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与乡土文化遗产共融的优势、困境与消解路径
——来自浦江古镇与板凳龙的田野调查

项云华,兰勇健

(广州大学,广东 广州 510006)

党的十八大以来,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与开发以及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等重要决策的实施,引起了政府与学界的高度关注,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性文件,踊跃出丰硕的研究成果。在国家政策顶层设计层面,国家先后制定出台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纲要》《“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等。其中《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要“深入挖掘历史文化价值,把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更多地融入人民生产生活各个方面,打造出一批具有文化特色的经典元素和标志性符号”[1];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关于做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培育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推进农村产业融合[2]。乡村体育表演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的传承、发展以及学术研究过程中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新发展阶段注重产业融合的背景下,应积极探寻将民俗体育融入乡村振兴的路径。

在国家政策红利的引导下,专家学者围绕乡村振兴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了大量研究,如:田祖国(2018)认为,作为旅游景点的民族博物馆为传统体育的现代展演提供了新的场域[3];白晋湘(2021)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是民族交流交往的重要载体,在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和精神意识上起显著作用[4];朱晓红(2022)认为,土家族的铜铃舞是凝聚族群文化记忆的一种身体活动,对维护社会、群体、个人身份认同有重要意义[5]。大量有关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成果为后续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支撑。但大多还只停留在物质层面研究抢救和保护上,因此就如何充分发挥体育类非物质文化的价值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具体路径的探究。

“江南第一家”古镇村和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板凳龙”表现出了明显的共融发展优势,因此二者融合发展的路径探析,作为进一步研究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化传承和乡村“复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振兴乡村体育不仅是赋能乡村振兴的手段,更是乡村振兴的目标与内涵,将乡村振兴与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从而活化乡村体育;另一方面有利于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其内在的文化价值,可以满足人们对旅游体验更深层次的要求,增强乡村文化旅游产业的创新性和提升乡村旅游的核心竞争力。

1 浙江浦江县文化遗产的历史溯源

浙江省浦江县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江南第一家古镇”和“板凳龙”文化的发源地与传承传播地,自东汉年间(公元195年)建县至今已经有近两千年的历史,文史底蕴深厚、文渊悠久、文脉深广、文气充沛、名人辈出[6];拥有着优越的自然环境。曾被联合国地名组织授予“中国地名文化遗产千年古县”称号的静美县城。县城不大,却出现过吴茀之、吴山明这样的大家,素有“文化之邦”“书画之乡”“诗词之乡”的美誉。“江南第一家”一个有着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资源、中华精神和明清建筑组合为其特色的古镇,青山、庭院,处处体现了“小桥流水人家”如诗如画的江南景色;板凳龙精妙绝伦的扎制手艺都无不展现了浦江县“中国民间剪纸艺术之乡”“中国书画之乡”的独特气韵。

1.1 古镇村“江南第一家”的历史追忆

“江南第一家”位于浙江省浦江县东部的郑宅镇,也是一个因郑氏家族而定名的文化古镇(郑义门),一个家族累世同居受朝廷旌表,称为义门,这个大家族以孝义传家,秉持“礼仪孝悌”,奉行“修身、齐家、平天下”的崇高理想,得到当时封建统治者和儒学大家的多次奖掖。先后被宋、元、明三朝旌表6次,并被洪武帝朱元璋敕封为“江南第一家”[7]。郑氏家族九世同居达三百多年,迄今历时900多年,包含了丰富的古代家族文化。其影响力和积极意义至今仍是深远,被中外史学家称为中国封建社会以儒治家的典范,是中国家族文化的“活化石”。在《郑氏家仪》《郑氏规范》等家族遗存文献中忠、孝、仁义、礼、智、信等基本价值追求体现得淋漓尽致。《郑氏家仪》是郑氏义门主要的家风文化仪式遵循的展现,是郑氏家族同居后期形成的一部规范日常礼仪的操作条例,用于指导郑氏族人的婚丧嫁娶以及饮食起居等通礼[8];《郑氏规范》是郑氏的家族法规,以家族法律的形式来约束本家族成员的行为道德。《郑氏规范》合计168条,重点展现了郑氏宗祠门口所书“孝、义、廉、耻、忠、信、礼、悌、耕、读”精神,涉及针对神主、家长、掌事、礼节、修身、长幼、睦邻、仕规、俭谨、妇规等规范并制定相应处罚措施,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洪武十一年被收录于《旌义编》[9]。这部家规是理学家儒学救世理想的一个标本,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一部罕见的完备的家族法典。《郑氏规范》《郑氏家仪》这其中蕴含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无论是对过去还是现在和未来,都是亘古不变的正能量。尤其是当下在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美德,传承良好家风家训成为主旋律的时代仍有显著的现代价值。2016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中央纪委在其官网“中国传统中的家规”专栏中重磅推出一部电影级动画片《郑义门》并在中央电视台3个频道同步播出,该片就是以“江南第一家”家规家风历史文化为素材的;紧接着,“江南第一家”成为“全国社会科学普及基地”[10]。

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旅游景区、浙江历史文化名镇、浙江省康政文化教育热地。2015年,“江南第一家”(郑宅镇)被入选第三批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景区[11]。但目前江南第一家景区的旅游产品的开发主要是古建筑、古街道,主要以观光旅游为主[12]。“江南第一家”这样一个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内含的传统儒家文化,忠孝理智信等优秀传统文化的古镇村,也面临着与其他乡村旅游同样的问题,旅游形式流于表面,没有充分开发其特色,如此实在是令人遗憾。

图1 江南第一家景区牌坊影像图

1.2 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板凳龙“在浦江县的发展历程

根据考察,板凳龙经历了如下几个发展时期:在宋代时浦江就已经十分流行舞龙。逢年过节,浦江民间素有以“舞龙”来娱神祭祖的习俗[13]。浦江板凳龙就是用一条条长板凳连接在一起来代替龙身的龙灯品种。一条浦江板凳龙,汇集着绘画、书法、剪纸、雕刻和扎制编糊等各种工艺,就像是一座移动的民间艺术馆。舞(迎)板凳龙是一项系统的、复杂的民俗活动。它由制灯工艺系列、灯会民俗系列、舞龙表演艺术系列、组织指挥系列等四大系列所组成,具有民俗知识多、工艺复杂程度大、组织指挥难度高的特点。板凳龙种类繁多。根据龙头的造型来区别,有闭口龙、大虾龙、仰天龙等;根据凳板上灯彩的造型来区别,有人物灯、龙殿灯、花灯等十一种。浦江板凳龙的表演阵式主要有青龙脱衣、麦饼团、元宝圈、风炉栅、捭直街、一字长龙阵等。长灯表演尤以“牛尾巴”(神龙摆尾)表演最为精彩。

“板凳龙”与风俗信仰、民间传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谈及浦江板凳龙就是与舞龙祈雨有关。传说在很久以前,浦江一带遭遇了从未有过的大旱,百姓们恳求上天降下大雨,但上天未曾落下一滴雨。这时,位于东海的一条水龙看到这片地区的悲惨境遇,便跃出水面,降下了一场大雨,大地回春,人们得以解救。然而,由于水龙违背了天规,它被剁成数段散落到人间。百姓忍住悲痛,将龙的身体放在一条条长板凳上并将板凳连接在一起,希望它能够复活。由此舞“板凳龙”的习俗也就这样传承到了今天[14]。

另据史料记载,“龙灯”始于唐代,浦江板凳龙亦属于“龙灯”舞之一种。根据上面的故事参照浦江有关史料的记载,可以知道浦江板凳龙的孕育期为唐代,并且在当时的民间已经有一定影响力,宋代为浦江板凳龙的成熟期。特别是南宋时期,偏寓临安,宫廷灯会,极尽奢华,受其影响,浦江灯会空前繁荣。浦江板凳龙如虞宅龙灯、下金龙殿灯等,至今还保留宋代创始的原生形态。虞宅龙灯创办于南宋宝庆年间,为庆贺该村廊桥“席场桥”落成而建,700多年来,形成了独有的灯彩艺术和表演特色,深得人们喜爱。下金龙殿灯,别具一格,该村系“江南第一家”郑氏一支,元代宫廷多次旌表郑氏孝义事迹,七世祖郑钦以“香火厅”、“木牌坊”等模型为灯彩造型,每逢元宵节,全村迎灯(舞板凳龙),以谢圣恩[15]。

在20世纪中期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板凳龙”的传承濒临断代,全县禁止迎灯(舞板凳龙)以及说与舞龙灯有关的话题,成长在这十年中的人们是没有机会看到龙灯表演的,也不知道有舞板凳龙的习俗,更不知道板凳龙该怎样制作、如何表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板凳龙也重新得到“复活”。但当人们想组织发动重舞板凳龙时由于缺少文字记载,诸多精彩的表演阵式已经失传,好在大体的部分以族内文化传承了下来。传承下来的“板凳龙”经加工再创作重现其精彩绝伦的表演,在澳门回归年,应邀进京分别在长城八达岭和天安门广场表演,后赴湖北荆门参加全国民间文艺表演大赛。两度获得中国民间艺术表演最高奖—山花奖。2006年,“板凳龙”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16]。

改革开放后在国家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挖掘背景下“板凳龙”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活,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浦江板凳龙这项民俗体育活动也是受到了现代化发展的冲击,村落体育文化建设问题受怠慢,村落体育老龄化,板凳龙的传承人减少,板凳龙濒临消失的危险,民俗体育亟需找到新的传承发展方式。

图2 板凳龙龙头影像图

图3 板凳龙组织形式影像图

2 古镇“江南第一家”的复兴与板凳龙文化共融的困境

融合发展是社会发展重要规律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已经形成了融合发展思想和政策的完整体系,从那时起,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融合发展思想提到新高度[17]。“加快融合发展”是新时代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要将融合发展的思想与政策,落实到我国产业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旅游产业、文化产业、体育产业。文化、旅游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重要的两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体育产业也成为了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三者的融合形成了大量产业集群和综合体[18]。积极将乡村体育表演、乡村旅游与文化产业融合形成的产品形式,可为乡村发展带来了更多可能性。

通过田野调查,结果发现乡村振兴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共融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2.1 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上的思想桎梏影响着二者的共融

在试图将板凳龙这项乡村体育在江南第一家古镇形成常态化表演时,面临了以下的困难。①板凳龙的制作工艺,龙头的制作工艺极其繁琐,老一辈的手艺人是不愿意轻易将龙头制作方法传于他人。②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认识不足。③板凳龙的家族性使其有很强的排外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外部人员的加入、专业人士的指导成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2 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未能引起相关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

江南第一家古镇景区的管理权限几经周转,在早期先后是由郑宅镇政府、浦江县政府来进行管理与运作的,由政府管理缺乏专业公司的经营思路与商业眼光;后交由浦江县文旅集团进行管理,也只能是仅从门票、规范管理等进行提高,由公司管理又缺乏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在精神价值的重视。因此对民俗体育活动的开发实施是不能单靠公司或政府一方进行的,需要多方职能部门协调运作。

2.3板凳龙表演参与的群众自发性与功利性影响了二者的共融。

板凳龙与其他传统龙狮表演一样,具有很强的时节性。板凳龙运动属于郑宅村民的一种节庆敬神祭祖活动,具有浓烈的宗族文化色彩。但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追求,大量村民外出经商或务工,使得原本建立在自发性群众体育活动基础上的板凳龙体育文化变得更加脆弱,从而很难在相应时节举办有效的村落体育文化活动。同时,由于江南第一家作为旅游景区,常常考虑的是最直接的经济效益,这就导致了非经济盈利就无人参与或参与人员不稳定,形成板凳龙活动组织无序等现实困境。

2.4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频临断代

通过调查发现,一方面“板凳龙”与其他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都陷入了文化与技艺失传缺少新一代传承人的困境之中;另一方面板凳龙在舞龙的过程中是有许多变换的阵式,但就近些年的舞龙表演来看,阵式失传;再者村里生活以中老年群体为主,文化程度偏低,缺乏对旅游、非遗的科学认识。

3 古镇“江南第一家”的复兴与板凳龙文化共融的优势与路径

3.1 古镇“江南第一家”的复兴与板凳龙文化融合发展的区域优势明显

3.1.1 江南第一家和板凳龙都属于浙江省浦江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浦江,位于浙江省中部偏西,钱塘江水系浦阳江在此发源,四面环山,山清水秀。古有“小邬鲁”之称,今有“中国书画之乡”之盛誉。交通便利:现有沪昆高速、G351国道、G235国道、S210省道,义乌机场至浦江直通车,同时随着杭温铁路在浦江路段的贯通,将紧密串联长三角地区和杭州、温州、金华-义乌三大都市圈,实现浙江省“1小时交通圈”。据统计,2019年浦江游客达到2 058.23万人次,旅游收入210.09亿元,同比增长20%[19]。

3.1.2 “板凳龙”作为浦江县的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郑氏宗族每年都要举办的重要宗祠体育表演活动,在当地具有很强的文化影响力,深受人们青睐。“板凳龙”作为当地的传统体育文化,其传承与有效传播,在凝聚宗族团结,推进社会和谐进步,实现乡村振兴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3.1.3 “江南第一家”作为郑氏家族的常居地和浦江旅游胜地,保存有原生态的“板凳龙”文化,是传承与传播“板凳龙”文化的发源地,是推进村乡旅游与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有效载体,是文化兴乡与产业兴乡有效融合,实现村落文化自信的重要手段。

3.2 古镇“江南第一家”的复兴与板凳龙文化融合发展的历史沿袭优势明显

3.2.1 从古至今,板凳龙的组织形式在血缘和集体意识的加持下,形成以宗族为主导的民俗活动。浦江灯队以姓氏为单位组成:宋代是浦江灯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南宋政权偏寓临安,宫廷灯会极尽奢华,而浦江离京城不远,民间灯会应运而生,有些灯种至今还保留着宋代遗风就是证明。要考证灯会的发展历史,还必须与氏族的迁徙联系起来。一般来说,灯队以姓氏为单位组成,而氏族以人口繁行为前提,只有人口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组织起灯会,人少了,就无法拉起迎灯的队伍,因此灯会往往是氏族发展的标志。迁居年代的先后和人口发展的多少,形成了灯会规模的不同;

3.2.2 宋元时期,“江南第一家”郑氏一支。居住于此十五世同居共食三百余年,是以孝义治家的典范,多次受到朝廷於表,“江南第一家”扈就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御题。郑氏七世祖郑钦以香火厅、牌坊等作为灯彩造型其制作工艺精湛,每逢元宵节,全村迎灯,既展示家族的辉煌历史,又表示感谢皇恩,此时也是标志着浦江板凳龙已走向成熟[20];

3.2.3 龙殿灯,因每骑子灯形似龙殿而得名。“江南第一家”的下金村龙殿灯创制于元至元年间,距今已有七百余年历史。该灯造型别致,工艺精湛,灯饰优美,为灯中之精品,深受百姓喜爱。龙殿灯相传为郑氏七世祖郑钦所创,以郑义门的香火厅(圣谕楼)和牌坊(孝义旌门)等作为灯彩造型,每逢双喜临门之年和春节迎灯庆贺。下金村人系郑义门郑钦之后裔,依族俗,灯头表演沿袋一步一点头的传统仪式,表示是忠孝礼义之家[21];

3.2.4 物灯又称“跷脚灯头”。郑宅镇后溪村人物灯,其“跷脚灯头”的传说神奇优美:明大祖朱元璋驾崩,皇太孙朱允炆继承皇位,年号建文,后因“靖难之役”逃至郑义门,春节上街观灯,被行香老人认出,老人不禁半踡行礼,灯头也如仪半跪。建文帝暴露了身份,迅速离开观灯现场,后遁迹黔、滇一带。从此,郑义门迎灯,灯头一步一点头,人称“跷脚灯头”,相沿至今[21]。

3.3 古镇“江南第一家”的复兴与板凳龙文化融合发展的路径

3.3.1 解放思想,以更开放包容的姿态积极推动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克服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播时面临节庆的民俗性、礼节的繁琐性等困难,对其进行创造性改良,推陈出新,在江南第一家古镇景区内形成常态化表演项目,更好地传播和普及“板凳龙”这项运动。

3.3.2 加强组织建设,深化乡镇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各职能政府各自为政的现状,其中任何一方都要改变单一化的身份,履行好职责,扮演好多重身份。同时各级政府要坚定文化自信,加强对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传的学习与宣传。

3.3.3 辩证地看待民俗活动的自发性与功利性。波兰尼认为,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固然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在历史和比较视野中,行为者也并非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其物质利益,而是为了维护其社会地位、身份和社会优势[22]。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上经济效益虽不显著但不能忽视其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价值。因此在活化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上要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增强村民对当地文化的重视、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让人们感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使命感。

3.3.4 引进、培养相关人才,打好“人才牌”,激活高质量发展“智能”。在人才引进方面需要综合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同时也要注重培养本土人才,定期对有关职能部门开展体育管理、非遗文化等相关学习活动,从根源解决人才匮乏的严峻问题,进一步推进乡村产业的发展。

4 总 结

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将融合发展思想落实到乡村。深入了解乡村古镇的历史、人文环境、发展历程和历史脉络探寻其深刻独特的文化印记,积极挖掘乡村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乡村振兴的内在联系,开发与实现我国优秀的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与功能,有机地将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乡村旅游,实现以体育元素助力乡村特色示范区域的建设,给乡村旅游增添了具有体育特色的长远发展的活力,打造特色乡村,助力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