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阳与祥云风物

杨建军

公元1578年，明神宗万历六年，被认为是儒学“异端”的姚安知府李贽到大理拜会81岁的“理学巨儒”李元阳。这对于有“僻居西陲，不逢师匠”之憾的李元阳来说，其内心的喜悦自是溢于言表，于是写下“我欲从君问真谛，梅花霜月正萧骚”。《感通寺送卓吾李太守回任，自姚安见访往复千余里》中则有“不意蓬蒿中，乃下垂云鹏”的句子。此诗记载了两人同游，共同探讨学术的情形。这就是黄仁宇所说的“据记载，二人见过面”。

“一生都极为相似”的两位学者，一个特立独行，一个通达人情，对儒学都有追求实用的想法与实践。他们畅谈三教，辨析理学，从天到地，从地到天。他们也谈到云南县，谈到九顶山，谈到孔道人。说起“八郡通衢”的“云南县”（今祥云），李贽和李元阳有着共同的话题。那是彩云南现的地方，也是古书记载的“气正坤维，灵气所钟”的地方。嘉靖的最后一年，李元阳完成《大理府志》，里面就有李元阳关于云南郡、彩云南现的独特见解。李元阳与云南县孔道人是故交，李贽向李元阳说起，孔道人曾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救他一命。只不过，李贽完全想不到，十年以后，孔道人的老乡竟以驱逐的方式表达对李贽哲学的反对与压制……

作为一个热爱故乡的大理人，一个渊博的学问家，李元阳对大理的山、水、州、县都十分熟悉，波大驿、云南驿、普淜堡、白崖道、清华洞、九顶山、洱海卫城、玉皇阁等处都留有他的足迹。今天就让我们以文献为中心，去追寻李元阳在祥云的足迹，去感受李元阳这位“真儒人”的孤独与豁达。

一、李元阳与九顶山

身为大理同乡，李元阳与孔道人的交往很早，但記载却寥寥。李元阳不止一次到过孔道人曾经隐居著述的九顶山，那是一座有“九顶云峰”美誉的山，也是明代云南三大奇书之一《皇极经世心易发微》的写作地。

孔道人，原名杨体仁，字向春，号野崖，别号孔道人，祥云北门外人。被誉为云南县最杰出的人物（邑中灵气所钟，代有伟人而必以向春先生为冠）。其代表作有《大定新编》《皇极经世心易发微》。万历五年，孔道人离开云南县，前往他处隐居。在路上遇到前往姚安府任职的李贽，并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救了李贽一命。孔道人出走后，李元阳颇感寂寞，于是写了《寄杨野崖》诗，诗中这样说道：

苦忆野崖杨博士，孤标落落似长松。

未论囊贮千年药，只羡山居九鼎峰。

洞闭白云无客到，盘堆香芋共僧饔。

欲闻邵子先天学，何日联床坐晓钟。

在这首怀念孔道人的诗里，李元阳把孔道人比作一棵孤高特出的古松。据史书记载，晚年的孔道人“邵修髯伟，貌飘飘欲仙”。李元阳并不羡慕孔道人的千年不死神药，只是钦羡他能居住在清静脱俗的九顶山上，没有世事纷扰，每天坐在山巅看天地造化的美景。诗的末两句表明，李元阳对过于神秘的邵雍之学并没有涉猎，因为他是一个入世的儒家，李根源用“真儒也”三字表达了对李元阳的敬意。

李元阳一生交游广阔，既有杨慎这种举国皆知的名人，也有唐顺之、张居正这类能文能武的干练之才，还有孔道人、杨士云这类神秘清雅的前辈同乡，以及罗洪先、王畿等理学名家，更有僧人、道人。可以说，与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交往，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其涉猎广泛的学术修养，同时，更凸显了其通达时事、豁达不羁的性格。黄仁宇甚至认为，退出官场的李元阳是以佛家弟子的面目出现在大众眼前的，这未免片面。

仔细阅读李元阳的作品，不难发现，他不是一个妄谈虚幻的释家，也不是一个愤世嫉俗的道学先生，更不是一个避人独居的神秘隐者。他那些通俗易懂的文学作品、丰富多彩的朋友圈透露出他不仅是一个轸念民瘼的儒家，一位见识广博的学者，更是一位怀揣学以致用理想的实干家。因此，他通达世故人情，能与不同性格、不同层次的人物往来。

李元阳最大的爱好就是登高，他曾无数次登临九顶山。九顶山位于洱海卫城西北，有“九顶云峰”的美誉，是洱海卫古八景之首。

相传唐朝时，村民听到有美妙的音乐声自天上来，连着好几天都是如此。村民相约劈开荆棘，在荆棘后发现九个山洞，其中一个洞里面有五尊佛像。明代以后，九顶山得到了进一步整修，僧人寂明集资在九顶寺的悬崖峭壁上建盖了一座凌空的寺院，这悬空的寺院给九顶山增色不少，悬空寺也成为本地一大奇景，并成为云南建筑艺术的经典之作。经明寂师徒重修后的九顶山，远远看去像是在粼粼波光之上，一簇簇山峰似莲花一般盛开，一座座楼阁在云雾里时而露出曲折的回廊，时而露出飞檐，似有若无。山间的羊肠小道上，两人正努力地攀爬，高处的山洞里，有一张琴斜斜地放着，两个身着长袍的人在对谈，身上的箐里，两三片树叶正往下落……这便是著名的《九顶云峰图》。

李元阳的老朋友赵汝廉诗“上界有亭飞槛断，下临无地画楼悬”，生动地写出了九顶寺建筑的险与奇。遗憾的是，如今的九顶山只剩峭壁上的一片空洞，后世之人只有在李元阳等人的文章里，才能找寻到昔日的浪漫。

后世有一首《李元阳与九顶山》诗，便是以李元阳和九顶山为主题的，诗云：

九顶青莲第一山，云峰藏寺洞天关。

孔仙有道皇经世，中溪有记三篇章。

双塔直矗九天外，楼宇悬空凿壁残。

南中隐居真佳境，可惜岁月最沧桑。

李元阳对九顶山的喜爱是毋庸置疑的，“南中隐居之佳无与比者”，足见其对九顶山的喜爱。在传世的文稿中，除了李与赵汝廉的同题诗《九顶寺同雪屏赵中丞》外，还有《九顶寺次壁间皇甫白泉韵二首》。《九顶山游记》甚至有三个传世的版本，其创作的时间分别是嘉靖三十八年、嘉靖四十二年以及隆庆二年。

嘉靖三十八年版的《九顶山游记》系李元阳为九顶山僧真悟所写，主要记述九顶山僧明寂师徒历时16年（自嘉靖二十年至嘉靖三十六年）重建九顶山的事迹。嘉靖二十年，僧人明寂主持重建九顶山寺；嘉靖二十九年，明寂去世，由其徒真悟继承其衣钵，并继续主持重建之事。此文由真悟叙述，李元阳撰文，目的是刻石勒碑。此文也被《古今游名山记》收录在卷十六之中。

嘉靖四十二年版的《九顶山游记》实为高崶为九顶山僧澄碧所写，收录在李元阳编纂的《云南通志》卷十四中，《名山概胜记》所收录者即为此篇。值得一提的是，《名山概胜记》所收李元阳的篇目最多，有《花甸记》《青溪三潭记》《石门山记》《九顶山记》《西洱海志》《黑水辨》《白崖毕钵罗窟志》，足见其声名与文章。

隆庆二年，李元阳和老朋友赵汝廉来到山上，在悬空寺过夜，次日下山后，二人一同检视宝泉坝，看到坝体龟裂，又想到正是插秧的季节，李元阳心中很不是滋味。后来，李元阳撰写了《九顶山游记》记述此事。此篇后来被收入《中溪家传汇稿》。在《游记》结尾，他写道：

日晡乃下山，观宝泉坝，堤墉不治，坝底龟坼。时，且插秧而炎槁无雨，谁能闵之？叹息而行。

后来，李元阳亦因此而创作了古风《宝坝谣》，在李元阳的诗歌中古风极罕见，可能古风更契合儒者天下千秋的精神气质，他是这样写的：

宝泉坝，宝泉坝，

坝中一尺水，拱璧非其价。

坏时万顷飞尘沙，

完时郡国饶禾稼。

前人创始后人修，

仁者作之，残者罢。

呜呼，宝泉坝。

这正是李元阳轸念民瘼，关心民生的体现。作为一个有心为民做事的人，一个正直不阿的人，在那样的时代，注定是孤独的。比如，他怀念孔道人的《兰宾为杨野崖作》一首，颇能表达这种孤寂，诗云：

汀香离离香满襟，窗前如助短长吟。

楚江遗佩千年事，却入幽人一夜心。

二、李元阳与云南驿

云南驿位于祥云县西南，被认为是历史上云南县和云南郡治所的所在地，是往来滇西的必经之路。作为博南古道的起点，同时也是自汉代起中央王朝经营西南的重要节点，云南驿见证了中华民族融合的历史。此外，云南驿作为往来滇西的必经之路，留下了不少的名人足迹，明初大理苦命公主段宝姬、沐英次子沐昂都留有诗篇。

《过小云南驿》是《中溪家传汇稿》中第一首关于祥云的诗，这并不是李元阳最为出色的诗，却是反映青年李元阳精神面貌最有代表性的一首。当李元阳来到云南驿时，正是他雄心壮志，要立一番事业的年纪。诗名《过小云南驿》，小云南驿正是现在的祥云云南驿，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转引杨慎《滇程记》曰：“土人称为小云南，以别于云南治城云。”于雯峻《云南县志序》载：“云南乃在苍洱间，为大理属邑，不隶于大府，而为云南得名所始，故别之，曰‘小云南。”

和李元阳的大多数作品比起来，《过小云南驿》并不算纯熟，但是诗中所彰显的个性与精神风貌又是其作品中所不多见的。由于李元阳的诗文作品散轶较多，《中溪家传汇稿》中诗文的排序也存在一些错乱，这给考订写作时间造成极大不便。目前尚不能确知该诗的具体写作时间，但从诗中所表现的那种自信来看，当是在他29岁举进士以后，正是他青年得志，“一朝看尽长安花”之时。

嘉靖五年，李元阳取得乡试第二名的好成绩，同年举三甲六十五名进士。举进士以后，又入选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这一年李元阳可谓是功成名就，意气风发。此前，他去广通拜访无瑕和尚，但“寻隐者不遇”，随后进入云南县境内。当李元阳来到云南驿时，雨停了，他登高望远，只觉天空更加清亮，叶镜湖波光粼粼，一水汪汪。远处的桥断了，人们在涉水，古代留下的壁垒前有一个士兵在执勤。眼前的景象，如此苍凉广阔，激发了他的豪迈之气。看看走过的路，泥泞一片，而前面的路，也被人走得泥泞不堪。此情此景，心头一动，于是李元阳写下了《过小云南驿》，其诗云：

云南西汉郡，神鹿但传名。

云霁千山绿，川平一水明。

断桥人揭厉，古垒戍零丁。

泥淖盈衢路，蹒跚尽一程。

此诗提及了云南县历史上两个有名的标识，即云南郡和神鹿“荼首”。在李元阳编辑的《大理府志》中，他关于云南的定义和理解都是以大理为中心的。当然，他的这种观点并非没有依据，因为在最早记载“云南”历史的《华阳国志》中都有大理的影子，例如“熊苍山”“冯河”“神鹿”等都与大理密切相关。淡生堂本《南诏野史》中既有“苍山神鹿”的记载，也有“清华洞前神鹿”的说法。李元阳是一位典型的入世儒者，他性格中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自信。诗中“蹒跚尽一程”并不是疲惫，而是疲惫之时的一种自信与自我激励，这一句话，也值得我们现在的人好好地品味，所以到老了他还说“世知仕为君子之分，而不知仕非君子之得已也！”于是后人有诗称赞他说：

中溪过云南，登高又看山。

自有处世道，何惧步履艰。

三、李元阳与清华洞

明代后期，李元阳已有相当的影响力，特别是《云南通志》刊行后，到滇任职的官员几乎都知道李元阳的名字，所以很多文献在著录时往往想当然地和李元阳联系起来，如前面所说的《九顶山游记》以及《清华洞诗》。

清华洞位于祥云县城西南，是往来滇西的必经之地，李元阳更是无数次从这里经过。清华洞既有被徐霞客誉为“滇西第一洞”的自然景观，也有深厚的人文底蕴。据《南诏野史》记载，《汉书》中里面念作“蔡茂”、写作“荼首”的双头神鹿即在清华洞。20世纪60年代和2001年的考古证明，此处为新石器时代遗址。

关于清华洞，历代都有很多诗文，因李元阳名声过盛往往有将李梦阳误为李元阳者，也有将御史李元误为李元阳者，如《清华洞》诗即是将御史李元误为李元阳的例子。

点校本《万历赵州志》所录《清华洞》诗称作者为李元阳。核对抄本《万历赵州志》即可知此为失誤，其实这种失误在古代便已存在。如《康熙大理府志》即将此诗认定为李元阳所作。《清华洞》诗最早出自李元阳辑纂的《嘉靖大理府志》卷二，《山川》残篇中有“南有御史李元诗”并附录于后，《万历赵州志》据此收录。抄本《万历赵州志》中还有李元的《过定西岭》诗，由此亦可知《嘉靖大理府志》中当有“艺文志”。此后，刘文征《滇志》中亦收录此诗，但作者不明，因此作者处写“前人”二字。《康熙大理府志》见此诗作者“李元”想当然认为漏一“阳”字，于是在《康熙大理府志》中将此诗的作者写作李元阳。

李元实有其人，他曾经于正德年间在云南担任过巡按御史，官职与李元阳一致。这是造成误解的关键信息，后世的方志往往不查，想当然认为是李元阳，因此，一误再误。据《康熙云南通志》，李元为山阳人，系正德年间巡按御史。又据《山阳县志》，李元曾中正德三年进士，官至山西布政使左参政，著有《文会堂集》。《山阳诗征》卷五录其诗12首，最后一首为《滇南七夕有感》，可知李元确实曾在云南任过职。特别是第二首《赠孝子凌镗》古风一首，如下：

割儿肉，救儿亲，

一念之烈不顾身。

身且不顾，名何足珍。

明有日月，幽有鬼神，

羹一入口回阳春，

嗟嗟孝子一点血，

金刀万古常如新。

这首诗风格高古与《清华洞》诗如出一辙，《清华洞》诗作者确为李元，并非李元阳。

《清华洞》诗虽非李元阳所作，但丝毫不影响李元阳在云南的地位，也不影响李元阳在祥云文化中的重要价值。《中溪家传汇稿》中所收录的《清华洞诗刻序》就对清华洞的人文价值进行了总结。因此，在我完成的《洱海卫政区与文化》课题中，将其作为《代序言》。

嘉靖三十四年，巡按御史刘迳在祥云游览清华洞时，发现石刻中有很多题诗，于是命大理府通判将这些诗刻整理出来，刊印《清华洞诗刻》，并请李元阳撰写《序言》。大理府通判事后未着手此事，失职的官僚给云南人文造成一大遗憾。庆幸的是李元阳撰写的《序言》保存了下来，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李元阳在这篇《序言》中提出了“去留取舍不惟其诗，惟其人”的观点，并在结尾时留下了“后之寄墨迹者，其久，其近岩洞足恃否乎？”的哲理思考，清华洞与其石刻后来的遭遇也在一定程度上应验了他的观点。后人闻知此事，颇为感慨亦作一诗，云：

清华洞古石刀斧，遗迹幽深人之初。

碟大天中窥宇宙，洱海卫南一玄窟。

前代诗残肥硕鼠，碌碌无为谁无辜。

中溪夫子离去后，世上何处觅真儒。

四、李元阳与祥城玉皇阁

《玉皇阁创建碑记》是另一通在祥云发现的与李元阳有关的碑刻，碑体虽已残，仅留下三分之二，但全文已收录在《光绪云南县志》中，未收录在《中溪家传汇稿》里。此文是李元阳于隆庆元年为洱海卫玉皇阁所写，主要记载世袭洱海卫指挥使章氏父子创建玉皇阁一事，这篇碑刻也是研究李元阳思想的重要篇章之一。祥云的《乾隆云南县志》《光绪云南县志》称玉皇阁建于隆庆四年，而此文写于“隆庆丁卯”，即公元1567年隆庆元年。撰写此文时“计工将竣”，就这一点来说，可以纠正《云南县志》“隆庆四年”之误。

玉皇阁原在今祥云古城南街梓潼观街南面，因大火被毁一直没有重建。隆庆元年，已退休的洱海卫指挥使章采和他刚刚世袭洱海指挥使的儿子章永春发起重建玉皇阁。最终，在仁和门外的田野中选得佳址。新的玉皇阁距离县城大约1公里，与洱海卫城北门——仁和门的中轴线重合。建筑为正方形基座，共三层，高20米，为穿斗抬梁式结构，三重檐四角攒尖顶建筑，立木柱32棵。风格古朴雄伟，结构端庄典雅，十分美观，是现县境内为数不多的明代建筑。清代同治以后增修厢房及观音阁。

旧时的玉皇阁是北门外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夏天，一片绿茵茵的稻田上，一座古阁朝天而立，远处的山峰显现淡淡的青色。红色蜻蜓和其他小虫低低地飞着，偶尔，一只鸟突然飞过。下雨了，斜斜的雨线划过，像是淘气的孩子在美好的画作上信笔涂鸦。雨珠打在玉皇阁的攒尖顶上，从第三层滴到第二层，又从第二层滴到第一层，最后打在阁外的稻叶上，碎了，碎碎的雨滴落到了泥土里，滋养着稚嫩的水稻。秋天，一片金黄的稻田上，一座古阁朝天而立，微风吹过，稻穗迎风而动，玉皇阁则岿然不动，一动一静中尽显时光之荏苒、岁月之苍凉。晚上，满月、古阁、田野，静谧与虫鸣相对而立。收割时，那一片金黄的稻田如同被吃缺的月饼。玉皇阁脚下的田野上，不规则地堆放着捆好的稻子。人或刚从田野上来，或弯腰去抬稻子，动作麻利的已经挑在了肩上。不管何时，玉皇阁古朴、典雅而庄重的样子在这个画面里最显眼。而这，已成为几代人的记忆。

从李元阳所撰写的碑文可知，这里奉祀着儒释道各教尊像，如他曾提到这里有“三清四帝”“三元七曲”“上下如来”“十六大士”“二护法”等等，称这里为“云洱名区，玄释奥域”，这里是三教融合的场所，绝不是某一教所独有。因为，这不符合民间信仰的特点。明朝的社会基层治理要求各村对谷神和没有受到供奉的鬼神进行祭祀，即《教民榜文》中所要求的“曩者已令乡村各祭本村土谷之神及无祀鬼神，令再申明间岁时依法祭祀”。

李元阳在《玉皇阁创建碑记》里提到儒释道三教“本乎一理”的基本观点，指斥那些持有门户之见、思想保守的“庸众”和“贤哲”因“局于所习”而不能理解这一道理的片面看法。是时，儒教师生因拘泥于教门，对释道二教进行倾轧，即“拘挛习见，障蔽虚明”。《玉皇阁创建碑记》用“夏虫疑冰”“井蛙囿坎”来形容此类人，道教称这类人“执着之者”，佛教则称此类人“迷中倍人”，并指责“汝三教学人，未论优入立跻，普须交融互澈，现前”。在最后的碑铭赞词中，李元阳具体地阐释了三教“本乎一理”的原理，即“仙佛同源，真俗交致。中道圆机，上乘谁契。至理不二，大教分三”，他指出，不管是研习何教，重在诚心，即“不拘名目，只要真参。收拾玄言，指陈世谛”，以此赞词呼应开篇所提出的“三教同源”的观点。此外，李元阳还从国家层面对三教的社会治理价值进行了剖析。他指出，国家除了设置官衙学校外，还设置管理道释的“纲纪之司”，是社会管理建设的基本架构。这一篇文章，既是一篇具有历史考证价值的记事之作，也是李元阳阐释“三教同源”基本观点的理学名文。从大理的民间信仰来看，到了清代以后释儒道三教进一步融合，源于南朝梁武帝萧衍“三教同源”说，在李元阳这里得到了更明晰的阐释。

五、李元阳与普淜

目前，《李元阳集》通行的版本是民国三年由李根源出资、云南图书馆刊刻的《云南丛书》本，版本来源主要是陈荣昌得到的大理周霞所藏抄本。陈荣昌将其交由弟子施汝钦校勘。《明代别集丛刊》所收录的《中溪家传汇稿》亦为此版本，而此丛刊中所收录的杨士云《弘山先生集》是明刻本。纵观海内外收藏的汉籍，《李元阳集》均为此版本，大略可知，明刻的《李元阳集》可能早已佚失。大约在十年前，网络上出现据说为《李元阳集》的明抄本，因未看到实物，不敢结论，但基本可以確定，《云南丛书》本的《中溪家传汇稿》为李元阳集的唯一刊印旧本，虽然在编排上存在一些失误与错乱。从他的作品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李元阳早年对自己的作品并不重视，一直未予整理。虽然他曾经主持刊刻过《十三经注疏》《史记题评》等一系列大书，李元阳刊本也是经学文献学上的重要版本，是被后世认定为明代较好的刊本。就是这样一位富有编辑与刊刻经验的人，却对自己的作品疏于刊印，最终，导致其作品散佚严重。明代巡按御史刘维见此情形，一语道破个中缘由，“先生究心方外之学，以施与为事，尽散所馈，未遑刻集。以故，集久未传，亦其重德而轻文章，不以衒奇见美丽为高。”

以祥云为主题的作品为例，从《中溪家传汇稿》所收录的诗文即可看出，李元阳的作品仍然有遗漏，比如《普淜三元宫碑记》《玉皇阁创建碑记》便未被收录其中。

普淜镇位于祥云县东南部，距县城39公里，东与楚雄州姚安县，南与南华县，西与下庄镇，北与东山乡接壤，是大理白族自治州与楚雄彝族自治州的交界镇。著名的太熙元年云南太守碑、道教圣地天峰山即在普淜境内。普淜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早在唐代即设河西县属宗州，元代后设祛龙驿，明代为姚安军民府与洱海卫交叉管理地带。洱海卫在此设立军堡，普淜堡就是洱海卫下三个军堡之一。据说，淜字有蹚水过河的意思，因驿丞姓普，且在此建筑水利工程，修筑水坝，故改称普淜。

《普淜三元宫碑记》是隆庆五年李元阳应邀为普淜三元宫所作，碑文记述了普淜三元宫的历史与建设概况。三元宫在今普淜街2公里外的西山村。由李元阳撰文并亲自书写的《三元宫碑记》便保存在普淜镇三元宫。碑体为圆形碑，高55厘米，宽31厘米，碑首尾、碑身均有卷云装饰，碑首正中篆书“三元宫记”四字，全文楷书。碑已断为两截，但仍保存完整。

《普淜三元宫碑记》不仅是目前三元宫保留年代最早的碑刻，也是李元阳现存碑刻中最为独特的一通。作此碑时，李元阳已75岁高龄，碑文创作与书写均由李元阳独自完成。

碑文整体布局工整，结字端方，每一字都写得工整、认真，虽然是应邀之作却一丝不苟。以李元阳此时的声望，仍如此认真对待，亦不难想见其为人。此碑除记录三元宫历史与社会功用外，还记录了李元阳的书法。不难看出，李元阳在笔法上吸收借鉴褚遂良，结字则学习赵孟頫，风格上略有魏碑的意味。最值得注意的是碑额“三元宫记”四个篆字，笔力雄健，线条饱满，庄重而不失活泼之态，一气呵成。李元阳手书篆字在现存碑刻中极为难得，最为珍贵。

清高宗乾隆十七年，福建人谢圣纶任云南县知县时，在他的《滇黔志略》中，他认定大理有三位最杰出的人物，分别为李元阳的前辈杨弘山、李元阳以及云南县的史旌贤。明神宗万历八年（1580年），云南县26岁的史旌贤高中进士，也是在这一年十月，李元阳无病而逝，谢圣纶心中大理最杰出的三个人物完成了时间上的接续。

一个时代结束了。

59年后，一位名叫徐弘祖的江阴人来到大理考察，在考察的过程中，他见到了李元阳的墓，他立刻下马祭拜。

那是明崇祯十一年（1639年），农历三月十五日，徐霞客从三月街上苍山，过崇圣寺，来到李元阳墓前下马祭拜。在日记里虔诚写下意味深长的话“至寺后，转而南过李中溪墓，乃下马，拜之。”

有一种观点认为，徐霞客祭拜李元阳是因为李元阳曾经在江阴任过知县，有惠政。最重要的是李元阳的文学也对徐霞客产生了影响。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在《徐霞客游记》中，李元阳、中溪的名字出现了不止一次。特别是徐霞客一路南下，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中就有李元阳纂修的《云南通志》和《大理府志》。

作为学者的李元阳为后世留下了更为重要的东西。

崇祯十一年三月十五日的考察，在徐霞客的笔下到处都透露出破败的景象。“中溪无子，年七十余，自营此穴，傍寺以为皈依，而孰知佛宇之亦为沧桑耶！”“沧桑”二字，也在无意中预言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二年后，崇祯十三年十二月，徐霞客去世。五年后，明崇祯十七年，清军入关，明朝灭亡。

明代是大理文化转变的重要时期，这个重要时期的最大意义在于，重塑了云南的文化，使云南的文化与中原文化更为接近，到了清代，云南的文化得到了更快的发展。改土归流的不断深入，使云南的文化“几埒于中州”。

明代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李元阳刻印经典，整理乡邦文獻，既为云南保留了一方文脉，也为这个大融合的时代留下了珍贵的遗产。“言音未会意相合，远隔江山万里多”，此后，僻处西南角的大理再也不用感慨于文化交流学习的不易。

李元阳在云南的历史上，他的官职并不是最大的，但是，今天我们交流云南的历史、云南的文献、云南的文化，如果绕开了李元阳，那便是妄谈。

清德宗光绪十四年，剑川赵藩受金代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启发，创作了《仿元遗山绝句论滇诗六十首》，历数云南自汉代至清代的诗人诗品，是云南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他把李元阳排在第十四位，在赵藩的笔下，李元阳是这样的：

投绂焚鱼老碧山，晚耽著述日健关。

谈诗雅契新都叟，来往苍云洱月间。

这首诗描绘了一个抛弃功名，闭居著述的学者，他和大明第一才子杨慎雅谈诗歌，他们二人徜徉于大理的山水之间。这是另一位云南文化巨擘眼中的学者李元阳。

在我看来，李元阳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者，他还是一个诗人、一个文学家，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位通达世事的、有所作为的儒者。李元阳绝不是一个避世、安逸、自乐的“君子”，他是一个入世的儒者。

徐霞客说他在崇圣寺旁“营穴”是要皈依佛家，这是片面的。从《中溪家传汇稿》中所收录的诗、文、序、记、志等不同题材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一个思想保守的人，而是一位勇于直面现实的儒者。他最关心的是百姓，除了他的应酬诗，这一点在他的很多作品中都能得到证明。他对国家是关心的，对民生也是关心的，因此，他和官员往来，对有作为的官员也总是给予肯定与赞颂。

李元阳的一生，只要是能为地方做一点儿事他都会不遗余力，用心用情。这不是佛徒，而是儒者。

祥云，不过是李元阳书写的冰山一角，尽管李元阳的作品中与祥云相关的传世篇目并不算多，但从《九顶山游记》《三元宫碑记》《创建玉皇阁碑记》《清华洞诗刻序》中都不难看出他对国家问题的关心，对民生问题的关注。作为一名儒者，李元阳无疑是孤独的，只不过他从来不说，他的这种孤独只有在《寄杨野崖》《宾兰为杨野崖作》这类作品中才有所表现，这种从不与人说的心境，正体现了他性格中的那种豁达，那种自信。

祥云不是李元阳最关心的地方，也不是他最熟悉的地方，但是今天祥云这些不会说话的风物，透过那一块块残碑、一片片遗址、一个个残字，为我们塑造一个极富人格魅力的学者，一个有着浓重乡愁的儒家。这些书写祥云的作品，绝对不能被禁锢在狭隘的“云南之源”，这些作品人文与历史，应该在更广阔的“彩云之南”。对于云南文化而言，他更大的意义和价值在于他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云南风物的美学价值，因为，除了承载云南文化之外，他的作品还给予了后世的人一些哲学的思考，后世有一首《玉皇阁见新刻中溪子碑记有感》便是以祥云风物为主题，作了一段关于历史与人生的思考，诗云：

仁和门外高楼矗，阁旧依然傲风骨。

烽烟历历存至今，新诗填来不觉古。

玄释奥域名云洱，风雨碑残任虫蠹。

夫子曾语三教同，沧海桑田兴亡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