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产业振兴:分层治理视野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研究

张雨薇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0)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已成为破解我国“三农”发展困境、解决城乡发展均衡问题的顶层框架。实现乡村振兴,关键是实现产业振兴。早在脱贫攻坚时期,财政部和国务院扶贫办就规定70%以上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应当用于产业扶贫;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2019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确立了产业兴旺的重要地位,指出农村产业振兴是解决农村发展问题的重要前提,明确了产业振兴的总体要求、六大任务与发展路径;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建设农业强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奋斗目标,强调应着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的渠道。

在顶层设计日益完备、资源注入不断强化的当下,全国各地围绕产业振兴进行了多方探索。然而,项目烂尾和资本跑路以及政府“投啥亏啥”“越扶越贫”等现象依旧屡见不鲜,对其原因的探析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议题。回顾既有文献,学界对这一悖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在政策设计与政策执行层面,分析政策主体的“局部聚集”与政策工具内部结构失衡[1]、政策制定与乡土社会的适配偏差[2]、产业相关多元主体间的博弈冲突[3]等;其二,在市场运作层面,讨论国家“深嵌则依附、浅嵌则独立”的二元发展困境[4]、运动式导向下的地方政府侧重短平快型产业的实践误区[5]、市场发育不健全下产业联动不明显等问题[6];其三,在村庄内生动力层面,探索本土专业化数字化资本与资源不足[7]、农户参与意愿低[8]、资金投入量与使用效率较低[9]等状况,强调这些短板使得大市场与小农户之间产生了衔接上的断裂。概而言之,上述研究对乡村产业振兴内外治理机制的两个层面均有涉及,但也存在不足。一方面,既有研究往往聚焦于对单个面向的讨论;另一方面,无论是对内部共识决策的讨论还是对外部市场运营的思考,均缺乏对“谁来引领”这一核心问题的聚焦,并且难以从整体上解释困境生成的原因,进而未能提出破解产业振兴悖论的有效建议。

“一切国家政治经济工作的领导核心均应当是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10](P.31)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作为国家发展建设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组织凝聚力与向心力,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基层党组织作为先锋引领与治理核心力量意义重大。马克思主义强调,党须“服务于组织在公社中的人民”[11](P.71)。总之,中国共产党是为解决人民群众的困难而生的,以高质量党建提升乡村经济发展力、为基层人民谋福利是对新时代党执政能力建设理论的重要创新。

在厘清“谁来引领”的问题之后,对于“如何引领”的问题仍有待进一步解答。基层党建如何在乡村产业发展的内外治理进程中发挥作用及其过程与机制如何?与资本引领和组织引领发展模式相比较,党建引领产业振兴的优越性如何凸显?对上述问题的探索与解答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党建引领乡村产业振兴能够在实践层面明确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展模式与前进道路,进一步夯实党领导乡村振兴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另一方面,党建引领乡村产业振兴的研究视角有助于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征、基本路线与根本宗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理论提供思路。

一、案例呈现与理论框架

(一)案例呈现:L村农旅融合发展实践

L村位于贵阳市H区Q镇西部,下辖7个村民组,总人口为1371人,其中党员为39人,行政区面积为5.0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为796.2亩。该村的主要民族包括汉族、布依族、苗族,其中布依族人口占全村人口的98%,属于典型的布依族村寨。在农业发展层面,目前L村200多户村民通过土地入股加入种植合作社,另有50户村民以第一产业为主要生计模式,主要种植作物为水稻。2018年,村庄开始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在农旅融合产业经营过程中,L村打造出“三亲六齐”(1)“三亲”指的是党群关系亲、家庭成员亲和邻里关系亲;“六齐”指的是齐树品牌、齐抓思想、齐谋发展、齐促服务、齐扬文明和齐助传承。党建品牌。一方面,L村整合村庄内部资源,实现了村庄场域的资金、土地、人才等产业要素的聚合,提升了村民的参与水平;另一方面,L村成立了贵州BB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并将其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市场经营主体HY旅游服务有限公司达成合作,通过让渡部分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放活资产经营机制,实现了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与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2021年,L村旅游接待人次接近10万,旅游业收入接近600万元,参与分红的50余户村民户均增收5000元左右。2022年,L村第一季度接待游客量为5000人次/月,人口反虹吸效应逐步凸显,村民外出务工较少,旅游旺季可吸引外村劳动力30～50名。L村接待游客以贵州本省游客为主,包括散客、研学旅行以及公司团建等。

本调查采取半结构式访谈、参与式观察等研究方法展开,材料来源于笔者于2022年8～10月收集到的田野素材。访谈对象包括县乡层面的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乡镇干部,包括村级层面的驻村工作队、村干部、商户和部分村民。此外,笔者收集了贵州省农业农村厅政府工作报告、村年度工作总结、年度发展规划等文件资料。

(二)理论框架:内外分层治理理论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首要任务,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与一般的产业不同,发轫于乡村场域的乡村产业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系统,其发展与村落资源、村民协同以及基层党建等因素密切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方向,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12]地方经营实践表明,发展集体经济是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关键路径,而其公共属性与盈利属性之间的张力为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新挑战。约拉姆·巴泽尔指出,在产权无法进行有效分离的前提下,要想实现收益最大化,应当将资产的不同属性依据现实情况分配到不同群体。[13](P.37)依照这一逻辑,作为党在基层的神经末梢与战斗堡垒,乡村党组织应当厘清村庄产业发展的双重属性,在此基础上构建内外分层的治理机制。在内部发挥基层党建的关键引领作用,优化资源整合与村民参与程序;在外部强化党组织监督管理的职能,合理区分产业经营权责与利益分配模式,明确基层党建作用发挥的具体向度。

图1 乡村产业发展的内外分层治理机制

在内部治理层面,基层党组织能够发挥核心引领与组织带动作用,促进农村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文化资源的势能释放。挖掘现有资源、对接政策扶持是村庄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石。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分析公共池塘资源时强调,资源占用者有效的自组织行动离不开制度供给、可信承诺与相互监督三大机制的建构。[14]从这一意义上讲,只有在国家为村庄产业振兴提供政策、金融与技术等层面有力保障的前提下,基层党组织才能发挥作用。其一,基层党组织能够依据地方实际,依托其自身在组织体系、社会渗透与制度建设等方面的优越性对既有资源进行优化整合。具体而言,基层党组织能够通过“三权同确三证同颁”“七权同确”等创新举措有效地厘清村集体资源性资产、经营性资产与非经营性资产以及村民的资产与权益,通过建立合作社等制度化的途径促进资源的有效整合。其二,基层党组织能够经由村庄精英或“带头人”的示范效应实现承诺的可信性。受实际规模的影响,直接民主即人人参与治理是不切实际的,因此,西方学者提出了“代议制民主”[15](P.1)“多数人民主”[16](P.7)“精英治理”[17](P.19)等理想型民主治理。在实际操作层面,集体共识与集体行动同样需要管理者营造领导权威,即党组织通过强化自身组织体系与组织能力建设来吸纳一批乡村精英组成领导班子,在公共产品供给与产业发展前期发挥示范带头作用。这一批领导者或具有类似于乡贤士绅的品格德行,或因具备远见卓识而走在产业发展的前列,村民对其行为名望有一定的了解,因此这种声誉信任能够有效地建立起村民对产业发展的积极预期。其三,基层党组织能够通过村级权力的覆盖,实现产业发展的组织化建构与民主化监督。在社会工业化阶段,理性机构或组织承担着公共物品供给的社会治理职能,其行动理性设计的可能性恰恰在于纪律权力的建构。[18]基层党组织既能够通过自身掌握的公共权力对村民个体进行监督,也能够通过建立股份经济合作社等方式在资产分红层面督促多元行动者遵守规章制度。

在外部治理层面,基层党组织结合地方实际建立科学的经营管理制度,以委托代理、分层决策等多种方式促进乡村产业的市场化、制度化与专业化运行。实质上,村庄产业运营是小农户与大市场如何衔接的问题,以往的资本下乡和部门下乡等发展模式在解决这一问题时会带来“非农化与非粮化”[19]、“大农吃小农”[20]和“空心村+空城”[21]等非预期性后果。而“党建+”通过分离产业管理权与经营权的方式,在提升经营效率、降低市场风险的同时有效破除这些困境。依据党组织的实际经营水平与产业的发展阶段,既有的“党建+”发展模式可分为三种类型。其一,通过组织合作社等方式进行自主经营。这种发展模式对于村庄产业的发展基础有所要求,在早期大多依托上级项目发包进行发展,但由于党组织与村干部同时面临着政治风险与经济风险,在后期仍旧需要参与市场竞争,因此采取此种模式者较少。其二,通过对外租赁、在地或“飞地”投资等方式发展租赁经营。这种租赁经营或由村集体在县乡政府的主持下将资金集中投入到发展条件优越的本地商业片区或“飞地”区域,或由村集体将场地等集体资产租赁给其他经营主体,村庄均不必负责日常经营管理,仅按投资比例获取固定收益。[22]其三,通过与农业企业、职业经理人等专业化市场主体开展合作经营。这种模式具有较强的普适性,也是本文讨论的主要发展模式,其核心要义在于发挥基层党组织作为中介方、监督方与村庄治理核心方的关键作用,依照村庄实际情况选择外部经营主体,建立市场化的专业经营制度,达成激励相容、权责明晰的合作契约。

概而言之,在内部治理层面,党建引领发挥着核心带动作用,能够整合村庄各项产业发展要素,强化村民参与经济发展的共识与能力;在外部治理层面,党组织作为村庄代理人,将经营权充分授权于外部经理人,保障集体资产收益的剩余索取权得到合理分配。因此,建立有所侧重的内外分层的治理机制是党建引领乡村产业发展的核心要义。

二、党建引领产业振兴的运作机制

过去,在以基础农产品的生产与供给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下,产业链的外延与不合理的分工使得大部分利润流出乡村,村民的收益有限。目前,我国乡村产业发展方式有所转变,各地逐步向挖掘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实现乡村价值深度开发转化转移。在此进程中,村庄内部共识决策的达成为外部经营管理机制的建构夯实了基础,外部经营管理机制的良性运行则为内部参与赋权的实现提供了动力。

(一)内部共识决策机制:制度保障、信任建构与有效监督

村集体内部的高度一致性是在乡村场域发展产业与合作经营的先决条件,只有在多个方面有效地建构村庄社区共同体,才能实现向外部经理人团队的充分授权。[23]为了达成这一目的,H村党组织通过建构制度来整合村庄公共资源,通过党员干部示范带头来重建村庄信任共同体,通过组织建设与吸纳赋权来强化对产业发展事务的有效监督。

1.制度保障:资源整合与公共产品供给 如何整合农业农村资源、实现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对村庄产业振兴意义重大,这一进程的推进离不开自上而下的制度保障。其一,在组织领导层面,L村在落实高位推进策略的同时,通过驻村工作队制度确立了村庄产业发展的有效路径。2017年,H区成立了以区委副书记为组长的工作专班,选派来自市委政研室、区管委会、区民族宗教事务局、镇人民政府等单位和部门的党政干部开展驻村帮扶工作,实现了与上级政府和市场的对接。在镇村的统筹规划下,L村确立了“一村百坊”的民族文化旅游发展思路,即在村庄内以村居院落为基础,划分多个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旅游开发,大力推动招商引资。“我们驻村干部其实就是起一个牵线搭桥的作用,因为现在省里市里的项目还是不少的,上面有最新的政策项目需要准备材料我们肯定要尽快去说,让村里去准备申请,或者给公司,龙头企业和村里牵牵线,最近在谈的自来水厂项目就是我去讲的。还有就是村里开会要到,也要参加村务这块的讨论,村庄里的事情你也要做到心里清楚。”(2208W1)

其二,村庄资源宏观上包括人、地、钱,对其有效整合要求实现刚性规制与柔性吸纳匹配的合理化,主要包括向上对稀缺资源进行争取和向下对既有资源进行调配以及在内对有限资源进行优化和在外对优质资源进行吸纳。[24]在村庄产业发展之初,L村在多方争取资源的同时有效地强化了集体统筹:通过向上争取“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示范村寨建设试点以及危房改造等项目,获得了600多万元村容村貌整治奖补资金,在确认并开展“一村百坊”民族文化旅游建设之后,进一步争取到四好农村、全国文明村镇、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全国美丽宜居示范村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示范村、国家3A级景区等品牌和项目资金,完善了村庄公共产品的供给体系;向下作为“中间地带”促进了村民与市场的有效衔接,针对村内闲置房屋鼓励村民积极以入股、出租与流转三种方式与YB旅游管理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公司完成了对5000余平方米闲置农房的统筹规划,授权贵州省农村资源资产权益交易中心贵阳运营中心,通过“贵州农交”APP发布农房信息并进行规范化交易等;向内重点开展闲置农房的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施工等立面改造和庭院打造“治房”工作,强化基层党组织“一站式”服务能力与制度建设,在村中心设立集社保、医保、就业等多种公共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大厅,通过“一门受理”“一窗服务”实现了“一次性”办结;向外引进紫袍玉带、贵州省非遗博物馆、灯彩集团展示中心等项目入驻,依托村集体剩余资产资源展开招商引资工作等。

2.信任建构:党员带头与多元吸纳 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往往会使个体采取权变策略,即依据现实条件与未来收益选择灵活变化的行动方案。[25](P.78)在这种灵活权变策略的主导下,村民或在确权流转期间表现为积极性不足,或在总体上对村庄公共事务与产业发展的参与匮乏。实践证明,社区互动与干群间信任关系的建构是促进集体行动、强化个体参与的重要因素。[26]L村基层党组织正是通过党员的示范带头作用有效地夯实了村庄发展的公共基础,推动了资产资源确权等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同时通过多项举措带动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强化了村民对村庄发展与基层党组织的信任。[27]

其一,土地等产权主体与收益分配机制的明晰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保障,也是发展乡村产业的前提。L村党组织依据“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方针,从能人和热心村庄事务的村民入手,通过组建妇女协会吸纳热心妇女、按季度开展“拉家常说夜话”“党旗下的最美家庭”评选活动强化村民间的交流互动,提升了村委的组织力与村庄的凝聚力,为村民在推进确权工作过程中的沟通协商奠定了基础;从党员、村民组长和村民代表入手,通过干部带头成立确权工作组、划分确权工作开展片区、完成确权信息建档等方式,整治了侵占集体土地、沟渠、山地等行为,为“易权”奠定了基础。“你搞‘三变’就得先确权,确权说好做是真不好做,我说就是我们得说破嘴跑断腿,但你作为党员你就是得给村里办成事,碰见有吵架的,咱们两家紧挨着为啥什么坊的选在你的房子不选我的房子,你得去看看谁有理你得去化解,你得让村里人都心服口服。我们还有各种谈心会,你有什么话有什么意见不好直接讲伤感情的就可以跟我们讲,我们去做这个中间人。”(2208L1)

其二,党员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领村民投工投劳强化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吸纳乡贤耆老弘扬优良社会风气。作为传统布依族村寨,L村较少与外族通婚,由此形成了龙罗王蒙四大姓氏,他们彼此之间具有较为密切的血缘姻亲关系。党组织十分重视吸纳乡贤耆老,如在人居环境整治时邀请乡贤开设环境保护大讲堂、组织“红黑榜”和“房前屋后·庭院达标”活动等;L村重视党员带头作用的发挥,如由党员、村民代表等带头组建巡防队伍在村内展开义务巡逻,在村庄开展村容村貌整治、房屋治理等工作(包括对村庄主干道、串户路和路灯进行修整以及完善村内排污管网、人畜饮水管网、村庄停车场、污水处理等旅游配套设施建设)时,36名党员与村民代表带头上阵,广泛动员群众出工出力参与村庄建设;通过“设岗定责”,村党支部设置党风廉政监督岗、矛盾纠纷义务调解岗、布依文化传习岗等,发动党员自愿领岗,通过“微讨论”“坝坝会”“八会七群”(2)即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党员会、村“两委”联席会、村民议事会、村民监事会、新农人交流会、院坝会和 7 个微信群。等方式协同治理村庄公共事务。

3.组织再造:增能赋权与村民参与 组织化程度较低是当前乡村产业振兴的痛点之一。在现代产业分工体系的发展进程中,小农户因自身资源禀赋不足而陷入结构性困境。企业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取利润而倾向于将产业链中附加值较低的生产环节剥离出来,并将这一风险较高、利润较低的环节转移给小农户,由此,即便小农户借助农业企业实现了与大市场的衔接,但其在农业全产业链中参与程度较低,且多处于弱势、依附地位。L村4个合作社通过组织化层面自主性的增强与双重委托代理关系的建构打破了这一困境。

其一,L村在合作社产业发展中呈现出复合型特征,既有采取与专业公司合作的方式建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的种植合作社,又有在餐饮、民宿和民族文化合作社中发展出的一种平等化、协同化治理样态,使村民能够自主地参与到合作社的产业选择、资金使用与监督管理等工作中来。“之前我们就是一直开大会的,大会上所有人都能讨论啊,觉得村里弄什么赚钱你就可以提出来大家看,我们一开始有腊味合作社就是村民在大会上提的,我们有村民是做豆腐的,所以就主要做猪肉和豆腐。门口牌子的保证书‘如果添加色素,甘愿子孙受穷’也是村民建议的,这样叫人家放心嘛。腊味坊确实也是赚钱的,游客也喜欢买的,去年2021年一年就赚了25万多,后面说是用的地块不符合消防规定今年就给停了不做了,就是因为要露天烧松树枝烟熏,就是要他有那种香味嘛,但不符合规定,你去看,之前烧的坑和场地都在。”(2209L1)

其二,合作社的经营模式相对独立。除了种植合作社之外,民宿、餐饮与民族文化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均采取双层代理决策的方式运营,即由入社户每户确定一名股东代表参加股东大会,通过选举产生董事会,由董事会负责合作社的日常经营管理。为了确保村庄产业发展的统一性与村集体资产的统筹协调,合作社的董事长由现任书记担任,以强化党组织对村庄政治、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副董事长由选举产生,通常是由饶有资产或热心村务的村民担任,负责合作社具体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以民族文化合作社为例,书记L1指出,实际负责合作社运转的是原本在外务工的青年村民H1,村庄设立了35人组成的文化工作队,由L书记劝说H1留在家乡负责相关工作,目前民族文化合作社的具体运营由H1负责。

(二)外部经营管理体系:委托代理、市场运营与利益分配

“隐性的革命”带来了农业产业结构的加速转型,即从传统旧农业向资本和劳动双密集的新农业转移。[28]新农业高利润的特征背后隐藏着高市场风险,上层力量是影响农业转型与农政变迁的关键变量[29],因此,除了在前期的产业选择与资源整合层面发挥着关键引领作用之外,L村基层党组织能够进一步通过优化自身在委托代理、市场运营与利益分配等方面的干预与调控实现“改造农民”与“适应市场”之间的动态均衡。

1.委托代理:主体选择与机构管理 产业的发展壮大依赖经营者强有力的专业经营素养,而专业的经营素养离不开市场主体作用的发挥。2018年后,在“一村百坊”的发展思路下,L村成立了贵州BB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并将其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与镇平台公司贵阳HY旅游服务有限公司按照65%+35%的出资比例组建贵州YB旅游管理有限公司。为了确保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统筹协调,该公司由善于商业经营的前任村主任L2担任董事长,对合作社的发展方向做出统筹规划,由现任书记L1通过董事会选举担任4家合作社的董事长,其余的党支部成员则以流转房屋或现金入股的形式加入合作社,并通过民主选举引导合作社开展工作,强化基层党组织对村庄经济事务的全面领导。这一行政主导、政经合一的运营方式能够有效强化集体共识与村庄治理,借助镇平台公司的诸多优势,通过资产租赁、股权合作与联合开发等方式与公司及个人等其他经营主体展开合作。经过整合,贵州YB旅游管理有限公司现下设餐饮、种植、民宿、民族文化4家合作社。餐饮与民宿合作社负责联结小农户与大市场,将完成“治房”工作的农房出租给商户使用(不限户籍),餐饮业对外租赁26栋房屋,稳定运行的标准化民宿有3家;种植合作社选择与贵州SF种植场合作,已有200多户村民通过土地入股加入合作社,种植草莓、猕猴桃、圣女果等经果林树苗近400亩,此外,还开设了用于种采体验的“开心农场”;民族文化合作社包括传习坊、刺绣坊、酒坊、染坊等,还下设了布依山歌队、舞龙队、腰鼓队等,举办了多场“上九”歌会、“三月三”、篝火晚会等活动。

图2 L村产业发展布局

2.市场运营:分工合作与多元协同 作为党的执政根基,基层党组织理论的科学性、目标的人民性、文明的开放性与路径的创新性是实现产业振兴进而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作为无形之手,市场在配置农业生产要素、生成农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供求结构、提高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等方面意义重大;作为产业发展的参与主体、有力补充与重要对象,社会力量是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参与者、监督者与受益者,社会力量的收入水平、社会资本和获得感与产业振兴的成败休戚相关。从本质上讲,产业振兴中的诸多问题是党组织、市场、社会三方的协同问题。[30]依托村镇共建的旅游管理有限公司,L村建立了市场化的农旅融合专业经营制度,形成了合作社、公司与村民之间的分工合作与多元协同机制,实现了村镇与市场、社会力量的协同交互。

其一,镇平台公司与前任村支书L2主要负责招商引资、商务洽谈与部分基础设施建设。具体包括:平台公司与贵阳市各级学校联系争取开展研学旅行社会实践合作,与附近景区展开商业表演相关合作,争取公司大型团建订单等;平台公司与L村党组织共同制定了房屋租赁相关收费标准,为餐饮合作社营业者提供第一年免租的政策优惠,第二年及之后改为5+5分段式服务费收取方式(第一个五年每平方米6元/月,第二个五年每平方米8元/月,第三个五年每平方米10元/月)等。其二,除了整合村庄资源之外,L村党组织需要通过多种方式引进人才与资本,拓宽乡村建设的投融资渠道。俗话讲,农村要想富,关键看支部;支部强不强,关键看栋梁。在村庄内部,L村党组织充分发挥地缘、血缘、业缘等社会网络的中介功能,通过“挂账销号、递次培养、精准施策、目标考核、提前预警、责任追究”等方式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吸纳退休党员、退休干部与退伍军人共11名,挖掘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优秀返乡青年与致富能人共12名,并通过组织农业现代化职业技能培训、农家乐创业培训、旅游示范村实地考察等方式强化村庄产业发展的人才队伍建设;在村庄外部,通过税收减免以提供创业补贴和场所等政策倾斜吸纳人才,充分发挥“投资人”专业技术特长的示范作用,把外部资金、理念、项目、文化等引入到村庄建设中来。例如,通过自然环境的优势以及免收地租与物业费的政策吸引贵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豆染”技艺传承人Z1进驻村庄开办织黔货非遗文创生活馆等。

3.利益分配:股份设置与权益保障 利益联结是乡村振兴公共性与主体性融合的基础,而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则是增进公共利益与公共责任的重要保障。[31]当前农村产业发展模式可分为以行政、资本、电商等为核心主体的数种模式。在这些模式中,无论是采取主体吸纳还是直接带动的方式,农民始终位于产业价值链的底端,资本在加工、流通与销售等环节俘获大量附加值的同时会将风险转嫁到负责生产环节的农户之上。与之不同,L村党建引领产业振兴能够处理好利益与效率的关系,实现分配制度的公平性、协同性与系统性,紧扣“振兴谁”的关键问题,将产业收益更多地留在村庄。

其一,民宿与餐饮合作社面向村民设置资金股,其主要收入为房屋租赁费用,主要采取分段收取的方式,租金依照4:6的比例与屋主分成,依照1元/平方米/月的标准向商户收取包括卫生清洁等在内的物业管理费,租金总收入的50%用作集体公积金与公益金,其余的用于年底分红;其二,种植合作社设置资源股,农民以土地入股,由合作社集中种植、统一销售,年底收益五五分红;其三,民族文化合作社面向村民设置资金股,合作社与酒店等合作开展文化演出、承接研学旅行、公司团建等项目的收入依据3:7的比例分配到活动具体参与者与合作社,合作社总收入的50%用作集体公积金与公益金,其余的用作年底分红以及雇佣文化合作社工作人员(2000元/月)等。可见,L村党建引领下的利益分配格局能够有效地防止产业振兴成果“位势租”、村民过度分化等问题[32],在对村民形成有效激励的同时实现了以农户为主体的经济核算,在增加村庄集体收益的同时满足了村民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

概而言之,乡村产业发展的全周期、全过程均离不开党的领导。就内部治理体系建设而言,党建引领在制度的保障下实现了资源整合,经由多方吸纳达成了信任的建构,经由村民赋能完成了组织的再造,最终实现了产业发展要素的聚合互嵌,形成了村庄内生共识决策;就外部治理体系建设而言,党建引领能够完善集体经济的委托代理机制、维护市场运转的分工合作机制、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最终实现产业的持续发展与村民的共同富裕。

图3 村庄产业的利益分配机制

三、比较视野与深入思考

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伊始,发展乡村产业、振兴集体经济便成为党和国家建设乡村的核心要义;20世纪中后期,国家扶贫计划开始从“输血”向“造血”转移,基于市场逻辑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发展型扶贫”模式得到了逐步强化;党的十九大以来,产业振兴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与核心抓手。在数十年乡村产业的发展进程中,依据小农户与大市场衔接机制中关键引导主体的区别,当前乡村产业振兴模式大致可划分为资本引领、组织引领、党建引领三种类型。资本引领分为两种表现形式:一是自由主义范式,特点为反对国家干预,主张通过市场自由发展的“涓滴效应”带动农户共享产业发展成果;二是社会市场经济范式,特点为以市场为主、以国家为辅,国家通过龙头企业、公司与生产经营大户实现产业发展与利益共享。组织引领是指由非盈利性的社会组织作为市场与农户之间的中间主体发挥联结、带动作用,主张通过政府支持、组织嵌入与经营带动来实现村民参与和发展致富。党建引领是指在基层党组织引领下以合作社等方式为依托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或特色产业,具体包括“党建+龙头企业+农户”“党建+社会组织+农户”“党建+合作社+基地+农户”等“1+n”多种模式,主张基层党组织作为核心主体整合当地的优势资源,实现产业发展进程中集体经济的壮大与广泛的村民参与。

资本引领的发展模式产生于中央政府的公利性取向、地方政府的私利型动力与乡村自身的发展性需求的三重推力的作用之下。在三重推力的作用下,各类企业进入乡村,带动乡村产业发展。这一模式的初衷是通过市场准入、规模化经营与主体带动,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转型。然而,在实际操作层面,无论是自由主义范式还是社会市场经济范式,无论是工商资本还是龙头企业,其逐利本性与市场逻辑均意味着他们并不具有较强的益贫性与益民性。因此,除了产生一定的经济规模效应、知识溢出效应与组织强化效应之外,在资源匮乏、结构分化与权力固化的乡土社会,资本下乡或带来了法律文本与乡土实践的背离、对作为“代理人”的村组织合法性与公共性的消解[33]、农地非农化非粮化的异化风险[34]等不良后果,或大部分收益被企业与精英所俘获,使处于产业链底端的农户受益有限,或因下乡初衷在于获取政策补贴、进行产业投机等,最终因经营不善而失败收场,产生农户租金股金无法兑付等问题。[34]在受益范围有限、面临极大风险的同时,这一模式具有可推广性强的特质,由乡村产业发展初期延续至今。

组织引领则主要指的是在政府的支持下由NGO、高校等非盈利性组织作为中间力量指导和协助农户实现与市场的衔接。这种发展模式以社区支持农业(CSA)、巢状市场与农夫市集等为主要形式,其核心机制在于通过城市消费市场、志愿者的参与以及组织者的社会关系建构食品安全信任网络,实现食品短链的建构、产品价值的再分配与城乡之间的直接互动。这种模式在帮助农户有效规避各级市场层层分利的同时,能够有效地降低经营风险,但基于对第三方组织、食品安全、物流管理等诸多条件的要求,其可复制性相对较小。以河北易县“巢状市场”为例,“巢状市场”的有序运作对技术、知识与制度等方面的要求较高。作为第三方的中国农业大学需要承担农户培训、质量监督、市场扩展、交通运输及产品分派等诸多责任;同时,产消之间的食物质量标准存在差异、配送进城遭遇的制度困境、加工检疫等知识与劳动力的匮乏、小农生产的季节性与不确定性以及消费端的不稳定性等使得弥合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断裂以及城乡之间的不连续性变得十分困难。[35]实质上,组织引领的产业发展模式依旧是一种低生产率、低覆盖率与边缘化的外生型发展模式,可复制性较低。

不同于以市场逻辑为导向受益面窄、风险性大的资本引领模式以及与以普惠发展为导向施行成本高、推广性弱的组织引领模式,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性质、领导地位和组织特性使其作为产业振兴的关键引领主体具有极强的制度优越性。党建引领产业振兴的核心要义在于党组织的关键引领、分层引领而非全面带领,即党组织主要发挥引导市场和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产业发展的作用,通过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形成发展合力,促进资源与利益的有效联结与配置,以打破西方集体行动的“奥尔森困境”;基于制度优势,党建引领实质上是一种市场风险较小、执行难度较小、可复制性较强的乡村产业振兴模式。需要重视的是,基层党建与产业振兴是一对循环交替、双重推进的关系,前者是后者得以实现的关键推动力量,反之,后者为前者提供了抓手与契机,二者共同促进了基层“耦合治理”秩序的生成。[36]

结语

作为中国式农业农村发展现代化的新道路,党建引领产业发展创造了行之有效的中国经验,也为多中心治理、公共资源治理与新内生发展理论的中国化提供了创新型发展方向与反身性地方实践。

其一,不同于以公共权威与治理结构多元化为表征的多中心治理理论,基层党组织与市场、社会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决策中心,三者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基层党组织关键引领、主辅明确的高度协同的发展模式。正如迈克尔·曼所指出的,“基础权力”即国家对社会的穿透力、进行研判的决策力是它保障统治稳定性的重要前提。[37]从这一意义上讲,基层党组织既是基础权力的载体,也是乡村场域的关键主体,其在产业发展层面的核心引领作用的发挥能够有效地规避多中心治理理论的碎片化与去政府化困境。其二,不同于资本主导与组织主导中均呈现出市场—社会二元张力,党建引领的发展模式能够在实现大市场与小农户之间有机联结的同时,平衡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市场层面,基层党组织的制度优势能够有效地规制基层党组织、企业与社会组织等主体,引导经济收益向农户倾斜;在农户层面,基层党组织能够通过再组织化实现农户吸纳,重塑村庄发展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这种“利益—权威—观念”三重整合路径在重塑乡村产业格局的同时,实现了“国家基础权力的再生产”。[38]其三,不同于以城市增长极、地方自主性与企业为动态力量的外生型发展和内生型发展方向[39],党建引领能够通过发挥党组织的核心作用,整合地方行动者与外部影响网络,进而从整体性视角实现地方增权、情感认同与资源增值,通过自上而下的党建引领带动“认同—赋权—创新—协同”这一自下而上的发展框架,实现乡村新型内生驱动式发展。在这一进程中,即便存在一些偏误,基层党建依旧能够依靠其强大的组织力、号召力与凝聚力贯通、规制和协调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基层组织是党治理乡村的重要支撑,做好农村工作、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农村基层党组织。”[40]概而言之,党建引领下的产业振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人民群众切身需求与中国发展经验深度融合的新型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力政党、有效市场、有为社会等诸多特质的有机统一是对西方自由主义发展范式的反思性探索,也是对新内生发展理论的中国实践,还是全球发展与治理进程中宝贵的中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