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人类学的大田野观：历史、反思与重构

路 瑞

（忻州师范学院 山西 忻州 034000；中国艺术研究院 北京 100012）

田野工作（fiеld work）是人类学传统的核心内容，田野（fiеld）使得人类学研究区别于其他相邻学科。实际上，这种区别与其说是研究主题（有时会有重叠），毋宁说是人类学家所使用的独特的方法——参与观察。换句话说，人类学家与其他学科专家的主要区别体现在对差异方面的研究，也体现在建构揭示与理解上述差异的特殊方法论上。由此，我们可以对田野工作的重要性有所认知，田野工作不仅是一种方法，也是人类学家进行研究及其构建知识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田野工作一方面为人类学的研究空间争取了地位，另一方面，也在某种意义上限制了人类学的研究空间。

随着时代的变化（全球化、去地域化等），人类学研究的情境发生了改变，如场所（田野地点）的非固定性及民族景观呈现的流动性等。在艺术的范畴中，当代艺术的创作、传播、展览、消费等问题的出现，以及当代艺术与民间艺术的交织,艺术区的出现等，使得传统田野概念及其方法遭遇了质疑。那么，对于田野概念的历史溯源及其反思与重构就显得十分有必要了。

一、历史：“田野”概念溯源

（一）概念

“田野”或者“田野调查”的概念出现是较早的，多数著作都有或简或繁的论述，如人类学家古塔、弗格森认为“田野是发掘差异性的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地点”。[1]（6）这是从场所或者方位、地点的角度进行的概括。庄孔韶教授是这样下定义的:“田野工作是指经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者亲自进入某一社区，通过参与观察与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资料的研究工作。”[2](107)《民族志方法要义：观察、访谈与调查问卷》一书是这样界定的：“田野是自然的，非人为设置的场景，研究者感兴趣的活动发生在其中……田野作业是指在某个选定的场景或处所执行实际的研究任务。”[3](50-51)

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E.F.布洛克认为，许多文化和知识是非语言和非句式的，也就是说，它时常以非语言的方式存在、沟通和呈现，如果人类学家过于依赖语言所表达的事实，容易形成一个自我编织的认知陷阱。他提到了参与观察，正是一种重要的方法，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知识获取方式，因为它通过大量的非语言方式，使得作为一个客体的人类学家像本地人一样认知自己的环境，理解其文化的意义。布洛克从认知科学的层面，对田野的方法进行了阐述。当然，针对“田野”下定义的著作不在少数，田野概念本身也逐渐内化于人类学学科传统之中，甚至积淀、酝酿为一种常识。综而述之，对其探讨离不开区域或地点、地方文化和学科焦点等问题。那么，“田野”这一概念是如何引入人类学学科，又如何被历史建构为人类学的构成部分呢？

（二）成为“商标”

“田野”这一术语，出自于田野博物学家的话语，被曾经是动物学家的英国人类学科史学者阿尔弗雷德·哈登介绍到人类学中来。1898 年，哈登带领着剑桥托雷斯海峡探险队进行了首次田野工作，摸索出现代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技巧。而其科学家的身份，也顺理成章地赋予了艺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作为研究早期人类的自然科学，人类学在20 世纪初在“有限区域的详细研究”中便发现了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这里，不得不提的就是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功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马林诺夫斯基及其田野工作方法的形成。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中，马氏明确了田野研究方法的三步策略，用具体证据统计记录法勾画出部落生活的骨架、将不可测量的例证填充部落生活的血肉、收集语言材料和精神生活资料，以用作文字语料库。这三步策略最终的目标是“理解土著人的观点、他和生活的关系，认识他眼中的他的世界。”[4](34)他的这种自然主义的即在自然环境中进行参与观察的方法，被公认为是人类学学科的基本方法论。此时，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形貌得以形成，并且成为该学科自我界定和合法化的“商标”。

（三）“田野”理想化形态（原型）产生的影响

马氏的田野工作传统——孤独的田野工作者（通常是男性）与土著村民生活一年或以上——成为田野调查的理想化形态，即美国人类学史研究者斯托金所指称的：标准的人类学实践原型（archetype）。这种原型，从某种意义上对田野工作进行了本质化的限定，但是，又没有附带任何特定的规则，这对变化着的人类活动的研究，带来了困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地点或区域的选择；二是田野知识中的霸权；三是田野调查者对“自我”与“他者”的建构。

关于“田野”和“家乡”

“田野”和“家乡”，分别代表着进行田野调查的场所和分析并撰写民族志的地点。前一种写作是松散的、碎片化的田野笔记和原始材料记录，而后一种则是在前者基础上完成的具有理论高度的民族志作品。但是，“田野”和“家乡”的差异，引发了多数学者对田野地点选择中的“纯正级序”（hiеrarchy of purity）的探讨。对于西方学者来说，长期执着于异国情调的田野点，越是偏远、奇异，则越适合当做理想的田野点。这种地点等级性的趣味，不仅关涉到“真正的田野”和“真正人类学家”的问题，更是涉及到其对于职位的谋取。而对于非西方学者来说，也陷入一种对抗殖民研究与表征自我的怪圈当中。

田野知识中的霸权

民族志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参与观察者的亲身经历，正因为如此，“田野”经历的知识，被赋予特殊的关切，而忽视了其他与该田野点关系不大的知识。例如，当代艺术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被艺术人类学界所忽视，正是因为田野调查的传统一直停留在对民族民间艺术的观照之上。有的文化现象，被认为是“不同的”“异域色彩的”，比如不同地区的仪式现象等，这一类被认为是具有人类学色彩的，正如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所言“人类学家并不是研究村落，他们是在村落中研究。”[5](20)这里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即研究对象和题目也同田野点一样具有等级性，依据其人类学性进行排列，而这样的倾向则限定了研究的形式及范畴。

作为主体的田野调查者

如何成为一个成熟的职业身份的人类学家，需要有成功的田野调查作为前提，也就是人类学界常说的“通过礼仪”，即人类学者的成丁礼。而这个过程中却包含着作为原型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传统的隐喻。具体体现在他者概念的界定和自我身份的含义,以及调查者性别和种族的歧视上。首先，关于他者的界定，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领域，实际上是伴随着田野地点选择的等级次序而定的，欧美的人类学家、第三世界的人类学家以及非洲的人类学家，对他们来说，他者的界定往往是比较复杂的，也是备受争议的。比如：非裔美国学者在非洲的调研就倍遭冷眼，这里涉及到的问题是自我和他者之间的距离问题，更深层的原因则暴露出种族的排他性问题；其次，在传统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者中，暴露的另一个问题，则是性别歧视。女性人类学家虽然有其佼佼者存在，如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等，但多数人还是面临无法谋求职位的尴尬。

二、反思

关于对田野作业的反思，不得不提的就是美国人类学家保罗·拉比诺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一书，该书呈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件，就是“序言”被“跋”所驳斥。“序言”的作者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教授罗伯特·贝拉认为，田野资料不是自在之物（Dingе an sich），而是我们获得它们的过程中的建构之物，而拉比诺正是呈现了这一“过程”发挥作用的过程。另外，贝拉对拉比诺“文化即阐释”的观点也非常认同，认为文化是一种人文事物，是人在创造它、解释它和改变它。正因为如此，理解文化意义上自我的困惑，则驱动着人类学家去理解他者，如贝拉所言“通过对他者的理解，绕道来理解自我。”[6](17-18)贝拉认为田野作业被视为一种道德体验和道德追求，从这个意义上看，该书也是有人文科学贡献的。而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布迪厄，在本书的“跋”中认为：把对象的知识建构过程作为他的对象，反思他自己的知识活动的实践和客观的条件，实际上是一种求知主体的对象化，这导致与科学工作的实证主义观念的决裂（这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呈现出拉比诺著作的时代意义）。实际上，在田野作业中，“我们绝对不要太快的相信自己的理解力”，因为事实是人为的、编织的、建构的，观察不是独立于理论的，民族学家和他的资讯人是工作中的合作者，资讯人会适时地将自己的“解释”提供给民族学家，而这种解释是随着关于各种随机因素的观念变化而变化的。由此引发的就是对田野地点及主体、田野知识和概念以及文体表述中的反思。

（一）田野考察点、考察主体及其与资讯人关系的反思

关于选择田野点的反思

田野点的选择在学科传统内有着等级的次序，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人类学该在“哪里”从事研究？族群的流动带来民族志中的研究对象的流动性，那么，带来的反思正如美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全球化理论家之一阿帕杜莱所谈到的，在一个全球化、去地域化的世界，作为现场经历的地点的性质是什么？田野地点的选择需要有立场的考虑吗？以北大西洋全球霸权中心学术界的传统与边缘地带的地方学科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复杂的，里面包含着不同立场的不同表述，比如英美理论中去政治化意味的“社会变迁”和“涵化”概念，非第一世界的人类学家在对于古巴的研究中，则是用“文化互化”来替代，也有学者将此建构为“不同族群间的摩擦”。

在中欧和东欧，民族志工作者受到国家民族学和民俗学研究传统的影响，将我者社会的民俗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因此，田野点的选择就与马氏传统的异域不同，而是就在附近，以便于访问。所以，田野地点的选择，应该随着无私的学术旨趣而发生变化，应该有助于理论问题的思考，在此前提下，所谓的“中心”与“边陲”的田野和田野作业的多样性，就能够进行比较和对话，那么，学科将呈现出一番大有裨益的前景。

田野考察主体及其与资讯人关系的反思

田野角色，是人类学研究的主体实践部分，而被调查者或者说文化持有者，也是文化阐释的主体。如果这一研究前提成立的话，就将打破人类学田野研究传统中的霸权话语。这在美国人类学家保罗·拉比诺的田野经历及表述中获得了验证。他认为“没有任何特权的地位，没有绝对的观点，也不可能有效地抹去我们或者他者活动中的意识……”[6](144)这里面体现出这样几层意思，首先研究者并非话语的持有者；其次，文化持有者即资讯人对其文化的表述，也是其自我意识的反思及对自己生活世界客体化的反映；再次，研究的成果，实际上是对文化多重阐释之后建立起的一套共享的符号系统。

所谓文化的多重阐释，是指每一种文化事实都可以被人类学家和持有者赋予多种阐释。而且，资讯人不仅阐释自己的文化，也在阐释人类学家的文化。正如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布迪厄所举例说明的那样，儿童并非不知道如何说话，他们尝试着许多语言，直到发现了他们的父母能够理解的那种。这即是说，资讯人总是要对自己文化中熟视无睹的部分进行关注与反思，并选择用一种合适的方式向某个局外人去描述。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我们可以说田野作业实际上是一种互为主体的过程，即美国人类学家拉比诺所言之“交流的阈限模式的主体间建构的过程。”

（二）田野知识和概念的反思

上文提到，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总是会关注到一部分知识，而忽略另一部分与地方无关或者关联性不大的知识。例如，马氏田野传统的参与观察，对当下的实时记录，会忽略历史的维度。另外一点是，关于知觉和概念、经验与分析之间的关系。如果一味采用一种二元对立的本质化观念，实际上会无限背离人类学所倡导的整体观。法国当代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在其代表作《野性的思维》一书中，表述了知觉和概念一度是结合的，鲜活的经验和清晰准确的分析，也不是区分开的。因此，在实际的田野调查中，分析是一个过程，即：是对知识认知和表述的一个过程。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拉比诺提出的，要让概念的运作以及运动过程，变成一种更为具象的呈现。因此，要将人类学理解为一组历史的、变化着的实践，这些实践与人们所认为的“人类”和“学”，即与界定和形塑这一学科的科学和话语联系在一起并动态地相互作用。

（三）关于文体表述的反思

人类学田野作业的文体表述，也经历了从“深描”到“书写文化”的转变。1956 年，印度学者马拉巴曼出版了《一条叫提塔泗的河流》一书，描写的是玛娄社区的日常生活和仪式。这部小说的形式较为多样，尤其对民族志猎奇的深描也有传统的叙述，其中对部分细节的描述甚至可与马林诺夫斯基对特罗布里恩岛的描绘相媲美，然而，马拉巴曼并未接受过人类学的训练。当次大陆被资本主义横扫的时候，政治的变迁正在摧毁着玛娄社区的传统生活，仪式也在逐渐消亡，这时，马拉巴曼对即将消失的土著文化生活的记录，就显得十分的珍贵。而这一类小说，在文体上已经模糊了其与民族志之间的界限，虽以小说的形式出现，但与民族志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美国人类学家保罗·拉比诺，将他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拿给他的老师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时，被劝诫道：若出版这本书，会毁了他的前途。而在此之前，已有6 家出版社在人类学资深专家的建议下，拒绝了他。这样的文体写作（把田野作业过程本身作为表述的对象），被认为是非科学的、不正统的，是对参与观察式经验研究的一种破坏，挑战了科学民族志的学术基础。但是，这并没能阻碍民族志的发展，走向了一个更为多元表述的时代。1986年，《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问世，在该书的两位作者，美国加州大学人类学教授詹姆斯·克利福德和乔治·E.马库斯的推动下，民族志主-客体二分关系的本质化表述遭到质疑，出现了反思的、多元的、多点的、互为主体的实验性的民族志，将民族志的表述推向了一个新的时代。

三、重构

在上述关于“田野”的历史溯源与反思的基础上，可以了解到田野点的选择、田野主体的身份及田野知识的建构等内容，都随着时代与学术旨趣的发展而遭遇到批判性反思，在此前提下，本文尝试重构一种关于艺术人类学的大田野观。何谓“大”？本文认为“大”之具体呈现的是一种开放性，表征的是一种无终点、一直在生发中的状态。主要包含田野场景之“大”；学科边界之“大”和问题域之“大”三层含义。

（一）田野场景之“大”

田野场景，经历了一个从“摇椅”到异域支起的“帐篷”，再到本土的田野（乡土的和城市的），以及虚拟网络空间的变迁。当然，这一场景转换并非是纯粹线性的。正如四川大学徐新建教授将田野的路径梳理为“上山-下乡-进城-入网-反身”五种，他将这五种路径表述为去时间性的共时并存。这个观点是本文所赞同的，也是将田野场景扩大的一种有效的尝试，每一种田野的场景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也有其表现出的缺陷，正如田野的场景是随着文化的变迁在不断重构自己一样，这是一个不断进行中的过程，没有止境，每一寸土地都在生成中，这也是本文所构建的一种“大”场景的观念。

异域作为田野点

选择异域作为田野点，是西方人类学的传统，从学理方面来说，是基于对他者文化的一种“出的来”层面的反思。正如英国著名结构学派文化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的观点：他者的文化是一面镜子，可以通过对他文化的研究达到对本文化的反思和理解。无疑，这个观点是有其价值和意义的，对他文化的聚焦也呈现了一系列的研究，如马林诺夫斯基对特罗布里恩德岛原住民的研究、利奇对缅甸高原政治制度的研究，维克多·特纳对恩登布人仪式的研究、格尔兹对巴厘岛斗鸡游戏的文化分析等。但是，如果仅以异域作为人类学田野点选择的正统，并且将此作为一种田野场景的“纯正级序”来限定，是存在问题的。他者文化语境的“进得去”，并不比本文化“出得来”容易。面对异域田野点的选择，重点是对其文化的一种局外人的观察，以及一种将己身融为局内人的内在理解过程。

本土作为田野点

传统田野工作中用异域情调来体现差异性，长期以来是人类学常识的一种体现。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加剧，最主要的是非西方世界的崛起以及对本文化认知的重视，“家乡”是文化雷同之地的看法遭遇到了挑战，“家乡”自始至终都是展现差异的空间。费孝通先生《江村经济》一书，就是在本土做田野的一个很成功的典范。在本土做田野的还有方李莉教授及其团队①在景德镇的系列考察、西部计划课题的考察，以及近年来对城市艺术区的研究等，并总结出关于本土田野实践的工具及理论，这些研究成果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与探讨。另有王杰文教授对陕北、晋西的“伞头秧歌”的研究。有少数民族地区的本土研究者也在用我者的眼光对本民族的艺术形式进行审视与比较，如杨民康教授对云南西双版纳和缅甸景栋的跨界族群音乐文化与身份认同的研究。另如洛秦教授对于城市田野的推进，他曾带领团队对广州“巧克力城”非洲人音乐进行了研究，此研究的田野场景从乡村走向了城市，研究的对象又是非洲音乐人，有着浓烈的跨文化意味。

虚拟空间作为田野点

疫情时代加速了虚拟空间的发展进程，田野的场景也扩展到网络平台中。虽然疫情只是一个偶然因素，但网络田野也必然是田野场景扩展的一环。这是时代发展的一个趋势，跨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使得田野的场景在不断地扩大，甚至出现多点民族志，用以研究空间上疏散的现象。此时，传统的限制也就不再起主导作用，在此前提下，可以说，有艺术形式存在的地方“处处是田野”。对于这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孟凡行教授提出了“具身性在场”和“离心性在场”的问题，这里涉及的是田野的经历和经验之间的平衡。于纯粹的虚拟空间进行田野调查，在资料的收集上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便利，但是，此举一方面忽略了文化艺术所生成的语境，另一方面田野工作者也缺少了具身性的在场经历，从而使田野工作的质感不够丰满，进而也会在质量上有所欠缺。

（二）学科边界之“大”

艺术人类学是一门跨学科的学问，从名称的表述中即可窥见一二。但是，艺术＋人类学的解读，绝非是一种简单的用人类学的方法对艺术事项进行分析的模式，更多的是一种合作与对话。艺术和人类学的关系变化，随着20 世纪90 年代西方当代艺术界“民族志转向”的出现，被广泛地讨论。其中所涉及的议题，主要围绕着民族志与人类学、艺术三者间的关系展开。从探讨中也可以看出，艺术人类学的发展，也会随着当代艺术的变化而呈现出未来性，即：其学科边界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中呈现出巨大的张力，并一直处于不断变化的生成状态。

民族志与人类学

作为田野文本书写的民族志，它的存在已成为一种被内化的学科常识。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类学家，甚至艺术家对其概念与不同理解的熟识性忽略。那么，田野工作与关于田野的文本书写之间的内在张力应如何看待，就涉及到对于民族志和人类学关系的探讨。马林诺夫斯基所开启科学的田野工作和系统性文本书写，是将民族志划归到科学的一边：追求精准、细节和实证。用一种疏离的方式去研究他者，以尽可能客观的方式去呈现他者的世界。人类学的目标与此不尽相同，正如英国人类学家蒂姆·英戈尔德所言“人类学试图向不同时代、不同生活和存在方式敞开大门，并将它们纳入我们的对话中。”[7]其中，更为强调的是一种与世界内在的协调性，甚至没有他者和我者，是一种与人类生命本身的对话。这样的观点，更为开放，也体现为一种不断发展的生成性与前瞻性。因此，将艺术与人类学的共同点融合起来，促成一种合作与对话，而非互为彼此的研究对象。

人类学与艺术

如上文所论，与民族志对他者精准的追求与凝视过去不同，艺术家与人类学家的共同点在于，都是指向未来的、开放式的和前瞻性的。因此，二者更应该是一种对话、交流与合作的关系。关于这一点，美国人类学家施耐德和怀特，英国人类学家英戈尔德以及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迈尔斯和马库斯等，都曾进行过深入的讨论。他们都鼓励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式，以促进艺术与人类学之间的富有成效的对话，来共同关注当下所面临的实践与挑战，比如跨越边界、挪用、合作实践等，呈现出学科视野与研究方法的流动性。

本文正是基于此提出一种“大”学科边界的尝试。正如英国人类学家英戈尔德所倡导的4A 课程，这一跨学科实践，对于学科界限研究的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启发。他在阿伯丁大学开设了一门针对高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课程，名为4A，即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和建筑学的首字母缩写，旨在探索这四者之间的关系。课程通过讲座、实践、项目工作和讲习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学生还被要求必须进行一个项目，并且关注该项目的某一个特定的方面，比如历史、自然或环境的变化等，这4 个学科结合在一起让学生在时间、空间以及运动中感知周围的环境，这样的学习方式逐渐消失了学科界限，整个知识的领域被重新配置了。

美国埃默里大学人类学教授安娜·格里姆肖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大都会大学高级研究员阿曼达·拉维茨，也对艺术和人类学的关系提出了基于视觉人类学实践的看法。两位学者认为，电影、展览、摄影、散文和声景等艺术形式，在人类学的范畴中是不被重视的，被划归到非传统形式中。正如在人类学中被划归为传统的民族艺术，被传统美学和艺术界划归为非主流艺术一样。这种关于学科以及研究对象的认识，是否是一种学科的异化呢？在这个意义上，被人类学划归为非传统形式的艺术类型，是否能够成为新的田野对象，又将如何开展和反思，将是一个亟待解决与讨论的问题。对于学科跨越的探求，也将是一个永久的话题。

（三）问题域之“大”

法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阿尔都塞，提出了“问题域”（problеmatic）这个概念。所谓“问题域”，指的是“客观的内部指向系统……也就是确定了哪些问题需要被回答的系统。”[8](89)阿尔都塞认为，问题域中包含了假设、动机和潜在的观念等。在艺术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中，包含着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直接呈现的原始材料，可记录整个过程；另一部分隐含的内容未被表达，即问题域中的需要被关注与探讨的潜在部分。因此，对于问题域之“大”的生成性状态，本文将从两个方面予以讨论。

“在这个世界里”

关于问题域的生成性和广阔性，可以从蒂姆·英戈尔德所倡导的“从内部了解”的方式来进一步理解，他认为要从内部去探求知识，这是一种在田野工作中参与观察的有效尝试。他将参与观察，阐释为一种从内部了解的方式。即将自己还原到研究的文化中，研究者处于该领域的“外部”，同时也处于“内部”。正如人类存在于世界，又要对世界进行认识与研究一样。因此，人类学的知识与存在之间的关系，要进行重新矫正，将存在从认知的困境中释放出来。这一观点对传统田野工作中所出现的我者与他者之间的平衡关系进行了一种弥合，也对田野知识与角色的霸权性进行了修正。

对话与合作中的商榷

从对田野场景的生成性状态的分析以及不同学科边界之间张力的分析，可以看出艺术人类学的田野将会随着学科跨越的大维度，而不断修正着自己的舞台。美国人类学家施耐德和怀特对此问题有着深入的关注与探讨。他们认为，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参与到田野工作实践之中，虽然田野工作的时间或长或短，但是有一个主要的问题表明，艺术家的作品展现是一种合作或者共谋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人类学的田野，已经成为一个高度实验化的、激进的领域。许多人类学的问题，也被艺术家所关注和思考。因此，由田野工作所牵连的艺术和人类学之间，不再是互为研究对象的不同学科，而是一种对话与合作的关系，即如施耐德和怀特所言“在双方边界制定共同的实践战略”。[9]（20）

结 语

本文通过对人类学田野工作概念的历史溯源，探寻传统田野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诸如田野点的选择、田野中的霸权以及我者和他者的建构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学界一直在进行批判性的反思，比如美国人类学家保罗·拉比诺对其田野经历的解构，甚至掀起一波对于民族志文体解构的风潮，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有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克利福德和乔治·E.马库斯等。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梳理与反思，本文尝试着提出一种艺术人类学的大田野观，具体指称一种既有回溯意味又顾及前瞻性的研究思路。

首先，是对田野场景的一种开放性接纳。以异域作为田野点，有着“出得来”的优势，关注他异性；而以家乡或本土作为田野点，则更容易“进得去”；虚拟空间田野，又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不同形式的虚拟网络艺术现象进行特定语境下的探讨，亦可对其他类型田野中遗漏的问题进行补充调查。因此，当把不同田野点的优势放大，即可针对不同的问题，选择相应的研究路径，而不是将传统中的田野探索全盘否定，亦或完全指称为过去时；

其次，是对学科边界的探讨。本文认为学科的边界是在具体问题的探讨中，不断地更新与变化的。要避免一种试图将对方纳入自身研究对象中的误区。艺术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勾连着艺术与人类学，又以民族志的形式呈现，其中或是文本或是影像，亦或是实验民族志本身作为艺术而呈现。因此，民族志、人类学与艺术三者间的关系，极像展开的一张具有张力的网，将跟其有交叉的学科编织在这张网中，继而促成更富有成效的对话与合作；

再次，是对田野实践中问题域的探讨。田野中的知识获取，可以是一种从内部的获得。当田野考察人员将自身融入具体的关系中，而不是将自身看做旁观人员时，知识的获取就转换成一种对人类存在世界的认知，从而规避了一些霸权性的问题，并且浮现更多被自身常识所淹没的知识。另外，关于问题域之大的探讨，也涉及到艺术与人类学所关注问题的互渗，比如对“语境跨越”“挪用”“实验民族志”“民族志转向”等议题的广泛关注。因此，本文认为：只有促成艺术与人类学更富有成效的合作与对话，才能对二者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全面的读解。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田野场景、学科边界以及问题域三个方面，对艺术人类学的田野观搭建，有着深刻的影响，能够对研究当下复杂环境中的艺术现象，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注 释：

①方李莉教授及所带领的团队，对798 艺术区、宋庄艺术区以及景德镇、宜兴等手工艺艺术区的研究，获得了一系列成果，其中关于城市艺术区的研究被阿恩德·施耐德收录于其主编的书籍:Fang L.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f urban art districts: The thinking behind the exploration of Dashanzi Art District[M]//Alternative Art and Anthropology.Routledge, 2020:95-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