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智库人员构成极化程度的评估研究*

■ 黄婧 陈广猛

1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昆明 650091

2 四川外国语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 重庆 400031

1 引言

2014 年10 月2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时指出，中国需要重点建设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的高端智库[1]。本文在理论上提出了智库人员构成极化程度这个概念，并对之进行了操作和测量，通过统计分析，揭示了不同规模/类型的智库极化程度的差异。在对策应用层面，本文的直接目的是探讨美国智库的极化水平和影响力，以期本文研究成果能够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启示，让我国的外交智库在国家的对外交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韦伯斯特大词典》把“polarization”解释为“集中分布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极端的一种状态”[2]。本文中的“极化程度”指的是所谓杰出人士在智库机构中聚集程度的一种状态。具体而言，极化程度反映了美国外交智库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由杰出人士掌控。智库被誉为精英俱乐部，其成员通常占据律师、教师以及其他公共或私营部门的高位，控制着大量经济和社会资源[3]。美国智库在向政策制定者传播信息、塑造公共话语，甚至在美国政府的运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发现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为政府提供专业知识和信息，教育公众。有学者认为，华盛顿的决策者已经形成了对智库的“极度依赖”[4]。兰德公司、对外关系委员会、布鲁金斯学会等智库在内政和外交事务领域的政治影响力众所周知。然而，这些顶级智库只是少数，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TTCSP）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20》，2020 年美国智库多达2,203 家[5]。不同的智库在团队规模、人员构成、资金来源、研究重点等方面千差万别。除此之外，更有不计其数的由十几名或更少的雇员组成的小型智库，其年度预算往往不足100 万美元。著名智库英才云集符合日常经验和直觉，但所谓“英才云集”到底是什么含义，需要具体的、可测量的指标来操作。中小型智库是否也有着类似的人员构成，则需要通过经验检验才能得到结论。为此，本文构建一套评估智库人员构成的极化程度的指标体系，并据此对美国外交智库进行抽样评估。

2 美国外交智库人员构成极化程度评估体系构建

国内现有的智库评估体系主要关注的是智库影响力的评价。关于全球智库评价的报告有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的《全球智库评价报告》、浙江大学信息资源分析与应用研究中心的《全球智库影响力评价报告》等。关于中国智库评价的报告较多，具体包括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的《中国智库报告》、清华大学智库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智库大数据报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与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的《中华智库影响力报告》等，还有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和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联合发布的《CTTI 智库报告》——该报告构建了“MRPAI测评指标体系”。现有评估报告对全球或中国智库的评价做出了积极的尝试，并对样本智库进行了排名。排名不是智库评价的最终目的，而是通过排名促进智库的建设与提升。本文对智库人员构成极化程度的评估，目的亦非对样本智库的极化水平进行排名，而是着重从“人”的角度深入理解美国智库这种现象。

需要指出的是，仅从单一的人员维度对美国智库的极化水平进行评估是有失偏颇的。有些美国智库虽然建立了庞大的人际网络，但其经费与成果等要素与之并不匹配。政策影响力始终是智库评价最重要的维度，对智库极化程度的评估同样有必要体现影响力这一关切。本文评估体系基于对国内外现有的几大智库评估体系的系统考察：一方面，把人员配备用作极化的主要维度；另一方面，纳入了机构资源、产出和舆论传播能力等智库影响力评估的常规指标，目的是继承、补充和完善现有评估体系而非“另起炉灶”。

2.1 评估维度

本文重点关注智库内的人员，以人员配备（Fellow）为中心维度，结合运作经费（Revenue）、机构建设（Construction）和成果产出（Output）3 个维度，建立了“以人才评估为中心，多维度辅助分析”的智库极化程度理论模型，见图1。各个维度的指标选取兼顾科学性、代表性、关联性和数据可获取性等原则，经过对指标选取及其表述方式的多次调整，最终确定“美国智库极化程度FRCO 评估指标体系”（FRCO 为四个维度英文首字母组合），该指标体系包括三级指标，其中一级指标4 个，二级指标9 个，三级指标23个。在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本文借鉴了国内外研究机构的已有成果，在运作经费、机构建设和成果产出3 个维度及其指标选择上，《全球智库评价报告》的“AMI 指标体系”、《CTTI 智库报告》的“MRPAI 评价指标体系”以及《全球智库影响力评价报告》的“RIPO 指标体系”等评价体系，为本文建立的FRCO 指标体系提供了理论和经验支持。本文指标体系的特色在于突出智库“人员”重要性，将人员配备作为重点评估维度。此外，本文将拟构建的指标体系称为“智库人员构成的极化程度”指标体系，原因有两点：第一，如前所述，智库人员结构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是本文区别于前人类似研究的主要创新点，而且本文的统计分析也主要围绕人员构成展开；第二，假定智库的运作经费、机构建设水平和成果产出均与人员构成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是因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一个智库的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人员的动员能力、知识水平和社会经验地位，而这些恰恰是社会杰出人士的优势。

图1 美国智库极化程度评估维度Figure 1 American think tank polarization evaluationdimensions

2.2 指标体系

2.2.1 人员配备维度 教育程度和职业性质是衡量杰出人士构成的两项重要指标。因此，人员配备维度主要考察智库人员的受教育情况和职业经历。受教育情况考察有三个维度。①即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布朗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康奈尔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剑桥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帝国理工学院、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伦敦大学学院、芝加哥大学，共17 所大学。获得的最高学位。智库人员的最高学位一般有学士、硕士、博士3种情况。“其他情况”是指缺乏数据和极少数人员尚未取得学士学位的情况。②美国行政等级表：《美国法典》第5 卷第5311 章至第5318 章规定了美国政府行政分支内政治任命官员（即除总统和副总统之外）的工资级别，这些官员大多数是由民选的美国总统提名并由参议院建议和同意后被任命的，包括内阁成员和下级的政策制定者，行政等级表有五个级别。毕业高校。毕业高校按人员所读大学中排名最高的学校计算，划分为世界顶尖大学毕业或其他大学毕业两种情况，世界顶尖大学是指常春藤盟校以及2022QS 世界大学排名前十的大学①，其中，常春藤盟校被视为杰出人士的摇篮。除此之外，还加入了2022QS 世界大学排名前十的大学，重复的学校只计算一次，共17 所大学。“其他情况”是指缺乏数据的情况。③美国国税局990 表格是大多数申请联邦免税地位的组织必须每年提交的年度信息申报表。罗德学者。1903 年，塞西尔·罗德（Cecil Rhodes）创立罗德奖学金，奖学金获得者是从每个领域的顶尖学生中选拔出来的，该奖学金是全球最负盛名、也是最难申请上的奖学金之一。

将职业经历指标分为商界、学界、政界，基本可以囊括美国智库人员职业经历的所有情况。本文认为，杰出人士来自各个行业和社会领域，商界领袖是指企业和社会上各类组织机构的负责人，也包括在样本智库担任会长或理事长的个人。学界领头人包括高校任教的副教授、教授和担任教务长、校长等高级职务的学校领导。通过智库人员的“旋转门”特征以及当中担任高级官员的人数测量智库人员的参政情况，高级官员是指美国行政等级表中第一、二等级的政府官员②。人员配备维度的指标见表5。

表5 美国智库极化指数计分规则Table 5 Scoring rules of the Elite Index of American think tanks

2.2.2 运作经费维度 运作经费是衡量智库规模的最主要的指标。该维度考察美国智库年度经费的来源和经费数额，这两个指标体现了智库的筹资能力，也直接显示出智库的不同实力。美国大多数智库是非营利组织，不仅不缴纳联邦税，还免税接受捐赠，但要依法接受美国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IRS）监管。美国智库通常会在每年的年度报告中公开该机构的收入和支出款项、捐赠者的信息，并公布接受IRS 调查的990表格③，以彰显机构的透明度，也是应对501（c）3 免税条款的相关要求。运作经费维度的指标见表5。

2.2.3 机构建设维度 机构建设维度从美国智库的成立时间、国外分支机构、社交网络建设来考察智库的机构建设情况。智库成立的时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智库机构设置和运作模式的成熟度，美国既有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等至今已有超过百年历史的智库，也有建立于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较为年轻的智库，如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尼克松中心（Nixon Center）。不仅如此，美国的一些高端智库还利用其品牌和资源优势在海外建立分支机构，以便获取一手信息，并近距离影响分支机构所在国家的媒体和公众，例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布鲁斯金学会就在中国建立了政策中心[6]。机构建设维度的指标见表5。

2.2.4 成果产出维度 在成果产出维度，智库的成果形式既包括国会证词、研究报告、专栏文章、博客文章、发布于官网的评论文章等，还包括采访视频、音频文字记录等，这些成果形式大致可划分为智库的政策产出和学术产出。为确保统计的方便与准确，该维度考察智库的证词、报告、文章等文本形式的成果，以评估智库的成果产出能力。成果产出维度的指标见表5。

2.3 指标赋权及测算方法

美国智库极化指数计分规则如表5 所示。FRCO 指标体系采取直接赋值并结合指标权重分配的方式，这种赋值方式易于理解，直观，可重复验证。人员配备维度考察美国智库普遍共有的董事会、顾问委员会、研究员，研究员的赋分区分了全职研究员和兼职研究员。事实上，不同的智库在研究员的设置上存在着较大差异，兼职研究员一般不在智库常驻，智库也不会给其薪酬，这些兼职研究员主要依靠自身的专业知识为机构提供观点。

本文将式(1)计算出的数值称为极化指数。极化指数的计算以公开可获取的指标数据为基础，进行赋值算分，根据评估体系各个维度的相对重要程度对不同维度进行权重设置。依据“以人员为中心，多要素辅助分析”的原则，分别赋予F 值、R 值、C 值、O 值的权重为35%、25%、20%、20%，下文具体解释了各指标权重和赋值的理由。因此本文美国智库极化指数E 的运算公式如下所示，F、R、C、O 各个维度的值为该维度每项指标的算术和：

指标权重和赋值吸收借鉴了《全球智库影响力评价报告》和《CTTI 智库报告》等现有的评价方法，最终采用设置指标权重与直接赋值相结合的方法。此种方法能够突显极化程度评估体系的侧重点，且客观公开、可验证，同时对权重和赋值的合理性也具有较高要求。具体而言，各维度的权重分配考虑了以下情况：F 值考察的是智库的人员配备。人员是智库实力和影响力的根本来源，人才评价是极化程度评估体系的重点。因此赋予该维度最大权重（35%）。R 值考察的是年度运作经费。年度经费是衡量智库规模最主要也最直观的指标，是智库日常运作、开展项目、雇用研究人员不可缺少的资源，能够直接反映智库的实力。因此，赋予该维度的权重仅次于前者（25%）。C 值考察的是智库机构建设。官方网站、社交媒体是美国智库的基础配置，而国外分支机构又只有极少数的智库具备。美国智库在该维度上相对差异不明显。浙江大学信息资源分析与应用研究中心的评估报告对机构资源赋予15%的相对较低的权重[7]，本文赋予该维度20% 的权重。O 值成果产出是智库实力的直接表现。浙江大学信息资源分析与应用研究中心、宾夕法尼亚大学TTCSP 等国内外很多评价机构均将智库成果这一指标纳入评价体系。由于智库的成果产出量通常与其人员规模具有正相关关系，而本文已经对人员配备赋予了较大的权重，且不同智库成果产出差距较大，在计分时已能反映出其差距，因此，本文并未对该维度赋予太大的权重（20%）。

关于表5 中FRCO 三级指标的赋值，本文考虑了以下情况。F1.1 ～F2.4 考察智库人员的受教育和职业经历情况，根据董事会/顾问委员会、全职研究员、兼职研究员在美国智库中重要程度和作用的不同，对3 类人员的情况分别赋值，总体上对全职研究员和董事会/顾问委员会赋予大致相当的分值，在F2 的指标赋值上又体现出一些高低，兼职研究员的赋值则总体为全职研究员的二分之一。R1 ～R2 考察智库的运作经费。考虑到美国不同规模的智库经费的差距较大，小型智库的年度经费普遍为几百万美元，因此，把每个500 万美元作为一个区间，500 万美元以下的统一赋值10 分，每增加500 万美元增加10 分。C1.1 ～C3.1 考察智库的机构建设情况。美国智库在官方网站、社交媒体账号和国外分支机构的情况上差异不大，则赋予3 个指标较高的基础分，该维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智库的成立年限和社交媒体关注度方面，因此对这两个指标赋予的基础分较低。O1.1 ～O2.2 考察智库的成果产出情况。根据智库各类研究成果的影响与作用的一般差异，对4 种文本成果形式在赋值上作了明显区分。美国智库参与国会听证会是影响政策决策较为直接的方式，也是反映智库政策影响力的重要指标。对大部分智库而言，参与国会听证并不容易，故对每份证词赋以3 分的高分值。研究报告是智库的重要成果形式，每份赋值2 分。智库的期刊文章和博文/网文的影响相对有限，分别对每篇赋予1 分和0.5 分。

3 美国智库极化程度评估

3.1 选取智库样本

美国智库数量庞大，类型多样。按照规模的不同，美国智库一般可划分为大型、中型和小型3种类型，其测量指标通常是人员规模和经费多少。大型智库的科研人员一般超过100 人，年度经费在4,000 万美元以上，研究范围较广泛。中型智库的人员一般有几十人，年度经费一般在2,000 万美元左右。小型智库一般只有少数专职研究员，年度经费不超过500 万美元，往往在专门领域上发挥作用，有些智库的年度经费甚至低于100万美元，如世界事务协会、贝肯山研究所等智库④世界事务协会（World Affairs Councils of America）2016 年年度经费为58.44 万美元；阿勒格尼公共政策研究所（Allegheny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2017 年的经费为53.1 万美元；贝肯山研究所（Beacon Hill Institute）2017 年的经费仅有19.85万美元。。在智库研究中，“明星”智库通常受到智库研究者过多的关注，但小型智库往往被忽视。为了确保样本的代表性，本文使用分层抽样法。抽样的依据是宾夕法尼亚大学TTCSP 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20》。该报告是国际上影响力较高的全球智库评价体系。其对全球智库进行综合评价，并按区域、按研究领域、按特殊成就等不同类比对智库进行排名，其中按研究领域划分的“顶级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智库”榜单构成了本文的样本。首先，本文保留了这两类智库中总部设在美国的智库，共计30 家。其次，本文依据上述对智库规模的划分，对这30 家智库进行了分类，其中大型智库13家，中型9 家，小型8 家。对这些美国智库进行编码（1～30 号），使用在线随机号码生成机（random number generator）⑤在线随机数字生成机，可参考https://www.random.org/，或https://www.calculator.net/random-number-generator.html。，选出了代号分别为4、20 和27 的大型、中型和小型智库各一家，分别是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以下简称为Hudson）和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FPRI）。

CSIS 成立于1962 年，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在意识形态上偏保守，拥有70 多名全职研究员，并有总数接近500 名的兼职研究员、顾问和助理，其年度经费为4,280 万美元。

Hudson 创建于1961 年，始创地是纽约，有60 余名全职研究员、30 多名兼职研究员，2020 年的年度经费为2,150 万美元。该研究所是美国五大保守派外交智库之一。

FPRI 是一个小型智库，位于费城⑥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TTCSP 的《全球智库报告2020》，有92%的美国智库都不在华盛顿特区。，成立于1955 年，只有不到300 万美元的年度预算，该智库有100 多名兼职研究员，不设专职研究员。尽管如此，它还是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校友网络在华盛顿占据着高层职位，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和总统竞选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3.2 指标数据采集

根据美国智库人员构成极化评估指标体系，搜集了上述3 家智库的指标数据。本文统计分析使用的是横截面数据，数据采集的截至日期为2022 年3 月9 日。在数据搜集的过程中发现，3家样本智库的机构设置和多项测评指标均存在显著差异。例如，CSIS 设置了包括董事会、顾问委员会等在内完善的机构，而Hudson 则不设顾问委员会，FPRI 的董事会规模相比之下最大。

3.3 评估结果

根据上文对样本智库各项评估指标搜集的数据和测算方法，分别计算出3 家样本智库的F 值、R 值、C 值、O 值，再根据每个维度的权重分配，最终计算出极化指数（E 值），如表6 所示。

表6 样本智库各维度得分及极化指数评估结果Table 6 Scores of each dimension and evaluation resultsof polarization index of sample think tanks

根据评估结果：CSIS 的极化程度最高，其极化指数为566.85；Hudson 第二，其极化指数为313.90；FPRI 的极化程度低，其极化指数为293.48。CSIS 的极化指数远高于另外两家智库，但Hudson 与FPRI 的极化指数相差并不大。

3.4 美国智库人员配备分析

美国智库通常由董事会领导，负责管理组织日常事务和确保机构的使命。有些智库还设立了顾问小组或委员会，为机构提供专业知识，董事会和顾问委员会的成员通常是退休的政府官员或杰出的商人。智库对研究人员的设置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做法，多数智库采用的是一种以长期聘用的常驻学者为核心的模式，这些学者通常被称为“高级研究员”或“常驻研究员”，为第一梯队；第二梯队的学者通常被称为“访问学者”或“非常驻学者”，被接收到各种临时项目中[8]。智库也经常与“兼职研究员”建立关系，根据需要雇佣研究助理、编辑、撰稿人，这取决于其运营模式和定位。例如，像CSIS 这样的大型智库，采用的是传统智库运作模式，并建立了庞大的人才网络，常驻研究员承担了大量的研究活动，但还与大量的兼职顾问、兼职研究员、研究助理建立了附属关系。而FPRI 则明显不同，其附属学者有大部分是大学里的教授，或正任职于各类企业和机构，从某种程度上说，在该智库的研究活动是他们的一项兼职工作。

根据美国智库研究人员的实际情况和研究需要，本文在统计时把智库的“常驻研究员”称为“全职研究员”，把“访问学者”“非常驻学者”“兼职研究员”统称为“兼职研究员”。表7 展示了样本智库人员配备维度各项得分及该维度得分。在人才维度，CSIS 的得分最高，为953.00，远高于另外两家智库，但Hudson 与FPRI 的得分则十分接近，后者甚至略高于前者，其主要原因是FPRI 董事会有多达50 名成员。

表7 智库人员配备维度各项得分及该维度得分Table 7 Scores of the think tank staffing dimension andthe score of this dimension

3.4.1 董事会 本文选取的3 个智库均有董事会，样本智库董事会人数见表8。CSIS 的得分最高，该智库的董事会有45 名成员，其中有13 人拥有博士学位，21 人毕业于世界顶尖高校，在同一指标中均超过另外两家智库。董事会中超过40 人具有担任企业和各类组织机构负责人的经历，19 人具有“旋转门”经历，其中15 人曾任或现任政府高级职务，远远超过另外两家智库。其董事会汇集了一大批高学历、经历丰富的政治家、企业家和学者。著名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正是CSIS 董事会的成员，其曾担任过国防部助理部长、副国务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等职务，还曾获得罗德奖学金。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也是该机构的董事会成员和顾问。

表8 样本智库董事会人数Table 8 Number of Board of Directors of sample think tanks

3.4.2 顾问委员会 与另外两家智库相比，在机构设置上，Hudson 没有顾问委员会。外交政策研究所的顾问委员会有20 名成员，在这一项的得分最高，顾问委员会成员中退役军官较多。CSIS 的顾问委员会有8 名成员，包括美国前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布什政府的美国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Carla Hills）等。

3.4.3 全职研究员 FPRI 没有全职研究员，Hudson 有61 人，CSIS 有73 人。两家智库的全职研究员普遍拥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有约一半的人毕业于顶尖高校，超过一半的人具有“旋转门”经历。样本智库全职研究员人数见表9。从统计数据来看，与Hudson 相比，CSIS 的研究员毕业于顶级高校和其他大学的数量更多；但在职业经历方面，Hudson 的全职研究员的每个指标数据均大于CSIS，Hudson 有17 名全职研究员曾任或现任企业、民间社团、基金会和各类研究机构的负责人，CSIS 的这一数据为9。知名学者沃尔特·米德（Walter Mead）、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等，美国前政要赵小兰（Elaine Chao）、迈克·蓬佩奥（Michael Pompeo）等均在Hudson 全职研究员的名单上。

表9 样本智库全职研究员人数Table 9 Number of full-time researchers of samplethink tanks

3.4.4 兼职研究员 在兼职研究员这一项的得分中，FPRI 最高，该智库有135 名兼职研究员，CSIS 有80 人，Hudson36 人。该智库兼职研究员有72 人在高校任教或担任高级职务，有45 人具有“旋转门”经历，但仅有两人曾在或正在担任政府高级职务。该智库兼职研究员的水平较高，图2 显示了3 家智库的博士学位、顶尖高校毕业和“旋转门”特征3 个指标的人数占兼职研究员总人数的比例，FPRI的3个指标的比例分别是0.53、0.39 和0.33，比另外两家智库的比例高。由此可见，该智库的兼职研究员的水平与另两家规模更大的智库相比毫不逊色。

图2 样本智库兼职研究员三项指标比例Figure 2 The proportion of the three indicators of part-time researchers in the sample think tanks

此外，本文从人员的受教育情况和职业经历，对样本智库中包括董事会、领导层、顾问委员会、全职研究员、兼职研究员在内的所有人员进行了整体统计。就其受教育情况而言，由图3 和图4可知，有74%的人员具有学士及以上学位，其中有37%的人员具有博士学位。有37%的人员毕业于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等世界顶尖高校、39%毕业于17 所顶尖高校以外的其他大学。

图3 样本智库人员的最高学位统计Figure 3 Statistics on the highest degree of the samplethink tanks personnel

图4 样本智库人员毕业高校情况统计Figure 4 Statistics on graduate school of sample thinktanks personnel

就其职业经历而言，由图5 可知，3 家智库的人员有203 人具有政府与智库之间的“旋转门”经历，占总人数的43%。据统计，其中有34 人曾担任美国国务卿、副国务卿、商务部长、国防部副部长等政府高级职务。例如，美国前劳工部长、运输部长赵小兰和特朗普政府的国务卿蓬佩奥，二人卸任后均加入了Hudson 担任研究员。29%的智库人员具有担任企业或各类组织机构负责人的经历，另有28%的人曾在或正在大学任教（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担任校长、教务长的职务。智库中有许多人员具有丰富的职业经历，涉及政商学各个领域。

图5 样本智库人员职业经历统计Figure 5 Statistics on the career experience of the sample think tanks personnel

4 结论

本文始于对美国智库是不是杰出人士聚集地的追问，进而引发了对智库人员构成极化程度的思考。一提到美国智库，人们往往会默认为其是各个专业顶尖人士的俱乐部，这样便可对智库的影响力做出笼统的回答。然而，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等顶尖智库并不能代表美国全部智库，一概地将美国智库视为社会上层人士的组织，在解释智库影响力时会导致偏差。为此，本文提出了智库人员构成极化程度的概念，建立了一套指标体系，提供一个衡量美国智库人员构成特征的方法。

本文运用该指标体系评估了美国3 家外交智库的极化程度，评估结果表明：第一，美国智库极化程度均较高，在样本智库中，至少有74%的人员具有学士及以上学位，37%的人毕业于世界顶尖高校；第二，美国智库汇集了社会各个领域的杰出人物，有相当一部分人员具有从政经历，在样本智库的统计中这一比例为43%，还有一部分人员在公司或各类组织机构担任负责人，或是大学里面的优秀学者，在样本智库中的比例分别为29%和28%；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虽然美国智库的人员具有明显的极化特征，但整体而言，美国不同智库的极化程度存在较大差距，如FPRI 这种年度经费低于300 万美元的小型智库在美国不计其数，但并没有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本文认为，在回答美国智库是不是杰出人士组织的问题时，不宜完全肯定或否定美国智库的极化特征。

当下，中国智库和专家学者的对外话语权总体仍很弱，关键是要调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百万大军”，培养专业细分、实力过硬、务实型的知识精英，讲好“中国故事”[9]。本文突显了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才队伍对建设国家高端智库的重要性——人才是建设高质量智库的根本。本文侧重人员结构而不是传统的影响力，是对现有智库评估方法的有益补充。人是智库维持运作的核心，也是左右其影响力的根本来源，人的重要性再怎么高估也不过分。此外，有学者指出了国内智库评价研究的不足：我国大多数智库评价报告是面向智库整体，“一刀切”[10]的评价方式其实并不能回应不同类型智库的性质和诉求差异的问题，有待对智库评价进行专业细分[11]。“外交无小事”，国际关系与外交实践是智库发挥效用的前沿阵地[12]。值得一提的是，本文以美国外交类智库作为研究对象，能够服务我国外交智库建设，让我国外交智库在国家的国际交往和对外话语传播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文与其说是对以往相关研究的一个总结，不如说是设置了一个新的起点，存在错漏在所难免。例如，从理论上讲，构建可行的测量人员构成极化的评估体系需要兼顾指标的全面性与代表性、数据的客观性和可获得性。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这些目标难以同时达到。例如，“智库人员参加国会听证次数”是评估智库与决策者关系的重要指标之一，但在数据搜集的过程中发现，这一指标很难获取准确公开的信息，因此，便舍弃了这一指标，取而代之的是“智库年提交证词数量”指标，因为美国智库各种形式的成果信息在其官网上通常是公开并可获得的。由此可见，对评估维度和指标体系的设计，是一个不断修正和完善的过程。

关于后续研究，首先，极化主要是就智库的人员结构而言，但高度极化是否必然导致智库的对策建议被政府采纳，这是一个具有高度理论性和对策性的问题。其次，本文研究智库人员构成的极化程度专门选取了不同规模的智库进行比较。一般而言，大型智库的人员构成极化程度几乎一定会比小型智库的人员构成极化程度高，本文的研究结果似乎得出了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结论，但本文的研究结果也表明，作为大型智库的CSIS的确比小型智库的人员构成极化程度高很多，但Hudson 和FPRI 这两家中、小规模的智库极化程度差别不大，且本文的贡献之一恰恰在于发现了不同规模智库在人员结构上的一个共同点，即高极化程度。这一结论主要受限于本文的样本数量，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化，通过建立更多数量的智库样本，探讨智库的规模大小是不是影响智库人员构成极化程度的关键因素。再次，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智库年报聚焦全球顶级智库，FPRI 虽然规模很小，但影响力未必逊色于规模更大的智库。实际上，美国拥有数量众多的小型智库，单从其机构资源来看并不突出，但仍能在特定领域对华盛顿决策圈产生独特的影响。自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在美国成立的大多数智库是专门针对特定的区域或职能领域而设立的。FPRI 的预算和人员有限，且身处华盛顿之外，因此，它巧妙地采取了与CSIS、布鲁金斯学会等智库不同的运作策略来发挥政策影响，强调以扎实的研究和写作来影响具有政策影响力的读者群，并减少对持续的政治接触的依赖[13]。然而，目前对这样的小型智库的研究并不多见，有必要探讨其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塑造公众舆论和公共政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