，则会造成对政治价值和制度建构的双重否定。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权与党权的政治运行过程中进行制度建构和实现价值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学说，在政治上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运作。党权的政治运行依赖于党的组织的正常运行，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的健全与贯彻执行，保障着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与推行以及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

政治价值是人们基于自身的价值理想做出的政治追求，是对政治实践活动的一种价值判断。如果制度建构和政治运行的政治价值符合或者满足人们自身的政治价值，那么就能够获得人们的政治认同。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规定“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大众的”［20］；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参议会的民主政治制度；解放战争时期实行的人民代表会议，符合人民的政治价值诉求，能够实现人民渴望的民主、平等、自由的政治价值目标，从而获取了人民的政治认同感。

话语权威性的生成是一个过程，是内部与外部共同作用的结果。话语权威性本身意义上包含着一种“权力”的倒向，是一种使人信从的力量和威望。首先，从外部来看，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威性是同其他政治话语的争论、对抗与吸收、借鉴的结果。主要表现在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三次论争，明确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党的根本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趋向；中国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批判、吸收与超越，继承了中国民主主义政治道统，构建起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其次，从内部来看，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威性是党内对中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话语解读，一种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共产国际话语，一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化时代化话语。毛泽东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经过革命实践证明了其理论的正确性，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独创性发展，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威，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共同价值观念，并表现出对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统领与整合，对社会的政治发展和价值观念起到导向作用。

正是在以上三重逻辑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共产党构建起区别于其他话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从制度建构、政治运行、政治价值方面凝聚起广泛政治认同，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政治基础、群众基础。可见，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的确立、新生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建立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之所向，众望所归”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生成确立的根本所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

［2］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M］.北京：三联书店，1984：93.

［3］李大钊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73.

［4］吴玉章回忆录［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109-112.

［5］薛秀霞.大浪淘沙——浙籍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人生探索［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190.

［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213.

［7］王明.王明言论选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348.

［8］荣敬本，罗燕明，叶道猛.论延安的民主模式——话语模式和体制的比较研究［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72.

［9］蔡乐苏，曾静.弹性的符号——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言说中的孙中山与三民主义［J］.清華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14-23.

［10］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87.

［11］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66.

［12］李大钊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83.

［13］［1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17，1057.

［1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3.

［15］王宏波，李天姿，王玉灵.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新理念和学术视野［J］.教学与研究，2016（7）：52-59.

［16］江德兴，刘红雨.关于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的若干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2009（15）：49-53.

［17］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3.

［18］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337-338.

［20］厦门大学法律系，福建省档案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