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报刊的地理分布、发行范围与时代特色

蒋建国

(复旦大学 新闻学院,上海 200433)

卢沟桥事变之后,随着日寇不断入侵,大片国土沦陷,国民政府被迫内迁至重庆。中国报刊业遭受空前破坏,并且在地理分布上出现显著变化,《申报》《新闻报》等传统都市大报受到敌伪的控制,报格降低,影响力大减。重庆报刊得地利之便,畸形发展。但报刊分布极不均衡,经费紧张,纸张奇缺,印刷技术落后,交通阻滞,都极大地制约了中国报刊业的发展。由于国统区、抗日根据地和沦陷区有着不同的政治导向和报刊政策,抗战时期报刊的地理分割非常明显。因此,从“类型”的角度分析抗战时期中国报刊业的状况,很有必要。

一、抗战时期报刊内迁与格局变化

抗战时期,中华民族遭受空前浩劫,中国新闻业被战火摧残,损失极为惨重。抗战前,中国报刊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天津和广州等大都市,报纸的发行存在不少问题,新民会中央指导部调查科的报告称:“固然中国是东亚的大国之一,拥有四万万五千万以上的国民大众,但因为教育的不普及,全国的文盲,据过去统计所得,约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中国新闻纸没有可观的发行数字,这是一个极大的原因。所以仅仅是都市地方,或者是大的县村镇地方作为报纸的发行最尖端,中国的报纸根本不能侵入到广大的农民层去。”①中华民国新民会中央指导部调查科编:《京津新闻事业之调查》,1938 年铅印本,第4 页。战前的尚且如此,抗战后报纸的发行就更不乐观。淞沪会战结束后,随着东南地区被日寇侵占,许多报刊毁于战火。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内政部的统计:“战前全国报纸共有一千零十四家,到抗战一年以后,有六百多家被摧毁。”②转引自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 年版,第407 页。抗战初期,南京、上海、天津等地报刊纷纷内迁至武汉,形成了武汉报刊业的短暂繁荣。1938 年10 月,武汉失守后,报刊纷纷迁往陪都重庆,重庆便成为战时报刊中心。“根据精确的统计,重庆新闻事业最盛的时候,有二十二家报纸同时出版,十二个通讯社同时发稿”③程其恒编著:《战时中国报业》,桂林:铭真出版社,1944 年版,第5 页。。但是,内迁报纸遭受巨大的物质损失,技术、设备、人员都难以在短期内恢复,“元气损伤至重。战时大后方报纸,无不感受物质的匮乏”④赖光临:《中国新闻传播史》,台北:三民书局,1992 年版,第180 页。。抗战初期,中国报刊业最显著的变化,是外形的变化,规模从大变小,单位由小变多。所有这些原在大都市的大规模报纸,内迁之后,在印刷方面,都从轮转机退回到平板机,原来至少出两大张的,内迁后至多出一大张①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 年版,第406、407 页,第81 页。。“油墨是土制的,铅字是陈旧的,一切是落后得非常之远”②刘光炎:《抗战时期大后方新闻界追忆》,《报学》,1952 年第2 期。。由于纸张、油墨与印刷技术的限制,不少报人提出要大力减少报纸的篇幅,并认为至少有以下好处:“第一、篇幅少则没有余地来登无聊的社会新闻。第二、篇幅少则无聊的广告……可以不登。第三、篇幅少则编辑要精紧才能容纳多量的新闻。第四、篇幅少,则排印时间减少,出报时间可以提早,可以节省劳力。第五、篇幅少可以节省印刷材料。第六、篇幅少可以把出版的次数增多。第七、可以阅读方便。”③吴成编:《非常时期之报纸》,北京:中华书局,1937 年版,第48、49 页。而所谓单位由小变多,是因为内迁报纸鉴于局势危迫,多化整为零,转移至相对安全地区出版,出现一报多版现象,如《大公报》先后有天津版、上海版、汉口版、香港版、重庆版、桂林版,《中央日报》一路西迁长沙后,长沙《中央日报》于1938 年元旦出版,另一路向四川撤退,1938 年9 月1 日重庆《中央日报》出版,长沙版遂改为分版,此后,贵阳、昆明、广西、湖南、福建、安徽等地《中央日报》分版相继创设④蔡铭泽:《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1927-1949)》,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 年版,第196 页。。其他如《申报》《扫荡报》《新华日报》《阵中日报》等,都曾在异地出过分版。

抗战时期的报刊内迁,客观上改变了西部地区报刊落后的面貌。随着重庆作为战时报业中心地位的确立,许多报人和文艺界人士纷纷西迁,除了重庆以外,成都、昆明、桂林、贵阳、西安等地甚至西康的报刊,也呈现空前的发展⑤刘光炎:《抗战时期大后方新闻界追忆》,《报学》,1952 年第2 期。。抗战后四年,成都每日出版的报纸有《新新新闻》《华西日报》《成都快报》《新中国日报》《建国日报》《党军日报》《中央日报》《飞报》《华西晚报》《成都晚报》等十家。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新新新闻》日报的日发行量已经达到一万二千份,抗战期间,其日发行量曾高达二万二千余份⑥王伊洛:《〈新新新闻〉报史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8 年版,第140 页。。自从抗战以来,西部省份的报刊业发展迅速,云南的报纸不仅在质的方面已经进步,并且量的方面也一倍一倍的增加,“云南现有报纸二十二家,通讯社也有五个。贵阳有几家大的报纸,以垦荒的姿态出现在市场上……较之战前已是增加了一倍多了。抗战前,山西全省的报社,已经履行登记手续的只有八家,……现在已经调查确实经常出版而有名称、地址及负责人者,亦有六十种之多,这些报纸,只有少数是用铅印,大部分都是用石印或油印,内容活跃新颖”⑦程其恒编著:《战时中国报业》,桂林:铭真出版社,1944 年版,第78、81、108 页,第81 页。。这些例子说明,由于国民政府的内迁,西部地区所受战争破坏较少,报刊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西部地区报业不仅在技术、人才、设备方面得到西迁报刊的支持,而且在办报理念上也有明显的进步。以昆明为例,当地的报纸,向来不到十时不出报,但自从《南京朝报》去后,各报竞争起见,发行就提早了。昆明《中央日报》创刊,各报更从增加专栏与改良版面上着手,表现了长足的进步。贵阳的报纸,因地瘠民贫,向不进步,但自贵阳《中央日报》出版后,各报就搜求人才,以求竞存,《贵阳日报》《力报》,都大加改良,《力报》在言论上、采访上、战地通讯上,均采新型作风,尤为可贵。至于广西,则桂林《中央日报》创办较迟,桂林的《广西日报》,在很早时间,就扩大版面,刷新内容,并到重庆征稿,所以《广西日报》,一度非常活跃⑧刘光炎:《抗战时期大后方新闻界追忆》,《报学》,1952 年第2 期。。内迁的报纸,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内地城市的阅读风气。如贵阳战前只有报纸六家,通讯社三个,无论在数量上或是质量上,都是十分贫乏的。1936年,《黔风报》的编辑曾经很慨叹地写道:“‘我们这里,不只有不读报的学生,而且还有着不读报的老师’。到了抗战四年以后的今日,不看报的人自然还是有的,不过他们大都住在很偏僻的地方,至于城市里的教师、学生以及商民们,却都渐渐养成看报的习惯了。”⑨程其恒编著:《战时中国报业》,桂林:铭真出版社,1944 年版,第78、81、108 页,第81 页。在西安,《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宣传抗战、民主、团结、进步,是西北国民党统治区惟一进步的大型报纸,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其销路之广,影响之大,压倒国民党在西北的一切报纸⑩《关梦觉自述》,高增德,丁东边:《世纪学人自述》(第4 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 年版,第310 页。。

总体上看,由于得到大量内迁的设备、人才、资金的支持,西部地区的报刊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从全国范围看,报刊的空间布局仍然存在很大差异,1941 年,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统计了全国478 种报刊,其地区分布见表1:

表1 全国报社简明调查表(1941 年11 月)⑪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编印:《全国报社通讯社动态一览》,1941 年11 月,油印本,第1 页。

值得注意的是,上表中将重要市县单独列出,这些重要市县,主要是当时国统区的重要城市,其中以中西部的大城市为主,这些城市是当时国统区的报业中心,在数量上虽然只有83 家,但就其发行量和影响而言,在全国报刊业中居于主导地位。具体数量和分布见表2:

表2 重要市县报社数量分布表①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编印:《全国报社通讯社动态一览》,1941 年11 月,油印本,第2 页。

除了国统区之外,沦陷区和抗日根据地出版了大量的报刊,尤其是小型报刊增加较快,包括地方报、战地报和敌后报。这些报纸大多是油印报。以浙江的杂志为例,浙江省图书杂志审查处于1938 年12 月开始,连续进行了五次调查,其杂志社概况见表3:

表3 浙江战时杂志社概况调查表②浙江省图书杂志审查处编印:《浙江战时出版事业概况》,油印版,1945 年7 月,第34—68 页。

至于报纸,抗战后不到两年的功夫,浙江都有大小一百八十五家报纸,几乎每县却有了地方报,其中有三分之二是小型油印报③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 年版,第408 页。。这类油印报纸,是在沦陷区出刊,由文化工作人员凭仗一架自制的短波收音机,收听抄录后方中央电台的新闻广播,编写油印,内容除新闻外兼有副刊,由乡人小贩暗中传送,各沦陷区同类型的油印报相当普遍④赖光临:《中国新闻传播史》,台北:三民书局,1992 年版,第183 页。。又如,天津失陷以后,油印报的产生地是天津租界,先只有一种,其后却有好多种⑤程其恒编著:《战时中国报业》,桂林:铭真出版社,1944 年版,第97 页。。而抗日根据地的油印报最为流行,在抗战时期,仅冀中区公开出版的报刊,据已知材料,共约200 种⑥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 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579 页。,其中绝大多数是油印报和石印报。在八路军、新四军中,基层部队创办的油印报纸数量更多。油印报刊简单快捷、经济实用,虽然在质量上无法与铅印大报相比。但它能够深入基层、深入民众,在抗战时期发挥了重要的新闻传播与舆论引导作用。

二、国统区报刊的发行与影响

抗战时期,中国报业虽然遭受惨重损失,但国民政府对新闻事业颇为重视。1943 年4 月,行政院颁布的《非常时期报社通讯社杂志社登记管理暂行办法》指出,报社、通讯社之设立分布,要严格遵守如下规定:“一、在人口五十万以上之省政府或市政府所在地及其近郊地区,以报社五家、通讯社三家为原则,逾额得限制增设。二、在人口未满五十万之省政府或市政府所在地及其近郊地区,以报社三家、通讯社二家为原则,逾额得限制增设。三、在前二款以外之重要城市,以报社二家、通讯社一家为原则,逾额得限制增设。四、在县政府所设治局所在地,以有报社一家为原则。”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 辑第2 编·文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408、409 页。实行城市报刊限额制度,虽然不利于报刊数量的增长,但在客观上为报刊的空间布局提供了依据,有利于报刊集中经营,扩大规模和影响。

广大新闻工作者克服经费、技术、纸张、人员等方面的困难,同艰克难,报刊在西迁的过程中,除了外形上从大变小、由少变多之外,同时表现在本质上的变化则是,意志集中,言论统一,战讯新闻增加,社会新闻减少①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 年版,第412 页。。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导向下,许多报刊始终将团结抗战作为宣传的宗旨。如《抗战三日刊》的创刊号就指出:

在这民族抗战的紧急时期,本刊的任务在一方面是要对直接间接和抗战有关的国内和国际的形势,作有系统的分析和报道,显现其重要意义和相互间的关系;在又一方面是要反映大众在抗战期间的迫切要求,并贡献我们观察时论所得的结果以供国人的参考。……本刊为便于读者记忆起见,每逢三六九发行,……本刊内容力求适合抗战紧急时期的需要,希望作家和读者多多赐教。②《编辑室》,《抗战三日刊》第1 号,1937 年8 月19 日第1 页。

作为新闻学研究的专业刊物,《新闻学季刊》在1939年的创刊号中对抗战时期的新闻学研究任务作了明确的指向:

况值此抗战建国时期,新闻界之努力与否,努力途径之正确与否,直接为决定抗建工作成败之重要力量。精神动员,既较人力动员与物力动员为重要,而肩负精神动员之重任者为新闻界。如何使新闻事业之质量数量增加,如何解决此时此地新闻界所遇之特殊困难,如何集中意志与力量,如何图于最后胜利有所贡献,如何为来日之报业,植一新的基础,如何将旧日新闻界之劣根,彻底拨去,发挥宣传效能,扩大领导范围,凡此诸端,均急待报界之共同讨论,共同研究,而新闻学之定期刊物尚矣。③《发刊辞》,《新闻学季刊》创刊号,1939 年11 月20 日第1 页。

同仇敌忾,同舟共济,激发国民的抗战精神,鼓舞国民的抗战士气,成为抗战时期报刊的精神支柱。尽管经常遭遇意想不到的困难甚至生命危险,但奋斗在“报刊救国”前线的报人们,始终克服各种困难,千方百计保证报刊的出版和发行,为读者提供精神食粮。如《读者文摘》在创刊号中指出:“我们所愿做的,是传播新知识的工作。我们将尽棉力之所及,搜罗国内国外各种新出版的重要书报,采录其精华,不论直接译述或间接摘录,介绍给读者。”④《创刊致辞》,《读者文摘》创刊号,1941 年9 月10 日第1 页。又如在武汉保卫战结束的当天,“武汉《扫荡报》同人于当日清晨一份报纸编印完毕,并张贴通衢后,始随最后撤退之国军部队,以悲壮沉痛的情绪,撤出武汉市区,距敌军之进入武汉市区,仅一小时。”⑤戴丰:《〈扫荡报〉小史》,《报学》1960 年第7 期。尽管在发行方面,由于全国性大报都普遍减少了版面,注重刊登战事新闻和国际新闻,报刊的特色不太突出。加上交通不便,运送极为困难,报纸发行受到很大制约。但经过广大报人和发行人员的努力,报刊销量有一定起色。如抗战发动以后,阅报者突增,《福建民报》早刊,销到一万多份⑥程其恒编著:《战时中国报业》,桂林:铭真出版社,1944 年版,第94 页。。据统计,1944 年,全国报纸每日总销数约两百五十万份,单家报纸发行额,最高六万份,普通数千份,万份以上的很少⑦转引自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 年版,第410 页。。但是,抗战时期出版的大量油印、石印刊物,很难进行具体统计,实际上的发行数,应该会高一些。尤其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所创办的报刊,基本在军队内部发行,外界所知不多,事实上,军队报刊有严密的组织和发行系统,在军事化管制下,发行量有一定保障,如国民党第十战区政治部统计了1945 年该战区军办报刊发行数量为:“《阵中日报》5 万份,《阵中周刊》6.2 万份,《阵中三日刊》4 万份,《中原日报》2 万份,合计17.2 万份。”⑧《军办报纸发行数量统计表》,《第十战区政治部三十四年年刊》,1946 年铅印本,第97 页。仅仅一个战区便有如此多的报刊,可见军队系统报刊发行量颇为可观。此类军办报刊,在各类报刊发行量的统计中,基本没有列入。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进步社团为了满足民众对书报阅读的需求,克服种种困难,成立书报合作社或书报供应所,为战时民众提供书报购买、邮寄、阅读等方面的服务。如浙江书报供给合作社的公告称:“我们为了满足广大群众和合作同志这种饥渴的要求,因此,来发起建立‘浙江省书报供给合作社’。我们伸出‘友爱’、‘互助’的手,热烈的期望大家来参加。”⑨《浙江省书报供给合作社缘起》,《合作前锋》,1938 年第5 期。武汉战时书报供应所对抗战初期书报供应不平衡的问题有深刻了解,“一方面前方将士和内地民众咸感‘文化食粮’之恐慌……另一方面书报却大量囤积于都市,有臃肿之虞”⑩维特:《介绍战时书报供应所》,《战时教育》,第2 卷第10 期,第9 页。1938 年5 月5 日。。而该所成立的目的就是为前方将士和内地民众提供廉价的书报,并号召社会各界为前方将士捐献书报。遗憾的是,随着报刊的内迁,此类战时书报供应社很少见诸报道。

抗战时期,国民党党报得到快速发展,国民党中央及其宣传部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如划拨充裕的经费,统一编发新闻稿件,动员各级党政机关为党报提供一切便利。国民党中央直辖党报由战前的9 家发展为1944 年的18 家,其中16 家每日销量总计为8.28 万份。至于国统区的412 种地方党报,铅印的130 种,石印的184 种,油印的98 种①参见蔡铭泽:《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1927—1949)》,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 年版,第201-203 页。。发行量一般在几百到数千份之间。在抗战时期,由于逐步失去了北平、上海、南京、天津等大都市的读者资源,报刊的发行量受到极大影响。即便是国民党所依赖的重要市县,其报刊发行量也与抗战前有很大差距,如长沙大火以前的湖南新闻事业,“是畸形地集中于长沙一地,仅仅是日报,便有十余家,在这十余家日报中,能够销报万份左右的,却只有《中央》《大公》《通俗》三家,普通仅能销到一二千份,有些简直无法维持,只能销到几百份,可是在湖南有广大乡村的民众不能见到报纸。”②程其恒编著:《战时中国报业》,桂林:铭真出版社,1944 年版,第71 页。当时湖南北部很少有报刊发行,历史学家吴相湘回忆他1944 年在老家常德创办一份四开的《民治报》时说:“在当时湘北鄂南赣东是惟一的铅印报纸。美军在太平洋的胜利,罗斯福总统逝世,德国投降等新消息都是这一《民治报》传播给敌后的民众。”③吴相湘:《三生有幸》,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版,第3 页。

1941 年,战时新闻调查局统计的重要市县报刊的发行量,《大公报》居第一,为2.1 万份,一些重要市县的报刊有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具体数据见表4:

表4 重要市县报刊调查表 ④商震:《全国报社通讯社动态一览》(1941 年11 月),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编印(铅印本),第4-9 页。这里主要节录重庆、成都、西安、洛阳、长沙的报刊及发行量,其他城市从略。

《新华日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在国统区出版长达9 年1 个月零18 天。《新华日报》针对国统区的实际,正确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传播到人民群众中去,始终坚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为中共在国统区赢得了民心,教育了不止一代人①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 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481 页。。上表统计《新华日报》的发行量为1.2万份,可能对该报在在抗日根据地的发行量缺乏具体的统计,事实上,《新华日报》在抗日根据地军民中的发行渠道较为畅通,中共中央对各级党组织阅读《新华日报》有具体的要求,在抗日根据地军民中有着重要影响。

尽管当时发行量超过一万份的报纸不多,但在1941 年之后,地方报刊有了较大发展。报刊的分布范围较为广泛,渗透到广大乡村地区,以浙江为例,1940 年12 月调查全省报社共76 家,“计杭属十家,嘉属三家,湖属二家,宁属七家,绍属七家,台属十一家,金属七家,衢属四家,严属六家,温属七家,处属十二家”②浙江省图书杂志审查处编印:《浙江战时出版事业概况》,1945 年7 月油印版,第68-72 页。。除了《东南日报》《正报》之外,大部分地方报纸的发行量在2,000 份之内,发行在500 份以下的县级报纸占有较高比例。这一方面说明战时交通阻隔,民不聊生,报刊发行存在诸多困难;另一方面也表明战争使许多报人在艰难中沉入乡村社会,利用有限的设备,克服种种困难,坚持在各地创办小型报纸,积极传播战时新闻,在艰难的时局中为抗战救国而努力,使边远地区的民众有更多的机会体验到战时报刊的温度和情怀。

抗战后,一些爱国民主人士通过创办通俗报刊,积极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如李敷仁、武伯纶、郑伯奇等十二人于1937 年11 月12 日在西安创办《老百姓报》,主张“要先替老百姓说话,后叫老百姓说话”,注意使用方言、民谣,联系农民生活,强调“文字要统一,一人读报,众人都能听懂才成”③李敷仁:《抗战二年的〈老百姓〉报》,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陕西抗战史料选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 年版,第1021、1022 页。。报纸发行后,颇受欢迎。在创办一周年之际,便“发行万份左右”,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有着广泛的影响。陶行知曾请求该报代销《战时教育》。他写信给邹韬奋说:“西安《老百姓报》为一民众刊物,文字通俗,销路很广。主持人李敷仁先生为人可靠,拟代销《战时教育》五十份,不过销不完要求退。”④陶行知:《〈战时教育〉代销事薇致邹韬奋》(1939 年12 月16 日),《陶行知全集》第8 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60 页。这说明《老百姓报》在当地颇有市场。

一些报刊在内迁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抗战救国的使命,竭力推动报刊发行。如上海淞沪会战后,《救亡日报》于1937 年8 月24 日创刊。“这张报纸一出版,由于坚持团结抗日的旗帜和方向,有精辟的战局分析和实际的战地采访,不讲假话,把真实的战况报告给人民群众,而且把日本占领上海后可能发生的祸害告诉大家,希望人民群众有一定的精神准备,因此,《救亡日报》尽管处境困难,每天仍能销到一千份以上,最多的时候能销到三千五百多份”⑤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6 年版,第261 页。。之后,《救亡日报》于1938 年迁至广州出版,夏衍回忆:“当时广州有大小报纸十多份,而《救亡日报》又是知识分子看的报纸,因此销路不广。《救亡日报》在许多报纸相继停刊,连长堤一带的报贩都已经很难找到的时候,还是坚持每天出版。我们动员了全体工作人员亲自上街卖报,直到二十一日日寇逼近广州东区时。”迁移至桂林后,《救亡日报》克服资金、纸张、印刷等方面的困难,积极宣传抗战,团结社会各界人士。“到一九三九年底,《救亡日报》发行数接近了八千大关,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奇迹”⑥夏衍:《夏衍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年版,第119、124-125、133 页。。夏衍等报人对抗战救国理念的坚守,是《救亡日报》在艰苦环境中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

同时,一些抗日民主人士在上海沦陷之后,将一些报刊迁移至大后方,根据抗战形势的变化,更改报刊名称,突出抗战救国的主题。如陶行知将《生活教育》改名为《战时教育》,加大战时的时政报道与团结抗战宣传,他利用各种社会网络推动《战时教育》的发行与传播。他多次写信给该刊的主编戴伯韬,对办刊方针和发行问题提出中肯意见,他说:“老在‘教育’圈里打转,《战时教育》半月刊会办成一个酸溜溜的教育杂志。我们希望有时跑到圈外来看看,甚至于要坐一只飞机,飞出圈子,在高处远处往下看看,对着四面八方看看,这样才能把《战时教育》办好。”⑦陶行知:《〈战时教育〉半月刊方针—致戴伯韬》,《战时教育》,1939 年4 期,1939 年12 月25 日。有位叫张禹平的读者很久没有收阅《战时教育》,陶行知亲自写信向戴伯韬过问:“据他说,曾订了半年的《战时教育》,可是一期也未收到。望你向生活书店查一查,他的通信处是开县东街王永兴转张禹平。此人好学,倘没有下落,即由社送他一份。”⑧陶行知:《请为张禹平先生查找〈战时教育〉—致戴伯韬》(1940 年1 月15 日),《陶行知全集》第8 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 年版,第583 页。而对于该刊的具体发行事务,陶行知也经常过问。如他对代理订阅该刊的刘琼瑶说:“订阅《战时教育》之社员名单已收到无误,惟自五卷一期至五卷六期因出刊已久,再订颇为困难……优待社员办法,书店只允八折,再交涉。能否达到六折,尚未可知。”⑨陶行知:《关于订阅〈战时教育〉事宜—致刘琼瑶》(1940 年2 月20 日),《陶行知全集》第8 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 年版,第635 页。同时,他还写信给友人殷金陵,委托他代为发行。他说:“寄上《战时教育》社员名单,见信后望能到生活书店,将《战教》从五卷一期到六期搜集数份,一份烦您送交曾家岩求精中学高级妇女干部训练班,一份寄交福建三元公务人员训练班王江山先生转刘琼瑶。”①《请送〈战时教育〉给妇女干部训练班薇致殷金陵》(1940 年2 月20 日),《陶行知全集》第8 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 年版,第636 页。作为文化名人,陶行知的日常工作极为繁忙,但他始终坚持读者至上的办刊方针,为该刊的发行尽心尽力,体现出他对这份刊物的高度重视。

在国统区,中共各级党组织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创办油印报刊,宣传党的政策,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如1939 年,李欣在东北军112 师667 团担任党的宣传工作,他回忆:“我们还在团部办起了名为《火线下》的油印小报,由郭虹隽任主编,王希坚任编辑……《火线下》的文章短小精悍,出得及时,有消息,有评论,有表扬,有批评。主编郭虹隽是北平的大学生……此时,112 师各单位都有我党掌握的油印小报,667 团的叫《火线下》,668团的叫《火炬》,671 团的叫《火光》,672 团的叫《火焰》,师部的叫《火把》,为党的工作在全师范围铺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②李欣口述,许建中整理:《李欣口述自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 年版,第145 页。此类油印小报发挥了其短小、灵活、通俗的特点,深入基层部队和党组织当中,为广大基层干部和战士所喜闻乐见。

三、抗日根据地的报刊发行与影响

抗战爆发之后,中国共产党特别注重报刊的舆论宣传作用,除了在国统区创办《新华日报》之外,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创办了大量报刊。在“全党办报”的政策导向下,党中央十分重视党报的发行问题。1938 年4月2 日,《中央关于党报问题给地方党的指示》中指出:

在今天新的条件之下,党已经建立全国性的党报和杂志,因此必须纠正过去那种观念,使每个同志应当重视党报,读党报,讨论党报上的重要论文。党报正是反映党的一切政策,今后地方党部必须根据党报、杂志上重要负责同志的论文当作党的政策和党的工作方针来研究。在党报上下列几种论文:

(一)新华日报的社论;(二)新华日报、解放、群众上中央政治局负责同志的文章,必须在支部及各级委员会上讨论和研究。③《中央关于党报问题给地方党的指示》(1938 年4 月2 日),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4)》[抗日战争时期(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32 页。

这表明,中共中央将全党办报与全党读报有机地结合起来,尤其是将《新华日报》《解放》《群众》等全国性报刊作为传达贯彻中央精神的重要媒介,为了进一步在边区建立发行与通讯网络,中央书记处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延安市的党、政、军、民、学各机关须由党支部指定一定数量的同志担任《新中华报》通讯员。通讯员之责任在于:“(一)按时(至少一月一次)将各单位之工作,学习,生产,生活等情形写成通讯或论文送交新中华报;(二)在各单位中帮助新中华报,解放,军政杂志及新华日报之发行工作;(三)发起和组织各单位中之新中华或解放、军政杂志之读者会工作(或党报读者会薇即包括新中华报、解放、军政杂志、新华日报等)。”④《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新中华报〉的边区通讯网问题的通知》(1939 年3 月11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年版,第87 页。中央书记处对通讯员的工作要求,不仅仅是为党报写稿,还要负责发行和组织读者会,起到联系党报与党组织的中介作用。而对于党员而言,学习党报是一项政治任务,因此推广和发行党报便是每个支部、每个党员的责任。为了加强党的出版物的发行,中共中央于1939 年3 月22 日专门下发通知,指出:

为了适当的散发、分配与推销党的各种出版物,统一对于各种发行机关的领导,打破各地顽固分子对于本党出版物的查禁与封锁,研究各种发行工作的经验,中央特决定:

(一)从中央起至县委止一律设立发行部,必要时区委亦应设立发行部,支部委员会设发行干事,地委以上发行部除部长及必要的干事外,得依工作的需要,设立巡视员若干人。

(二)发行部下有必要时可成立发行委员会,吸收各种发行机关的负责同志参加,以发行部长为主任,经常讨论发行工作中的各种问题。

(三)各级党委应动员一批有发行工作经验的同志担任发行工作,并注意于培养此类发行工作的干部,不宜轻易调动他们的工作,以求得专门化的熟练。

(四)发行部应与在本党领导下的各种交通机关的负责同志取得密切联系,后者在接到发行部交来的出版物后,应尽量保证党的刊物的迅速传递。

(五)各级发行部应依照各种不同的环境,建立公开的,半公开的或秘密的发行网。

(六)各级发行部直接受同级党委之领导,但上级发行部应经常给下级发行部以工作上的指示,检查其工作,下级则应经常给上级做工作报告。⑤《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发行部的通知》(1939 年3 月22 日),《中国报刊发行史料》编辑组:《中国报刊发行史料》(第1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 年版,第3、4 页。这实际上从组织与管理上为发行部的建设进行了具体规定,确保党的出版物能够通过党组织的发行网络,送达基层党员手中,从而进一步保证了党报发行制度的执行。这就为基层党员的读报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为了将发行和读报活动结合起来,还需要从党性上认识读报的重要性,推动党员积极读报。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在1939 年5 月30 日发表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中指出:“文化程度低的党员,首先要长期的进行识字与读书读报的工作,以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只有文化程度的提高才能求得政治上的更加进步。”①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1939 年5 月30 日),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4)》[抗日战争时期(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77 页。读报是党员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党员提高文化水平的重要途径。针对各抗日根据地的国民教育活动,中央不仅要求各乡村小学,“组织各种识字组、大众黑板、读报、演讲、娱乐体育、壁报、戏剧等一切适合于民众需要及为民众所喜欢参加的活动”。还要求“各种报纸、杂志,应经常披露国民教育的消息与材料,并加以指导与帮助。可能时,应专办推广国民教育的刊物与报纸”②《中央关于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的指示》(1940 年3 月18 日),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4)》[抗日战争时期(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151、152 页。。中共中央非常注重报刊的大众化,努力为普通民众服务,提出:“各地党报的文字,应力求通俗简洁,不仅使一般干部容易看懂,而且使稍有文化的群众也可以看。通俗简洁的标准,就是要使那些识字不多而稍有政治知识的人们听了别人读报后,也能够懂得其意思。”③《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1942 年3 月16 日),《解放日报》,1942 年4 月1 日第2 版。而对于干部教育,中共中央也十分重视报刊作为政治教材的作用。如《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指出:“在学校政治教材方面,应该充分利用《解放日报》、中央文件及中央各部委出版的材料书。”④《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解放日报》,1941 年12 月20 日第1 版。同时,中共中央还将报刊发行作为发展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要求各根据地“要注意组织报纸刊物书籍的发行工作,要有专门的运输机关与运输掩护部队,要把运输文化粮食看到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⑤《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1940 年9 月10 日),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四)》[抗日战争时期(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199 页。。张闻天在《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高》一文中指出:“报纸、刊物、书籍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锐利的武器,党应当善于充分的利用这些武器。办报、办刊物、出书籍应当成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中的最重要的任务。除了中央的机关报、机关杂志及出版机关外,各地方党应办地方的出版机关、报纸、杂志。除了出版马恩列斯的原著外,应大量出版中级读物、辅助读物以及各级的教科书,应当大量的印刷和发行各种革命的书报。”⑥张闻天:《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1941 年6 月20 日),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文集》第3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 年版,第107 页。邓拓也特别重视党报的发行,他指出:“目前我们的同志,应该普遍地重视党报,把关于党报的一切工作,当做党的生活和党的工作中的重要的环节之一,应该把发行党报当成为我们的‘基本引线’(列宁)之一。……我们必须详细根据党中央在全国所出版的各种公开的报纸杂志上重要的论文,如《新华日报》上的社论,《新华》《解放》《群众》上中央政治局负责同志的文章,在支部及各级党的委员会上讨论和研究。”⑦邓拓:《论党报与党的工作》(1938 年12 月24 日),《邓拓文集》第1 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 年版,第243、244 页。胡乔木则将党报视为党的教科书,对党的教育工作起到关键作用,他指出:“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而党报,就还是党的教科书。党报的每一个写作者、编辑者、校订者,就是党和人民所聘请的教师。”⑧胡乔木:《报纸是教科书》,《解放日报》,1943 年1 月26 日。可以说,中共中央和各级党委宣传部门的负责同志始终将党报的发行与传播作为各级党组织的重要任务和内容,将党报党刊视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开展政治学习,理论联系实际,反映群众生活的有力工具。

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事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延安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报刊业有所恢复,但除了《解放》周刊之外,其他报刊发行量并不高。《红色中华》改名《新中华报》出版之后的一段时间,使用油印,其副刊积压大量稿件,故刊发启事云:“本刊照之前的形式,因篇幅有限,编辑方面受极大的困难,许多文章不能登载,使读者们失望,因此自下期起改作《苏区文艺》,用本子式并定为周刊,字数亦略加多,内容更求充足,仍随《新中华报》发行。”⑨《本刊启事》,《新中华报》,1937 年2 月3 日副刊第2 版。1938 年10 月,国民政府对边区的文化事业进行了调查,统计延安的报刊及发行状况如下:

1.《新中华报》薇五日出版一小张,为边区政府机关报(铅印),每期一千份。

2.《边区儿童》薇十日刊,石印两小张,边区教育厅主办。

3.抗敌画报薇半日刊,石印一张,边区抗敌后援会编印。

4.抗敌小丛书薇边区抗敌后援会主编,现已出版五种。

5.街头诗薇不定期壁报,为文化界抗敌协会与鲁迅艺术学院合编,每期出十余份。

6.街头壁报薇每期毛笔缮写三、四张,不定期。

7.大众报薇街头壁报。

8.解放薇解放社出版,为中央理论刊物,每周铅印一大本,现出至五十三期。

9.文艺突[击]画薇文艺突击社编。

10.团结薇每月一期,铅印一小册,为中共边区党委刊物,现出至第九期。

11.我们的生活薇抗大政治部机关报,十日油印一张,现出至五十一期。

12.每日新闻薇为边区政府油印之扩播收音,内容多苏联电台消息。

13.路薇不定期诗刊,油印,鲁迅艺术学院编。

14.公安壁报薇延安市政府编,每期四五份,张贴延安街头。

15.木刻画报薇鲁迅艺术学院编,每期一份,张贴延安街头①《国民党关于边区文化教育事业状况的调查报告》(1938 年10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 辑第2 编·教育(1),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520 页。。

从整体上看,除了《新中华报》《解放》《团结》采用铅印出版之外,其他报刊多为油印、石印,还有不少街头壁报和手抄报,发行量最高的《新中华报》也不过一千份。但是,对于《解放》周刊,当时的调查语焉不详,《解放》周刊是抗战时期公开发行全国的党报。除延安外,还一度在各抗日根据地和山西、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重庆、西安等全国各大城市以及港澳地区进行翻印,每期的销售数量都十分可观。“《解放》周刊出版至第 10 期时销售就已经突破一万份,读者也遍布各党各派和各个阶层”②王峰:《延安时期前期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周刊考述》,《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6 期。。1938 年 5 月 17 日,任弼时在给共产国际的口头报告中提及:“我党出版的各种刊物,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地位。党中央出版的《解放》周报,销售到三万余份。”③任弼时:《任弼时选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202 页。这在当时已是很高的发行量。从1939 年到1941 年5 月《解放日报》创办,在这段时间内,中共创办了一批重要报刊,其中最重要的是《新中华报》的改组④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 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516 页。。另外,如《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青年》《中国妇女》《共产党人》《中国文化》等刊物,发行量整体上要低于《解放》周刊,如《八路军军政杂志》在军内主要以营以上领导干部为读者,代表共产党、八路军发表对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意见,发表对于抗日战争中军政建设的意见,并研究抗日战争的经验,报道前线将士英勇苦战的事迹和战绩。这本杂志是八路军总政治部的机关刊物,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对杂志很关心。这本杂志于1942 年3 月停刊,历时3 年零3 个月,共出版了4 卷39 期,每期约11—12 万字,发行约3000 份⑤郭化若:《郭化若回忆录》,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159—161 页。。

1940 年3 月25 日创办的《边区群众报》,作为大众读物,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先是十日刊,很快改为七日刊、五日刊,各地纷纷要求增加份数。……当时,在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陕甘宁边区,只有一百五十多万人口,《边区群众报》竟然发行到一万多份。可说是一个奇迹”⑥胡绩伟:《青春岁月:胡绩伟自述》,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174—175 页,第175 页。。1940 年11 月30 日,毛泽东给延安大众读物社社长周文写信说:“群众报及《大众习作》第二期都看了,你的工作是有意义有成绩的,我们都非常高兴。”⑦毛泽东:《致周文》,《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165 页。由于该报发行量大,普遍深入到各乡村,在传播时事新闻和宣传政治政策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共产党边区中央局很快就明确确定其为党委的机关报。1941 年5 月,边区中央局改为西北中央局,《边区群众报》自然成为西北局的机关报⑧胡绩伟:《青春岁月:胡绩伟自述》,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174—175 页,第175 页。。

经过抗战后三年多的发展,延安的报刊发行有较大的进步。1940 年12 月7 日,马千里参观陕甘宁边区印刷所后记载:“它是边区新文化的产院。……《新华日报》每日印六千张,《每日新闻》印四千张,还印刷大量的书刊、杂志。”这大致反映了延安出版业的现状。1941 年3 月3日,马千里到延安文化沟俱乐部参观报纸展览,他在日记中写道:“此间陈列着八百余种报刊、杂志。延安好学不仅仅限于学生,它是一个庞大的学习机体,任何场所,任何角落都充满了昂扬的学习热潮。”⑨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整理:《峥嵘岁月:马千里抗战日记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版,第287、334 页。这说明,延安广大干部群众对报刊的学习非常重视,当时敌后各根据地出版的各类报刊也蔚为大观。

从1941 年开始,由于抗日根据地遭到严重困难,为了实行精兵简政,许多报刊停办。延安只保留了《解放日报》和《边区群众报》。由于条件的限制,《解放日报》于每日下午四时才能出版,到出报的时候,各中央首长和中央机关的通讯员到清凉山下中央印刷厂的收发室领取,报纸送达延安各单位的时间在晚上七时左右。报纸初创时,发行科的业务尚未开展,暂时委托延安北门外的新华书店,办理外埠邮购业务。为方便往来商贾和过延旅客阅读报纸,报社在延安市场口和文化沟两处特设“卖报员”,每日下午五时左右在这两个地方叫卖零售⑩王敬主编:《延安〈解放日报〉史》,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年版,第19 页。。1942年4 月后,随着《解放日报》在版面、社论、新闻报道、副刊的全面改革,其在宣传报道方面的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影响力进一步扩大。《解放日报》改版后,作为读者的马千里对该报的变化有着直接的观感。他在1942 年4 月2日的日记中记载:“整风收效,立竿见影。《解放日报》的编排上换了新貌,内容充实活泼,使人看后印象极深。”①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整理:《峥嵘岁月:马千里抗战日记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版,第480 页。

抗战时期,各敌后根据地的一些报刊编辑人员缺乏办报经验,一些从上海等大城市来的作家则具有较为丰富的办报经历。如萧军于1940 年到达延安之后,便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重视,萧军不仅经常给延安的文艺刊物写稿,而且就如何办报问题,与编辑通信,交流办报经验。他在写给轻骑队壁报的信中指出办壁报有三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态度;二、方向;三、编排。”②萧军:《致轻骑队壁报》,《萧军全集》(第17 卷·书信),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年年版,第3 页。

为了推广报刊发行,积极发动群众读报,陕甘宁边区特别重视报刊的通俗化与大众化,在广大农村广泛设立读报组,推动报纸下乡工作。1944 年11 月,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对农村读报工作作出了具体安排,要求报纸能够增加份数和加速发行。指出:“纸厂及其主管部门应从各方面努力增加报纸的产量,以便各种报纸能够按照需要与可能增加份数,并以分区及县为单位,统一筹划调剂,保证每个读报组、通讯组、黑板报编委会都有它所需要的报纸,在发行方面,政府主管部门应努力加强边区各地通讯站的效率,各县均应建立负责的发行登记制度,并负责规定县区乡报纸的运送办法,以便加强由县到区乡的发行速度。”③《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关于发展群众读报办报与通讯工作的决议》(1944 年11 月16 日,边区文教大会通过,边区二届二次参议会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年版,第169 页。

在抗战中,各抗日根据地经济困难、战争频繁、交通不便,报刊的发行遇到很多困难。但是,由于中共中央特别重视党报的发行,鼓励各报社建立通讯员和交通员制度,加强对交通员的培训。如邓拓回忆《晋察冀日报》发行工作时指出:“过去报社交通员七十多人,几乎全数是经过区党委动员来的,为了改正发行工作的缺点并开展发行工作起见,分局在1940 年曾经召开过短期发行人员训练班,训练了不少发行干部,今天坚持各地发行工作的通知,也大都是这一时期训练出来的。……我们的发行工作是依靠群众来发展起来的,依靠着广大群众对报纸的爱护,才能使我们的报纸传递到读者的手里,最初我们还没有建立发行组织时,完全是依靠群众沿村转送的办法把报纸送出的,由此可见如果没有群众的依靠,报纸的运送将是不可能的。”④邓拓:《晋察冀日报五年来发行工作的回顾》(1942 年12 月11 日),《中国报刊发行史料》编辑组:《中国报刊发行史料》(第一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 年版,第330、331 页。遵照党的指示,走群众路线,是党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1940 年下半年,报社健全了发行科,增加了交通人员,并在各分区建立了分社,负责新闻采访和报纸的发行工作,中共北岳区党委还帮助在灵寿漫山、阜平马棚和行唐口头建立了报刊转送站,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报纸的发行份数有了很大增长,从1940 年上半年,报纸由三日刊改为隔日刊,每期印发六千至一万份,而且出版的书刊种类和数量也不断增加。1940 年下半年,由于报纸的新闻宣传报道进一步提高和改进,报纸的发行数量又有了迅速增长,最高已发行到两万一千份⑤赵国臣、吴述俭:《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日报〉的发行工作》,《中国报刊发行史料》编辑组:《中国报刊发行史料》(第1 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 年版,第359 页。。“其中北岳区1.82 万份,冀中区2200 份,冀热察区800 份,晋东南(北方局及晋冀豫)200 份,延安(党中央)60份,大后方34 份”⑥参见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编:《晋察冀日报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583 页。。

1942 年2 月,中共山东分局成立了山东战时邮务总局,通过战时邮局的努力,《大众日报》形成了三条主要交通干线,还把报纸送到了延安。当时延安的中央图书馆管理员看到人们对敌后报纸爱不释手,曾要求《大众日报》除每期寄50 份外,再增寄些合订本⑦赵志刚:《把党报送到人民手中》,大众日报社报史编篡委员会编:《大众日报回忆录》第1 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111 页。。《大众日报》自1943 年党报发行工作与邮局交通工作实行一元化后,在分局的直接领导下,发行工作有了很大的开展,在工作上有一定的规律性,使交通、发行工作得到了密切的配合,使这一工作逐渐走上巩固阶段,“1943 年1 月—1944 年5月共出版180 期,共付印报纸3,337,260 份,共发行数3,324,060 份,因(另)有合订本13,200 份”⑧《1943-1944 年山东战邮的发行工作》(1944 年8 月15 日),《中国报刊发行史料》编辑组:《中国报刊发行史料》(第1 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 年版,第343 页。。从发行范围看,主要集中在本省的滨海、鲁中、鲁南地区,华中地区的淮海也有一定的发行量,具体情况如表5。

表5 《大众日报》发行概况统计表①《1943-1944 年山东战邮的发行工作》(1944 年8 月15 日),《中国报刊发行史料》编辑组:《中国报刊发行史料》(第1 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 年版,第342-343 页,第343 页。

除了《大众日报》之外,山东抗日根据地还创办了不少地方报纸,如中共胶东特委主办的《大众报》自1938 年8 月出版后不久,就获得广大人民的喜爱。不到半年功夫,《大众报》就推销到一万三四千份,打破战前山东任何报纸的记录⑨致平:《我与大众报》,烟台日报社编:《战火中的胶东报坛》(内部发行),烟台日报印刷厂1988 年印刷,第7 页。。大众报社还印刷胶东文协、胶东青联主编的一些刊物,如《文化防线》《胶东大众》《胶东文艺》《大众戏剧》《农村戏剧集》《大众歌曲集》,还为军队印刷《前线报》《胶东画报》、军用地图和大量的宣传品②王人三:《胶东〈大众报〉的特点》,烟台日报社编:《战火中的胶东报坛》(内部发行),烟台日报印刷厂1988 年印刷,第16 页。。《群力报》是一份通俗性的农民报纸,发行的地区只在胶东十几个县的老区,最多时发行到八万多份。许多村庄都订几十份,有的村订到上百份,小报上登的事,人民互相传播,常常是家喻户晓。这些情况反映了这张小报的广泛群众性③宫策:《一张群众喜爱的通俗报纸》,《战火中的胶东报坛》(内部发行),烟台日报印刷厂1988 年印刷,第273、274页。。这些报刊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发行工作,深入敌后,深入乡村,努力贯彻全党办报、全民办报的方针,1943 年至1944 年,山东抗日根据地各地报纸的发行量有了很大提高。具体情况见表6:

表6 各战略地方报纸发行份数统计表④《1943-1944 年山东战邮的发行工作》(1944 年8 月15 日),《中国报刊发行史料》编辑组:《中国报刊发行史料》(第1 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 年版,第342-343 页,第343 页。

其他抗日根据地也出版了不少报刊,如晋绥抗日根据地出版的《抗战日报》,坚持地方化的方针,从多方面满足当地群众的实际需要。《晋西大众报》注重地方化、通俗化、杂志化,新闻力求简练、具体、通俗、活泼。在晋绥根据地发行很广,发行量由原来的四五千份,最多增加到一万二千份⑤邵挺军:《〈晋绥大众报〉工作回忆》,《新闻研究资料》,1988 年总第44 辑,第24-30 页。。在晋察冀边区,《抗敌报》于1937 年12 月11日在阜平创办,它是群众的报纸,注重在群众中推广发行,邓拓在《抗敌报》出版五十期之际指出,我们当时已经在各部队、各机关、各团体、各学校、商店中得到了相当数量的读者,他们并不以我们报纸形式的简陋与内容的空虚见弃。十二期的革新之后,我们报纸的销数有了很大的增加。在我们的征求之下,定户已达千余,同时我们在边区各地也有不少的特约通讯员。自二十五期以来,我们的报纸,随着军区的扩展,而更广泛地流传开去。……在冀中平原上,我们得到了大量的读者,而在军区中心县份,我们的读者更是大大增加了⑥《〈抗敌报〉五十期的回顾与展望》(19386 月27 日),《邓拓文集》第1 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 年版,第236、237、238 页。。1941 年8 月1 日,冀鲁豫边区党委机关报《冀鲁豫日报》创办,由报社发行科负责发行。1942 年之后,发行科专门有交通员负责送报,送报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骡马和自行车,有时也肩挑背驮,徒步日行几十里或百多里。当时每期报纸大约印四五千份,在环境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完成这些报纸的发行任务是很不容易的⑦《冀鲁豫日报史》编委会编:《冀鲁豫日报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151 页。。在各级党委的高度重视下,《冀鲁豫日报》发行到边区70 余县的广大农村,在广泛的读者群众中,受到热烈的欢迎,有着相当高的声音⑧周川:《冀鲁豫日报在农村》,《冀鲁豫日报史》编委会:《冀鲁豫日报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230 页。。抗战时期冀中区、专区、县三级都有报纸,除了各级党委的机关报外,还有政府、军队和抗日群众团体的报刊,达到262 种。冀中区党委要求,对于地方党报,争取做到小村一二份,中村二三份,大村三五份。实事求是提高报纸质量和缩短发行过程①杜敬编:《冀中报刊史料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年版,第1、90 页。。

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初创时期,新四军于1938 年5 月1 日创办了《抗敌报》,这是当时共产党在东南地区的主要报纸之一,《抗敌报》在新四军中享有很好的声誉,干部战士把它当作“自修大学校”“很好的教师”,并作为“教育部队的教材”和“宣传材料”②王传寿主编:《烽火信使——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报刊研究》,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134页,第138、139 页。。该报1940 年5 月改为铅印4 开,由三日刊改为二日刊,期发行数由2000 多份增加到四五千份③参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 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597、598 页。。新四军淮北根据地出版的《拂晓报》,1939年由第一阶段的每期印刷300 份、500 份到第二阶段每期印刷1500 蒉2000 份,仍是供不应求。从10 月19 日第89期起,《拂晓增刊》第1 期二版随报发行,内容多为延安新华电台播发的社论等文章。此时报纸还邮寄至重庆、延安、西安、立煌(战时安徽临时省会,今金寨县)及华北根据地和阜阳等地,引起了社会人士的不断赞扬④王传寿主编:《烽火信使——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报刊研究》,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134页,第138、139 页。。据李欣回忆:“新四军四师彭雪枫那里出的《拂晓报》,好像拿到国际上去比赛还得了奖。《拂晓报》是用魏碑体的字体刻的。”⑤李欣口述,许建中整理:《李欣口述自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 年版,第141 页。《拂晓报》的刻印、排版、印刷都颇为讲究,作为油印报纸,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在淮南根据地,《新路东》报于1940 年12 初创刊。在《新路东》出油印版时,开始各期最多印300 份,为了把有限的报纸发到整个路东根据地,就实行分配法。首先保证本地区党、政、军、民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需要,然后逐级分配到县、区、乡,每乡最多摊到一份,发到驻乡工作干部手里组织读报。改为铅印报时,实行订阅,报社根据各单位需要数字发报,发行数剧增,每期约需1700—1800 份,……到1944 年4 月1日《新路东》改为《淮南日报》时,发行数达5000 份⑥沈文英、田野:《淮南日报简史》,《淮南抗日根据地党的喉舌——原〈淮南日报〉史料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年版,第20 页。。

事实上,在抗日根据地,数量最多的是部队官兵和基层党组织自办发行的油印报。油印报成本较低,印数不多,贴近基层官兵生活,正如萧向荣所言:“在目前交通极困难,后方书报难以适时甚至根本不可能送到前方及敌后方作战之部队的情况下,每一部队按照其战略任务之单位(如师,单独行动之旅及团或支队),自己出版一种油印的报纸,供给本部队阅读,是非常必要的。”⑦萧向荣:《部队中的课外工作》,《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 年第3 期,1939 年3 月15 日。以部队的编制为单位,创办油印报,可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为部队政治工作作出贡献。刘华清作为亲历者,回忆了129师政治部创办油印报的情况:

政治部编了一个刊物,刘伯承师长定名叫《抗日战场》,是油印件,就我们部里几个人负责编辑、刻印和分发。我们几个都算是红军中有文化的人,但也只是中小学的底子,较费力。后来地下党送来了几个大学生,对编杂志、写新闻电讯等起了大作用。

刘师长和邓政委对《抗日战场》很重视,他们还常在上面发表文章,谈游击战略战术问题,谈抗战形势和部队政治思想工作。……每期《抗日战场》上,我们都要转发毛主席、党中央的有关指示、文件⑧刘华清:《刘华清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 年版,第99 页。。

据不完全统计,到1938 年深秋,敌后山西铅印、石印和油印的大小报刊,总共有二百四五十种,杂志在一百种以上。其中大多数是油印报刊。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不仅油印技术提高很快,而且一般油印报纸,差不多都由单纯的消息报道,添加了社论、短评、通讯、战地文艺、漫画等,有的还出各种专刊或副刊。有的油印报还能用三四种不同的颜色套印⑨邵挺军辑录:《抗日战争时期山西报刊简介》,《新闻研究资料》,1985 年第4 辑,第183、184 页。。在晋绥边区,1944 年冬至1945 年春,出版的油印报,据不完全统计即有60 种,其中经常出版的地方报纸有24 种,部队油印报20 种。部队油印报的共有优点是有深入连队的通讯组织,报纸充分反映了战士的战斗生活。有许多粗通文字的战士写稿,并有一些英雄人物口述,别人代笔而成的文稿刊出⑩穆欣:《抗日烽火中的中国报业》,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 年版,第326-328 页。。在物资奇缺的抗战时期的鄂豫边区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原解放区,油印报很多,不少地委、县委、部队的旅、团,甚至乡的农救会也办有油印报纸。……鄂豫地区的各种油印小报,在抗日战争时期至少有26 种之多⑪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湖北日报社编:《楚天号角——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鄂豫边地区的革命报刊》,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100 页。。如《小消息》《大洪报》《新钟祥报》《先锋报》《学习》《七七报》《老百姓》《襄河报》《挺进报》等。这些油印报,因陋就简,大多面向基层群众和官兵,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稿件多来基层民众和官兵,直接反映根据地军民的真实生活情景,可读性较强,发行量从数十份到上千份不等,发行范围虽然不广,却能集中在基层部队和乡村集中传阅,体现小型报刊的灵活性、针对性和趣味性。

在敌后战场,部队的灵活性和机动性较强,出版油印报,不仅可以向根据地的军民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动广大民众支持抗战,还可以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社会各界人士。曾生在创建广东大岭山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就非常注重发挥油印报的宣传作用。他回忆:“一九四一年一月,由杜襟南主持办起一个油印小报,我提议名叫《大家团结》,先是十六开,登载从新闻电台收来的通讯以及我们撰写的短文,后来又改为八开,报纸出版以后,果然受到部队和党政部门的欢迎。……第五大队那边,王作尧同志也亲自抓新闻出版工作,三月份,他与曾经在马来西亚共产党办过油印小报的李征等几位同志一起,办起了一张油印的《新百姓》报,八开四版,每周一期,除供指战员阅读之外,还向各乡村群众发行,保安一带订阅这张报纸的也很多①曾生:《曾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 年版,第178、179 页。。由此可见,各类油印报虽然较为简陋,但它深入基层、深入干部群众,不仅缓解了敌后干部战士和基层群众的“信息饥渴”,还在传达党的政策、促进军民团结、宣传抗战事业、活跃文艺创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沦陷区及上海“孤岛”时期的报刊发行状况

对沦陷区报刊发行的研究存在诸多困难和疑虑。一是对沦陷区报刊数量难以统计,由于各地被日寇侵略时间不一,东北、华北、华中、华南沦陷区的报刊数量存在较大差异。伪满、汪伪政权及日寇对报刊缺乏具体的统计。二是沦陷区的报刊经常受到日寇的禁毁,有关创办与发行的资料较难查阅。还有不少秘密发行的报刊,已很难找到原件进行研究。三是对沦陷区报刊史的研究相对薄弱,尤其是对发行量的研究较为少见。但沦陷区的报刊基础条件较好,设备、技术相对先进,且形成了较大规模,发行范围较广,值得关注。

日本侵略者在它所占领的中国沦陷区实行新闻统制政策,将新闻事业置于其法西斯的军事管理之下。在东北,伪满洲国作为日本操纵的傀儡,于1938 年发布《通讯法》《新闻社法》《记者法》,时称“弘报三法”,规定通讯社、新闻社(即报馆)、新闻记者的全部活动,都由伪政府严格管理。伪满的报纸,绝大多数都是由日本人直接掌管。在华北,实际控制新闻界的是日军北支派遣军报道部和当地日本陆军特务机关,……华北地区最大的报纸北平《新民报》是劫夺《世界日报》资产改组而成的,日本人担任社长,北平的另一家较大的汉奸报纸《武德报》,也是日本人担任社长。……在华中、华南,日本侵略者主办过一些报纸,如上海的《新申报》、广州的《迅报》等。……沦陷区新闻界的爱国力量,奋勇抵制与反抗日伪的新闻统制。北平、天津等地,秘密出版了一批抗日报刊,如《纪事报》《练铁工》《自学》等②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 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609、610 页,第644 页。。据1940 年上半年的统计,敌伪在我十九省,就有一百三十九家报纸③彭革陈:《抗战期中敌我新闻动态》,《战时记者》,1940 年第6、7、8 期合刊,第6 页。。但这些敌伪报刊,往往颠倒黑白,宣传法西斯主义,沦为日军的宣传机器。以南京为例,1942 年汪伪政府主要的报纸有《中报》《国民日报》《京报》《南京晚报》《时代晚报》等。“掀开来观看,颇有落寂和衰老之感”④羡松:《南京的报纸》,《上海记者》,1942 年第3 期,第22 页。。除了敌伪创办的报刊之后,沦陷区各种抗日力量出版了大量油印报刊。这类油印报纸,由一些文化工作者创办,借助于电台和收音机,收听抄录广播新闻和其他新闻稿,并刊登地方新闻和文艺副刊,激发沦陷区民众的抗敌热情和爱国情怀。这些油印报纸散见各地,无法作正确的数字统计。据说单是华北就有两百多家⑤赖光临:《中国新闻传播史》,台北:三民书局,1992 年版,第184 页。。

上海沦为孤岛后,华文报纸相继停刊,其后,租界当局采中立政策,各报又恢复出版,不过,各报为避免敌人的干涉,纷纷取得有正义感外人的合作,用洋商的名义出版⑥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 年版,第423 页。。尤其是各种抗日报刊如《华美晚报》《大美晚报》《译报》《文汇报》等,而“孤岛”时期出版的各种文艺期刊则至少有252 种⑦王鹏飞:《“孤岛时期”文学期刊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6 年博士论文,第154-164 页。。1938 年,《文汇报》创刊后,由于宣传抗战,立场鲜明坚定,受到“孤岛”人民的热烈拥护,发行曾近六万,擢为上海各报的首次⑧徐铸成:《报海旧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年版,第299 页。。1938 年10月10 日,《每日译报》创办《译报周刊》,内容既具有原来各种周刊的综合性,又灵活多样,面目一新。创刊即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销数高达2 万份⑨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 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609、610 页,第644 页。。该刊十分重视与读者的沟通,开设《读者信箱》和《读者·作者·编者》栏目。如该刊第20 期便告知读者:“下期起,我们还想每期增刊‘世界现势图解’一幅,用地图分析世界政治,并加以简要轻松的说明,以增进一般读者对于国际政治的认识。这项图解,我们已约定劳人、马忠耀两先生合作编译中。”①《读者·作者·编者》,《译报周刊》,1938 年第1 卷第20 期。1939 年春,是上海反日、反汪报纸的全盛期,各报的销数仍远高于内地各报。具体统计见表7:

表7 1939 年春上海沦陷区各报发行量②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 年版,第429、430 页,第443 页。

但是,日寇肆意破坏上海报界,除了设法封禁华人报刊,对外商所办的华文报刊也采取种种方法予以破坏和摧残。日方用以摧残和破坏这些外商华文报纸的方法,总不外下列的几个方式:(一)投恐吓信。(二)提抗议。(三)阴谋放火烧报馆。(四)制造谣言。(五)藉口侮辱“天皇”或“皇军”的名义。除了引用老公式来对付外商华文报外,并发明了一些新的方式:(一)办冒牌的洋旗报。(二)竭力在租界中推销内地出版的汉奸报。(三)以广告为作诱惑③乔莪:《上海新闻界的新困难》,《战时记者》,1939 年第10 期,第19 页。。在日本侵略者的威逼利诱之下,上海报刊业处境极为困难。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租界反日、反汪报刊全部停刊,上海完全成了敌伪报纸的天下。在销数方面,据1944年9 月的调查,《新申报》销八万,《新闻报》六万,《中华日报》五万,《申报》四万,《大陆新报》四万。就数字来说,不能算少,其原因,一方面是敌伪强迫订阅,读者是买“纸”而不是“看报”④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 年版,第429、430 页,第443 页。。因为这些所谓的大报发行张数较多,战时纸张腾贵,不少人买印张多的报纸,是因为可以“论斤卖出”而比报费有盈余。所以,敌伪报刊所宣称的发行量与实际阅读量之间有很大的差距。

结 语

日寇的肆意破坏和残酷的战争使中国报刊业遭受空前的损失,尽管重庆作为战时报业中心的地位得以巩固,但是不少大报在西迁的过程中元气大伤,发行量骤降。由于纸张奇缺,印刷设备落后,抗战时期报刊的印刷质量大为下降,版面也大为缩减。报刊的观赏性、消遣性功能受到制约。加上战时交通阻滞,读者很难及时收阅报刊,“一报难求”成为战时的普遍现象。常任侠的私信表达了抗战后阅读环境的变化,他对好友田汉说:“弟自中大实校迁屯溪开学,因即随之西来,此间地处乱山中,极为闭塞。书籍杂志,毫不能得。即《立报》《救亡日报》之类,亦不获一读。弟之书籍,又不能携带,惟有日读一份《申报》而已。救亡工作,进行亦极不易。”⑤常任侠:《致田汉》(1937 年10 月29 日),沈宁整理:《常任侠书信集》,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 年版,第216 页。常任侠在抗战之初随中央大学西迁的境况如此,一般读者读报之难,可以想见。即便在抗战后期,梁漱溟在桂林郊外穿山村居住,读报也颇为不易。他在1944 年对《大公晚报》记者说:“晚报从来少看。”⑥梁漱溟:《致〈大公晚报〉记者》,梁培宽编注:《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上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47 页。百业凋敝、民不聊生,整个社会被战争所撕裂,抗战时期的报刊发行与阅读困难重重。但中国报刊业在空前的民族危机中艰难生存,国统区和敌后根据地的报刊以抗日救国为宗旨,努力扩大发行,在制造舆论、鼓舞士气、发动群众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各种类型的抗战报刊在激发民族凝聚力、战斗力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尽管战时报纸的发行量受到抑制,但是各种类型的地方小报、油印报、墙报、黑板报,立足于基层官兵和广大乡村群众,为全民抗战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沦陷区的敌伪报纸颠倒黑白,卖国求荣,报格低下,沦为日寇的侵略工具,其种种劣迹,在报刊史上留下了极不光彩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