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化”传承的三维空间研究

祁梦鸽,倪依克

(1.广州体育学院,广东 广州 510500;2.广州新华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0)

1 问题的提出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体育非遗”)作为中华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生活经验和集体情感的重要载体。体育非遗与民俗、时令、价值、信仰、精神、地域、水文、道器、技术、场地等有一定的依存关系[1]。另一方面,与物质文化遗产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在于“人”,体育非遗的“活态化”传承离不开“人”在其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以此展现“人”的主体性价值。因此,要想传承和保护好体育非遗文化就要重视传承主体的价值,并将与之有关的依存物一并保存。然而纵观我国体育非遗传承与保护的现状,其传承空间中的相关要素并未得到系统性的保护,使得其生存环境萎缩和生存土壤缺失,削弱了其生存的根基和空间,体育非遗最终面临着命运的终结。在此背景下,建立体育非遗“活态化”的传承空间成为体育非遗整体性传承和系统性保护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当前关于体育非遗的传承和保护多数为静态研究,所以,运用空间理论审视体育非遗的传承与发展,有助于打破静态保护的孤立性与被动性[2],在静态保护的基础之上增加动态的体验与感受,有利于实现体育非遗的“活态化”传承。

关于空间理论,最先是在1974年由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列斐伏尔提出。列斐伏尔在“空间实践-空间表征”二元论的基础之上引入他者(表征空间),同时提出(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的论述,建立了“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空间”三元一体的理论框架。他者(社会空间)的引入使得二元思维的“两择其一”(either or)的辩证模式就变成了“两者及其他”(both and also)的模式,列斐伏尔将其称为三维关系辩证法,即无限开放的观念[3]。以此空间成为认识世界、反映世界本质的最高概念和最新维度,并在空间转向的过程中成为社会或文化的批判性理论。目前,关于空间的分类存在多种探讨和争论。本研究依据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内涵,将体育非遗的传承空间分为物理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三种类型。三种类型空间之间两两互为动态的辨证关系,这一分类方式将体育非遗的“原生性”和“建构性”多维空间形态融为一体,内涵上体现了“时间、空间和时空属性”的研究体系和空间生产从“空间中的生产”到“空间的生产”的变化特征[4]。其中物理空间主要以体育非遗的生存场域和自然生态环境为基础;社会空间主要指体育非遗传承过程中各种社会关系的重构和转换;文化空间是体育非遗实践活动的表征,属于精神和记忆等层面的空间。在全球性现代化变革的潮流和趋势中,触发了中国体育非遗“物理-文化-社会”三维空间中的转变,一方面,以农耕文明为主导的体育非遗的传统传承空间逐渐流失或萎缩,与此同时,又在工业文明的进程之中不断重新建构新的结构和形式,以此赋予了体育非遗当代人的思想意识和审美情趣。基于此,本文以“物理-文化-社会”的三维空间为基本逻辑,对于体育非遗传统传承空间的流失与萎缩和现代传承空间的重构进行双向探讨,以期为体育非遗的“活态化”传承提供理论依据与方法指导。

2 体育非遗与“物理-文化-社会”传承空间的关系

体育非遗作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的一种形态,源于历史,存续于当下,并在社会变革和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延续于未来。然而伴随着现代化的滋生和形成,体育非遗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种领域的作用下,其传统的“物理-文化-社会”的传承空间逐渐流失和萎缩,导致体育非遗的自然场属性的转变、文化符号的失落及社会关系的重组。

2.1 物理空间:现代化进程导致传统传承空间消失与萎缩

工业化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最首要的特征。工业化推动了市场化,也带动了城镇化,而城镇化是工业化的主要副产品。以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文明为样板,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心理习惯逐渐代替农业社会的生活形态,成为新时代社会生活的主流形式。体育非遗产生并发展于农耕文明之中,村落是体育非遗存续和发源的主要场域。而工业化的出现使得原本生存于农村土地上的人口流向城市,与此同时,伴随着工业制度的出现使得农村人口向城市大量集中以及升学、婚嫁等成为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重要方式,导致以村落为主体的自然传统的传承场域出现了“空心化”的现象。在多数的体育非遗传统村落之中,新一代的青年传承人因城镇化的浪潮导致与体育非遗传统空间的断裂,因而造成其文化认同的缺失。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社会的发展,生产活动以获取财产为必要基础,而传统的体育非遗不以获取较大的经济利益为主要任务,因此在新的社会背景中逐渐被边缘化。

2.2 文化空间:新兴文化的强势侵入导致传统文化日渐衰微

体育非遗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产生于生产劳动、军事、游戏等的体育非遗项目衍生了新的文化意义和文化符号。然而随着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加剧,传统的理念无法内化于现代化经济、政治、社会的多重维度的文化空间之中。因此为了获得迎合大众审美需求以及满足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资本的利益,体育非遗项目不断被包装成所需要的形式,传统的文化表达在外来文化和新兴文化的重塑下成为人们所追求的新的文化符号,其精神和内涵为顺应多种人群的需要,呈现出多样文化表达形式,最终的本质仍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在西方霸权体育文化的强烈冲击下,造成传统体育非遗自身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缺失,然而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相互冲击的状况下,传统文化并未被现代文化完全冲刷,体育非遗的现代化传承更没有对于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而是在增强体育非遗文化自身的自主性基础之上对于传统文化的再生产和再创造,最终形成多元一体混合嵌套的文化空间。

2.3 社会空间:生产关系的转变使得传统传承体系渐进没落

科学的工业生产体系的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创新,使得原本以信仰、情感为依据的风俗习惯和伦理规范向着理性主义观念下以效率、利益等行为方式的方向转变。工业化、市场化改变了人们的经济关系,城镇化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传统的村落间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关系逐渐被西方现代意识中的契约性利益关系所取代。新型的社会关系使得资本、信息、权力等成为社会空间的主要因素,在新的社会空间中体育非遗社会主体的泛化造成传统社会空间中的传承主体沦为被动的、消极的一方。从另一方面来看,在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影响之下,传统的“封闭式”体育非遗的传承体系受到限制,导致其传承主体空间的缩小和消失,随着体育非遗传承场域的不断变化和社会关系的重组,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体育非遗的传承主体格局逐渐没落,以“业缘-学缘”等多元传承体系不断建立以及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因素的介入,使得体育非遗形的传承价值标准逐渐向适应新的社会关系的方向转变。

3 体育非遗现代传承空间的重构

由上文可知,体育非遗的传承空间在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处于不断消解和萎缩之中。然而消解往往不是独立存在的,经常会伴随着重新建构(即重构)的过程[5]。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体育非遗的“物理-文化-社会”传承空间也不断经历着调适和转变,以适应现代化社会的需要。

3.1 传承场域的转换:体育非遗生命的延续与艺术性传承

3.1.1 学校成为体育非遗传承的主要阵地。随着现代化教育体系的不断建立与完善,学校成为了体育非遗文化传承与培养的重要场所。近年来,在体育非遗的传承与保护之中,“非遗进校园”成为其未来发展的重要考量。学校教育的特殊功能,决定了它有传承保护非遗的天然职责与客观条件;非遗保护的最终目的决定了学校教育是传承非遗的主要途径与有效手段;而非遗保护的理想初衷即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及重建正确文化价值观的崇高追求,决定了只有在青年人的心灵里播下非遗保护的良好种子,建构非遗传承的长效机制,才是保护非遗最为深刻和有效的绝佳办法[6]。因此,体育非遗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手段;既是体育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必要条件,也是后备传承人才培养的必然选择。

3.1.2 舞台成为体育非遗内涵转化的场域。由于大多数体育非遗项目自身带有艺术性的特征,因此为其表演化转化奠定了基础。舞台表演艺术创作是具有突破性的意义,是在旧有的物质基础上,重现物象结构的一种艺术实践活动[7]。例如,《醒·狮》大型民族舞剧的创编和汇演,使得醒狮这一体育非遗项目从村落传承场域转化为舞台演出,能在“新语境”中激发我们的“新想象”[8],以此为体育非遗在现代空间的传承提供了新的思考范式。此外,以《云南印象》为引领的大型原生态舞剧的出现为体育非遗原真性传承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其艺术魅力和市场吸引力源于其将还原原生态舞蹈的真实因子作为原生态舞蹈的创作源泉、尊崇将传统文化艺术与现代审美追求紧密结合并践行了市场化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其以对民族文化的深刻情感为出发点,将巨大艺术张力与现代的审美和市场规律巧妙融合,为原生态舞蹈、乃至原生态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期的传承、发展提供了极富价值的参考范本[9]。再者,大型体育赛事活动的演出中,例如陕北安塞腰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开幕式等大型活动中的表演为现代运动会增添了巨大的观赏价值,另一方面使得安塞腰鼓的普及程度更加广泛。体育非遗在多种舞台表演艺术中的创作和展示成为展示当地文化特色的一张“文化名片”。

3.2 文化内涵的创新:现代化的生活实践与节庆仪式的功能转换

3.2.1 现代生活方式的转变促进体育非遗的自我造血。体育非遗作为历史和生活经验的见证,是物质文明和历史文明的沉淀和积累,是某一历史时期,某一地域文化的典型和代表的表现形式。体育非遗是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和体验,其文化表达紧紧地依附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之中,随着当下的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改变。作为一种“活态人文遗产”,其活态性表现在创生并传承她的那个民族(社群)在自身长期奋斗和创造中凝聚成的特有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集中体现为共同信仰和遵循的核心价值观[10],另一方面体现在其传承、传播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的变异与创新[11]。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中,人们都需要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某种完满的形式传达情感、表征意义,因而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大众也完全有可能自发地创造出属于普通日常生活体验的文化习俗,一旦这种基于普通日常生活体验的文化习俗获得某个社群的共鸣,他们自发地相互学习、传承,因此体育非遗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12]。体育非遗作为一种特定的民俗文化事象,不仅仅产生并存在于特定的历史阶段,在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中,也会根据当下的生活方式产生新的文化内涵,体育非遗便在社会历史的变迁中不断更新自身的血液,内嵌于新的现代化的生活中,获得新的生命力和展演空间。

3.2.2 节庆仪式活动留存和更新体育非遗的集体记忆。仪式体育被认定为是承载和传承社会记忆的“活化石”,其原因之一在于仪式体育本身就是一种体化实践,另一方面就在于“用活的身体记忆和承传”社会记忆[13]。节庆仪式为体育非遗提供身体在场、亲身感受和体验的场所,在日复一日且循环往复的节庆仪式活动中,在身体的互动下不断强化着体育非遗所蕴含的文化记忆,从而使得特定的社会意识、社会价值观、社会记忆得以维系并传递下去。另一方面,从根本意义上讲,节日符号也是一种文化,其产生、发展和变化都与其民族的发展变化紧密相关,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整个文化符号系统都处于不断地改造与嬗变中,民族节日符号也会随着这一过程而呈现出新的特征和含义[14]。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为体育非遗在节庆仪式中的功能的转化和文化记忆的更新提供了机遇。

3.3 传承人体系的完善:从多重角色的扮演到多元主体格局的建立

3.3.1 传承人为体育非遗的现代化传承扮演多重角色。传承人是开展体育非遗活动的主导力量,也是培养后备人才的核心支撑。然而在体育非遗的社会价值和属性的转换过程中,传承人的角色也产生了新的变化。随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的出台明确了体育非遗的传承人在新的时代背景中承担着整体保护和活态传承的责任和义务,也使得体育非遗传承人的地位和影响力得到了制度性的认可和约束,以此为体育非遗项目的“活态化”传承提供了资金、人力和物力等方面的保障。与此同时,体育非遗的传承人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中扮演者表达国家和个人的意志和情感,并将传统体育非遗的文化转化成为彰显当代价值,展现新时代风貌的重要角色。

3.2.2 体育非遗多元传承主体格局建立。在体育非遗文化濒临消亡的现状下,以国家和社会精英为主导的传承主体对于体育非遗进行了项目普查与识别,抢救濒危项目,重点保护和制度确立的阶段性拯救,最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颁布,“标志着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和保护进入了有法可依的历史时期”[15]。此外,在传统的“家族式”和“师徒式”中所建立的体育非遗传承体系被现代化生产关系解构,并在以商品经济为主导的西方文化的影响下,遗产被创造出来多种当代用途,在私人和公共领域被赋予期望,例如将遗产直接作为商品资源被包装成产品进行销售,或间接用于宣传形象的手段以达到经济目的[16]。再者,学校、舞台、旅游等多种现代场域的出现使得体育非遗传承主体脱离自身传统生活场域,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在一定程度的社会空间中不断扩大和延伸。因此,传承人、政府部门、资本、权力、社会精英、学生、社会群众等多元主体格局的建立,使得体育非遗在不同的传承主体中也呈现了多维度、多格局的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从而实现体育非遗在现代化社会中“活态化”传承。

4 结 语

体育非遗的传承空间对于整个社会具有整合作用,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体育非遗的“活态化”传承空间实质上是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新一轮的整合创新。因此,体育非遗的“活态化”传承空间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演化和变迁是漫长的,同时也是不断自我解构和自我更新的一个过程。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之下,对于体育非遗的传承和保护,必然在传统与现代并存、保护与开发并进的前提下,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并在新的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创新融合,以实现体育非遗的“活态化”传承,因此“物理-社会-文化”三重维度建立体育非遗的现代化传承空间是实现其“活态化”传承和整体性保护的前提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