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社会史史料的来源与解读

王惠　王丽亚　任文静

摘 要：抗战社会史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重要的分支。由于抗战社会史史料具有分布广泛且零碎的特性，增加了对抗战社会史，特别是与普罗大众日常生活史相关史料整理与利用的难度。以潮汕地区为例，抗战社会史的相关史料包含了日文档案资料、抗战时期本地刊行的报刊杂志、国内其他地区刊行的报刊杂志以及海外报刊杂志等对潮汕社会的记录。潮汕地区抗战社会史史料体现了人民群众勠力同心的抗战决心、潮汕地区海外移民传统和民间慈善团体战时的形塑历程，有助于了解战时社会发展状况与普罗大众日常生活经验。加强对抗战社会史史料的整理与利用，有助于加强对抗战社会史的研究，推进抗日战争研究走向深入。

关键词：抗战社会史；普罗大众；日常生活史；潮汕地区

中图分类号：K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225（2023）09-0072-14

一、问题的提出

史料之于史学的关系，傅斯年曾说“史学就是史料学”。何为史料？李良玉认为“史料就是人类在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残留或保存下来的各种痕迹、实物和文字资料。”而“历史学就是通过整理和研究历史史料叙述和总结人类生活的进步过程的社会科学。”[1]历史学的研究离不开史料，史料的挖掘与撰写不断得到学界的关注。《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作为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领域的专著提出“史料学撰写有待提升”的问题。何德章则关注中学历史教育中，要培养学生利用已学知识辨别史料的能力，培养“史料实证”的素养。[2]对史料的整理与利用已经成为史学研究者最基本的研究功底。

十四年的抗日战争是一场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性的正义战争。对于抗日战争史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及考证等工作已得到学界充分关注，特别是由各级档案馆、文史及方志办等部门，汇编了大量的抗日战争文献史料，例如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3]，辽宁省档案馆编的《“九·一八”事变档案史料精编》[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的四辑《抗日战争史料丛编》，仅第一辑就有100册[5]。这些资料充分展示了战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及思想文化等与“战争”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但是从目前抗战史料汇编中可以发现，对抗日战争时期关于社会史相关史料整理与利用还相对比较薄弱。冯尔康定义中国社会史为“研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即“以人们的群体生活与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人口、社区、物质与精神生活习俗为研究范畴”。[6]目前对抗日战争时期社会史的研究多是从抗日根据地的视角展开，例如，江沛从经济机构的嬗变、政治形态的重构、裂变的文化层面等方面，探讨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巩固区社会变动的历史景观，指出巩固区的社会变动具有服务抗战的直接效应和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试验场影响着新中国的历史走向。[7]黄正林讨论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变化，认为这一时期边区人口流动对边区经济、文化教育和思想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边区民众的民族意识有很大提高，农村经济得到发展以及边区经济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8]

由于抗战社会史史料的搜集与整理相对薄弱，影响了学界进一步对更全面的抗战社会史展开深入讨论，特别是对抗战社会史中的日常生活史的关注与讨论。日常生活史不同于政治史、军事史等大而宏观的选题，它更多地是关注个体生命历程、平凡的生活和“私人领域”，由细微具体、平凡重复的生活元素而构成。[9]关注抗日战争时期的日常生活史，即民众如何在战争之下获得生存，既是对战争这种特殊社会环境中普罗大众生活的描述，也是对战时社会面貌的反映。英国学者拉纳·米特的《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中便注重对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史的描写，关注到普罗大众出逃躲避战争的场景以及社会上出现的死尸等恐怖的景象。[10]概言之，导致抗战社会史史料的薄弱原因有二，一是社会史涉及面相对广阔，包含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观念等，存在于不同机构、不同地区的不同种类文献中，特别是对普罗大众的记载，品种繁多且零碎，增加了整理与利用的难度；二是在战争年代，战时生活不同于和平年代，社会史尤其是日常生活史发生着不同于以往和平年代的变化，社会正常发展秩序被打乱，甚至处于失序状态，加大了对社会史史料记载、流传及整理的难度。

以华南的潮汕地区为例①，日军于1938年最先进入潮汕地区的南澳岛，以此海岛为据点准备进入陆地。由于当时抗日游击队、国民党军队及民众顽强抵抗，潮汕地区各地由沿海至内陆沦陷时间不同（见表1），日军几度进退，各地所受影响亦不同。以饶平县为例，日军虽未完全占领饶平，但于1940年7月23日，由南澳岛攻占饶平海山岛，设立“维持会”；次年7月4日向饶平沿海进军，进退几次，于1943年10月在海山黄隆成立饶平县政府；11月16日，日军分三路进攻澄海的樟东和饶平的隆都，将县政府由海山迁至隆都店市，并将隆都划分为三个行政区，第一行政区辖后溪、西社、北社、前埔；第二行政区辖前美、隆南、西灵；第三行政区辖隆城、汉新。[11]日本军队占据隆都的一年半时间中，在各乡设立“维持会”，以便统治地方民众。当时民间流传的歌谣唱衰“汉奸”之人：“弟呀你勿假硬，皇军是您父，维持会是你老叔，女警察是你大姊，不知是真还是假”。②日军的入侵扰乱了地方发展的正常秩序，对民众的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战争带来的不幸，民众已经很难招架，1943年潮汕地区又遭遇严重灾荒，民众饥饿难耐之时，常以韩江漂浮之家禽死尸果腹。①在常年的战争局势之下，潮汕民众如何维持日常生活？当时社会有何发展转变？潮汕社会怎样应对战争创伤与自然灾害等突发情况？潮汕地区又与外界世界维持着怎样的联系呢？这一系列的问题，发生在潮汕地区同时也发生在中国大地的很多地方，理解这些问题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而此类问题的解答，需要對地方抗战社会史史料的大量整理与利用。同时由于潮汕地区为我国华南地区的著名侨乡，由潮汕前往海外的华侨华人遍及世界各地，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在抗战时期，海外华侨华人与祖国、家乡的关系发生着怎样的改变，也是社会史需要解答的问题。

在搜集关于抗战时期潮汕地区社会史史料的过程中，可以发现，除已由各级档案馆出版的抗战社会史史料之外，关于地方社会的社会史史料来源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是与潮汕地区，特别是与汕头港直接相关的日文档案材料，直接体现日本当局的态度与关注重点；第二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潮汕地区出版的报刊杂志，便于从来自潮汕本地的资料直接了解当地的情况；第三是这一时期在潮汕地区以外出版，涉及潮汕地区的报刊杂志，特别是中国境内的报刊杂志，体现外部世界对潮汕社会局势的关注；第四是海外的报刊杂志对潮汕地区的关注，潮汕作为中国传统侨乡，移民遍及世界各地，海外资料体现海外华侨华人对祖国和家乡的关注。另有其他补充材料，英文报刊杂志②、民间故事以及回忆录等，可以完善我们对抗日战争时期潮汕社会的了解。

二、潮汕地区抗战社会史史料来源分类

（一）日文档案材料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当中收录日本政府一些官方材料，其中昭和十二年至昭和十八年间（即1937年至1943年）日本外务省搜集了关于潮汕地区的材料，表2以部分昭和十四年（1939年）关于汕头的档案材料为示例。这部分材料涵盖了汕头的教育、通讯设置、政治关系、经济及疾病卫生等诸多社会方面。汕头港及其潮汕腹地、厦门、廣州等为中心的华南地区，因为传统移民原因，与东南亚各地联系密切，是日本侵略战争策略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日本当局对华南这些地区详尽资料的搜集，是为大规模发动侵略战争做准备。这些档案资料中搜集了关于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宗教习俗等社会各方面的资料，也从侧面让我们有机会了解抗日战争时期地方社会的发展。

简言之，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中关于潮汕地区的资料，记录抗日战争时期潮汕地区的外交、水难、运输与通信、沿海渔业、财政（税收）、经济、文化（学校教育）、宗教、卫生、劳动、华侨、鸦片、妓院、传染病的防疫与检疫等诸多方面的信息。这部分内容展示了抗战时期潮汕地区的社会生活，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抗战时期潮汕地区民众的生活提供了充足的史料。

（二）抗日战争时期潮汕地区刊行的报刊杂志

与日本外务省搜集准备的档案材料的数量相比，这一时期，在潮汕本地出版的报刊资料相对较少，原因之一是1939年潮汕各地相继陷落后，很多报刊的出版发行被迫停止，或将办公地点转移至内陆山区。例如，1992年出版的《澄海县志》，仅重点介绍在这一时期出版的《潮汕青年》。这一刊物由中共潮澄饶中心县委秘密出版发行，受局势限制，多次变更刊址，并于1942年终因局势紧张而停止出版。[13]

表3中所举例的报纸是清末民国时期在潮汕本地出版发行的报纸。在所举例中，部分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版发行的报纸，在战时期间，受局势所限而暂停发行，并于战后又重新运作。例如，在汕头发行的《汕报》，1928年始发，战时停止，1946年又重新发行。或者一些报纸的发行虽在战时有出版，但是未能保持连续发行，例如在饶平发行的《生报》（1943-1944年），潮安的《天行报》（1944-1946年）等。这些报纸虽发行并不连续，或刊址不断变化，但是它们是记录潮汕地区抗战社会史最直接的史料。

这一时期，在潮汕地区发行的杂志与报纸命运类似（见表4）。1943年7月1日揭阳教育月刊社发行《揭阳教育》，内容围绕教育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教育工作经验、教育会议讨论、教育消息、统计调查以及教育法规等。其中重要的文章有《振士风敦礼俗应该怎样做起》、《战时教育与战时青年》、《历史教育的意义》、《揭阳教育之前途》、《学校卫生》、《怎样推进国民教育》等议题。杂志中这些关注的教育问题，与战时局势相连，又突出了当地教育问题，与本地社会生活紧密相连。

（三）国内其他地区报刊杂志对潮汕的关注

在国内非潮汕地区的报刊杂志，也对抗日战争时期潮汕地区表示持续的关注，特别是居住在其他地区的潮汕人对家乡的关注。表5中则列举1940年部分报刊杂志对潮汕地区的关注，这些报刊杂志主要在潮汕以外的地区刊行，从外界的角度尝试了解潮汕社会正在经历的特殊历史进程。

表6则以《东方杂志》为例，该杂志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停刊，后又复刊。但在1939年至1945年期间，杂志从内容上，放眼整体局势，提供一些与潮汕地区有关的南洋华侨信息，符合潮汕侨乡特殊的社会特征。

（四）海外报刊杂志对潮汕问题的关注

1860年汕头开埠后，强化了潮汕侨乡的形塑，潮汕移民遍及东南亚及世界其他很多地方。在抗日战争期间，祖籍地为潮汕地区的海外华侨华人时刻关注原乡的社会动态。表7则以《南洋商报》1941年的出版发行为例，旅居海外的潮汕华侨华人读者通过报纸的阅读可以获知潮汕原乡的战争局势，日本侵略下的原乡民众的日常生活等实际情况。

（五）民间故事中的抗战社会史举例

上文主要通过举例及列表的方式，呈现了抗日战争时期涉及潮汕地区社会史的相关史料多重渠道。下文将从民间故事的视角，探析战时地方社会的仪式传统与民间风俗的传承，这部分内容是战时潮汕普罗大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下文将以潮汕地区的浮洋镇为例。

浮洋镇地处韩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现今隶属于潮州市潮安区。1939年6月，潮州沦陷初期，日军便于潮安县设立“维持委员会”，于十月改设潮安县善后委员会，翌年又改为潮安县政府，并着手设区、建立乡镇，开始日伪的侵略统治。[14]249位于当时潮安县的浮洋乡于1940年2月创建，后改称中云乡。日军投降后，潮安县置八区，中云乡隶属第六区。[14]250

在1986年的《浮洋镇志》中，记录了日军在当地实行的一些残酷暴行。1939年6月21日，日军飞机在潮汕平原上空轰炸，于26日进入浮洋镇，至1945年9月日军撤离。六年时间里，浮洋镇在遭受日军的残酷统治的同时，地方上还频发严重的自然灾害。1943年，当地春旱严重，田园无收，民有饿死；夏季，霍乱严重，死亡更甚。次年十一月，强台风又肆虐浮洋镇。[15]由浮洋镇文化站主持编写的《浮洋民间故事》当中记录了部分抗日战争时期的民间故事，控诉了日军在当地的暴行，也从侧面反映了在战争肆虐的年代，普罗大众通过崇拜神灵、寄托情感的方式，延续了当地的传统习俗。[16]

《浮洋民间故事》中主要有四则民间故事与抗日战争时期的当地社会有关，四则故事均体现了战时普罗大众向神灵祈求庇佑的心理。

故事一，“妈祖显灵扇炸弹”的故事讲道，日军在进攻南门桥时，乡亲躲进祠堂。妈祖显灵将日军的炸弹扇走，庇佑了民众。故事二，“侍者老爷显灵”的故事来自浮洋镇田墩村八角宫，侍者老爷在解放前曾显灵救治民众的狂颠病。日军飞机在浮洋上空投掷炸弹之时，侍者老爷保佑八角宫未被击中。炸弹落在田间，成为哑弹，保全了在八角宫避难民众的生命。又有一妇女经过八角宫时，遇到日军机关枪扫射，险些丧命，正是侍者老爷显灵，妇人未被击中。故事三的“新安古庙老爷‘显”，也是一个类似老爷显灵保佑民众的故事。浮洋的新安村，古称新安寨。日军虽将炮弹投向了新安寨，但未命中，只是落在古庙后侧，留有一个大弹坑。并且此后，日军再未轰炸此村。民众口口相传，是古庙老爷显灵，保佑了一方安宁。[16]46-70

这三则故事都是通过神灵显灵的方式，庇佑民众，使民众与其乡村免遭战火伤害。民间传说故事，固然有其神话色彩的一面，但是这些故事也恰好可以说明，普罗大众对传统习俗的重视，是其日常生活史的写照。

故事四“秋千沧桑”则记录了浮洋镇洪巷村每年正月廿六游神赛会前后荡秋千的习俗。潮汕沦陷后，正月某日陇头李村的民众刚搭好的秋千架，点燃爆竹，却惊吓到附近巡视的日兵。日兵遂想尝试荡秋千，但秋千板两米多高，不甚摔倒。日兵气急败坏之时想砍断秋千，最后民众求饶，此事不了了之。民众认为这是当地火神显灵，保佑了民众的安危，避免一场灾难的发生。[16]68-69与上文提到三则故事类似，这个故事也是体现了通过神灵的神威保佑民众的安全。同时这则故事或许也可以表明虽然在战争的特殊年代，当地民众还是能够苦中作乐地维持传统习俗的开展。

在这些故事的记录语言上不难发现，记录者控诉了日军对当地社会产生的伤害，这是很重要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正是这些故事，让我们了解到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潮汕民众为躲避战争伤害，通过崇拜与祀奉地方神灵的方式，保佑免受日军侵扰。而在战争的特殊年代，民众仍能够维持一定程度的地方仪式与民间风俗，隆都的后沟村在抗日战争时期，仍保留正月初九“营老爷”的游神活动，尝试通过此类地方儀式的开展，向神灵寻求一方平安。①

（六）民间慈善组织形塑过程中的抗战社会史举例

同样保留仪式活动的还有进行社会慈善救济的善堂。潮汕善堂出现于清初，同治、光绪年间为防治鼠疫，由绅商为主导的善堂纷纷建立，以祀奉宋大峰祖师为主②。表8中记录成立于清末的42间善堂，仅为现在有记录之数量，实际或许多于此数。其中，于1894年鼠疫流行之后，成立的善堂约有18间。

解放前潮汕善堂，主要从事两方面事务，一是慈善性的社会救济，体现于施医赠药、施棺赠葬、夏季施茶、冬季赠衣、暮年施粥、义务消防、防洪巡堤、暮年施账、救灾平籴等；二是宗教性的仪式活动，如神佛诞辰庆典、七月盂兰胜会、祈雨请“风雨圣者”、组织参加游神的香柴炉队、元宵夜摆吉物、神灵附体显圣、画扶符等[17]。社会遭遇战争、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时，便对具有慈善功能的善堂产生需求。潮汕善堂开展活动的活跃期主要有三，一是清末时期，特别是在1894年鼠疫流行时，善堂积极防治鼠疫。二是抗日战争时期，善堂以施棺赠葬、施医赠药救助受战争侵扰的民众；以汕头存心善堂为例，1939年汕头沦陷后，存心善堂先后成立了“存心儿童教养院、存心学校、存心施粥局、存心掩埋队、存心救护队等一系列救助机构，赈济饥民，救活救护大量难民，收埋无主难民尸骸，特别是存心学校和存心孤儿教养院收养孤儿甚多，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和肯定”。[18]三是1980年，改革开放之后，善堂又重新恢复活动。但记录善堂活动的资料大多零碎分散，而且并不是每间善堂都会详细记录所从事的活动，如收敛的尸体数量、组织的法事活动等，增加研究善堂活动的难度。

善堂所从事的慈善活动中，施棺赠葬是重要内容之一。潮汕沦陷时期，

时处战乱之中，善堂的经济相当拮据，但仍倾全力施棺赠葬。堂存的棺木施完了，就收买被拆（包括自拆）的民房旧杉木制作棺材。在六年多的沦陷期间，使死者都有薄棺一具入土。那年月，时乱人荒，而施行赠葬义行的善堂人员，自身也处于“人命危浅”之中，但仍以“助人为乐”的精神而辛劳不息，诚堪敬佩。山上的义冢，时乱而墓葬不乱，分行列号，墓前列标记书写死者姓名，回堂登记存查，井然有序。国土重光后，不少死者的家人得以按址寻到先人骸骨而另行营葬，皆出善堂之所赐。这是乱世中之盛德。由于路无伏尸，城无遗骨，从而抑制、减少疫厉的流行，亦使社会人群咸其益。[19]

随着海外移民的迁移，潮汕善堂善于从事慈善性救济活动的行为方式与祀奉大峰祖师的宗教性活动延续至海外。日军侵占新加坡之时，当地潮州人的善堂结成联盟，成立中华善堂蓝十救济总会，进行广泛的社会慈善救济，对无人问津尸体妥善处理。[20]

1943年潮汕地区饥荒严重，加之战火下的社会生灵涂炭，潮汕善堂积极承担了重要收尸施棺工作。受当时汕头检疫制度影响，善堂成为战时处理尸体的最佳民间慈善组织之一。

去冬以来，天久不雨，至三月二十一日始雨，四月又亢旱，五月米斗五百元，沦陷区饿死者日凡四、五百人。普宁、潮阳粮荒严重，惠来滨海渔民尤甚，往往有一村人口而损失过半者。揭阳素称产米之区，亦饥殍载道。五月五日遂禁屠求雨，十四日新亨饥民成群结队，沿途抢食，十五日月城墟饥民亦抢食，十六日米斗涨至七百元，十八日天雨，稻有起色，米价稍落，民始渐安。潮阳灾情以海门为最重，海门居民向业渔，沦陷后渔船或沈或燬，所存十无二三，而复不得自由出海谋生，饿毙已多，值是夏饥馑死者尤众，各善堂收埋于莲花峰下红沙窟凡一万一千余具，时棺木袋席俱尽，鹑衣裸葬草草掩盖，枕藉若积薪，惨不忍睹。其流落死他乡者尚不计也……至若沦陷区域达濠灾情最为严重，死者万余人，占人口三分之一。有万人冢、千人冢各一，皆当日丛葬之所。庵埠饿毙亦数百人，其后死者皆裸葬。是时汕头检疫之政甚严，故路毙者皆不敢认，甚或家人乘夜舁尸抛弃海中，盖亦惨极人寰矣。[21]

善堂从事的慈善活动，在抗日战争时期之所以能顺利开展，一方面与其慈善性质和宗教功能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地方士绅、精英阶层巧妙地通过善堂这一平台与日本当局政府维持一种表面友善的关系，以便能够进一步保护地方民众，维护地方社会秩序。而善堂活动受到当局政策限制有两个时期，一是1928年国民政府废除淫庙命令，善堂生存受到威胁。“时由潮阳棉安善堂总理、汕头存心善堂董事詹天眼先生主持，假座汕头存心善堂召开潮汕各地善堂代表大会。”联合五十四间善堂向当局请愿，列举善堂为正当福利组织，才得以免于废除。[22]二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各善堂的活动逐渐停止，直至1980年后陆续恢复。

新中国成立后，潮安县人民公安局登记潮安县城关所有善堂，表9中可见，至1949年当时的潮安县①登记在册有三十九间善堂，其中记录于抗日战争时期成立的善堂有四间。表8中，位于潮州和潮安的善堂有集安、辅仁、太和三间善堂于1949年仍登记在潮安县的记录中。两份表格很难进行交叉对比，因统计方式与范围等均不同。而在之后的时日中，绝大多数善堂活动很快停止，直至1980年代。

概言之，抗日战争时期，潮汕大地遭遇了战争与自然灾害的双重打击，能够从事慈善救济又能通过祀奉神灵庇佑的潮汕善堂，在这一时期巧妙地利用自身优势，不仅救民众于水火之中，还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发展空间。善堂在战争年代能够存活下来的发展历程，为我们了解地方社会的社会史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同时，潮汕善堂通过海外华侨华人建立的跨国的善堂网络，也为我们了解具有移民传统的地方社会的社会史提供了考察的视角。表8中的庵埠太和善堂①创建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其香火于次年传至大吴村，创立分社。1903年，成立大吴修德善堂养心社，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停止运作。1916年，大吴民众在前往新加坡时，将大峰祖师香火迁至新加坡，创立新加坡修德善堂养心社与同德善堂念心社。前者又通过分香形式，先后创立大芭窑修德善堂（1942年）、武吉知马修德善堂（1959年）、马六甲分堂（马来西亚，1956年）、麻坡分堂（马来西亚，1961年）、笨珍分堂（马来西亚，1964年）、平安村分堂（马来西亚，1990年）等六间善堂。[23]在中國的潮汕善堂恢复活动之后，海外善堂又与中国的善堂加强联系。历经19世纪末的鼠疫，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时期，潮汕善堂获得足够应对危机、开展慈善活动的经验，伴随移民的流动与迁移，又能够流传至海外发展，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善堂又能迅速在潮汕大地恢复活动。换言之，抗日战争时期的善堂活动与发展，是潮汕善堂形塑过程重要一环，为我们了解地方社会的社会史提供了独特视角。

三、重视抗战社会史相关史料挖掘的意义与价值

从目前看，对于中国抗战社会史的相关史料整理和利用中存在一些普遍问题，一是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方面出版刊行的资料尚未得到充分的利用。二是未能充分重视记录了海外华侨华人关注祖国、家乡在抗战时期的社会生活的相关报刊杂志。这两部分史料如能充分整理与利用，对于了解中国抗战社会史有极大的帮助，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统一战线理论，推进抗日战争研究走向深入。

首先，抗战社会史史料不仅记录了普罗大众英勇顽强、勠力同心的抗日决心，还表明了民众坚韧不拔的生活毅力。战争给社会正常运转带来极大创伤，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抗战社会史史料记载了普罗大众在抗日战争局势不断变化过程中，保护自身安危，既抗日又顽强生活的经历，是我们了解普罗大众日常生活史的关键视角之一。

其次，抗战社会史史料具有明显地域性。潮汕地区自晚清以来伴随移民“下南洋”的过程，形塑为华南地区著名的侨乡，地方社会具有高度流动性。因此在社会史史料的搜集与整理过程中，可以明显看到海外华侨华人对祖国、对家乡的关注、捐赠及返乡抗日等事迹。侨乡的高度流动性决定了社会史史料的搜集也需要关注非侨乡地区，尤其是海外各地。

第三，由于战时的特殊社会状况，民间慈善团体的发展历程为研究抗战社会史提供了独特视角。善堂作为潮汕地区重要的民间慈善组织，巧妙地运用自身的慈善功能与宗教功能在夹缝中获得生存与发展空间。善堂在战火、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面前，充分发挥自身作为慈善机构的优势条件，采取适当措施，开展施医赠药、施棺赠葬等社会救济活动，救民众于水火之中。从长时段的历史进程看，潮汕善堂自清末历经民国时期，向海外潮人移民社群发展，直至1980年代重新于潮汕大地恢复活动，抗日战争时期的善堂活动是潮汕善堂形塑过程的重要环节。

一直以来，资料的缺乏使得我们无法深入了解普罗大众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日常生活经验。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潮汕地区的史料呈现多样性，有中文、日文及英文的报刊杂志、档案、民俗故事等多种史料，为我们了解社会发展、了解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可能。从出版发行地上看，有在潮汕本地，亦有在非潮汕地区的中国或海外其他地区；从资料的产生看，既有官方资料，也有民间流传的报道或故事；从资料的内容上看，不仅有关于战争局势的介绍，也涉及潮汕社会发展的多个方面。这些多重渠道的资料，便于我们了解战时潮汕地区的社会、历史文化、经济生活以及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体验、传统习俗传承、文化宗教实践等各方面。同时对于抗战社会史史料的整理与利用，需要进一步结合口述资料、照片等图文资料，从而更为深入、准确地反映出中国抗战中普罗大众的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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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马东涛.潮汕善堂史话[M]//政协广东省潮阳市委员会《潮阳文史》编委会.潮阳文史第18辑.潮州：政协广东省潮阳市委员会《潮阳文史》编委会，2001：137.

［23］王惠.海外移民与宗教仪式回传——甲午年新加坡修德善堂养心社宋大峰祖师金像百年回銮[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6（3）：59-67.

（责任编辑：孙碧玲）

收稿日期：2023-06-29

作者简介：王 惠，女，山东烟台人，历史学博士，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京津冀文化融合与创新研究中心讲师，硕士生导师。

王丽亚，女，河南沈丘人，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生。

任文静，女，山东青岛人，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1949年以来香港民众流动对身份认同影响研究”（21CZS072）

①潮汕地区在狭义上指今天的潮汕三市，即汕头市、潮州市、揭阳市。明清之际称为潮州府。潮州府下辖的海阳、潮阳、揭阳、饶平、普宁、惠来、澄海、丰顺八县合称潮州八邑。1860年汕头开埠之后，加速了潮汕民众“下南洋”谋生的进程，海外潮州人主要旅居于东南亚各地。

②口述访谈：许敦乐。访谈人：王惠。访谈时间：2017年10月25日。访谈地点：香港。

①口述访谈：许敦乐。访谈人：王惠。访谈时间：2017年10月25日。访谈地点：香港。

②例如，North China Herald，译名：《北华捷报》。

①口述访谈：许敦乐。访谈人：王惠。访谈时间：2017年10月25日。访谈地点：香港。

②相传大峰祖师在北宋年间皈依佛门，云游四方行善，行至潮阳建和平桥而闻名。民间为纪念大峰祖师善行，修建报德古堂供奉。大峰祖师的香火，在潮汕地区传播，并伴随移民的迁移传递至东南亚及世界其他地方。大峰祖师信仰在潮汕本地的研究，参见：陈春声.侨乡的文化资源与本土现代性：晚清以来潮汕地区善堂与大峰祖师崇拜的研究[M]；刘宏主编.海洋亚洲与华人世界之互动[M].新加坡：华裔馆，2007：77-93；林俊聪.潮汕的善堂[M]//升平文史，汕头：汕头市政协文史委，1996：11-20。

③资料来源：郑群辉.潮汕佛教研究[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2015：228-238.

①海阳县于1914年改称潮安县，日军投降后，潮安县置八区。潮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潮州市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247-251。

①资料来源：潮州市档案馆，人民公安局“潮安县教会外侨统计表”。表格中各善堂于1949年2-3月进行登记，参与人数只为当时记录的参考，*表示名称有疑问。

①1953年废堂为校，至1984年重新恢复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