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典籍东传译介研究
——以《本草纲目》日译为中心

郭 崇,杨 萍

(河南工业大学 外语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中医药典籍是承载中国传统中医药文化的重要载体。成体系的传统医学主要通过书物来构建知识体系,而医学知识的获取、普及与传承又促进了医学体系、医学传统的形成。东亚文化交流历史悠久,特别是在航海技术不发达的历史时期,书籍成为东亚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之一[1]。中医药典籍东传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地并译介开来,对东亚各国传统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据日本学者真柳诚普查东亚汉字文化圈中日韩越四国共计28000种古医书书志的数据显示:中国于1910年之前刊印的日韩越三国医书共计27种(其中包括韩籍3种、24回,日籍24种、33回,未见越籍);日本于1867年之前刊印的中韩越三国医书最多,共计322种(其中包括汉籍315种、683回,韩籍7种、12回,未见越籍);韩国于被日本统治前的1909年之前刊印的外国医书仅限汉籍医书,共计93种;越南于1886年之前刊印的外国医书仅限汉籍医书,据推测至少有17种、19回[2]。由此可见,中医药典籍对东亚传统医学的影响深远。然而,同属东亚汉字文化圈,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地对中医的接受实况却相差甚远。其中,日本是受中国传统医学文化影响最深的国家,也是引进并保存中医药典籍最多的国家[3]。日本学者通过书籍这一载体接受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熏陶,主要经历了从直接引进中医药典籍,到对中医药典籍进行翻刻,再到注解中医药典籍,进而译介中医典籍,最后自己著述医学著作等几个阶段,从而达到对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学习、内化和发挥[4]。众多中医药典籍的东传译介中,《本草纲目》的东传译介是日本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最有代表性的体现[5-6]。

本文将基于《本草纲目》的东传译介,拟用翻译学、传播学、文献学等理论,还原《本草纲目》东传日本后被引用、翻刻、译介的传承模式与变迁轨迹,探析《本草纲目》在日本传播时的内部机制与外部动因;通过对《本草纲目》日译本前言、序言、文内注释、书末附录等副文本资源的研究,分析其日译策略与现实价值,探寻其对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启示。

1 《本草纲目》东传脉络

1.1 原版《本草纲目》的传播

1596年,《本草纲目》的初版本即金陵版问世,1603年,其修订版即江西本被刊行[7]。《本草纲目》刊行后不到10年,即东传邻国日本。1607年,林罗山在日本的港口城市长崎入手一部《本草纲目》后,献给日本江户时代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该书被德川家康奉为“神君御前本”,常置左右以备查。普遍认为这是《本草纲目》初传日本的记录。事实上,《本草纲目》初传日本可以追溯到1604年,《罗山先生集附录》中林罗山的读书记录被推测是目前《本草纲目》初传日本的最早记录[8]。

当时由于受到日本锁国政策以及明朝政府海禁政策等的影响,《本草纲目》主要通过民间贸易私下携带运往日本。据统计,有史料记载的《本草纲目》传入日本多达34次[9]。其中,从南京和广州两地出发前往日本的中国商船中,载有《本草纲目》到港口城市长崎的记录共计11次。日本学者大庭修在《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研究》一书中指出,1719 年第2号南京船一次就带去5部《本草纲目》,再由长崎运到江户、京都等地[10]。自17世纪初《本草纲目》东传日本以来,上至幕府将军、下至儒官学者一直竞相抄录和引用《本草纲目》原著,研究态势空前热烈。

1.2 《本草纲目》和刻本的繁荣

当时,单靠中国原版《本草纲目》书籍的引进,已满足不了日本人学习、研究中国本草学的内在需求,于是在日本开始出现《本草纲目》的和刻本。1637年(日本宽永十四年),出现了《本草纲目》最早的和刻本,这是由野田弥次右卫门刊行的《重刻本草纲目》,是以江西本的明末石渠阁本为底本的[11]。在日本江户时代,以杭州本为底本翻刻的刊本甚多,主要有1653年野田弥次右卫门刊本、1659年江户野村观斋加训刊本、1669年松下见林校正本、1672年宽文刊本、1673年贝原益轩监修本、1714年书林含英豫章堂刊本、1734年竹田近轰书肆刊本、1752年东都书肆鹤本平藏刊本、1796年皇都书肆广大堂刊本。以金陵本为底本的刊本为1915年东京半田屋医籍商店铅印的《补注本草纲目》52卷[12]。

《本草纲目》在日本共产生了3个版本系统和14种和刻本,与此同时日本还有大量的药物学和本草学著作问世[13]。据统计,自17世纪初到19世纪70年代的两百多年间,在日本研、学、释、译《本草纲目》的著述多达30余种[14]。《本草纲目》东传日本后,从其被引进次数、和刻本版本数量以及研究专著之多,足见江户时代的日本对其重视程度。

1.3 《本草纲目》的再创作

日本人不仅引进、学习《本草纲目》,而且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不断对其进行注释、讲授、发挥、再创作。在上至幕府将军下至儒官学者的重视下,全国上下兴起了学习研究《本草纲目》的热潮,该书在江户时代不断被翻刻,成为日本本草学发展的原动力。一些著名的日本医学家通过对《本草纲目》注释、翻译、讲学、著述,互相学习、讨论,引发了不同学派的学术争鸣。

《本草纲目》在日本的翻译与研究主要经历了两大阶段,即江户时代对《本草纲目》的引进、刊刻、学习、研究、利用,以及近代对《本草纲目》的翻译完成。《本草纲目》在江户时代的传播,主要经历了林罗山对《本草纲目》的发现与推举、稻生若水等本草大家对《本草纲目》的讲授与推广、贝原益轩撰《大和本草》对《本草纲目》的继承与创新、小野兰山撰《本草纲目启蒙》对《本草纲目》的注解与阐述、冈本为竹撰《广益本草大成》对《本草纲目》的翻译与普及(该书是《本草纲目》于日本翻译的第一步)、岩崎灌园撰《本草图普》对《本草纲目》的发挥与利用、琉球吴继志撰《质问本草》对《本草纲目》的依照与参考、前田利保撰《本草通串》对《本草纲目》的考证与研究等过程[15]。

自《本草纲目》初传日本后经过320余年的沉淀与内化,20世纪日本出现了《本草纲目》首部全译本,即1929—1934年间由白井光太郎监修、铃木真海等翻译的《头注国译本草纲目》,之后其校定本即由木村康一等翻译的《新注校定国译本草纲目》于1973—1978年间刊印,两部日译书均由东京的春阳堂出版。《头注国译本草纲目》是《本草纲目》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日译本,而40余年后刊印的15卷《新注校定国译本草纲目》,重印了前者的注释和译文,并对明显错误及误注之处予以校正和补注[16-17],这是目前《本草纲目》国外译本中最为完善的译本。

2 《本草纲目》日译本源流

《本草纲目》传到日本后不久,除中国版本流传外,1608 年起开始出现对《本草纲目》部分内容的摘译本和注释本。

1608年,曲直藏玄明氏著《药性能毒》,是日本较早出现的对《本草纲目》的摘译本。就如在其跋文中所写的:“近《本草纲目》来朝,予阅之,拖至要之语,复加以增添药品”[7],该书是从《本草纲目》中摘取较多重要内容并加以翻译和补充而成的。1612年,幕府将军德川家康的侍讲林罗山为《本草纲目》作跋,著《多识篇》5卷。该书主要是摘录《本草纲目》中的药名同异加以考订,对药材的和名(日文名)加以训点,有时加以注释。1631年,《多识篇》以《新刊多识篇》为名,由村上宗信·田中长右卫门在京都刊刻并发行;1648年,被再度刊印;1785年,《多识篇》又以《本草纲目序注并疏》的书名被出版。综上所述,《多识篇》是第一部从思想和学术上对《本草纲目》进行研究的著作。

2.1 《广益本草大成》对《本草纲目》的摘译、节译与普及

中国本草学传入日本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进入江户时代,为了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和内化中国本草学知识,日本出现了一些用日文翻译、注解中国著作的学者,创作出了一些翻译注解性著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在长崎医学界致力于普及和推广中医药典籍的冈本为竹,其著作《广益本草大成》(又名《图画和语本草纲目》),主要就是对《本草纲目》的摘译。

该书1698年由小佐治半右卫门刊行,共23卷,其中1卷为目录,收录药材共计1834种,包括已载于《本草纲目》的药材即旧药1788种,新增了药材共计46种。对于载于《本草纲目》的1788种药材,摘取其主要内容,并进行日文的注释;新增药材除了收录出产于日本本土的药材,还收录了来源于荷兰的药材。

冈本为竹编纂《广益本草大成》的宗旨在于宣扬五行学说、药理知识,其中的药图主要参考了《本草纲目》和《本草原始》,而罕见药材以及大众药材并未附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该书是江户时代日本学者翻译《本草纲目》的开端,它标志着日本出现了夹杂有汉语与和语的《本草纲目》日文译本。

2.1.1 翻译的基本内容

冈本为竹在研读、学习中国本草学的基础上,主要摘录《本草纲目》中对药材“释名”、“性味功效”、“毒性禁忌”等方面的记载,并进行翻译与解释。

具体而言,在每个药材的条目中,先列出该药材的一幅简图,给读者以直观具体的印象,在随后出现的文字内容中,先是用汉语较为详细地记录该药材的名称演变,紧接着叙述其主要的性味功效。其后设有“主治” 项目,对前面的内容用和语进行详细的解释。对于一些与古人见解不同的项目,多用“探”或“问”的方式,加以发挥探讨,再在“总概”中用和语进行简单的概括。接下来的“使药”项目中,以“毒”字为纲,列举药材的若干禁忌。另外还设有“畏恶”、“附方”、“愚案”等。其中的“愚案”,主要为作者陈述己见。最后一项为“修治”,主要列举中日两国药材的不同品种、不同规格及不同炮制方法等等,均用和文表示。

此外,该书根据药材的重要性分出“重点”药材与“次要”药材, 对于列为“重点”的药材,明示于每个类别之前,其项目的构成如上文所述。对于“次要”者,列于每类别后部,叙述相对比较简单,仅仅包含性味与功能等内容的阐释,大都用汉语阐释,少数会加入一些和文。

2.1.2 译介的特点

在《广益本草大成》序言中,铃木宗因对该书作了以下题解:“《广益本草》 ……和汉语、示蒙学、探要言、便多识,可谓学子之急务,医学之大成也。”“和汉语”阐明了《广益本草大成》所用语言为和语与汉语并用,著书目的在于“示蒙学”,“探要言”即说明该书是采撷《本草纲目》的重要内容进行翻译注释的,“便多识”指明了该书的应用价值。

《广益本草大成》是《本草纲目》于日本翻译的第一步,反映了日本学者学习、接受外来文化时的某些特征。

第一,从所用语言来看,《广益本草大成》并非全部运用和语,而是混合使用和语与汉语。日本学者学习、吸收外来文化是个漫长的过程,对于已消化吸收的内容,可以自如地用当时大众化的语言表达出来,对于一部分未充分消化的部分还是保留汉语,在引用原文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简单的日文训读。《广益本草大成》每个条目之下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和语与汉语混用。

第二,从摘译方式上看,作者不是简单地对《本草纲目》进行摘录、翻译,而是用直接引用与评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阐释。比如在项目“人参”条目下,用汉语介绍了人参的功效即“补五脏安神气止惊……”,在后面的注释中,对“补五脏”的解释结合了“参”字的字形、字义变迁及其与五行学说的关联,并从《本草纲目》文献中引经据典进行注释与翻译。

此外,从图解来看,《广益本草大成》除了直接借用《本草纲目》中的图示,还收载了一部分作者根据自己的观察实践而绘制的图像,同时有少部分图解传刻了明代李中立著《本草原始》中的图谱。

2.1.3 对《本草纲目》传日的影响

《广益本草大成》是参考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而著成的日文版的本草启蒙书,就如其书名中“广益”二字所示,作者致力于将《本草纲目》中专业、难懂但又比较实用的医药学知识,通过通俗易懂的和语介绍给更多日本人。该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本草学知识在日本江户时代的传播。

2.2 小野兰山对《本草纲目》的译介与研究

2.2.1 小野兰山与《本草纲目启蒙》

小野兰山(1729—1810),京都人。13—17岁期间,师从松冈玄达学习本草学,期间重点学习了《本草纲目》,后在自己开办的医学馆“众芳轩”里为门人亲自讲授《本草纲目》。此外,他非常注重实践,经常进行实地调研和药园栽培,广泛收集药材,写了不少采药记,如《兰山采药记》《兰翁采药记》等,积累了大量药物方面的知识和经验。

1799年,小野兰山受邀到江户担任幕府的医官。一方面,他在医学馆通过讲授《本草纲目》等中医药典籍,广泛传授本草学知识;另一方面,他致力于整理中国本草学著作,培养了不少著名的本草学者。

小野兰山一生致力于研究中国本草学,并且撰写了不少本草学著作,其中专门研究《本草纲目》的著作就有6部,最为知名的是被誉为“日本最大的博物志”的《本草纲目启蒙》。该书是在小野兰山数十年讲授《本草纲目》的基础上,由本人口授,门人和其孙小野职孝执笔,由小野兰山校勘而成的著作,是其研究《本草纲目》的结晶。该书标志着江户时代日本学者对《本草纲目》的研究走向成熟。小野兰山是《本草纲目》东传译介进程中最关键的人物,以他为中心的“兰山学派”成为江户时代中期日本本草学的主流学派。

2.2.2 《本草纲目启蒙》对《本草纲目》的注解与阐述

第一,从书名《本草纲目启蒙》上看,小野兰山是在《本草纲目》中所列本草药物的基础上,探讨日本本草学的,因此,药材的选定及其分类仍遵从于《本草纲目》。

第二,从用语上看,要著述日本的本草学,那么对于同一药材名称进行和文表述时需要用到日本各地的方言、古语,而且涉及日本不同地区的生活、民俗等。在本草学著作里使用方言、古语,这一做法并非小野兰山首创,而是对贝原益轩态度与方法的继承。

第三,从内容上看,《本草纲目启蒙》并不是对《本草纲目》内容的简单翻译。该书引用了除《本草纲目》之外的200多种中、日、韩等古籍,对《本草纲目》知识进行选择性处理,并对其“集解”的部分内容加以扩展,使内容更加翔实。比如,介绍“人参”项目时,《本草纲目》主要介绍了中国产人参以及朝鲜半岛产人参的产地、种类、特质和功效。由于人参种类繁多,《本草纲目启蒙》则根据产地不同,分为“朝鲜人参”、“唐人参”、“和人参”等3类,其中以朝鲜人参为上,是名品。之后又引经据典,从形状、颜色、味道等方面对上述种类加以辨别和区分优劣。《本草纲目启蒙》还补充了西洋人参,重点描述了日本产的人参及其各地引种栽培情况。

2.3 《本草纲目》日文全译本的结晶

《本草纲目》初传日本后经过320余年的传播,被日本学者不断学习、引用、翻刻、研究、发挥,其精髓已经渗透到日本本草学、医学、博物学的血脉里。1929—1934年,最为完整的日译本《头注国译本草纲目》问世。40余年后,其修订版《新注校定国译本草纲目》——被誉为世界上最完善的译本问世,这是日本学者在消化、吸收、发挥《本草纲目》基础上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日本学者接受外来文化的极好例证。

2.3.1 《头注国译本草纲目》的刊行

1934年,共15 册的《头注国译本草纲目》问世,该书由白井光太郎、铃木真海、牧野富太郎等学者以金陵本《本草纲目》为底本,历经五年将《本草纲目》全文译注而成,由东京春阳堂刊行,这也是《本草纲目》在海外唯一一部最为完善的外文全译本[18]。

《头注国译本草纲目》部分以金陵本《本草纲目》为底本,将全文译成日语,附校注及索引。在翻译原内容的基础上,对药物的源流进行了考证,并用头注、脚注、边注等形式加注了药材的类别、学名、和名,也有部分内容注释了药材属性、化学成分、效用,还有一些内容为了便于说明,将附图插入文中,进行图文对照的说明。

2.3.2 《新注校定国译本草纲目》的问世

1974年起春阳堂又刊行修订第二版即《新注校定国译本草纲目》(又名《国译本草纲目》),该版本是由获内清、木村康一、官下三郎、北村四郎等学者对《头注国译本草纲目》加以修订、增补、校正、加注以及增加索引等基础上完成的,即《头注国译本草纲目》的增补版,至1979年全15卷刊行完毕。该版本对原来误译、误注之处进行校正、补充,不仅将《本草纲目》译成日语,而且将《本草纲目拾遗》的内容译成日语并纳入第15卷,特别是还对药材进行了考证,用头注、边注、脚注等形式,加注了原植物、原动物的科名、拉丁学名、和名,对矿物药材加注了英文名。至此,该版本成为海内外最为完善的《本草纲目》外文全译本,较之《头注国译本草纲目》更趋完善。

该版本重印了《头注国译本草纲目》的注释和译文,并对明显错误及误注之处予以校正和补注,第15卷增加了《李时珍传》《本草纲目拾遗》的补遗,还加附了木岛正夫的文章“《本草纲目》与现在日本的生药”以及一附表,该表包含选自《本草纲目》《头注国译本草纲目》与第九改正版《日本药局方》中的113种药材名称(药名、生药名以及拉丁学名等)的对照表。该版本还参照了不少中国新刊医药文献,比如《中药志》(1959—1961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药材学》(1961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以及《中国高等植物图鉴》(1972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等大量中国医药文献,是世界上《本草纲目》最完善的译本。

由此可见,《本草纲目》在日本的译介研究,主要经历了前述几个阶段,即被引进与刊刻、讲授与学习、引用与改编、注解与阐释、考证与研究、发挥与利用、总结与翻译等几大阶段,产出了《药性能毒》《多识篇》《广益本草大成》等改编类著作、《本草纲目记闻》《本草纲目译说》《本草纲目纂疏》等注解类著作、《本草纲目启蒙》《本草通串》等考证类著作,《大和本草》《本草图谱》等发挥类著作,以及《头注国译本草纲目》、《新注校定国译本草纲目》等《本草纲目》的日文全译本,经历了日本学者吸收以《本草纲目》为代表的中国本草学并将之本土化的历程,这也是日本吸收、学习外来文化的典型。日本本草学家、医学家在学习和研究《本草纲目》时,注重名称与实物的对应,注重在实践基础上进行药材考辨及药效研发,推动了日本本草学走向博物学的发展道路。

3 副文本视域下《本草纲目》的日译与传播

“副文本”最早是20世纪70年代由法国热奈特提出的概念,即“在正文本和读者之间起着协调作用的、用于展示作品的一切言语和非言语的材料”[19],与正文本共同构建了译本的内涵。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本草纲目》译本的正文本,从副文本角度研究《本草纲目》译本的不多,并且仅限于英译本“罗希文译本”[20]。鉴于副文本是研究者对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思想、翻译方法等开展研究的重要辅助性材料,反映了翻译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特别是翻译作品中的序、跋、后记等,是传达翻译家思想、辅助译本传播的重要渠道,因此以下内容主要从日文全译本的序言、文本注释、书末附录等副文本资源的整理和归纳方面,探讨日译本《本草纲目》的副文本翻译策略。

3.1 副文本之前言“纲目杂记”

邀请声望高的知名学者撰写前言是提升书籍影响力、助力书籍译介与传播的主要策略之一,《新注校定国译本草纲目》的前言是日本著名本草学家冈西为人受邀为其所著的“纲目杂记”,这是冈西氏专为《本草纲目》的研读者特别是刚入门或要涉猎《本草纲目》的读者而写,主要从李时珍的简介、《本草纲目》的编纂与刊行、该书特色、“纲目”内涵、药材分类与数量、基本构成、谬误、版本、译本等方面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本草纲目》的作者及成书特点,特别是概述了《本草纲目》的十大中国刊本、七大和刻本,以及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五大外文译本(法译本、德译本、英译本、越南摘译本、日译本,其中日译本《头注国译本草纲目》最古老)。此内容为日译本的读者了解《本草纲目》提供了整体概观,有助于非本草学出身的人更好地认识《本草纲目》的价值,进而为传统本草学知识谱系在日本的进一步传播提供了借鉴意义。

3.2 副文本之序言

《本草纲目》日译本译者序包括“头注国译本草纲目序”和“新注序”两个序言,前者在界定中国本草学内涵的基础上重点梳理了《本草纲目》的成书过程、内容构成、价值以及东传日本后的本地化进程,特别强调了日本学者在近代受西方学者对《本草纲目》关注的刺激下重新认识《本草纲目》价值并致力于将其全盘翻译成日语、吸收其精华造福现代社会的翻译动机;后者主要从《本草纲目》的成书历程、修订版译本新增内容、新注校定的特色等3个方面突出了《新注校定国译本草纲目》的文献价值,该译本的出现为《本草纲目》在日本的深入研究以及价值发掘提供了完备的译本。

3.3 副文本之凡例、例以及底本

凡例部分内容,言简意赅地阐明了两大日译本之间的继承与创新关系、三位“木村”姓译者的区分、旧注与新注的区分,以及关于所列中国地名的参考依据。之后特设“例”,先是详细阐明了《本草纲目》的价值,表达了希望以《本草纲目》为代表的本草学知识能够无障碍地造福更多人的翻译动机,接着从译文、不译语、假名标注、插图、古今剂量换算、内容增补等方面言简意赅地介绍了《新注校定国译本草纲目》的翻译要领。

译文全译本的全篇运用现代日语翻译,尽可能采用直译。对于直译容易造成误解之处遵循让现代人都能理解的翻译宗旨。对药物学名与和名的标记,全部基于对诸家学说的考证。

不译语《本草纲目》中有不少病名、术语是自神农氏以来就有的古语,无法用合适的现代语对应其内涵,于是就保留着原始说法。对于其意义的解释,《头注国译本草纲目》头注部分采纳白井光太郎的学说,最下方加入译者个人见解。

假名标注全译本中对于一些汉字会标注日语假名,药名、病名、术语的注音多保留旧有的习惯,对于已不存在的读法尽可能找与其相近的、正确的读法,当然难免会有疏漏。

插图对于本草书中药材的插图,《唐本草》、和刻本多将插图汇总成册,不便于阅读。全译本采纳北宋著名药学家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的体例,将药材的插图直接置于其条目之下。

古今剂量换算鉴于剂量对药效的影响很大,再加上古今剂量单位并不一致,全译本专设剂量一门附于书籍的末尾。

内容增补《新注校定国译本草纲目》刊行之际,特地增附了清代著名医学家赵学敏编著的《本草纲目拾遗》的全译本,以及新修的索引,此外还添加了第一册序列中的原文。

此外,对于日译本的底本选择,译者专立条目加以论述。《本草纲目》传播过程中产生的版本繁多,日译本《头注国译本草纲目》底本的选择综合了《本草纲目》的多个版本,卷首采用了初版本金陵本的插图与王世贞的序文,内容方面主要采用《本草纲目》的第二版本即江西本的和刻本,错字订正方面主要参照贝原益轩修订的《校正本草纲目和刻本》(又名《和名入本草纲目》。正文中各药物名称主要参考了日本江户时代研究《本草纲目》的集大成作——小野兰山著的《本草纲目启蒙》,在此基础上对于药名还补入了药物对应的英文名以及拉丁名,为更多的研究者提供便利。

3.4 副文本之书末索引

为便于阅读、检索,两大日译本的书末均设有索引。《新注校定国译本草纲目》的最后一册即第15册的索引部分,在《头注国译本草纲目》“病名索引”“术语索引”“药方名索引”“地理索引”的基础上,新增了以当代动物、植物、矿物名称进行检索的“药材名索引”,置于索引部分的开端。“药材名索引”又被进一步细分为“汉名首字笔画一览”“汉名索引”“和名索引”以及“学名索引”,每项药材由汉名(中文名)、和名(日文名)和学名等3种名称组成。汉名除包括本文及释名中的汉名外,还在新注中标明其和名和学名。在第15卷下药材名索引部分增加了汉名首字母笔画顺序的索引,作为药材中文名称索引的指南,随后的和名索引和学名索引分别与汉名索引对应,按现代假名顺序排列。和名中动物和植物名称用片假名书写,而矿物名称等用平假名书写,但外来语除外。此外,必要之处另附有汉字。括号里的假名,是为方便读者阅读而专门设置的。

以上附录的精细编排与增补,充分显示了译者心怀读者、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观。

4 结语

在日本江户时代的前期和中期,得益于幕藩体制下政局的稳定、出版文化的繁荣、庶民教育的普及以及社会环境的安定等因素,《本草纲目》传入日本后被广泛研习、引用、注释、翻译,极大促进了日本本草学的自立、发展与繁荣。从《多识篇》的发刊到《本草纲目启蒙》的出版,日本学者从直接借用《本草纲目》,到翻刻、译刻《本草纲目》,再到注解《本草纲目》、全译《本草纲目》,最后自己撰写医学著作,展现了对《本草纲目》学习、研究和发挥的传承模式与变迁轨迹。从1604年传入日本,到20世纪70年代第二版日文全译本的刊行,足见《本草纲目》在日本的被重视度与认可度。《本草纲目》日译本的副文本资源使《本草纲目》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与在地化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本草纲目》东渡日本后的广泛传播与深度译介,为日本传统医学、本草学、博物学的发展提供了沃土,成为日本本草学崛起与日本汉方医学发展的原动力,使日本经历了从单纯学习中国本草学到逐渐形成具有日本民族特色本草学的历程。

中国传统中医药文化通过中医药典籍直接传入他国,并通过对象国的学者译介中医药典籍、撰写医药著作、交流医药知识、学习并模仿中国医学教育体制等途径传播开来,以《本草纲目》为代表的中医药典籍的对外译介,为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成功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