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困境与出路
——基于智力资本的视角*

段戴平 张文婷

（兰州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院，甘肃 兰州 730000）

西部高等教育承担着为国家，特别是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的重要使命。 推进西部高校高质量发展一直是区域高等教育战略发展的核心议题，走过20 年西部大开发历程的西部高等教育，在国家一系列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支持下，高校办学规模快速增长，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明显夯实。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教育、科技、人才工作进行了整体部署，强调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这为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政策支持和历史机遇。 需要正视的是，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由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变发展的进程远未完成，西部高等教育与中东部的外延性差距逐渐缩小，但与东部高校的内涵性差距仍在扩大。 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西部高等教育没有充分激活和优化高校智力资本，智力资本是提升西部高等教育质量的关键，其在高校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愈加凸显。 本文针对20 年来东西部高等教育面临的内涵性差距扩大问题，从高校智力资本的视角分析西部高等教育面临的困境，进而探索建设教育强国战略背景下推进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突破思路。

一、智力资本理论及其适切性

（一）智力资本理论的内涵

“智力资本”被视为组织所拥有的无形资产，其对组织的竞争力有着决定性影响，智力资本理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J.K.Galbraith［1］于1969年提出，其认为智力资本的本质不仅是单纯知识形态的无形资产，还应包括有效利用知识的动态过程，智力资本由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社会资本三大要素组成：人力资本是指个人的知识、技能、经验和教育背景等方面的能力和素质，它是组成智力资本的基础，只有拥有具备这些能力和素质的个人才能对组织做出贡献；结构资本是指组织内部不同部门之间、员工之间互动所形成的制度、流程、规范、标准等无形资产，它是组织能够持续发展的基础，可以促进组织内部知识和信息的流动，从而促进组织的学习和创新；关系资本是指组织与外部社会网络之间的关系，它是组织在知识经济时代中与外界交流和合作的基础，可以提高组织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只有合理地管理和发展这三个要素，组织才能够在知识经济时代保持竞争优势。

（二）智力资本理论的适切性

智力资本理论在本研究中的适切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已有研究对高校智力资本的组成要素基本达成共识，主要指向教职工创造价值的人力资本、关联高校治理水平的结构资本和与学校外部社会网络相关的社会资本［2］2524。 在构成高校智力资本的三要素中，人力资本是依附于高校教职工身上的知识、经验、能力等价值的数量和质量的总和，是高校竞争力的核心；结构资本是与高校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相关的内容，为高校财富增值奠定基础；社会资本是高校与社会各界利益相关者构成的社会网络及其影响力，是智力资本的外部环境基础。 二是智力资本是高校创造价值和形成竞争优势的源泉，是高校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高校作为知识产出和人才培养的组织机构，智力资本是其拥有的知识、技能、经验和专业人才等非物质资源，这些资源使得高校拥有了强大的创新和研究能力。 高校所产生的知识和创新成果不仅可以应用于科技和经济领域，还可以影响社会和文化发展。

二、20 年来西部高等教育规模增长迅速但内涵式发展不足

（一）西部高校与中、东部高校的外延性差距较小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国家制定了《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2004—2010 年西部地区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 年）》（以下简称《振兴计划》）等多项政策，旨在促进西部高等教育发展，调整东西部区域高等教育失衡的格局。 在这些倾斜政策支持下，西部地区高等教育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西部高等教育进入发展快车道。 经过20年发展，西部高等院校数目、在校生数和专任教师数等多项指标在全国占比均有显著提升，西部高等教育规模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全国。 具体表现为：

第一，西部地区普通高校数目和校均规模增加迅速。 如表1 所示，2001 年西部地区仅有298所普通高校，到2020 年西部普通高校已经增加至734 所，年均增加43.6 所，年均增长率达到4.6%，极大地改善了西部高等教育的整体格局，也使全国高校的区域布局得到显著优化。 从校均规模看，2001 年西部高校校均规模为4 771 人［3］，较同期全国普通高校的校均规模少11.0%，2020年西部高校校均规模比2001 年扩大一倍，仅比全国普通高校校均规模少2.0%，由此可以看出西部高校的办学效益在逐年提升。

表1 2001—2020 年西部高等教育办学规模相关数据

第二，西部高校在校生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01—2020 年，西部高校本专科在校生规模从153.73 万增加至872.88 万人，年均增长率达到10.55%，超过全国年均增长率1.2 个百分点，在全国高校本专科总人数中的份额从1／5 提高至1／4。 西部研究生在校生规模从5.80 万增加至72.90 万，年均增长率达到13.87%，超过全国平均增速1.3 个百分点。 在全国高校研究生总人数中的份额从1／6 提高至1／5。

第三，西部高校专任教师队伍增长至西部大开发前的4 倍。 20 年间，西部地区高校专任教师数目从11.95 万人增加至45.40 万人，年均增长率达到9.61%，高出全国年均增长率2.4 个百分点。 教师队伍结构得到改善，2020 年西部高校副高级及以上专任教师达18.40 万人［4］，占专任教师的比例达40.60%。

高校发展有外延与内涵之别。 高校外延式发展强调适应外部需求的规模扩大和数量增长［5］，主要包括招生规模扩张、办学空间拓展和固定资产的数值增长等。 20 年来西部地区高校为适应外部需求，表现出以规模扩张为典型特征的外延式发展，从表2 中2020 年各区域的外延式发展指标数据可以看出，西部与中东部地区的外延式发展水平尽管存在差距，但差距已经较小。 （1）反映高校招生规模的百万人口拥有高校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全日制本专科学生校均人数等3 项外延式发展指标的西、中、东部地区差异已经不明显。 目前，西部地区高校人才培养规模已经非常接近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外延性差异也不大。值得一提的是，西部本专科在校生校均规模已经超过东部高校，西部每百万人拥有高校数也略高于中部地区。 （2）反映高校办学空间的校均绿化面积、校均运动场地面积、校均产权校舍建筑面积和校均教室数等4 项空间指标的区域差异极小。表2 显示，西部与东部、中部高校的校均绿化面积、运动场地面积和产权校舍建筑面积数值接近，西部地区校均教室数甚至超过东部地区10 间。（3）从反映办学硬件条件的校均固定资产值、生均计算机数和生均图书量等3 项指标来看，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还存在一定差距，不过西部与中部地区的差异已经很小。 2020 年西部地区校均固定资产值已经超过中部地区。 由此可见，20 年来在中央各项倾斜政策支持下，通过增加高校数量、扩大招生规模、扩充校园面积、扩建和改进基础设施，西部高校的外在办学条件已经得到明显改善，与中东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外延性差距缩小。

表2 2020 年西、中、东部地区高校外延式发展指标

（二）西部高校与东部高校的内涵性差距显著

当前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指导性理念［6］7，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7］，在视察北京大学时习近平总书记又特别强调，“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和年毕业人数已居世界首位，但规模扩张并不意味着质量和效益增长，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8］内涵式发展是相对于外延式发展而言的，外延式发展的目标侧重于高等教育在规模或数量上的增长，而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让高等教育发展由“量变”转为“质变”，使高等教育的内在本质特征能够更加充分地体现或实现［6］14。 高等教育“外延式”的规模扩张基本完成之后，要关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9］。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指标主要包括学科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研究生培养、科技创新能力和社会服务转换等［2］2583。 20 年来，由于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二元分化加剧，“胡焕庸线”东西两侧高校各项内涵式发展指标的差距在进一步加大（见表3）。

（1）从学科竞争性指标来看，高校优势学科发展一直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 从一流大学建设来看，在国家“双一流”建设中，西部地区仅有9 所大学列入“一流大学”建设计划，西部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有6 个省份无一所“一流大学”。 2020 年西部地区每百万人仅有0.0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而东部地区有0.14 所，西部仅为东部的一半。 教育部2002 年第一轮学科评估进入各一级学科排名前十的学科数目，西部和东部全国占比分别为13.7%和63.4%；而2017年第四轮学科评估A 类学科数目，西部和东部学科数全国占比分别为10.1%和74.5%，这表明西部高校学科竞争力呈下降趋势，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在加剧。 另外，如果以第四轮学科评估B+以上作为优质学科参照，西部地区每百万人的优质学科数为0.54 个，东部则达到1.65 个。 （2）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东西部高校的高层次人才数量存在巨大差距。 以2001—2020 年获得各类国家级人才称号的人次为统计口径，西部高层次人才总量仅为东部的1／6，而东部地区校均高被引学者数是西部的近4 倍。 （3）研究生培养能力的东西差距较大，博士研究生的差距尤为突出。 西部校均研究生招生数为185 人，而东部达到311 人。西部仅有618 个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不及东部的1／3，如果除去陕、川、渝三省市，西部9 省区仅有246 个博士点，占全国的7%。 2020 年博士招生计划中，西部仅招收1.5 万人，而东部为6.8 万人，其中西藏、青海、宁夏、贵州、内蒙古等地年招生数均不足500 人，不及东部一校。 （4）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方面，西部与东部高校的差异还在进一步加大。 在国家评选科学技术三大奖中，西部高校获奖项数的全国占比从2000 年的16.7%降低至2020 年的13.5%。 西部高校科技论文发表篇数全国占比也从2000 年的19.4%降低至2020年的13.3%。 同期西部高校校均研究与发展项目经费仅为东部高校的41.2%［10］。 （5）在反映社会价值的内涵式指标中，东西部高校的技术成果转化能力差距尤为突出。 除去高等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陕、川、渝3 省市后的西部9 省区的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尤为孱弱。 2017 年东部地区校均技术转让实际收入达到西部9 省区的43倍［11］，而东部地区校均专利出售金额更是达到西部9 省区的64 倍。

三、高校智力资本未激活是制约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西部大开发20 年来，西部高等教育规模有了显著增长，但东西部高等教育依然面临巨大的差距，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依然面临区域失衡的困境。究其原因，西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不充分，没有充分激活和优化高校智力资本。 高校智力资本是高校所拥有或控制的，能为高校创造价值的无形资源，是一系列人力资源、结构资源和社会关系资源的总和［12］。 在构成高校智力资本的三要素中，人力资本是依附于高校教职工身上的知识、经验、能力等价值的数量和质量的总和，是高校竞争力的核心；结构资本是与高校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相关的内容，为高校财富增值奠定基础；社会资本是高校与社会各界利益相关者构成的社会网络及其影响力，是智力资本的外部环境基础。 制约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西部高校智力资本的3 项要素均缺乏活力：人力资本存在高水平人才存量少与人才流失严重的双重困境；结构资本缺少内生动力，现代治理能力缺乏；社会资本贫乏，服务经济社会能力薄弱等。

（一）西部高校人力资本不足且流失严重

人力资本是智力资本的核心，是高等学校最有价值、最具竞争优势的资产，是高校的核心竞争力。 高校人力资本是依附于教职工身上的知识、经验、能力等价值存量的总和。 高等学校人力资本存量越多，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就越高，从而体现的价值（绩效）也就越高［13］1056。 资本意味着创造价值或带来收益，高校人力资本通过教学、科研和管理人员的知识、能力和态度创造教育价值、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就高校教师人力资本的质量而言，高水平人才的比率更具决定性意义。 由于当前社会人力资源流动由市场主导，导致西部高校人力资本面临存量不足与现有高水平人才流失严重的双重困境。 西部高校人力资本短缺主要表现在高学历师资比率较低，高水平人才总体数量偏少。 2020 年全国东部高校师资中博士学位教师占比为49%，西部高校为33%，而西部9 省区则仅有17%［4］，还不及东部地区博士学位教师占比的一半。 尽管国家通过多项人才引进倾斜政策旨在增加西部高水平人才导向等举措增加西部人才供给，但相对目前西部高校专任教师数全国占比23%而言，西部各类高水平人才所占比例依然明显偏低。 西部大开发20 年间，西部地区国家级人才称号中，获批两院院士人数仅占全国总数的10%；“千人计划”入选者、“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以下简称“长江学者”）、“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和“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以下简称“杰青”）等高端人才仅占全国总数的13%；而作为高校顶尖人才储备重点的“四青”人才项目获得者也仅占全国的10%。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部以上各类人才全国占比均超过70%。

西部高校人力资本的流失危机表现为西部人才流出规模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人才流动路径呈现出单向、无环流特征。 究其原因，近年来，部分高校不惜重金挖人抢人、恶性竞争，在高校人才大战中，西部明显处于人才竞争劣势。 对1994—2015 年西部地区高校获聘的237 名“杰青”在西部大开发20 年间的职业流动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发现其中有18%的学者在获得“杰青”项目后有流动经历，明显高于全国“杰青”10%的流动比例［14］2203；同期西部“长江学者”的流动规模也高出全国3 个百分点。 这些人才有60%流入华北和华东地区，北京、上海和天津是西部人才的主要聚集城市，且人才流出后极少有回流西部工作的情况。 这对于原本就人力资本存量不足的西部高等教育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 另外，西部人力资本流动具有典型的“削峰填谷”效应，西部地区成为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流出地”［15］，优秀人才往往从西部高声望大学流向东部低声望大学，这往往导致“峰已削去，低谷难平”，这显然有悖“双一流”建设的初衷。 高校间人才非理性竞争，国家层面人才总数并无增加，徒增人才成本，降低人才效益，属于“零和博弈”，换来的是发达地区高校单方面的“数字繁荣”，导致西部优秀人才大量流失，使得西部高校高质量发展面临日趋严峻的考验。

（二）西部高校结构资本缺乏内生动力

高校的结构资本是智力资本的基础，它既包括管理体制、激励机制、组织氛围、组织文化等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的内容，也包括数据库建设、科研设备与条件的改善等物质层面的内容［13］1057。如果说人力资本的积累为高校集聚了财富的话，那么结构资本的优化则为财富不断增值奠定了基础，因为个体的人力资本并不能形成组织的竞争优势，只有通过激励转化，才能成为组织竞争优势的来源。 构建良好的结构资本，既是当前国际教育发展的大趋势，也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受地域局限和文化影响，西部高校普遍缺乏推动治理体系改革的意识，导致高校的价值导向、管理体制和综合激励机制等缺乏内生动力，使得教学科研人员缺乏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无法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增值价值。 这一问题在中东部高校同样存在，但西部地区问题尤为突出。

（1）西部高校存在对政府扶持性政策和照顾性资源投入的制度性依赖。 20 年来，在长期、显见的政府资源输血式扶持下，西部高校对特殊待遇的期待日益增强，主动拓展发展空间的积极性日渐消解［16］。 这种获利惯性思维导致西部高校管理体制的治理创新能力缺乏，在办学规模外延扩张后，高质量发展缺乏内生动力。 （2）西部高校内部管理体系存在效能低下问题。 由于区域闭塞、文化落后等诸多原因，部分西部高校依然没有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烙印，缺乏治理体系改革的内生动力。 一些西部高校管理理念保守，行动迟缓，缺乏改革勇气，在落实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治理理念方面若得若失、措施失宜，严重影响管理体系的工作效能；一些管理队伍存在官本位倾向，导致行政权力泛化，使学校管理效能服从于行政权力却背离学术本位。 （3）西部一些高校构建的校内综合激励机制存在“逆淘汰”潜隐规则。 其主要表现是工作标准较低，缺少挑战性刺激；业绩评价机制粗放化，迷信“帽子”和资历等外在符号，缺乏对教师价值创造的客观精准评价；教师自主工作空间小，人际关系重于工作业绩，创造性劳动空间被压缩；报酬分配不公平，行政职务获得较高报酬的机会高于学术工作。 在这种管理背景下，一些西部地方高校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出现了一些“逆淘汰”现象，这使得人力资本缺乏增值活力，无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激励机制。

（三）西部高校社会资本与区域经济耦合乏力

社会资本是智力资本的外部环境基础，高校社会资本也称关系资本，是指高等学校与社会各界利益相关者所构成的社会网络及其相互影响［13］1057。 高校作为社会组织，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密切的耦合关系，高校社会资本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能够真正推动区域科技进步和创新，真正推动高校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运用生态经济学中的耦合协调度对2006—2020 年我国各地区的高等教育、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测算。 参考宋美喆与李孟苏［17］的研究，将耦合协调度分为7 个等级。 从表4 中数据可以看出，各地区高等教育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呈增长趋势，但从区域分布来看依然呈现西低东高的空间格局。 西部地区到目前为止耦合协调度依然未达到0.4，一直处于中度失调衰退等级，这表明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水平与经济发展耦合乏力。 而东部地区2016 年耦合协调度即超过0.6，已达到中级协调发展等级。

表4 西部大开发20 年间西部“杰青”和“长江学者”的职业流动

西部高校社会资本与区域经济耦合乏力，究其原因：一是由于西部高校学科专业结构未适应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学科专业设置未获得社会关系网络的有力支持，高校培养的人才无法满足区域社会经济需求。 近20 年西部第一产业占比持续下降，第三产业比重先稳定后快速上升［18］。 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人才需求从生产部门转向非生产部门，从传统工业转向现代服务业，进而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移。 然而西部高校缺少与地方政府、产业界的常态化沟通合作机制，其学科专业调整由于缺少政策支持性保障和“需求侧”依据，学科专业调整滞后、结构不合理，培养口径狭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少，这导致许多西部高校的人才供给与社会经济的人才需求发生“结构性错位”。 二是西部高校缺乏深度的产研合作，科研成果的转化能力不足，缺乏对社会科技创新的推动力。 西部许多高校与区域优势行业、重点企业缺乏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未真正解决对企业发展中的关键科学技术问题，对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贡献不足。 因此，在第一轮西部大开发中，西部高等教育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有限，并未形成推动西部经济发展的“科技创新高地”。

四、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在建设教育强国战略新格局下要推动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正视20 年外延式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对标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产业发展需求，充分激活高校智力资本的三要素，在提质增效引才育才机制、优化治理体系释放制度红利、抓住学科特色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等方面坚持走特色发展、创新发展的道路。

（一）厚植人力资本，提质增效引才育才机制

要解决西部人力资本流失问题，需要国家层面出台西部高校人才队伍建设的精准扶持政策。一是制定“西部振兴人才计划”，加大人才“西进”政策支持力度。 依据西部发展需求设置西部振兴人才岗，面向海内外招聘，这些岗位人才在规定年限内须在西部履职，实现从“戴帽子”到“摆凳子”的转换。 二是尽快建立区域人才流动的协商与补偿机制。 为降低西部高校引才育才风险，在《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框架内构建由政府主导的区域人才流动协商补偿机制。 人才流失本着“谁引进、谁补偿”的原则，由受益单位及其地方政府向受损高校支付人才培养和引进成本；受损高校建立“走一补一”的专项培养基金，并将该项基金定向用于引进和培育高素质人才，以稳定西部人力资本结构。

要构建“引得来”“留得住”的优秀人力资源“蓄水池”，地方政府和高校要在人才治理政策上敢为人先、勇于创新，提升人力资源统筹规划能力，创新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 一是政府和高校积极建立人力资源信息共享平台。 政府在规划各项人才项目时，通过信息平台对省内高校人才分布与流动态势进行测算研判，依据各校人才存量与增减关系妥善调配。 高校建立人力资源配置预警体系，科学预判人才流动态势，尽早掌握人才出走意向，深入探寻问题根源与消解策略，预控人才流失的负面影响。 二是西部高校要积极拓宽师资招聘渠道，实施开放性和柔性的用人机制，延揽各类优秀人才。 西部高校要在日趋激烈的人才争夺战中保持主动，优秀师资“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灵活采用基层锻炼、交流挂职、银龄计划、短期聘用、人才租赁等多种方式打造人力资源共享的“绿色通道”。

要提升西部高校教职员工的自我效能感，激发其投身西部高等教育事业的主观能动性。 一是西部高校要破除以“帽子”为资源配置导向的“唯人才”理念，秉持开放的人才观。 要妥善处理外部引才与内部育才之间的关系，避免“引来女婿，气走儿子”。 二是对教职员工的劳动价值评判要体现西部高等教育的本质要求。 要鼓励广大教职员工在解决国家战略和西部经济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创造社会价值，彰显学术价值，提升其内生动力。 对教职员工的学术探索、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技术服务、工程设计、决策咨询、作品创作、教学成果等智力劳动应该同质等效。 三是着力优化爱才惜才的人力资源生态环境。 对高校教师的工作要充分放权，给予其更具张力和相对自由的弹性工作环境。 对广大教职员工提供分层次、多渠道的职业发展空间和深造机会，特别要重视培育能扎根西部，具备良好适应性、稳定性的青年教师。

（二）优化结构资本，释放西部高等教育制度红利

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应该积极运用国家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政策工具，从治理理念、治理体系和评价机制等多方面入手优化结构资本，最大限度激发高校治理体系的自主性、创造性，实现人力资本使用价值最大化，充分释放西部高等教育制度红利。

首先，西部高等教育要破除“等、靠、要”的依赖性思维，增强高校自主发展的规划布局能力，营造积极进取的现代化治理氛围：西部高校在战略规划时因校定位、因地制宜，主动挖掘、充分利用区域独特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积极布局具有自身学科优势并能服务区域发展的优势领域。 要营造积极向上的现代治理文化氛围，要通过制定顺畅的治理参与制度和严谨有效的激励制度，引导师生积极参与高校教学、科研的治理决策和运行，为学校治理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持。

其次，提高西部高校管理效率，需要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健全内部治理体系。 一是要强化管理制度建设，坚持依法治校。 西部高校要开展规章制度“废、改、立、留”和流程再造工作，建立高效规范的运行机制，将管理体系向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方向发展。 二是要增强管理体系的柔性设计，提高管理机构的工作效率。 一方面要克服高校科层组织的分工壁垒，增强组织机构设置的柔性，可以基于管理目标采用项目组、模块化或矩阵式等新型模式对管理体系进行灵活配置。 另一方面，需要健全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深化综合体制改革。 明晰职能部门和学院之间的责权范围，梳理权责清单，建立校院责权统一、职责分明、科学有序的运行机制，推进“一院一策”改革，科学规范设置学院内部教学科研机构和行政机构，推动学院自主发展、自我约束、自负其责。 使院（系）在学校总目标指导下，拥有与其所担当的职责、任务相一致的权利、相适应的利益，成为充满生机的办学实体。

最后，高校高质量发展的本质特征是追求真理和完善人格的统一，西部高校要阻断“逆淘汰”潜隐规则，就需要构建基于高校高质量发展本质特征的高校评价机制。 一是切实将立德树人成效作为西部高校教育质量评价的根本标准，在各项评价工作中均要将立德树人放在首位，学生评价要坚持以德为先，教师评价要把师德师风作为第一标准，学校管理评价要以育人为使命。 二是西部高校的教育评价指标体系要基于高等教育本质特征构建，要回归追求学术本真和教育本真。 要强化教育评价的生态治理，管理者要从基于问责的评价思维向基于信任的评价理念转变。 要改变以往评价类型过多、 评价频次过繁和评价结果应用不当等问题，为教师潜心教研和学生发展搭建宽松自由的环境。

（三）培育社会资本，促进学科特色发展

西部高校要提升科技转化水平，服务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积极培育和开发社会资本，其关键是将地域特色转化为学科特色，将学科特色转化为社会服务能力。

国家层面需要加强对西部特色学科建设的支持力度：一是设立“西部高校特色学科振兴项目”，以特色为前提、以质量为标准，公开评审，择优支持，以专项资金重点支持能源开发与利用、自然环境保护、国家安全等与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特色学科，在重点实验室、重点学科项目等方面向西部特色学科倾斜，并增加这些学科的研究生招生规模等。 二是着力打造具有西部特色、世界一流的优质高等教育集群。 应该集中优势资源，重点投入，搭建一流的大学群、一流的科研合作平台、一流的知识库共享平台和一流的科研团队，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构建鼓励国际国内高水平合作的开放机制。 在学科专业集群发展中，学科相近高校需要敞开胸怀“抱团取暖”，共建共享学科资源平台，共同搭建服务西部开发战略格局的大学科装置，集聚高端人才，打造学科高地，产出重大科教成果，解决学科难题，培养一流学科人才。 三是在新一轮对口支援西部高校工作中围绕西部区域发展需要，对西部高校的特色优势学科实施精准扶持，一方面鼓励东部高校为西部特色学科精准输送支援力量，为其定向培养教学科研人才，扶持建立研究院、创新平台等实体性机构；另一方面鼓励重点企业与西部高校的特色学科开展长期稳定的科研合作，联合培养研究生，共建科技信息平台和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西部高校自身应依托区域资源与环境特色，将学科专业的结构布局与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精准对接，在传统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中寻找适合自身发展的生长点和突破口，与东部高校错位发展：（1）工科领域结合西部自然资源，主动适应相关产业的发展趋势、服务制造强国战略，推动现有工科交叉复合或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培育新的工科领域；打造以新技术、新工业为核心的电子信息科技、生物制药、智能制造等特色鲜明、相互协同的学科专业集群；充分利用西部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资源禀赋，抓住西部地区新能源产业发展机遇，设置新的学科增长点并促进新兴交叉学科专业的发展，将相关学科专业发展前沿成果、最新要求融入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过程，培养新能源技术开发与消纳应用人才，让西部新地区能源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延伸发展。（2）西部医科教育需要落实“大健康”理念，加快构建服务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的医学学科专业体系；聚焦理念内容、方法技术、标准评价等，对传统医学专业全方位改造升级，主动适应医学新发展、健康产业新发展，布局建设智能医学、互联网医疗、医疗器械等领域紧缺专业，瞄准医学科技发展前沿，大力推进医科与理科、工科、文科等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培育新兴学科专业。 （3）西部农林教育肩负推进农林学科专业供给侧改革，服务支撑农业转型升级和乡村振兴的使命，应该紧密围绕西部生态环境特征，扎根西部广袤大地，主动运用现代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工程技术等促进生态环境与气候、寒旱生态学、畜牧、草地农业、植物保护等涉农专业的学科专业发展；同时积极推进农工、农理、农医、农文深度交叉融合创新发展，培育新兴涉农学科专业。 （4）西部新文科建设应该依托人文积淀的资本优势，推动文科间、文科与理工农医学科交叉融合，积极发展文科类新兴专业，推动原有文科专业改造升级；主动服务国家软实力提升和文化繁荣发展，紧抓“一带一路”建设机遇，重视丝路文明、民族学、敦煌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区域（国别）研究等学科专业的建设与数字化改造，深化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做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相统一，以更好传承西部悠久的西域文化、边疆文化和古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