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与中国道路

赵诗佳

摘 要：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是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以西方“东方学”的文献史料和柯瓦列夫斯基、摩尔根等人的著作成果为理论奠基，并经由“东方从属论”、亚细亚生产方式核心范畴和东方社会“跨越论”的逻辑理路，完成了思维范式的转向和东方社会理论的构建。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是中国道路的理论依据，中国道路在根本规定、发展方式和交往形式三个维度上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予以时代回应。

关键词：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范式转向；中国道路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 — ２２３４（２０23）12 — ００28 — ０6

基于全球视野的全人类解放是马克思终其一生所探求的人类事业与社会理想。在对全人类解放具体路径探寻的过程中，马克思将西方社会作为主要破题场域，将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主导研究范式，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覆灭的必然性以及社会形态更替的一般规律。当马克思将视角切换到东方社会，世界历史视域下对资本时代问题的总解答便具体化为民族视角中对人类解放道路特殊性的探析。以西方“东方学”为理论奠基，马克思研读了理论东方学和实证东方学的文献史料、吸收并改造了柯瓦列夫斯基、摩尔根等人的著作资源和思想观点。基于此，马克思在从西方中心主义框定下的“东方从属论”到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核心的东方社会特殊性，再到以俄国村社为视角的“跨越论”这一理路中，完成了研究范式的转向和东方社会理论的构建。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一经生成就在世界历史向度内逐渐转化为实践，当今时代的中国道路正是对这一理论的当代回应和创新发展，并彰显了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思想的理论可行性和历史必然性。

一、“东学西起”：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的理论奠基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首先关涉“东方社会”这一概念。从比较研究的角度看，东方社会是相对于西方社会而言的，它是一个地缘学概念，泛指欧洲之外的世界，其具体范围的规定在不同时期存在着明显

差异。在近代西欧的殖民扩张浪潮席卷东方之前，西方人对东方社会的了解不甚深入，此时期他们对东

方社会的考察学说以“理论东方学”的样态存在。理论东方学自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伊始，他将接

近于希腊的波斯作为东方的地理范畴，并在《政治学》一书中揭开了东方社会的神秘面纱，首次展现了东

方形象。他认为囿于东方人的奴性，东方国家以“专制”为基本的统治形式，同时，他将东方社会的政治制度建构归因于其所处的气候带，这一结论带有典

型的地理政治论特征。将东方社会作为“专制”与“奴性”的化身并非亚里士多德的个人偏见，而是希腊自由人政体语境之下的集体共识。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早期了解与认识正是来源于古希腊史料。早在19世纪50年代以前，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东方社会的发展有其特殊模式。此时期，马克思通过研读古希腊史料中关于东方社会的记载，对东方社会产生了初步

的朦胧认知，然而，经过西方棱镜折射过的东方社会，展现给马克思的是与自由主义相悖的、奴役而专制

的反面形象。这种基于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东方学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完善。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对东方世界包括中国、印度和波斯等国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亚细亚洲在特性上是地球的东部，是创始的地方……但是欧罗巴洲，一般来说，是旧世界的中央和终极，绝对是西方，亚细亚洲却绝对是东方。”［1］他将东方作为世界历史的首页和开端，认为东方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西方则是“历史的最后阶段”即世界历史发展的终点。黑格尔未能跳出欧洲中心论的窠臼，并将西方社会作为绝对精神在外化为世界歷史这一进程中的最高理性表现。同时，黑格尔也并没有在世界历史中给予东方社会一席之地，因为在他看来，世界历史是精神从外化到复归这一过程的体现，然而在东方社会，尤其在中国和印度，精神完全淹没在自然之中，凡表现为主观精神和自由意识的一切都远离这两个东方民族，东方社会始终处于世界历史之外，并“受制于欧洲人”。黑格尔的东方社会观构建于其唯心主义历史哲学的基础上，马克思批判继承了黑格尔以及其他德国古典哲学家的东方社会思想，同时对东方社会的存在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与影响展开了哲学思考。

在西欧殖民扩张开始之后，随着殖民掠夺进程的加深，大批西欧的传教士、旅行家和探险家涌入东方各国，混迹于东方城乡之间，他们根据在东方国家的所见所闻，写出了诸多传奇和游记，由此东方社会的真实状况才得以展现，开阔了西方人的东方视野。此时期，理论东方学已然发展到实证东方学。基于此，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对东方社会进行了进一步研究，通过这些考察手记和传奇来探寻东方社会的政治制度、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等。马克思高度重视这些考察手记和传奇，因为以往理论东方学关于东方社会的观点都是立足于西方社会现实的逻辑推演，而非深入东方社会实地考察后的真实记录，与身处异域的旁观者相比，目击者及其考察与调研的第一手资料能将东方社会较为真实地呈现给世人。在1853年，马克思阅读了贝尔尼埃、克列姆等人的东方行记，还作了摘录和评述。同年6月，马克思与恩格斯以通信的形式对东方问题进行了探讨。马克思在信中对贝尔尼埃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在著作《大莫卧儿等国游记》中对东方城市状况的描述是“明确”且“令人信服的”，同时指出贝尔尼埃正确认识到东方社会“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一观点“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2］。恩格斯在回信中不仅赞同了马克思的观点，还进一步分析了东方民族未能实现土地私有制甚至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原因在于地理因素，即气候和土壤的特殊性质，这使得人工灌溉成为东方国家发展农业的第一个条件。但是分散而居的个体不能承担兴办人工灌溉等大型公共工程的任务，这一任务只能交由专制国家来完成，马克思在其后续的研究成果《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认为在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东方社会中，专制政府具有修建水利渠道和人工灌溉设施的经济职能，于国家的农业和商业发展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存在。除了西方旅行家关于东方社会的考察和游记之外，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对东方专制主义根源的揭示和对东方各国政体的分析，以及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对东方社会的经济政策与经济结构的研究，都促进了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认识的深化。此时期，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研究侧重于经济学分析。

19世纪50年代以后，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不再

局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是扩展到东方社会，比起初创唯物史观之际对东方世界的忽视，这种视域扩展显然是一种进步。但是关于古老而神秘的东方社会，马克思对一些问题仍然缺乏深入了解，如西方的殖民统治对东方社会的真实影响、东方社会土地占有制的基本形式与演变历程、东方村社的特点和不同民族在历史进程中发展路径的差异等等。随着19世纪60至70年代西方大批关于东方社会和古代社会的最新研究成果的涌现，马克思对这些深层次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这些最新成果包括：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等。这些关于原始社会和文明起源等问题的科学成果为马克思理解古代社会历史和进一步研究东方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俄国学者柯瓦列夫斯基在其著作《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中对氏族公社的解体、农村公社的产生以及原始公社的土地占有制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和阐述。它包含了对墨西哥、秘鲁和阿尔及利亚等地的人类原生公社和具有原始社会特征的公社制度的考察，揭示了这些地区在受到欧洲殖民统治之前的土地关系，以及详细记叙了印度繁杂丰富的各种公社土地占有制形式。除了在公社制度中寻找原始文明的因子，书中还阐述了“远支的后代和新来的移民”对公社制度的影响，包括英法等国对殖民地施行的殖民统治和土地政策及其对当地土地占有制的破坏，这种破坏主要表现为“氏族原则的瓦解以及公社土地占有制的解体”。马克思对这些观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进行了详细的摘记。尽管对于柯瓦列夫斯基将亚、非、美洲各个古老社会的公社土地占有制的历史演变同西欧的封建化过程进行简单类比的观点，马克思持反对意见，但是该著作仍然给予马克思研究原始文明和东方社会以重要的思想启示。

美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其著作《古代社会》中深入探讨了人类原始社会的生产生活、婚姻家庭和亲属制度，并基于进化论的理论思维，将研究扩展到人类早期社会的发展演进规律。该著作分析了尚未产生阶级的原始社会的整体结构，揭示了母系氏族是原始社会的基本单位。摩尔根认为人类家庭形式和婚姻形式遵循着一定的演变规律，并在原始社会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私有制产生之前的家庭形式是自然选择和社会风俗习惯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当私有制产生以后，专有制家庭和文明社会才得以产生和建立。同时，摩尔根还探讨了人类文明的分期问题，他认为“人类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3］。根据摩尔根的观点，蒙昧、野蛮和文明，是人类社会的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又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即低级、中级和高级时期，阶级社会之后的历史时期便是文明时代。阶段和时期的划分依据在于生活资料和物质生产的进步程度，三个阶段和时期的联系与演进正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梯式”和“总体上升性”的展现。摩尔根的这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观点，一方面印证了马克思对于原始社会的初步构想，证实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内涵；另一方面为马克思科学阐释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以及人类通往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丰富材料。

二、范式转向：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生成理路

以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为契机，马克思将视野转向了东方社会。但是在此之前，于马克思而言，东方社会只是作为理论余光中的世界的存在，包括东方社会在内的所有处于前资本主义形态的国家和地区，都应该无一例外地历經资本主义大工业阶段，并由此融入世界历史，因此马克思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构建中，最初并没有给东方社会留有空间。随着革命形势“东起西落”的骤变，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的立场和观点也随之发生变化，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在研究范式的转向中得以生成和构建。

首先，马克思在“世界历史”的理论视域中揭示东方社会的从属性质。“世界历史”思想作为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原初形态，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完备阐释。黑格尔将历史的展现看作是一个内在关联的、具有客观规律性的运动变化过程。民族和地域作为世界精神的外化形式和代理结构，最终仍要走向世界历史，这遵循了历史发展规律。马克思继承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精髓的同时，批判并瓦解了绝对精神及其构建历史的神秘形式，将历史从理性的掌控中释放出来，并加以唯物主义阐释。马克思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交往范围的扩展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开拓，民族的地域局限性和活动片面性日益被打破，一切国家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生产与消费已然成为世界性的了，历史愈发成为世界历史。在西方资本主义运行范式下，“从属”模式获得某种普遍性，“使东方从属于西方”［4］正是这种普遍

性的基本体现。此时期，马克思将东方社会定义为西方社会的依附者，并认为遥远的东方社会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必然要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基于此，马克思剖析了西方国家资本征讨的双重作用。一方面，马克思揭露了西方殖民主义的残暴侵略，尤其鞭挞了西方“海盗式”掠夺给东方社会带来的灾难性破坏，表达了对西方国家非人道侵略行径的谴责和对东方受侵略人民的同情；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西方国家的侵略与征讨正是使东方社会摆脱落后状态、快速融入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有效手段。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分析了英国殖民者在印度完成的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5］也就是说，对于印度这种具有稳定政治经济结构的典型东方国家，一般的天灾、内战、外侮等灾祸无论表现为多么强的毁灭性，也只不过是撼动社会表面，而英国殖民主义者则破坏了印度社会的整个内部结构，并且具备以资本主义文明重新改建印度社会的历史属性，即使这种殖民掠夺形式对古老东方社会的稳定结构的瓦解令人触目惊心，但是它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总之，基于西方中心主义和历史发展的单线程论断，马克思尚未意识到东方社会的特殊性，只是将东方社会简单置于世界历史理论的框架内，并以西方资本范式规范东方发展道路。

其次，马克思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核心范畴中发现东方社会的特殊性。为填补唯物史观的起点空白，探索人类社会的原初形态，还原世界历史进程中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马克思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用以诠释原始社会的所有制形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6］。马克思认为，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序列中，奴隶制和封建制无疑是出现于资本主义所有制之前的，但只是作为原初社会类型的次生形态，亚细亚生产方式才是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逻辑起点。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将“亚细亚生产方式”纳入“社会形态演进”的时间性序列中，又用这一地域性称谓来描摹人类社会的原初阶段，说明这一概念不仅具有历史性发展和时间性演进的内涵，还带有一种地域性指涉，而在其所指涉的东方社会中，这种原生形态普遍以“停滞”状态存在。基于此，马克思以东方社会这一人类社会原生形态的活化石为研究基础，分析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征。其一，土地公有制是自然共同体的产物，土地的共同占有表现为多种形式。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或部落族群是土地的直接占有者，作为这一共同体成员的单独的个人是土地的间接占有者，凌驾于共同体之上的专制君主是土地的实际占有者和唯一所有者。其二，东方村社作为天然共同体的存在具有独立性。村社能够提供再生产和扩大生产的所有条件，村社内部实现自给自足，各村社之间彼此独立。而村社内部单个的人不具有绝对独立性，个人虽然属于劳动主体范畴，却并非纯粹无联系的劳动主体，必须同自己的家庭成员在所属份地上共同劳动。其三，专制政府作为“综合的统一体”承担了特殊的社会职能。在东方各民族的生产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灌溉、水利、交通運输等，在本质上都是属于专制政府的事业，专制君主将政权的统摄力充分作用于社会公共工程，以此稳固村社这种基本社会单元的存在。由此，在土地公有、农村公社和专制集权三位一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中，马克思意识到东方社会具有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殊性，并开始思考东方各国的具体发展道路问题。

最后，马克思在对俄国村社的考察中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基于俄国村社的特征现状及其与资本主义社会关联性的考察与分析，马克思提出俄国以及同俄国国情相似的、具有自身特殊性的东方国家，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基础上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更高级的社会形态。马克思视角切换的历史语境在19世纪70年代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陷入了低潮，而与西方低迷革命态势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东方社会的暗流涌动，尤其在俄国，内外矛盾的交织促进了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革命高潮的地点变换使马克思将目光投向俄国，并将研究重心暂时转移到俄国革命发展前景上。马克思否定了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普遍适用于人类社会的范本，并在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指出自己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性的历史概述仅限于西欧国家，而不是一切民族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注定遵循的“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7］。西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非契合俄国的现实状况，俄国也不应该放弃历史所提供的发展机会而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循规蹈矩。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马克思从俄国村社的视角出发阐述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其一，俄国村社的土地所有制具有公私二重性，是一种包含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所有制形式，这意味着村社中的集体因素有可能战胜私有制因素。同时，在俄国村社中，土地公有制与资本主义生产具有共存性，因此土地公有制能够获得“大规模组织起来进行合作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8］，即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能够为俄国村社所利用。其二，俄国农民在日常生产实践中初步形成了劳动组合关系，虽然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习惯式的约定俗成，但不可否认的是，劳动组合关系所表征的集体行动方式有助于俄国村社从小土地经济过渡到集体经济。其三，俄国土地的天然地理优势适合机器的广泛使用，从而使小块地耕种逐步被机械化的联合耕种所取代，以资本主义物质手段装备的大农业也将逐渐形成。总之，马克思认为俄国村社不必破坏甚至消灭自身就能够在现有形式下“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9］，由此推论到整个俄国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成为马克思区别于普遍史观的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新构想。“跨越论”体现了马克思最终完成对于东方社会发展研究的范式转向，在普遍史观与特殊史观相结合的视域中阐述了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特殊进程。由此，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最终生成。

三、中国道路：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当代回应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虽然未以系统性文本的表述形式进行呈现，但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内容，并且深刻影响着当代东方国家发展的实践进路。可以说，西方国家从未消除将东方国家变为资本附庸并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之中的野心，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与建设始终呈现出艰难和复杂的姿态。在21世纪的当下，中国道路正是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创新实践和新时代回应，其在遵循人类社会一般发展规律的同时，又结合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并在根本规定、发展方式和交往形式三个维度上彰显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本真内涵。

首先，在根本规定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克服西方资本逻辑的弊端，开辟出一条东方社会跨越发展的崭新道路，不仅是马克思进行的理论思考，还是我国始终探寻的时代课题。在马克思看来，以俄国为代表的东方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还只是理论追问下的合理性设想，而这一设想的可行性仍有待考证，俄国并非完全没有转向资本主义的可能。并且，虽然马克思提出了东方国家的发展道路具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逻辑遵循，但是囿于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他没有过多探讨东方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的接续发展之路。一度被马克思当作东方社会研究范本的俄国在经历解体后也走上了“西方式”的发展道路。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实践实现并创新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跨越设想，在可行性的现实平台上开辟出一条科学而光明的发展之路。在这条使中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跨越道路上，坚持以社会主义为制度底色，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障，以人民至上为显著立场，以独立自主为基本前提，以开拓创新为动力源泉，在历史与现实的合力中诠释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新时代要义，以此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反映人民群众主体意愿、体现中华民族独特历史命运、契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科学之路。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规定性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亦是中国超越西方现代化逻辑、实现落后国家和平通往现代化的崛起道路。在西方资本逻辑的设定下，西方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非和平因素，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开拓海外市场便是以殖民统治和暴力掠夺为主要途径，在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时代浪潮的当今世界，某些西方国家为了争夺资源和转嫁经济危机，不惜挑起战争，以确保自身利益得以最大化实现。即使不以战争为化解国际争端的手段，一系列国际性社会问题如劳资矛盾、价值冲突、经济危机等也无可避免地暴露出来。中国道路打破了为西方所垄断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以独立的姿态探索并完成了符合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和全人类发展共同诉求的现代化方案，规避了西方以资本的恶性扩张为现代化动力的弊端，凭借和平发展的思维模式和交往方式，构建了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中国模式，形成了既遵循现代化的一般原则、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一道路的开创“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1］。总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当今人类走出全球性的现代化困境提供了优秀范本，并且再一次昭示了历史的逻辑进路并非单线而是复线，人类的未来并非西方的专属品，而是各国在世界视域与民族视野的结合中共同参与创造的命运共同体。

其次，在发展方式上，借鉴资本主义优秀文明成果，扩大对外开放。马克思在阐述俄国村社公私二重性的生产方式时，就曾指出基于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存的现状，俄国能够“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12］，利用资本主义机械化的生产工具去改造俄国的传统农业，开发土地的天然优势。同时，马克思将俄国的社会革命作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声，二者相互补充彼此支援，成为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先决条件。可见，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东方社会并不是完全脱离世界历史的，也不应该排斥人类优秀文明的积极影响。资本主义优秀文明成果，作为当今世界人类先进文明的重要内容，对于落后国家摆脱现有桎梏、快速发展生产并开启跨越进程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新时代的当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驾齐驱，资本主义仍然处于稳固发展的态势，我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想超越资本主义国家，就不应该也不可能无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闭关自守，是对世界现代化潮流的违逆；对外开放，则是国家进步繁荣的重要动力。因此，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并在开放中融入世界成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安排和必由之路。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历史转折时期，对外开放就被作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我国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3］。自此，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纪元。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得以丰富和推进，并逐渐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14］。实际上，新时代我国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不再是开放的必然性问题，而是开放的策略性问题，即如何更好开放的问题。因此，在新时代的实践层面上，我国坚持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实现高水平、高要求的开放发展战略，以便助力我国在波诡云谲的国内外局势中把握机遇、赢得主动。

最后，在交往形式上，构建超越制度对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资本主义大工业打破了各国彼此隔绝的独立发展的状态，将各国纳入世界历史的整体性轨道，自此，人类开始克服由于空间距离、异质文明等因素对人的交往造成的阻碍，逐渐进入到人与人之间实现普遍性联系的现代文明社会。然而在这一历史阶段，随着世界市场的扩大，资本贪婪剥削的本性逐渐显露，人在资本逻辑的规制下成为“丧失自身”的异化了的人，在资本辐射圈内部的其他非资本主义国家成为资本的傀儡，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始终由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和把控，世界经济由此呈现两极分化的不平等格局。囿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限制，马克思揭示了共产主义作為人类社会前进方向的历史必然性。而在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上，人类应以何种姿态彼此交往，何以摒弃排他性并寻求物质利益与未来发展的共识，这是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始终积极探索的全球性理念难题。

马克思也曾对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予以关注，虽然他对于中国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未有过多论述，但是他指出中国融入世界市场将是东方改变绝对依附地位的关键因素。马克思认为，中国并非以主动积极的姿态融入世界历史的，而是为资本所裹挟，被动地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而在新时代的当下，中国主动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新的交往形式消解资本话语下各国之间的僵化关系，超越狭隘的制度对立和意识形态冲突，重塑国际新秩序。“命运”这一具有宿命论意味的词汇，本是蕴含了人类生命的内在韵律和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人类命运共同体，消弭了资本主义虚假共同体的思维逻辑，探索现代社会条件下新的世界秩序和人的新的交往与联合方式。具体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东方国家在跨越资本藩篱后如何处理彼此之间以及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范本，在继续保持自身意识形态独立性的同时不拆解并尊重他国的社会制度，积极寻求在现行国际秩序中的主动权和话语权。中国始终秉持着“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的共存理念，始终在维护世界和平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推动世界各国的合作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内蕴着人类超越制度对立的共生共赢的发展路径，它以世界各国人民福祉为基准，主张现代化社会的发展成果应由全世界人民共同享有。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各国应遵循世界历史的整体逻辑，秉承对人类存续与文明发展的长远规划的原则。并且时代涌现出的重大问题不仅处于世界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之中，“而且自身也是一个由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构成并相互作用而构成的总体性存在”［15］。因此，在面对极具复杂性的全球发展难题与挑战时，各国应摒弃冷战思维、零和思维，积极寻求共识，在对话协商、平等交流的民主过程中，共同探讨全球治理方案，共建严谨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并将关于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与构建的主张外化为实践，形成各国的一致行动。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新的国际交往形式和联合方式，成为现代中国迈向“自由人联合体”的时代性方案，展现了中国积极融入世界历史进程的决心和中国道路的世界逻辑。

〔参 考 文 献〕

［1］［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10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417.

［3］［美］摩尔根.古代社会［M］.杨东莼，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3.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86.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2.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45.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7.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63.

［10］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85.

［11］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9.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61-462.

［13］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58.

［1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9.

［15］胡海波，张章.从“历史科学”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演绎程序［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53（06）：43-50.

〔责任编辑：侯庆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