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中国观”解读

2024-01-12 02:21秦琳
智库理论与实践 2023年6期
关键词:桑顿约翰智库

■ 秦琳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 201600

1 前言

智库是美国的独特的政治现象,它们与政府的紧密关系使智库常常对政府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在美国众多智库中,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 Institute)是一家极具影响力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成立于1916 年,是美国的重要智库之一。布鲁金斯学会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建议美国参战,并为战后的“马歇尔计划”绘制了战略蓝图。布鲁金斯学会被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全球智库指数报告》评选为顶级外交政策和全球事务智库、年度最佳智库和世界顶级智库[1]。

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布鲁金斯学会多位智库专家通过“旋转门”机制进入拜登政府担任重要职务。例如,杜如松(Rush Doshi)被选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塔伦·查布拉(Tarun Chhabra)进入白宫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技术和国家安全高级主任。显然,布鲁金斯学会具有极强的影响力。

随着中国的崛起,当代中国问题研究已经成为国际问题研究的显学。而美国智库则是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主要阵地。作为致力于政策制定的重要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长期关注中国,并成立了独立的中国研究中心——约翰·桑顿中国中心(The John L.Thornton China Center)以展开对中国的研究。

2 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概况

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是在美国企业家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赞助下成立的、专注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机构。该中心主要聚焦以下6个议题:外交政策和美中关系、经济金融与贸易、中国的政治领袖、中国的国内挑战、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以及全球治理与机构。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多次向美国未来对华政策提出建议。

2.1 人员组成

布鲁金斯学会网站显示,当前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共有20 位专家(表1),包含李成(华裔学者)、杰弗里·贝德(Jeffrey Bader)、卜睿哲(Richard Bush)、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等著名“中国通”。

表1 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专家Table 1 John Thornton China Center experts

2.2 网络及媒体

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积极利用网络、媒体增加曝光率、传播其研究成果和观点。

首先,该中心通过布鲁金斯学会在YouTube上的账号更新该中心活动。截至2022 年12 月18日,该智库在YouTube 上的粉丝已经高达13.5 万人,总观看量已达21,912,832 次。其次,该中心专家借助新闻媒体传播其观点,如何瑞恩等多位专家多次在《外交事务》《纽约时报》《外交政策》上发表其见解。社交媒体同样成为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传播研究成果的平台。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开设了推特账号“Brookings China”,截至2022 年10 月27 日,已经发布了9,608 条推文,并拥有2.3 万粉丝。此外,该中心的大多数专家开通了推特账号,其中,麦瑞安的粉丝量高达29.2万人,欧逸文的粉丝数量近10 万人,何瑞恩的粉丝数量达到了2.1 万人。

3 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重点及其观点

作为专注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机构,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对中国的对外关系给予了高度关注,它重点围绕中国外交的发展意图和方向、中美关系、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活动和中俄关系展开研究。

3.1 中国外交的发展意图和方向

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对中国外交发展意图和方向进行了全面解读。部分专家认为,中国正在试图通过“重塑”国际秩序来挑战美国霸权。陆克文[2]认为,中国通过深化全球治理参与等方式,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打造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杜如松[3]认为,“冷战”结束后,中国一直在进行一项“长战略”,即率先在区域层级取代美国,并在全球层面改变美国所打造的秩序,即中国正抓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通过削弱现有国际秩序来弱化美国霸权,并搭建一套新秩序来强化对其他国家的“控制”,以实现取代美国霸权的目标。

与此同时,部分智库专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何瑞恩[5]在报告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一切外交、经济、军事、科技行动的最终目标。在这一目标的指导下,中国外交的重点将放在攻克阻碍中国复兴的障碍上。未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将集中在缓和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敌意上,继续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为中国持续崛起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的行为对国际秩序造成了影响,但是美国不必过分担忧,美国依旧是联合国中最强大的成员国[5]。

3.2 中美关系

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专家对中国崛起对美国的影响十分关切。中美竞争已经成为全球首要地缘战略问题[6]。杜大伟[7]曾直言中国不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但是美国对中国的担忧是合理的,因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强大到足够对美国造成威胁的国家。

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专家集中讨论了中美在科技、经济上的竞争。杰弗里·贝德[8]指出,特朗普上任后,美国领导层开始以一种狭隘的视角来看待中美经贸关系,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安全和利益造成威胁,由此美国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在经济和科技上与中国脱钩。杜如松[9]认为,中国正在通过政府支持的科技发展计划来取代美国的科技领导地位。另有专家指出,中美在技术上的竞争不是为了推动技术的革新与进步,而是为了获得技术领导地位[10]。

虽然当前中美两国展开了全方位的竞争,但是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专家认为中美两国竞争的程度是有限的。何瑞恩[11]等指出,虽然两国关系没有缓和的迹象,但是实际情况远比大众想的要好。杜大伟等[12]认为,鉴于中美关系的紧张状态,两国在很多问题上不会达成实质性共识,但是中美应共同努力以防止两国关系走向冲突。他们建议美国应该遵循“说话温和,手持大棒”的原则,与中国竞争的同时在共同利益领域与中国合作。此外,中美竞争的程度受到以下因素制约:一是紧密的外交互动,中美几乎每天都在进行直接对话,这种紧密的互动有助于及时澄清彼此的意图,抑制双方紧张关系的升级;二是均有意管控竞争,如在国际水域制定规则、管控网络上的分歧等;三是均积极在全球气候和卫生领域寻找合作的空间[13]。此外,李成[14]对中国青年群体对美国的态度进行了全面的考察,认为中国青年群体对美国的态度日趋负面。究其原因是华盛顿近年来对中国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如污蔑中国在美留学生和华裔科学家为“间谍”,使用“中国病毒”和“功夫流感”等带有污蔑性的词语,侮辱中国文化等。

专家们普遍认为,台湾问题是极少数可能引发中美冲突的问题之一。台湾问题是中美竞争关系的结构性根源。一般看来,美中关系恶化将对台湾有利,糟糕的中美关系将推动美台关系的升级,但实际上中美竞争的加剧将加大台湾“选边”压力,由此当中美关系较为稳定、不冷不热时,台湾的利益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得到保护[15]。何瑞恩[16]认为,中国将在未来几年寻找新方法来改变两岸关系现状。

3.3 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

亚太地区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是中美利益的交叉地带,专家们对中国在亚太的行动表现出了高度重视。专家们普遍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外交、经济地位受到了挑战,中国正在通过“大棒加胡萝卜战略”重塑区域秩序。杜大伟等认为,“一带一路”有效地填补了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的基建缺口,并成为东南亚保持发展劲头的重要力量。相比之下,美西方国家所渲染的“债务陷阱论”并没有引起东南亚国家的共鸣[7],但“一带一路”也是中国推进地缘政治利益的工具,即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在南海问题上赢得优势[17]。杜大伟肯定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的重要性,并认为其巩固了亚洲尤其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核心地位,但同时也导致美国在亚太经贸合作中被边缘化。

专家们认为,中国希望改变亚太安全秩序。中国通过直接提供安全援助的行为表明中国外交工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将通过扩大国防投资和推动高新科技发展壮大军事力量,增加海军在东南亚等地的存在来建立战略纵深。何瑞恩[18]认为,中国正在试图突破“第一岛链”,未来亚洲海上竞争的态势将愈演愈烈。也有专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帕特莉霞·金[19]认为,中国在过去二十年中增加了海外维和活动,以展示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并维护中国公民在外人身安全和海外利益。《中所安全协议》的签署更多的是保护在所罗门的中国公民和企业,原因是所罗门近期的骚乱主要针对中国企业,对中国企业的海外利益造成了影响。

3.4 中俄关系

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专家对中俄关系发展进行了紧密的追踪。部分专家认为,中俄关系在未来将继续深化。首先,在美西方国家对中俄怀有意识形态敌意的背景下,中俄对现有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结构有着类似的“不满”[12]。其次,在中美战略竞争与俄乌冲突的影响下,中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推进。中俄积极加入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多边机构,虽然中国没有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武器援助,但是中国并不支持美国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最后,当前中俄在经贸和文化上交流十分频繁,经济和文化上的紧密联系为中俄关系的持续推进奠定良好基础[20]。

此外,部分观察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中俄关系的发展面临着障碍。首先,俄罗斯对中国抱有疑虑。罗淑娴等认为,“极地丝路”开展以来,俄罗斯对中国在北极的活动十分敏感和警觉,对中国的不信任在日益增加。例如,俄罗斯曾在2012 年阻止中国在第五次北极科考活动中沿部分航线进行调研,并在2013 年以前反对授予中国北极理事会观察员的地位[21]。其次,中国不愿意在俄乌冲突中倒向俄罗斯一方。帕特莉霞·金[22]认为,中国希望国际秩序维持稳定,俄乌冲突下中国正在重新审视与俄罗斯保持紧密关系的成本。何瑞恩[13]认为,中国正在遭受俄乌冲突带来的全球性经济影响和美国领导的因中俄紧密关系而受到的“二级经济制裁”的严重打击,对中国而言,保持中俄的良好关系不应以与美西方疏远为代价。最后,中俄两国的国家利益存在部分差异,且双方在对待国际秩序的态度上也存在分歧,这可能导致中俄之间所谓的“亲密”关系难以长期维持。如果减少在新疆等问题上对中国的指控,那么就能有效地防止将中国推向俄罗斯[23]。

3 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对中国外交研究的特点

3.1 极强的政策导向性

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对中国外交的研究具有极强的政策导向性。何瑞恩[24]曾表示,随着美国与中国间竞争的日益加剧,美国决策者、专家和公众急需了解中国的“雄心壮志”和其优势与劣势。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是约翰·桑顿(Ryan H)中国中心研究的最终落脚点。

杰弗里·贝德[8]指出,毫无疑问,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美国需通过保护亚太盟友的利益、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来维护美国外交利益免受中国“攻击”;制定经济战略,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制定贸易标准,削弱中国经济影响力,以维护美国在国际贸易和全球金融中的领导地位。虽然美国通过“印太战略”在亚太地区对中国进行制衡,但现行的“四方安全对话”(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QUAD)和“三边安全协议”(Australia, United Kingdom, and United States, AUKUS)更加侧重军事、安全合作,美国缺乏参加亚太经济事务的倡议与框架。对此,何瑞恩[25]建议美国未来的东南亚政策应该重点展示美国对该地区的领导力,并在区域经济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拜登政府上台后,首先向印太地区释放“美国回来了”的信号。同时,拜登政府放弃了特朗普政府奉行的单边路线,重振美国同盟体系,联合盟友与伙伴国家构筑“反华同盟”。此外,拜登于2021 年东亚峰会中提出“印太经济框架”,并将其嵌入“印太战略”中,作为QUAD 和AUKUS 的补充,为美国重塑在亚太地区经济影响力服务[26]。

在强调对华竞争的同时,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智库专家同样认为应该管控与中国的竞争,防止两国关系从竞争滑向冲突。在管控中美竞争问题上,应分3 步走:一是中美应在台湾、南海、东海、朝鲜半岛、网络和太空5 个“战略红线”上交换意见;二是接受在国际安全政策、外交政策、贸易政策、投资政策、技术政策和意识形态上的“非致命性”竞争;三是寻求解决共同利益问题的政治与外交空间,即保证在气候、卫生和全球金融稳定上合作[8]。拜登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厘岛会面时曾表示,美国将继续强有力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竞争,但两国需要确定“红线”,防止竞争滑向冲突[27]。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公开表示“世界领导人预期我们(中美)负责任地管控双边关系,而且找到合作方式,包括在诸如气候、全球卫生和宏观经济领域的合作”[28]。

有的智库专家则提出,如果美国想要在中美竞争中获胜,那么应该将重点放在巩固美国自身实力上,即专注于增强自身的力量,如恢复美国信誉,强化与盟友的关系,以冷静、自信的方式与中国交往[29]。杜大伟[30]认为,美国必须通过改革和加大投资来重振美国经济实力。拜登政府将提升美国实力作为“竞赢”中国的基础,强调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进行对话。以科技领域为例,拜登政府转变特朗普执政时期单纯压制中国科技发展的竞争战略,从加大资金投入、推行优惠政策和提升研发能力等方面巩固自身科技实力,维持、拉大与中国的科技实力差距[31]。

4.2 自由主义倾向突出

美国对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受中美关系波动的影响。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大国”“战略竞争对手”。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再次强化了中国的竞争对手地位,并且将战胜中国视为美国首要的国家安全任务。即使在美国已经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前提下,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专家也提出不要过分夸大中国的威胁,避免做出过激反应,在必要时应与中国展开合作。

杰弗里·贝德[8]认为,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长,中美两国的利益冲突增加,但这是大国竞争中普遍存在的状态,美国在面对这一问题时不应“妖魔化”中国,不应对中国的行为进行夸大和误读。同时,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将对美国本土造成威胁或是复制冷战模式,寻求与美国的对抗[8]。何瑞恩[28]认为过于专注中国的优势、忽视其内部弱点将造成美国的焦虑和不安,这必将导致美国产生过度反应并制定出糟糕的决策。因此,美国应该避免夸大中国的优势,从而获得“扭曲”的中国观并做出错误的对华政策。当前,西方政界不乏对“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外交”的“污蔑”,杜大伟[32]则对这一观点进行了驳斥,他认为这种说法是夸大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资金来源是多样的,这些国家在向中国借款的同时也向西方国家和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贷款,因此没有理由认为这些国家受制于中国。杰弗里·贝德则[33]认为,科技竞争将成为中美竞争的关键领域,但中国市场和来自中国的科研移民是美国科技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完全与中国“脱钩”是不现实的。何瑞恩[34]则从台湾问题入手,主张美国不应该将台湾视为伤害中国的工具,两岸分歧应该由中国台北和北京解决。

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专家认为,中美竞争关系没有太大的缓和空间,但是两国应该找到更好的方式来管控竞争,对华战略竞争也应以不忽视和破坏合作为前提[35]。帕特莉霞·金[36]则向美国提议,应该与中国展开“健康的竞争”,在双方利益交叉点展开真诚的谈判,建立“护栏”以实现和平的竞争和共处。何瑞恩[37]表示中美应该在各自无法解决的议题上进行合作,如全球卫生治理、经济衰退、气候变化、核扩散等;另外,对华极限施压并非维系美国领导地位的最佳选择;美国不需一味地反对中国提出的各项倡议、阻止中国的崛起,而应将重点放在国内治理,在与中国的竞争中恢复美国优势。何瑞恩[28]认为,中国发展趋势对美国而言是威胁,但这也为两国合作提供了契机,如中国的海外经济活动某种程度上也为美国创造了就业岗位,中美能否合作取决于中国的行为和美国的意图。

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自由倾向使之成为中美智库对话的重要平台。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专家承认了中美间存在的分歧,但是也认为,中美应该遵循一些方案来管控两国的分歧,并就双边、区域甚至全球事务的合作提出建设性意见。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曾在布鲁金斯学会就中美关系发表演讲,并获得了积极的反馈。未来,应该更好地发挥布鲁金斯学会和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在中美沟通、对话中的作用,通过合作和对话来推动中美的相互理解。

4.3 具有强大的政策影响力

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研究成果对美国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影响。虽然影响力难以被量化,但是可以通过以下几个层面体现。

首先,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多位专家编撰了多本与中国对外关系相关的著作。杜如松、何瑞恩等合作完成的《全球中国:评估中国在世界中日益增长的角色》[38]对中国如何塑造大国关系、关键技术、亚洲安全、亚洲外的关键区域、全球治理和规范进行了系统性分析。杜如松在《漫长的战略: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39]中,围绕中国的外交行为进行了讨论,认为中国正在试图取代美国建立的国际秩序。该书受到了美国高级官员的关注与赞扬。

此外,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专家也多次通过参加听证会,向国会传递观点。李成曾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就“中国的政治过度:对其前景及问题的平衡评估”作证。杜如松曾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商业、科学和运输委员会举办的“中国的挑战:重新调整美国的经济政策以建立复原力和竞争力作证会”中,就“美国、中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竞争”作证。此外,他还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就“超级大国的学习曲线:中国经济政策的挑战”作证。

同时,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专家与民主党关系十分密切。杜如松在拜登上台后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杰弗里·贝德曾担任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一职。杜大伟长期聚焦中国经济与中美经济关系研究,他在2009—2013 年曾担任美国财政部驻华金融和经济特使,推动中美经济、金融问题的对话。何瑞恩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台湾及蒙古事务主任一职,并向奥巴马和白宫高级官员提供咨询,并协调美国政府部门与机构间政策的实施。乔纳森·斯托姆斯曾在2014—2017 年就职于国务院政策规划室,对美国有关中国、东南亚等政策提供咨询。何瑞恩还曾担任拜登竞选顾问。与民主党的密切关系下,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专家的政策建议更易于被拜登政府所采纳。

鉴于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强大的政策影响力,中国学者、专家应该重点关注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对中国的观察和研究,在有误解时及时与对方进行澄清与沟通;同时,及时追踪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中国研究的热点和趋势,并对其政策建议进行解读和研究,对美国未来对华政策提前做出预测和研判,更好地为中国外交服务。

5 结论

美国中国研究是美国对华政策制定的基础。在独特政治文化的影响下,没有任何一家智库能够长期主导美国的对华政策议程[40]。毫无疑问,布鲁金斯学会是美国最重要的智库之一。本文对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概况、研究重点、观点和特点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有助于形成关于布鲁金斯学会中国观的整体性认识。

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中国研究注重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在中国崛起和“一带一路”稳步推进的背景下,该中心高度关注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其中,中国外交意图、中美关系、中俄关系以及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活动是该中心关注的重中之重。了解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中国研究的最新动态,能够为中国掌握未来美国对华政策的动态提供重要参考。未来,中国应该及时追踪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中国研究,特别是关于中国对外关系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中国研究立足于为美国外交政策制定服务,注重长期视角和战略思考,关注全球发展趋势和长期影响,并强调中立、客观的立场和观点。同时,该中心注重与世界各地的智库、政府机构、企业以及民间社会进行广泛的合作与交流。借鉴布鲁金斯学会的独立性和客观性,采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注重长期视角和战略思考,以及跨国合作与交流,有助于提升中国外交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更科学和有效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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