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研究型大学文化涵育的特征、困境与优化路径*

余利川 朱建军

（1. 宁波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2. 中国矿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在知识经济时代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社会经济发展与人才需求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创新型人才成为社会需求的“争夺地”。 随着西湖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等以“小而精”“高起点”为特点的新兴大学出现，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 2020 年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提出“要加强高校基础研究，布局建设前沿科学中心，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 2021 年3 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到“推进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企业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 支持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新型研发机构等新型创新主体，推动投入主体多元化、管理制度现代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用人机制灵活化”。

新型研究型大学是研究型大学群的一个横向分类，分类的要点是“新”［1］。 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一种新的理念、新的发展模式，相应定位、办学愿景、学校使命等文化建设都将推动新一轮的大学改革。 大学文化彰显大学办学底蕴，文化建设作为高校乃至国家建设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其核心内容是文化培育与弘扬［2］。 文化涵育指将外在的文化理念与要求通过一定媒介与实践化育为个人或组织的内在修养过程，是认知、认同与实践的统一［3］。 新型研究型大学文化涵育在借鉴国内外先进教学理念、办学愿景、发展目标等建设经验过程中，突出建构并发展其自身的组织文化理念，实现文化育人和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同时，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高校发展的新模式，在国内尚且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更需要在发展过程中逐步积淀文化发展的经验并内化为支持新型研究型大学发展稳定而深远的内部动力。为此，研究聚焦新型研究型大学文化涵育的实践，通过比较研究、文献研究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依据组织新制度主义的文化—认知理论分析并提炼新型研究型大学文化涵育的共性特征，剖析其实践困境，并对比新型研究型大学文化涵育的不同模式，为推动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提供有益的智慧支撑与经验参考。

一、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整理

首先，在综合考虑国内外新型研究型大学发展状况的基础上，通过文献搜集、相关报纸、会议报告、硕博论文等官网搜集有关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案例资料与国家和地方的政策资料。 其次，选取8 所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研究对象，包括西湖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南洋理工大学、佐治亚理工学院、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韩国高等科学技术学院和俄罗斯斯科尔科沃技术学院，编译案例大学的官方网站搜集信息。 最后，对所收集的文本资料作分层面、系统性的整理。 从理念、目标、愿景、校风校训、办学定位等精神文化层面整理数据，包括：制度体系、治理体系、学系体制、学科设置等制度文化以及人才培养目标与模式。 在综合分析其在文化层面共同特点的基础上，以图表呈现新型研究型大学文化涵育的特色（见表1）。

表1 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特点

（二）案例分析

采用多案例比较法，针对新型研究型大学文化涵育的过程与特点，通过多个案例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共性与差异。 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社会上的新兴大学，国内与国外的发展进程具有很大的差距，在兼顾国内外发展状况的基础上，选取了8 个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研究对象。 所选取的案例大学为国内外知名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其理念、体系、制度都不同于传统高校且具有共同特点，契合本文的研究主题。 首先，西湖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和上海科技大学作为国内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代表，在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设计上具有一定的特色，将拔尖创新型人才当做学校的培养目标，以“小而精”、研究生教育为主作为办学特点。 致力于朝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迈进，相较于国外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国内新型大学的发展经验尚且不足，缺乏对新体系、新办学模式的深度认知。 国外的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和韩国高等科学技术学院等典型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办学体制与内部文化设计上都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治理体系上采用企业化的管理方式，通过自身的实践确立办学理念与培养模式，学科体系聚焦于生物学、工程学等前沿学科，以问题导向培养应用型、创业型人才。 新型研究型大学以全新方式探索研究型大学的新形态，从一开始就站在科技创新的前沿，其文化理念与涵养机制能够体现其办学特色，更深层次来说能够体现未来高校办学与教育改革的方向与趋势［4］。 分析新型研究型大学理念涵育实践，能够厘清新型研究型大学文化涵育的路径与特色，挖掘出当前文化建设存在的困境与障碍，并为未来新兴大学和传统高校在文化涵育方面提出优化路径与对策。 通过案例分析，新型研究型大学都注重创新文化的培育，以新理念、新定位、新目标打造学生教育的新模式与师资发展的新战略。 采用更为灵活的体系制度，包括学系体制、学科设置与管理制度，维系文化发展的传播性与可持续性。

（三）理论基础

研究以新制度主义的文化—认知理论作为理论分析框架。 组织社会学视角下的新制度主义认为除了正式且具有惩戒效应的规制性制度之外，推动组织制度建设还应注重文化信念、文化认同等非正式制度，即：同正式制度契合的建构形成的意义传递与意义强化过程［5］。 文化—认知理论认为组织中的个体行为与认知由特定的组织文化框架与环境所塑造，一定的组织文化理念约束与引导主体的行为并逐步内化为个体自身稳定的内在理念与基本判断。 组织文化通过外化于符合规范的行为模式后，逐渐形成组织共有的信念体系或共同意义框架，也就是理念建构或文化建构功能实现的过程。 新型研究型大学具有不同于常规高校的制度与文化理念，从而决定其文化建构的内在独特性。 将文化—认知理论同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制度、理念与学科建设相结合，提炼出其共同特征，即：创新文化重塑人才培养模式，培育创新文化氛围；新理念构建制度层，发挥文化引领与规范作用；特色理念打造学科体系，涵育与人才发展契合的新型文化。 以文化涵育推动组织制度建设，从而形成文化理念、打造文化框架，涵育文化发展，其中涉及促使组织个体思维方式转变、组织文化惯性克服和个体行为规范的多个方面。 因此，文化—认知理论可以对其文化涵育中的共性与差异分析做出贡献，具有一定的理论优势与适用性［6］，能够为探究新型研究型大学文化涵育的共性特征、实践困境和优化路径提供理论支持。

二、新型研究型大学文化涵育的特征

新型研究型大学是新生的“大学群”，具有研究型大学的基因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目标，同时具有独树一帜的特色。 文化是培育高校内核精神、培养高质量人才的“软平台”，新型研究型大学以其新颖的体系制度与目标定位，探索适合其组织发展的文化涵育实践。 为此，研究从人才培养、治理体系与学科体系3 个维度探讨新型研究型大学文化涵育的特征。

（一）将创新精神融于人才培养

新型研究型大学以培养创新人才为目标，将创新作为其发展的“代名词”。 创新文化的涵育是新型研究型大学文化涵育的主要特色之一，以理念涵育创新文化，营造创新氛围，推动高质量学术成果产出与创新前沿人才的培养，进而推动学校的创新发展。 新型研究型大学遵循创新人才的培养规律，将培养的内涵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深化与提高，这是对“钱学森之问”的回答［7］。 所谓“钱学森之问”，核心的问题在于“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且创新的东西，‘冒’不出杰出的人才”。 “钱学森之问”对高等教育创新模式改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侧面反映出大学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深层原因，即现行培养模式不能完全适应拔尖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新型研究型大学将创新精神融入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包括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塑造与教师学术创新能力的提高。

首先，在人才培养理念上，以理念涵养文化，促成创新文化的形成。 佐治亚理工学院在对人才培养理念的设计上，吸取非理性决策、认知偏差和变化拮抗等理论，构建了旨在推动高校教育质量发展的“刻意创新”理念［8］。 韩国高等科学技术学院以培养应用型、创业型人才为理念指引，旨在向社会提供更多具有先进创新能力的人才［9］。斯科尔科沃技术学院以培养顶尖创新人才为理念，注重创新人才的培养［10］。 其次，在人才培养体系方面，打造创新体系载体，发挥文化育人的功能。 文化需“有形”和“无形”的载体承接文化的内涵，达到文化维系的目的。 南方科技大学确立了以“书院制、学分制、导师制”（三制）和“个性化、精英化、国际化”（三化）为核心的特色培养体系，旨在挖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创新能力［11］。 斯科尔科沃技术学院以创新为基础，打造特色的CDIO 培养模式。 最后，在教师培养战略上，发挥教师的创造性，巩固创新文化发展。 师资是大学科研进步的中流砥柱，教学理念对于学生的培养有潜移默化且根深蒂固的影响。 新型研究型大学注重教师队伍的能力培养，如新加坡国立研究基金会发起的“研究员计划”，南洋理工大学开展的“南洋助理教授计划”，以及南方科技大学PI 制度的实行，都旨在提高教师能力的基础上，发挥教师队伍的“创新带头”作用（见表2）。

表2 新型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特色

（二）以全新理念涵育治理体系

新型研究型大学是诱致性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同向聚合的产物，这也是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创生逻辑。 制度层的顶层设计是文化涵育的重要阵地，将新治理理念与高校管理制度相结合，是新型研究型大学文化涵育的另一特色。 首先，在学系体制设置上，南洋理工大学秉持“教授治校”的管理理念，将更多的权力赋予所属的院及院内教授，就商学院和文学院而言，其教授和副教授兼任院长、副院长或主席等行政职务，共同参与大学学术活动与行政工作。 此外，理学院的组织成员主要由经理与经理助理组成，在行为模式上逐步形成了类似于企业化的管理模式，推动了管理体系的创新。 南洋理工大学的学系体制建设在“教授治校”的理念下形成了教授治学、企业管理于一身的管理体制，有利于协调新的管理价值理念与传统学术价值的关系，推动新的制度文化在学院内慢慢孕育并成长（见表3）［12］。

表3 新型研究型大学管理制度特色

其次，在管理体制设置上，以文化层建构特色的制度层，将文化更好融入大学管理制度。 在南方科技大学成长起来的“杰青”、化学系教授谭斌表示，南方科技大学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能够与南方科技大学一起奋斗、一起进步得益于其良好的氛围，更重要的是全新的理念以及良好的制度。南方科技大学秉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办学使命，初步建立起支撑一流科研和创新能力培养的现代大学管理制度，全员聘任制、教师聘期考核制等制度的实行，在完善大学管理制度的同时，提高了科研人员进行学术研究的动力与活力［13］。 佐治亚理工学院秉持建成领先技术研究型大学、构建包容创新的学习社区、成为教育创新领导者的愿景，以灵活多变的组织结构为基础，建立了以教务处长办公室牵头管理，多个基层职能部门与特设的教育创新委员机构共同组成的教育创新生态组织系统，推动了教育创新的管理、评估、决策组织等工作的高效展开。 韩国科学技术学院在治理体系设置上实行理事会制度，理事会成员不由政府任命，在保证大学灵活自主权的同时留有更多让校内人员发挥个人能力的空间，促进文化发展的自主性与灵活性。

（三）以特色学科凝聚特色文化

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特点是“小而精”，主要体现在办学规模“小”与学科设置“精”。 纵观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学科设置，其都聚焦于工程学、计算机和生物学等世界前沿领域，且注重跨学科体系的发展与学科间的交叉融合，这与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理念不谋而合。 虽然跨学科体系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新型研究型大学的跨学科体系有其独特性，通过跨学科体系培养应用型、技术型与创新型拔尖人才，将培养理念与目标融入学科设置中，通过日常教学、科研活动推动校内新型文化的养成，涵育与新型人才发展相契合的新型文化。

西湖大学坚持发展有限学科，聚焦基础前沿科学研究，主要在生命科学、物理学、化学、尖端技术等学科［14］。 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将“纳米—生物—信息—认知”作为学科，打破原有院系设置，重组为5 个学院，即基础科学学院、生命科学学院、计算机与通信科学学院、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以及工程学院。 奥林工程学院强调新型工程学科，将工程、创业和艺术与人文三者结合起来，这就是所谓的“奥林三角”，不设院系，建立一个由卓越工程、创业精神和艺术、人文和社会科学组成的三维系统。 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不设院系，而代之以四大支柱领域，即建筑与可持续设计、工程产品开发、工程系统与设计以及信息系统技术与设计领域。 斯科尔科沃技术学院通过打造教育支柱、创新支柱与研究支柱的“三大支柱”体系，面向俄罗斯前沿领域与关键挑战开展跨学科的教育活动。 这些学科体系设置不仅是跨学科式，而且还是将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相融合的跨学科领域，在促进学科发展的同时能够培育良好的学术文化与创新文化，促进新型人才的培养与问题导向意识的养成。

三、新型研究型大学文化涵育的困境

虽然目前新型研究型大学在文化涵育的实践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面临着进一步发展的实践困境。 新型研究型大学普遍具有速成性的特点，表现在资金投入的密集性、师资引进的高流动性与科研产出的指标性等方面，不利于良好环境的形成与稳固，制度体系层面缺乏本土化特色，存在生搬硬套的固化模式。 结合新制度主义文化—认知理论的分析框架，将社会环境、规章制度、评价体系等因素引入其中进行分析。 具体来看，主要有良性环境难以形成、新旧价值理念冲突与内生动力不足三个实践困境。

（一）文化涵育的良性环境难形成

文化作为支撑大学发展的精神支柱，在育人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新型研究型大学以全新理念设计学科体系、管理制度与人才培养模式，促进新学风、新制度的形成，也促进了新型学术文化的传播。 但是，由于新型研究型大学具有发展速度快、科研成果要求高等内生特点，导致有利于文化涵育的良性环境难以形成。 首先，在人才引进方面新型研究型大学以发展速度快著称，对人才选拔与引进要求十分严格，以高起点为特点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往往需要顶尖的创新型人才，导致学校内部人才流动性的加快，不利于学术文化的培养与维系。 在“破五唯”问题上，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建校初期就针对“五唯”问题进行了体系和文化层面的改革，倡导自由、开放的人才评价理念，建立新型评价体系。 但一些新型大学急于在排行榜上表现自己，在人才的选择上往往更倾向于学历背景丰富、学术成果光鲜、人才称号卓越的教授与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另类“五唯”文化的衍生。 追求快速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要求产出量大、质量高的科研成果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打破原有的良好互助合作文化的培育，使得创新文化衍生为追求产量的无序竞争文化，不利于先进学术文化的传承与涵育，而高品质的学术文化往往强调合作重于竞争。 其次，在学科建设上偏重于理工，难以培育良好的人文文化。 高校在学科设置上以人文学科奠基，以人文学科本身具有的尊重、爱护、团结协作等优秀文化为基点，融合学校理念打造校园与人文文化，从而更好地完善学校的精神文化体系，培养高雅的人文素养。 而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学科设置上主要以工程、计算机、生物等前沿应用学科领域为主，较少关注人文学科发展，理工学科以实验为主，在文化培育层面上缺少一定的精神积淀，对文化涵育难以形成稳定的培养与传播环境，不利于校园理念的贯彻与人文文化养成。

（二）新旧价值理念与文化难融合

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新”主要表现就是以新理念为导航。 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以“四大支柱”和“两大集群”的全新理念来设计学生教学模式，以新文化为主要特点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在教学实践、人才评价、学科建设等方面存在旧理念与传统学术文化的“影子”，阻碍了新型研究型大学文化涵育的过程。 从内部环境来看，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基本处于摸索阶段，关于新体系、新模式方面的文化积淀较为薄弱。 虽然其在创立初期制定了较为完善的文化体系和前沿的办学理念，但根深蒂固的学术传统与文化仍存在于育人实践的方方面面。 在人才评价方面，新型研究型大学主张破除人才评价唯“帽子”传统，人才选拔根据选拔对象的科研素质与学校发展的契合度，在实践中常常难以摆脱传统人才的评价标准，坚持“五唯”文化的衍生，在追求新标准的同时陷入传统学术评价文化的泥潭。 在外部环境上，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在资金、治理、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支持，现有的新型研究型大学中“省管市建”的南方科技大学，“省管省院共建”的上海科技大学，还有社会力量举办的西湖大学都体现了政府在新型大学创立方面的突出作用，成为新型研究型大学得以快速发展的关键，同时也是新型大学发展面临的困境之一。 其一，新型研究型大学定位更高、目标更远，对资金投入与外在支持的需求相较于传统大学更高，而高校长远目标建立在以高投入来获取未来高质量人才产出的战略愿景之上，地方政府可能由于自身财政力量不足而减少对新型研究型大学发展的支持。 其二，在治理层面，新型研究型大学治理采取企业化管理模式，新型管理主义文化受制于地方政府，对高校在外部资源获取与内部文化培育方面产生消极影响。

（三）文化涵育潜在内生动力不足

南方科技大学、西湖大学等高校在发展和科研成果方面都取得了傲人的成绩，但是对摸索新型教育模式的新兴大学而言，其在办学模式与办学理念层面都或多或少借鉴或照搬了已有的实践经验，缺少自身发展特色，容易导致文化涵育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 一方面，新型研究型大学在科研方面的高爆发式增长往往得益于其巨大资金支持，通过巨额投资在全球范围内招聘精英学者专家，以高水平的人才引进带动提升科研水平，实现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的目标。 但高投资带来的爆发式增长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巨额经费投入，一旦失去了资金支持，就会出现高校运作失衡与精英人才流失。 同时，新型研究型大学与外部创新主体在价值追求、组织模式、产权归属与权责划分等方面存在较多分歧，容易造成角色功能错位、内部利益失衡等问题。 部分研究型高校仍存在重科研轻教学、重成果轻转化的思维惯性和政策导向，这使得教师群体缺少主动从事横向创新的热情，阻碍文化培育的步伐［15］。 另一方面，现有新型研究型大学模式的创新仍存局限，存在过度模仿、本土创新不足等问题，先进办学理念在扩散过程中，必须与本土的文化传统相结合，才能落地生根［16］。 新型研究型大学在治理体系上大都采用企业化管理模式，借鉴国外办学模式与办学理念，缺乏基于本土化的模式创新，而在新治理模式与管理主义文化下难形成本土学术自主文化。

四、新型研究型大学文化涵育的优化路径

文化涵育是推动高校建设的隐形平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下的新型组织，相应文化建设应注重制度层、理念层与实践层的协调发展，以制度承载文化，以理念指导实践，保证文化涵育的持续性。为此，应从构建常态化文化建设机制、营造良好涵育环境与本土持续性发展理念3 个层面促进文化涵育的进一步优化。

（一）构建常态化文化建设机制

充分发挥好文化对高校的价值引领作用，健全文化涵育的体系和制度建设新路径。 制度作为高校治理体系重要的“骨架”，是文化与理念传播的重要载体，以创新理念引导制度建设，以制度培育文化，实现理念—体系—制度—文化的涵育模式。 首先，构建文化涵育与传播的常态化机制。常态化机制即将办学理念、育人目标、办学使命等精神层面文化融入制度建设与日常管理的方方面面，在规章制度建设与人才评价体系建设方面吸取国内外的优秀理念，破除唯“帽子”论人才评价体系，制定更自由、灵活的评价标准。 文化层需要及时以文件形式传达学校精神，在学校各教室、办公室及会议室等场所设置提示语、读物等物化传播形式，保障文化涵育与传播可持续性。 其次，构建协同化机制促进文化涵育进一步发展。 协同化机制一方面在校内要加强教育理念与教育模式的融合，将理念与学生选拔、人才引进、培养模式、人事管理、科研制度等方面进行深度协同，在文化层不断升级的同时带动高校各方面的协同进步；另一方面，校外要推动与城市发展理念的协同发展，积极开展校内外的合作与交流，新型研究型大学最看重的是多样化合作的开放性［17］。 大学作为相对封闭的主体应通过与外界环境之间相互交流与合作实现校内文化与校外文化融合发展，做到高校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增加校企合作，积极开展校外志愿实践活动，推动高校文化涵育。

（二）营造良好的文化涵育环境

理念建设是高校文化软实力的主要体现，新型研究型大学注重创新、治理、育人等理念的升华，致力于领先型创新拔尖人才培养。 研究型大学在很大程度上存在模仿和依赖西方发达国家大学模式的倾向，而新型研究型大学模式创新同样存在过度模仿、本土创新不足等问题。 首先，相对于国外发展较久的新型大学而言，国内新型大学的发展在吸取国外优秀理念的同时更应注重本土化发展，在理念层面要吸收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核精神，宣扬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的优秀文化，构建文化涵育的内核。 其次，新型研究型大学注重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塑造，创新高校文化宣传方式，利用新媒体、微信、微博等互联网平台结合线下校内实物宣传，设立高校文化墙，举办文化艺术展，开展优秀文化实践日等活动，提高文化传播的有效性，为文化涵育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 陈旧的范式、根深蒂固的文化以及学术传统会成为创新障碍，在对待传统教学理念与育人理念要有所取舍，实现文化的“破”旧与“立”新。 新型研究型大学多采用企业管理模式，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应用新制度培育新型管理主义文化形成一种新型学术文化，为文化涵育提供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三）坚持持续性发展本土理念

新型研究型大学在追求高速发展的同时，要注重自身根基的巩固，为文化涵育提供坚固和平稳的阵地。 首先，新型研究型大学注重前沿学科发展，追求科研成果的原始性与创新性。 应走基础与应用并重的研究路线，以基础科学稳固根基，在学科设置上要注重原生文化的养成，走前沿学科与人文情怀兼顾的双向发展模式，消弭基础根基不牢的缺陷，为创新文化的培育筑牢基础。 其次，新型研究型大学应寻找多方资金支持，主动与高新技术企业开展合作，走创业型与集群化发展路线，与其他高校、企业在人才、理念、资源上形成互补性发展模式，打造合理的大学发展生态，提高自我发展的内生性与自我“造血”能力，逐步脱离依赖型、外生型发展模式，促进文化交流与本土创新文化孕育。 最后，新型研究型大学应面向本土，以创新人才培养为目标。 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是取传统研究型大学之长，补自身建设之短的创新；是结合本国国情、战略目标等的务实创新。 本土化创新能促成基于本土特色的高校创新文化，避免因“拿来主义”导致的水土不服问题。

综上，文化建设作为一个大学发展的精神、灵魂所在，对大学未来的发展，校内人的价值观、行为的培养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一种新兴组织，综合比较国内外新型研究型大学文化塑造特点，基本都是以创新为中心点，高校定位聚焦世界，对未来的发展目标更为明确具体；培养模式围绕学生进行设计，关注特色体系建成与一流人才培养；采用校董会或企业管理方式保证学术自由与灵活，更好地激发教授和学生的创造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