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研究型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与优化路径
——基于内容分析法的多案例研究*

魏庆义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一、问题的提出

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占领世界科技高地的关键在于培养能够为科技创新做出卓越贡献的创新型人才。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突出地位：“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1］长期以来，我国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受制于单一的外部建设逻辑［2］126，存在出口较窄［3］、产教结合不够、制度支撑不足等突出问题［4］。 新时代深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需要明晰未来多样化的可能路径，打破单一模式的局限与路径依赖。 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中国式研究型大学的“试验田”，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践可以提供中国式现代化创新人才培养的全新图景，为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多元道路提供理论与实践上的借鉴。 首先，新型研究型大学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了“新环境”。相较于“传统研究型大学”，新型研究型大学创新大学理念，采用新型管理方式，创新办学模式，为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创设出全新环境［5］。 其次，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探索具有“原生性”。 相较于在传统研究型大学框架下开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局部改革，新型研究型大学更多的是在新的研究型大学理念以及形态变革的基础上，自下而上生发出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试验。 这体现在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建校伊始就普遍将“拔尖创新人才”作为培养目标，在此基础上建构独特的培养模式。 最后，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融通变革基础科学研究范式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试验田”［6］，表现出面向基础学科研究和跨学科研究［7］、坚持“产”“学”“研”“用”结合、促进科学的本土化应用等特征［8］。 基于此，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可能呈现出面向基础学科知识生产与应用的“新面向”。

新型研究型大学为中国未来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绘制了一幅蓝图，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则是新型研究型大学蓝图中的核心环节。 总的来看，新型研究型大学在理念、办学模式、知识生产等方面的特征虽被已有研究所揭示，但这些特征在实践中如何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互嵌，形塑了什么样的培养模式这一核心问题尚未厘清。 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又需要哪些进一步的优化举措更是值得深入讨论的话题。 基于此，本研究立足于内容分析的多案例方法，挖掘新型研究型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构成要素，着重阐释其运行机理并提出优化建议，补足新型研究型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关键蓝图，以期为我国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提供镜鉴。

二、研究设计与展开

（一）案例选取

在案例选择方面，为了确保研究案例的准确性和典型性，本研究选择中国科学院大学、上海科技大学、西湖大学以及南方科技大学作为案例。从案例选择的准确性来看，这4 所高校均属于新型研究型大学，并且以开展精英化本科教育，实施科教融合，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为重要任务。 从办学规模来看，这4 所高校办学规模相对较小，其中南方科技大学本科在校生4 839 名，上海科技大学本科在校生1 763 名，中国科学院大学本科在校生1 640 名。 西湖大学于2022 年开始招收本科生，首批招生规模为60 人。 从案例的差异性来看，这4 所高校具有较为明显的内部差异性。 其中，中国科学院大学是依托中科院这一科研机构创办的新型研究型大学。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1964 年建立，2012 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2014 年开始招收本科生。 上海科技大学是由上海市与中国科学院共办共建的新型研究型大学，2013 年获批设立。 西湖大学是由社会力量举办，2018 年获准设立的新型研究型大学。 南方科技大学则是由深圳市重点投入建设，广东省主管、2010 年教育部同意筹建的“省管市建”的新型研究型大学。 从大学排名来看，这4 所新型研究型大学存在一定的层次差异。 总体来看，中国科学院大学排名最高，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次之，西湖大学的排名相对较低（见表1）。

表1 4 所新型研究型大学基本信息

（二）基于内容分析法的多案例设计

案例研究方法目前已经形成了相对明确的研究流程。 案例研究需要经历启动阶段（创设初始理论框架）、案例抽样阶段（选取启发性案例）、资料搜集与分析阶段（搜集多种资料）、与文献及相关理论的对话阶段（解释研究结果）以及最后的形成研究成果（论文撰写）阶段［9］。 在具体的形式选择方面，本研究选择整体多案例研究设计，旨在通过多案例的比较与整体分析建构新型研究型大学本科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典型模式。 在资料分析方面，本研究根据问题以及资料的性质，选择使用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 method）是一种系统分析各种类型传播信息的质性和量化相交叉的方法。 该方法旨在挖掘存在于任何类型信息（包括文本材料、视频、图像等）中感兴趣的主题，如字词、段落、消息源、镜头、场景等，一旦确定分析单位就可采用质性、量化或混合方法开展研究。 内容分析法最初起源于新闻传播研究，后在政治学、管理学、语言学以及教育学等学科的研究中广泛应用［10］。 从方法层面看，内容分析法适合对新型研究型大学各种类型的资料（书籍、论文、网络资料、访谈文本）进行归类、抽象，进而总结新型研究型大学本科生拔尖创新人才的模式，为进一步深入的理论分析奠定基础。内容分析法首先需要确定分析单元与编码规则，其次，对研究资料进行概念化和操作化编码。 最后，记录并计算编码结果再进行分析，得出研究结论［11］。

（三）资料搜集

案例分析方法的数据来源有：文件、档案记录、采访、观察、实物证据等［12］。 考虑到资料搜集的真实性、代表性和可得性，结合案例研究法和内容分析法的特点，研究采用以下资料：（1）案例院校网站上有关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信息，包括有关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介绍、培养方案、新闻报道等。 案例高校网站资料代表了案例院校展示的内部官方话语的信息。 （2）知乎、豆瓣等网络平台中案例高校学生对于培养模式的感受和评论。 此部分资料贴近大众话语，有助于获取学生的感知信息，弥补宏观叙事的不足（见表2）。

表2 资料搜集表

案例研究的质量指标包括建构效度、外在效度、内在效度与信度4 个方面［13］。 首先，研究使用多元的证据来源（官方文件、网络资料）以形成相互佐证的“证据链”，保证研究的建构效度。 另外，通过案例间的相互验证，建立整体的案例研究数据库，提高研究的外在效度。 其次是将编码结果带入案例中进行情景分析，寻找竞争性观点以完善编码结果，提高研究的内在效度。 第三是采用分段式编码的方法，预留1／3 的资料检验编码结果的理论饱和度。 在编码过程中，研究首先识别编码材料中的意义单元，将其纳入对应的主要类属之中。 待全部分类完毕后，对各主要类属中的编码条目进行梳理，归纳出该类属之下的主要维度，并提炼维度特征。

（四）研究展开

对案例资料进行编码。 在编码结束后，共形成由6 个主要类属、21 个次要维度构成的编码表（见表3）。 之后，研究结合预留资料对编码结果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发现其均能被纳入已有的编码结果中，未出现新的类属以及维度，说明编码结果的理论饱和度较为理想。 编码发现的新型研究型大学本科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主要类属包括培养理念、培养制度、课程体系、教学建设、实践活动以及资源保障6 个要素。

表3 新型研究型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编码表

三、新型研究型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分析

（一）理念定向：培养兼顾学术创新与个性发展，统整全球视野与家国情怀的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理念在人才培养模式中起着引领与定向作用。 新型研究型大学以拔尖创新人才作为本科生培养目标，建立起了重视学生个性化与全面发展，围绕学术导向，树立学生全球视野、厚植学生社会责任与使命感的培养理念。 此外，创造性人格的养成是创新人才培养的基础，案例大学将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科研潜质作为重要的任务，致力于使学生拥有独立思考的人格与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在促进学生个性化与全面发展方面，案例新型研究型大学将开辟本科生成长的多元空间作为重要理念，打破单一培养模式的限制。 例如西湖大学在培养理念中明确指出：“根据学生的兴趣与专长，为每位学生量身定制个性化培养方案以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 这也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可以建设可塑性人才培养流程的原因。 其次，新型研究型大学具有研究型大学的本质特征。 这意味着新型研究型大学需要把培养学术型人才作为自身的重要使命之一。 新型研究型大学在理念层面紧紧围绕学术导向，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追求学术卓越，使学生养成扎实的学科基础与卓越的创新能力。 比如南方科技大学在本科生培养理念中提出：“尊重学术差异，崇尚学术创造与创新，追求学术卓越”。 在此理念下，新型研究型大学致力于为学生提供充足的学术创新机会与资源，广泛吸纳本科生参与科研。 最后，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新兴的、探索中国本土特色研究型大学的“试验田”，兼具国际化与本土化双重特性，这同样集中体现在其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理念方面。 新型研究型大学要求本科生具有宽广国际视野的同时，还要求养成深厚的家国情怀，服务社会。 可以说，培养理念为人才培养提供了“思想蓝图”。 正是在上述培养理念的赋能下，新型研究型大学打造独特的课程教学体系，开设创新的实践活动。

（二）制度支撑：学生社区式书院制、全程全员导师制与宽松的专业选择制度

书院制和本科生导师制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实现本科生个性化培养与全面发展理念的重要组织制度支持。 书院制起源于十三世纪的牛津大学［14］。 本科生导师制同样起源于十四世纪的牛津大学，被誉为镶嵌在牛津大学皇冠上的一颗“耀眼宝石”。 而后，这两项制度逐渐被世界各国的大学所效仿。 书院制和本科生导师制在引进我国的过程中分化出不同的模式，例如书院制分化为“书院—学院”一体化模式、“书院—学院”双院制模式以及学生社区模式。 导师制则可分为高年级导师制和全员全程导师制两种类型［15］。 目前，设置书院已经成为中国高校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16］。 新型研究型大学除中国科学院大学未设置书院外，其余案例高校均采用了“学生社区式”的书院制模式，即以学生公寓以及若干配套设施为单位组成书院。 “学生社区式”书院既是促进不同专业、不同背景学生之间交流互动的共同体，也是对学生的课程选择、学业发展提供支持的指导中心，特别是导师制的引入使得学生不至于在相对宽松可塑的培养流程中迷失方向。 南方科技大学将书院制与导师制互嵌，由书院为本科新生分配学业导师，导师为全职教授，为学生提供学习和生活方面的意见。 上海科技大学同样是在书院制框架下为学生分配导师，探索由不同学科专业导师组成的小组形式，更好地指导本科生的学习、生活以及未来规划。 西湖大学在书院制框架下为学生配备“书院学长”，由经验丰富的博士研究生担任。 中国科学院大学选聘一流科学家担任本科生导师。

大类培养与宽松的专业选择制度也为新型研究型大学拔尖创新培养所采用。 南方科技大学采用“2+2”培养模式，本科生可以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与导师建议，在第一学年结束后或第二学年结束后选择所要修读的专业。 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本科生在完成入校后约一年半的公共基础课学习之后，可以获得再次选择专业的机会。 这种“大类培养”+“专业选择”的模式既依赖于书院制和导师制的实施，也为案例大学构建真正通专结合的课程教学体系提供了制度支持。

（三）课程体系与教学建设：促进全面发展，扎实数理基础的可塑性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教学

课程教学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流程的核心环节。 新型研究型大学充分发挥自身面向基础学科的优势，坚持学术导向的培养理念，十分重视本科生数理基础课程的学习，将其融入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之中，实现通专结合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课程体系。 在此基础上，凸显学生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育课程学习的可塑性。 中国科学院大学采用“三段式”培养模式，分为公共基础课学习阶段、专业课学习阶段以及专业实践学习阶段。 在公共基础课学习阶段，学生们将会重点学习通识课程以及数学、物理和语言类等基础性课程。 南方科技大学构建了由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素质培养、基础能力培养、人文社科基础、自然科学基础以及大类专业概论六大模块构成的通识教育体系，包括通识必修课和通识选修课，所有学生必修人文类、社科类与艺术类通识课程10 学分。 通识教育课程合计要求85 学分，其中要求学生修读22 学分以上的数学类以及物理类通识教育课程，在培养学生人文素养，实现“全人”发展的基础上，为学生的专业学习打下扎实基础。 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专业课程设置同样体现出较强的可塑性。 在专业课程设置上，案例新型研究型大学为学生设置的专业选修课较为丰富，给予学生充分的选择空间。通过分析培养方案发现，在案例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大多数开设专业中，所提供的专业选修课的合计学分高于专业必修课的学分，学生可以根据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选择相应的专业选修课进行修读。 在课程教学方面，案例新型研究型大学重视通过全英文与双语教学接轨国际，通过项目制、小班化教学满足学生个性化需要。 采取“名师上讲台”等措施，真正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学。 并且，案例新型研究型大学具有高水平、国际化的师资队伍，致力于选聘具有顶尖学术造诣的人才。通过搭建教师之间沟通与研讨的平台，启发教师的教学智慧，提升教学效能，真正将课程体系转化为促进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实际效能。

（四）实践活动：面向学术创新创业的可塑性延展

在做好通识教育课程与专业教育课程的“必答题”之外，案例新型研究型大学还拓展课程体系的边界，面向学术创业，设置创新创业、创新实践方面的“选答题”课程。 不拘泥于通识教育课程和专业教育课程的固定课程模式。 首先，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专业设置以理工类为主，在加强专业知识实践应用方面有较大拓展空间。 西湖大学的本科生课程分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基础实验课、综合实训与自主发展五大模块。 课程设计注重知识学习与实践研究操作有机结合。 其次，新型研究型大学将创新实践纳入小学期课程与选修课。 南方科技大学系统设计与智能制造学院开设了面向创新实践的“项目驱动式”新工科暑期课程。 该课程集中于小学期开设，基于问题导向，吸纳不同学科的本科生参与，共同进行项目设计与开发。 上海科技大学利用与百森商学院合作的优势，利用在线教学的方式开设创新创业能力提升课程。 将世界前沿的创新创业教育资源引入本科生课程体系。 可以说，新型研究型大学开设的实践课程、创新创业课程较为充分地展现了促进知识应用与转化，实现学术创业的理念。 这些课程对于拓宽学生选择余地，增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过程可塑性具有重要意义。

实践活动的意义在于为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开辟多重的发展空间。 案例新型研究型大学为本科生提供丰富的海外交流机会、进入顶尖实验室进行科学研究的机会。 西湖大学发挥自身研究型大学的优势，以一流科研引领一流教学，采取“本科生导师制”“独立课题制”培养模式，为每位同学配备专属科研导师。 西湖大学实施大学生研究训练计划，设置科研实践学分，引导学生走进实验室，通过探究性课程和寓教于研的教学体系。 新型研究型大学为本科生提供的海外交流项目资源丰富，这首先体现在项目的海外合作院校选择范围较广，形式多样。 南方科技大学的海外合作项目涵盖十余个国家和地区，既包括长期的联培项目和学期项目，也包括短期的交换项目和暑期课程。 其次，海外交流项目资源的覆盖率高。 西湖大学的本科生从大学二年级第一学期开始，均可前往西湖大学合作的知名海外研究机构或大学学习。 中国科学院大学《本科生公派赴境外学习交流实施细则》提出各年级本科生赴境外交流的人数不少于本科生总数的50%。

（五）资源保障：设施资金投入搭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坚实平台

案例新型研究型大学建校时间短，校园环境优良，硬件设施较为完善。 得益于充足的资金投入，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师资队伍和硬件设施配备方面走在前列。 案例新型研究型大学具有高水平、国际化的师资队伍，致力于选聘具有顶尖学术造诣的人才。 南方科技大学教学科研系列教师90%以上具有海外工作经验，60%以上具有在世界排名前100 的大学工作或学习的经历，师资队伍中高层次人才占比约65%。 高水平的师资人才队伍使得新型研究型大学可以在实施高质量的课程教学、学术创新活动开展方面形成优势。 西湖大学计划建设本科生书院大楼，每所书院都设有公共休息室、自习室、咖啡厅、共享厨房、洗衣房、瑜伽房、健身房、咨询室、学生组织和社团活动室、游戏室和多功能厅。 利用完善的基础设施为学生社区式书院的运行提供平台。 此外，案例新型研究型大学重视对于本科生学习、科研、交流的资金资助，激励本科生积极学习，参与科研创新实践与海外交流。 南方科技大学设有优秀学生奖学金、书院奖学金等综合类奖学金。 为鼓励本科生科研，南方科技大学对学生参加学科竞赛进行资助和奖励，鼓励本科生积极申请“大创项目”和“攀登计划”等科研项目经费。 同时学校通过设立本科生境外学习资助、深圳大运留学基金等促进学生境外交流。 最后，案例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建立本科生创新创业平台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 上海科技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创办创业早期学堂（Startup School），旨在服务知识产权及其商业化，培养学生成为企业创办者，为在校师生提供创业实践教育与培训。

四、新型研究型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总结与问题审视

（一）新型研究型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模式总结

案例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吸收国内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做法的基础上做出了较多新的探索。 首先，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开设通识教育课程的同时注重夯实学生的数理基础，利用多样化的创新创业课程以及实践活动打造面向全员的可塑性培养流程，打破了“特区式”培养的桎梏。 其次，新型研究型大学在融入个性化、学术化、国际化培养理念的同时，重视与社会需求的衔接。 再次，将学生社区式书院与全程全员导师制互嵌，真正打造师生共同交流的共同体。 最后，发挥资源、资金与环境优势，加大对本科生的资源倾斜力度。

按照资源基础理论的观点，资源是创新活动的必要条件，资源分为物质资本资源、人力资本资源和组织资本资源三类，而资源具有异质性和固定性的特征。 新型研究型大学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的“新”举措与新型研究型大学之“新型”有着密切关系。 第一，新型研究型大学本科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独特理念来自于其本身的“试验田”定位，体现了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组织资本之“固定性”资源。 这必然要求其本科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在“国际化”“个性化”“学术导向”的基础上关注学生的本土情怀，对接社会的需求。第二，培养制度的特色来自于新型研究型大学较高的师生比和扁平化的学院设置，体现出组织资本资源的“异质性”。 这四所新型研究型大学本科生招生人数较少，师生比在1 ∶10 左右，大幅高于“传统研究型大学”，可以为学生社区书院和导师制提供良好的条件。 相较于“传统研究型大学”较多的院系数量，案例新型研究型大学的院系设置较为扁平化（南方科技大学设置有7 个二级学院，西湖大学设置有3 个二级学院）。 这为突破学院间壁垒，在校级层面实现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资源的统一设置创造了条件。 第三，课程设置重视数理基础与创新创业实践则得益于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独特使命，一方面要面向基础学科领域的重大创新，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学术创新创业带动新型产业的发展。 第四，新型研究型大学提供的丰富科研、实践资源来自于其地理位置、资金支持的突出优势。 可以说，新型研究型大学优厚的科研条件来自于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大量的资金投入。 杭州市明确全力提供西湖大学办学所需用地用房、设立民办教育专项资金重点资助西湖大学发展等。 另外，新型研究型大学位于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创新创业文化较为浓厚，具有地理位置上的优势。

（二）新型研究型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问题审视

新型研究型大学按照其理念构型，在独特的资源禀赋下实现了自身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但这并不意味着新型研究型大学建立了理想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具体来看，新型研究型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不足体现在以下方面。

1. 培养理念呈现同质化趋向

案例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培养理念表述方面的同质性较高，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内容基本上都包括扎实的学科基础、卓越的创新能力、宽广的国际视野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等方面，突出的特点包括培养的个性化、国际化以及学术化。 总体上，新型研究型大学虽在一定程度上立足于社会责任、家国情怀方面突出了培养理念的特色，但是从横向比较来看，对于学科基础、创新能力、国际视野的强调并不能使新型研究型大学在理念方面与“传统研究型大学”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特征进行更加明显的区分。

2.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特质要素尚未充分凸显

新型研究型大学目前采取的有关拔尖创新人才实践举措还较为依赖国外的经验，对于本土培养模式的构建和反思还比较缺乏。 例如本科生荣誉项目借鉴自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学等高校的优秀人才培养计划；本科生科研则来自于二十世纪末以来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生教育改革中的经验［17］；书院制取材于英国古典大学的学院制管理探索［18］。 虽然不可否认的是学习发达国家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经验可以取得较为明显的成效，但是作为中国式研究型大学的“试验田”，新型研究型大学有必要更加鲜明地体现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中国式经验。 目前来看，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尚处在探索阶段，本土培养措施的创新还相对不足。

3. 培养模式创新依赖物质资源投入

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快速崛起来自于政府或者民间资本的大量投入。 案例新型研究型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建立同样具有资金密集型的特点，完善的校园基础设施依赖于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全球聘任的强大师资队伍，实现书院制、全程全员导师制、双语教学、小班化教学的培养环节的有效运转也离不开充足的办学经费的支持。 虽然充足的办学经费促成了新型研究型大学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的改革创新，但是也应当警惕其可能带来的局限性：一是过于依赖资金投入可能违背新型研究型大学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促进高等教育变革的初衷。 二是大量资源投入的模式受制于各校的地位和禀赋，这可能造成重资源投入的模式无法有效地推广复制。

五、新型研究型大学本科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优化路径

（一）完善多样性：在实践探索基础上丰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独特理念

我国高校在拔尖创新人才理念方面存在“贪多求全”的问题，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2］135。 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新兴的中国式研究型大学的“试验田”，必须形塑自身独特的培养理念，要在恰当的机遇与自身的努力下突破制度化的束缚，形成自己的专属特色［19］。 目前，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数量较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理念虽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自身特色，但总体而言还较为单一。 事实上，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理念、办学模式、组织结构以及运行模式尚处在探索的过程中。 目前的几所新型研究型大学打下了样板，但并不意味着后续出现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必须遵循已有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固定模式。 随着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势必会有不同定位、不同特色以及不同模式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出现。 未来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会进行更多的前沿探索，新型研究型大学也需要在广泛的组织试验中丰富自身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独特理念，崇尚“和而不同”。 已有新型研究型大学同样需要在未来的办学探索中进一步丰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理念。例如，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提出培养具有创新能力，适应二十一世纪发展需求，解决全球挑战的卓越人才。 总体来看，新型研究型大学在产生伊始，如何构建自身的拔尖创新理念是没有经验可循的，因此往往吸收国外先进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理念，在此基础上突出自身特色。 但新型研究型大学绝不是对国外先进院校的简单复制，必须扎根本土，探索适应中国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理念，最终实现“国际”和“本土”理念交融基础上的创新。

（二）凸显要素创新：探寻中国式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特色要素

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新生事物，其发展成长相较于“传统研究型大学”的自主空间更大。 外界对新型研究型大学赋予了较高的期待。 从资源基础理论的视角来看，新型研究型大学具有办学方式灵活、院系设置扁平化（组织资源）、资金充足（财政资源）、师资力量雄厚、师生比高（智力资源）以及学术逻辑主导（声誉资源）的特点。 这意味着新型研究型大学有更多可能去探寻中国式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特色要素。 可以说，形成中国式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特色要素既是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应有之义，也是增强我国人才自主培养能力的时代命题。 这要求新型研究型大学不能被已有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所束缚，必须要在思想和行动上打破路径和要素依赖。 具体而言，新型研究型大学探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特色要素可以遵循以下几条路径：第一，以科教融合探寻“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新模式。 新型研究型大学具有智力密集的突出优势，推进基础科学研究的范式创新是其重要使命。 这意味着新型研究型大学可以抓住基础学科研究创新这一关键点，推进科学研究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深度融合，发挥“知识溢出”效应，以科学研究反哺人才培养。 第二，以产教融合拓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可能空间。 就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本科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而言，其定位不仅仅在于输送前沿的科研创新人才，也在于培养面向业界需求的技术专家和企业家。 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新型研究型大学面向科学本土化应用的理念相契合。 依靠较为完善的科研成果转化平台，良好的地理位置优势，实现新型研究型大学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与学术创业结合过程中的创新是一条可行路径。

（三）更新驱动力：打造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长效机制

目前，新型研究型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构建的创新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充足的办学经费支持。 当然，在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初创阶段，充足的资金支持是必要的。 但是也应该警惕资金驱动型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举措可能存在的潜在问题，对于外部资源的依赖往往是不可持续的［20］。 要拓宽办学资源通路，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首先应该和国家以及社会需求形成密切互动，聚焦人才培养的效用，从而获得更多的资源支持，形成良性循环。 其次，着眼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系统内的要素优化，集约利用办学资源，重视资金投入的边际效应。 作为创新驱动战略发展的新动能，高等教育与地方经济发展之间正在形成一种协调、开放和共享的交集［21］。 新型研究型大学应当加强校地合作，形成“创新人才培养—创新成果产出—技术转化应用”的良性循环，打通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之间的联系。 政府同样应该加强新型研究型大学科技园以及科研成果转化平台等设施的建设，促成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打造合作共赢的校地关系。 凸显动力机制的创新，新型研究型大学必须充分尊重人才培养规律，加强对于自身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研究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