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诗歌隐喻诗学的系统探讨与体系建构*
——评叶琼琼的《隐喻与中国现代诗歌研究》

刘雨晴

(武汉理工大学 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武汉 430070)

在诗歌漫长的发展历史中,隐喻对诗歌的变革和发展起到根本性的作用。叶琼琼的专著《隐喻与中国现代诗歌研究》连通语言学和诗学,从词汇隐喻、结构隐喻、意象隐喻三个角度切入,论述了隐喻在中国现代诗歌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过程中所起到的根本性作用,探究了隐喻与中国现代诗歌形式建构的关系,并试图建构中国新诗隐喻诗学理论体系。该著深化和拓展了新诗隐喻诗学研究,与《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王泽龙著)、《节奏与中国现代诗歌》(王雪松著)、《虚词与中国现代诗歌》(钱韧韧著)、《人称代词与中国现代诗歌》(倪贝贝著)、《科学与中国现代诗歌》(金新利著)、《民间话语与中国现代诗歌》(刘继林著)、《革命话语与中国新诗》(魏天真、魏天无著))等著作一起成为近年来新诗形式本体研究领域的突出成果之一。

一、 开阔的学术视野与独到的概念阐释

《隐喻与中国现代诗歌研究》一书把“隐喻”置于源远流长的东西方隐喻研究史中进行研究,爬梳了东西方漫长的隐喻研究历史和代表性的隐喻研究成果,深入各类关于隐喻研究的学术作品进行分析。在西方隐喻研究史中,亚里士多德从词汇层面开创性地提出了隐喻的“比较和替换论”,虽具有天然的狭隘性,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布莱克进一步发挥了瑞恰慈“隐喻中‘主旨’与‘载体’常因不对等产生‘张力’”[1]的观点提出了“互动论”;莱考夫和约翰逊提出的“概念论”摆脱了修辞学的束缚,使得隐喻迈入了认知科学领域;福柯尼埃的“概念合成论”则更强调隐喻的独创性、认知性以及交际双方的互动性。上述学者们关于隐喻的系列研究成果,将隐喻研究由词语层面逐渐推进到思维和认知层面,由修辞论上升到本体论,由微观上升到宏观层面,推动了西方学术界的“隐喻转向”热潮,让隐喻研究走向综合、多元和跨学科。该著还梳理了中国隐喻研究史,指出我国本土隐喻研究渗透于古典美学、诗学、伦理哲学等多个领域,具有“比”“兴”等独特范畴与意蕴,形成了政治隐喻与审美隐喻两大传统。先秦草创期着重从哲学认知层面研究隐喻,实践“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原则,奠定了后世中国隐喻研究的基本框架和发展方向;早期儒家开创诗歌“讽譬”“刺美”“微言大义”的政治隐喻修辞传统;两汉魏晋时期政治修辞功能被淡化,审美修辞功能被强化,出现“风骨、气韵”说,唐宋明清时期将之发展为“性灵说”“神韵说”“境界说”等。从20世纪初到8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隐喻研究既关注本土资源,从比兴、隐、象等角度研讨隐喻问题,又通过与西方隐喻研究的比较、互证,推动中国诗歌隐喻研究向现代转型,代表人物有朱光潜、闻一多、陈望道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着重用西方隐喻理论整合本土隐喻艺术资源,并企图在西方隐喻研究范式和中国传统隐喻研究之间找到一条融通之路[2]。90年代以来学者耿占春、季广茂、张沛、陈庆勋等从语言学、诗学、哲学、文学等多维角度评述西方隐喻理论,论述诗歌隐喻特征,对隐喻下了颇有见地的定义。这几位学者的研究关注点虽有差别,但是都推进了诗歌隐喻研究从认识论到本体论的深化。隐喻研究的深入也推动了人们对隐喻与诗歌关系认识的深化。

路易斯认为“隐喻是诗歌的生命原则,是诗人的主要文本和荣耀。”[3]中国诗歌由古典形态走向现代的过程中离不开隐喻的根本性作用,深入研究诗歌中的隐喻有利于丰富诗歌理论,加速诗歌的现代化进程。《隐喻与中国现代诗歌研究》从隐喻视角切入现代诗歌演变历史,不仅可以深入洞察诗人的诗歌创作理念和风格,而且可以触达“隐喻诗学”演变融合的关键节点。

概念的厘清是展开研究的前提。在隐喻研究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中,隐喻的定义众说纷纭,诸多定义都具有“局部真理”的特征。叶琼琼综合东西方研究成果,辨析、总结代表性文献,抽丝剥茧,结合诗歌特质,从认知、思维等角度对隐喻进行创造性定义:“隐喻是在不同的事物、思想、感情之间发现、创造联系,并在这个建立联系的过程中认识世界,激发情感,创造新的意义,开拓新的审美空间,创造新的言说方式和抒情方式的过程,是一种心理活动、精神活动与言语活动。”[4]6这一定义是作者通过对中国现代诗歌诗形、诗思、诗质的隐喻特性分析,从本体艺术形式的角度系统地总结了现代汉语诗歌隐喻形态、特征与功能等。这一定义具有四大特点:其一,它从思维和认知的层面出发考察了隐喻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现代诗歌特别注重把看似不相关、没有可比性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激发情感,引发联想,创造意义,并投射创作者的主观意识。这种强隐喻带有鲜明的个人情感、性格和思维特色,具有文学创作中的独创性和新颖性。其二,它强调了隐喻在诗歌中的建构作用。隐喻作为一种思维过程,可以将零散的材料通过创作主体的意愿和情感投射,融合成为一个新的有机整体。其三,它强调了隐喻作为一种新的言说方式,可以创造词语之间新的联系、新的词汇组合方式和新的言说方式,甚至可以影响抒情风格和审美风尚,对诗歌的词汇、意象、结构等方面具有强大的革新能力。其四,就隐喻的存在方式而言,它是多样且灵活的,不受限于特定的语法形式,能够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如词语、意象、句子和篇章结构[4]7。该定义对于现代隐喻的特点、功能和机制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展现了现代隐喻的多样性和创造性。

总的来说,该著通过梳理中西隐喻研究史,比较现代汉语诗歌隐喻与中国古代诗歌隐喻、外国诗歌隐喻的联系与区别,勾勒中国现代诗歌如何融合东西方诗歌隐喻艺术,从古典隐喻走向现代隐喻的轨迹,在隐喻诗学理论与创作规律的总结中,进一步建构、完善现代隐喻诗学,为中国现代诗学的理论创建探寻新的方法与路径,由此为现代诗歌隐喻研究走向历史新高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 “体系化”“立体化”的隐喻研究

《隐喻与中国现代诗歌研究》打通语言学、诗学与传播学等领域,多角度切入隐喻分析,深入透视隐喻的本体性特征,使中国现代诗歌隐喻研究由个体走向整体,由局部走向全面,为考察中国当代诗歌发展与实践提供了多元视角的参考。作者从意象、词汇和结构三个角度切入并展开深入分析,为中国现代诗歌的隐喻研究提供了较新的思路。

意象隐喻方面,作者研究了徐志摩诗歌的“水”意象,“动物”意象,戴望舒诗歌中的“夜”意象,穆旦诗歌中的“春”意象、宗教意象和艾青诗歌中的“太阳”意象等。意象是诗歌的灵魂与核心单位,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意象,一个诗人的诗作中常常反复出现最能体现诗人个性与情感的同一个或同一类意象。现代诗歌区别于传统诗歌的一个标志就是采用了不同的意象体系,而同一个意象中的隐喻内涵是流动的,变化的。穆旦早期的“春”充满古典韵味,青春期的“春”充满现代矛盾与冲突,晚年的“春”是蕴含着哲理和智慧的凄凉幻灭;徐志摩诗中动物意象的内涵则呈现出这样的变化轨迹:从自在的生命情态到人性的暴虐和低贱,再到理想破碎的失意;戴望舒诗中的“夜”隐喻内涵则经历了从古典沉思之夜到抑郁吞噬之夜再到温柔情欲之夜的流变;艾青诗中的“太阳”意象在20世纪30年代蕴含了对西方文明的复杂情感,到20世纪30-40年代充满强烈的爱国情感,20世纪70年代后则呈现“人本”倾向。中国传统诗歌中的隐喻意象经过诗人们的“祛魅”和“赋魅”后,得到富含诗人个人特质和时代经验的全新内涵,完成了对中国现代诗歌意象隐喻体系的更新,使得中国现代诗歌源于传统,又超越传统,借鉴西方,又区别于西方,展现了全新的时代特色与现代中国特色。

词汇隐喻方面,作者重点分析了穆旦诗歌中的新生和身体词汇、戴望舒诗歌中的“青”以及闻一多诗歌中的“红”与“黑”。穆旦诗歌的词汇隐喻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人特质,充满现代生活气息。其新生词汇隐喻大量采用“非传统诗意的新生词汇创造诗意”,具有“喜新厌旧”的特色;穆旦用身体词汇隐喻呈现外界对个体的挤压,表现灵魂的复杂矛盾和痛苦分裂,强调对人感性生命力的关注;戴望舒笔下“青”具有三重内涵:一是悲喜交织、苦乐相融、患得患失的爱情体验;二是对永恒精神家园的向往与追求,但求之不得的怅惘与苍凉;三是对祖国和民族光明前途的乐观肯定与由衷赞美。闻一多诗中的“红”一是表现了对生命和人间真情的热爱与珍视,二是对祖国深深的热爱、眷恋之情与奉献精神;闻一多诗中的“黑”一是描绘了黑暗社会现状的“家国之愁”,二是体现了诗人在与社会黑暗现状斗争中产生的孤独意识。诗人笔下核心意象的多重内涵既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的传承,又是对西方理论的本土化创新,塑造了现代人的心灵构形和情感结构,推出新的感受和想象世界的方式,赋予中国新诗以“现代”诗质,也完成了现代汉语词汇的更新。

结构隐喻方面,作者重点分析了李金发诗歌的意识流结构、郭沫若诗歌神话原型结构以及穆旦诗歌的戏剧性结构、平行结构、拼贴式结构和原型结构四类结构。作者指出穆旦可谓中国现代派诗人中重新发现并充分运用隐喻的杰出代表,他的隐喻思维与隐喻结构呈现出与传统诗歌语言迥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味,在本质上实现了中国新诗的现代性转换。结构隐喻是李金发诗歌融汇中西传统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其诗歌异军突起、别具一格的原因之一,它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郭沫若神话原型结构具有辩证发展、矛盾斗争和时代特点,是其极具想象力和豪迈洒脱个性特质与宏大神话传说结合的成果,体现了其中国现代诗歌创作先行者的地位。闻一多的主题隐喻结构、双层隐喻结构和图象式隐喻结构则体现了现代隐喻的灵活性、开阔性和包容性,他将面对文化冲突、理想与现实、守成与创新矛盾所产生的复杂情愫,隐藏在其精心设计的隐喻结构中,在吸收传统诗歌“均齐”的美感特点,借鉴西方诗歌的排列方式和用韵特点的基础上,闻一多打造出20世纪极具个人辨识度的诗歌。

现代隐喻打破传统诗歌严谨的结构形式,打破同一文本中文体、语言、风格的统一性,给诗歌结构带来了极大的自由性。得益于隐喻的互动性和自我革新机制,中国新诗结构创意迭出并保持蓬勃生命力,为中国现代诗歌的思维方式和联系机制的更新提供了强大助力。正如叶琼琼所强调的,“现代隐喻新的词汇体系、意象体系、思维方式及联系机制给现代人提供了观察和认知世界的新途径和新角度,提供了新的理解和表达情感方式。”[4]15

值得注意的是,叶琼琼对其研究对象非常客观慎重,对于穆旦诗歌中有关西方诗歌的创作技巧思维和中国传统诗歌的融合实践,其既看到了这种融合所带来的穆旦隐喻意象的“惊人离奇、新鲜”与隐喻内涵的“惊人准确和丰富”[5],也指出穆旦在中西融合过程中也存在隔膜、生硬之处。这种不偏不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考察方式,有效规避了对穆旦诗歌研究过分认同的遮蔽和片面。

三、 诗歌“隐喻”研究方法的创新

《隐喻与中国现代诗歌研究》的可取之处还在于其新颖、独特的研究方法。

首先,该著采用具极启发性和推广性的认知语言学的语义分析法,对隐喻义进行“微雕”般的条分缕析,从中找到各种内涵不同的特质,为其内涵的传统性和现代性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正如书中所说,“核心意象是诗人思维与情感的结晶,是通向诗人复杂心灵世界的蹊径,是解读诗歌的可靠钥匙”[4]3。叶琼琼深入穆旦诗歌中的核心隐喻“春”进行抽丝剥茧般的分析,厘清穆旦诗歌的诗意内核,指出穆旦诗歌中作为意象隐喻的“春”兼具继承性、偏离性和创新性。叶琼琼通过对诗歌进行语义分析,找到了诗中所蕴含的古典文学血脉:如《我看》《一个老木匠》等诗中的“春”蕴含了天人合一的哲学观、节序如流的时间观,以及“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审美观。穆旦《春》(1942)则意味着他对“性”意识进行了极具现代意味的改写[6]。诗中“春”意象中的情欲不甘于封建伦理道德和其他一切阻碍生命力喷发因素的束缚,喷薄而出。这股情欲饱含着强大的破坏力和创造力,这是接受了西方外来文化(尤其是现代主义思想)和时代思潮之后的质的蜕变。与传统隐喻义相比较,穆旦的“春”想落天外,它是“绿色火焰”,“美丽的欲望”,也是“泥土做成的鸟的歌”“在痛苦中等待重新组合的光影声色”,还是“寒冷的石城”。这一系列具有紧张性、对抗性,以及不稳定性的喻体,源于穆旦基于现代隐喻独特的思维方式对传统隐喻的继承、偏离和创新。所以,穆旦的春既是“肉欲”的又是“精神”的,既是个体的又是时代的,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既是独特的又是普遍的。穆旦用隐喻思维创造出经典之春,永恒之春[6]。

其次是采用了数据统计法,对诗歌中隐喻的各种艺术表现进行分析统计,使论文的评论建立在科学统计的基础上,避免过于主观的阐释,评论观点更令人信服。在对戴望舒的“夜”隐喻意象进行研究时,叶琼琼使用数据统计法对其近百首诗歌进行分析统计,找出蕴含时间意象的47首诗歌,通过将“夜”意象与诗歌中运用了165次的时间意象进行对比,发觉诗人使用“夜”意象70次,占比42%,其中使用直接意象27次,间接意象29次。从纵向维度来看,在1926—1937年间,戴望舒创作诗歌中共有22首使用了“夜”意象。作者对《残花的泪》《忧郁》《凝泪出门》《流浪人的夜歌》《致萤火》《三顶礼》《夜是》《灯》和《不寐》等诗歌进行细致的词汇和语句分析后,总结了戴望舒诗歌中“夜”的四重意蕴:一是沉思、忧愁的“夜”,保留着古典意蕴;二是绝望抑郁的吞噬之夜;三是沉静温柔的“夜”,是诗人心灵的庇护所;四是暗含男女情欲的“夜”。从古典的沉思之夜到抑郁的吞噬之夜,从庇护心灵的温柔之夜到暗含情欲的暧昧之夜,戴望舒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性格情感熔铸到对“夜”这一隐喻意象的创造之中,打造出具有强烈个人特色的戴氏诗学意象体系。由此,作者水到渠成地指出:“戴望舒诗歌中独特经典的‘夜’意象,丰富了中国新诗的时间意象体系,推动了新诗的现代化发展。”[4]128

数据统计法的使用是现代研究的一大进步和必然趋势。数据统计法有着量化、精确化的优点。《隐喻与中国现代诗歌研究》采用此方法进行隐喻研究,能有效避免主观定论以及模糊表达,使量化指标的表述精确而可信。《隐喻与中国现代诗歌研究》的作者也充分考量到数据统计法耗时耗力的局限性,在切实分析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努力提高自身专业水平,严格贯彻穷尽性原则使数据统计法得到正确有效的使用。

最后是采用了纵横分析比较法,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中建构起现代诗歌隐喻研究的体系,使之成为各种隐喻理论和实践对话交流的平台。在共时性上,作者从现代诗歌隐喻的三大组成部分——意象隐喻、词汇隐喻和结构隐喻等方面来探讨中国现代诗歌的隐喻原理。在历时性上,作者又着眼于中国现代诗歌历史上代表性的隐喻诗学理论和创作实践,对不同诗人的诗歌中代表性隐喻进行梳理总结。与此同时,作者还创造性地援引传播学的符号理论和相关概念并使用语言学中数据分析法等方法,尝试突破以往隐喻研究的局限,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学术研究体系,找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

如在探讨徐志摩诗歌中动物意象的两大隐喻特征——单纯信仰和自由性灵之源头时,作者将纵横分析法运用其中,总结出两大原因:从纵向来看,江南文人延续了“魏晋风度”“江左风流”以来交游唱和、恣意洒脱的反叛气质,宋代自由的社会环境和商品经济所衍生的风流不羁的性情和开放多元的氛围深刻影响了徐志摩的诗学理论和实践;从横向来看,徐志摩英美留学背景和海外留学经验,使得他拥有开阔的视野,崇尚西方的自由主义和民主思想的人生信仰,希望为中国寻找一条光明的道路。通过纵横分析法的运用,不难发现,在对诗歌隐喻艺术的探索中,徐志摩进一步认清了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在诗歌多声部的旋律中,寻求现实与理想夹缝中的生活方向,由此完成了“徐志摩特色”的建构。

语义分析法、数据统计法以及纵横分析法既让《隐喻与中国现代诗歌研究》打通了语言学、诗学、传播学等不同的学术范畴,又让该著呈现出严谨、客观、逻辑性强、踏实细密的文风,还让该著的观点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总的来说,从“隐喻”角度切入中国现代诗歌研究具有较强的学术远见和创新意识,使得中国现代诗歌隐喻研究由分散走向系统,对现代隐喻诗学的系统性理论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隐喻的嬗变中,我们可以清楚洞悉诗歌思维、想象和感觉的现代化转向,可以清晰勾勒出中国现代诗歌既植根传统,同时又偏离传统、创新传统,从而实现了中国诗歌现代性蜕变的轨迹。叶琼琼的专著《隐喻与中国现代诗歌研究》与文初所述的七本专著共同搭建了一个“具有本土性的现代诗学概念话语体系”[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