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不确定性背景下智库共同体的实践探索
——基于OTT 智库会议主题的分析

■ 卢柯全 李刚 葛子豪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南京 210000

1 OTT 智库会议基本情况介绍

OTT（On Think Tanks）智库会议由OTT 智库平台主办，每年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智库机构、学者、政策企业家和智库资助者提供了一个交流经验、展示研究成果、共同制定并应对挑战的解决方案以及建立或加强新旧伙伴关系的机会[1]。每年度OTT 智库平台会根据其自有开放智库名录开展对相关数据的统计和调研，以此确定该年度OTT 智库会议的主题。自2017 年起，OTT 智库平台开始系统性地推动南北半球智库的对话与交流。因此，基于OTT 智库会议主题的分析对于了解全球智库关心的热点问题具有一定代表性。

1.1 智库研究的热点与变迁

从2017 年至2023 年，OTT 智库会议已经成功举办了四届线下和四届线上会议，通过最佳实践系列和社交媒体为智库之间交流经验和实务提供了宝贵空间[2]。根据历年会议主题，按照年份和会议主题关键词的内容，本文梳理了2017—2023 年OTT 智库平台中智库所关心的热点议题内容，并根据关键词的关联程度绘制了关键词网络图（图1）。根据图1 可以发现，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 countries）、交流（communications）等关键词居于网络图中间位置，说明会议主题高度聚焦发展中国家的智库建设情况，并努力就南北半球智库的对话提供帮助。神经科学研究成果（neuroscience）作为2023 年的最新会议议题，被提出可用于补充循证决策中的社会情感分析，在图1 中可清楚地发现相关的话题关联较少。

图1 OTT 智库会议2017—2023 年全部会议主题关键词网络图Figure 1 OTT think tank conference theme keyword network from 2017 to 2023

从2017 年第一届OTT 智库会议围绕“研究与发展”主题展开讨论后，讨论的主题逐年深入到智库的具体运行建设与对智库公信力、透明度的重视。在智库建设较为完备的当下，智库开始积极讨论如何更有效地嵌入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就社会运动、性别和多样性等问题展开讨论。近年来，随着疫情的发生，数字化转型、伦理问题和成果质量控制被提上了日程。智库开始就如何恢复和提升影响力，加强政党、媒体和私人部门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特别是关于在2023 年全球政治不确定性背景下的智库应对策略和防范措施，详见表1。

表1 OTT 智库会议2017—2023 年会议主要关注点Table 1 Main focus points of OTT think tank meetings from 2017 to 2023

1.2 会议议程的设定与亮点

2023 年，OTT 智库会议以“智库与政治不确定性”主题为中心，同时就“当今世界的不确定性”“新的确定性——多极世界中的证据和影响”“驾驭政治不确定性：前瞻性思维的重要性”“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下的智库战略”等分项主题确立了近20 项的会议议程，并就当前热点的人工智能技术在解决政治不确定性挑战上的机遇与瓶颈展开了深入研讨[3]。

相关的议程、议题由OTT 智库平台2022 年智库行业调研报告得出，即当前阻碍全球智库发展的主要因素是资金募集及政治不确定性难题，分别占多项选择结果总数的67%和51%。美洲包括美国、加拿大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有更多的智库预测情况会恶化，而非洲智库则恰恰相反，持有更多的乐观态度[4]。其他挑战包括组织弹性的衰减、沟通与参与的缺乏以及新冠疫情所带来的长久影响。然而，不同地区对政治不确定性和筹款困境的态度并不相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智库表示悲观，而美国、加拿大和欧洲智库虽然持有悲观态度，但分别有53%和63%的智库预计规模会增长[5]。

同时，多元的参会代表保证了本文主题分析在全球智库层面具有一定代表性。2023 年线下会议共有102 位参会嘉宾，其中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嘉宾共有45 位，并为秘鲁、乌干达等国家设定了专门的议程。会议在与会嘉宾的邀请以及议程设定上均凸显了加强南北、南南智库合作与交流的特征；会议采用了主题演讲加分组会议的形式，无论是何种形式，与会的嘉宾均可与发言人进行深度的互动与交流，并且在不同主题会议期间安排了较长时间的咖啡、午餐休息时间，以便于参与者进行更多的非正式交流和关系建设。

2 政治不确定性对于全球智库的冲击

由图1 可以发现，“政治不确定性”作为2023 年OTT 智库会议的主题，在政治极化、智库可信度、公共辩论等方面给智库带来了明显的冲击与挑战。

2.1 政治不确定性的类型

政治不确定性不等于政策不确定性，虽然两者从字面上看是相近的，但是政策不确定性（policy uncertainty）只是政治不确定性（political uncertainty）的一个方面[6]。政治不确定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定义：一方面，是对机构和决策者稳定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是对经济政策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7]。

根据政治不确定性的定义，政治不确定性体现在以下三种情况：国内的政治动态、市场和经济条件以及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6]。首先，国内的政治动态的不确定性通常涉及政权的稳定、政策立法的变动以及公众舆论的波动等。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对国内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产生深远影响。其次，政治不确定性也可能源于市场和经济条件的变化，诸如经济衰退、疫情影响等均可能导致政治环境的不稳定。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对股市、外商直接投资、汇率、国际贸易、油价和黄金价格等产生影响。最后，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变化也可能引发政治不确定性。例如，国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贸易冲突、战争等均可能导致政治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对全球政治格局、国际贸易、能源价格等产生深远影响。“俄乌冲突”的爆发正是近年来政治不确定性的显著表现，其对欧盟能源经济政策以及俄罗斯国内的政局稳定均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2.2 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

复杂的政治不确定性给智库带来了全面的挑战，不仅是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的革新，也带来了针对智库自身价值、定位的冲击。政治不确定带来的挑战主要包括市场经济条件和政治极化带来的影响，具体表现为自然资源限制、政治多极化以及贫富不均。

首先，是自然资源限制。开放社会基金会代理执行董事戈兰·布尔迪奥斯基（Goran Buldioski）[8]认为，有限的资源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世界各地的政策研究与制定。例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正面临干旱，而富裕地区必须考虑到移民和农业变化。对于智库来说，这意味着从过去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转向气候敏感型的分析框架。然而，智库并非政策制定者，只能推动政策制定者去考虑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因此，智库必须在相应的政策分析框架中将环境作为参考的必备要素。

其次，是政治多极化。智库为了保障其资金来源，选择向资助者宣扬的政治主张妥协。例如，美国的智库可能通过改变分析视角来强化国家认同，并同时淡化对于国内的批评以确保国内捐赠者的诉求。而政治多极化又加速破坏了智库独立性与政治性的微妙平衡，实际上，智库可能决定最好的选择是完全切断获得外国资金的机会。从好的方面来看，多极化保留了智库多样性，挑战了国际金融机构和新自由主义倡导者的陈旧地位，扩大了研究领域和政策选择的范围。随着地缘政治进一步影响国内政治，安全、外交政策和地缘经济专家将成为每次讨论的焦点。智库可能成为国内辩论及具体政治和社会分析方面的地缘政治“看门人”。

最后，是贫富不均。贫富不均加剧了政治多极化的消极影响，这是因为智库必须谨慎行事，以成为资本迎合特定政治或精英利益的推手。过去40 年来，世界范围内财富和收入不平等以及财富集中度急剧增加。在欧洲，最富有的10%的人口却拥有61%的财富，这一比例在美国为70%，在俄罗斯为75%，在巴西为79%[9]。特别是当个人可以购买整个社交平台或媒体时，智库的公益属性可能被滥用，成为保护财富和影响力的更大生态系统中的工具[8]。贫富不均与财富聚焦，带来了话语权上的争夺。因此，智库在选择资金来源时，除了应提倡基于循证的政策解决方案或包容、开放、大胆的社会理念外，还应进一步扩大思想和价值共同体，以实现捐赠者与智库在议题设定方面的同步与共识。

除了传统的政治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外，AI 与神经科学就技术层面给智库带来了全新的挑战，特别是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的影响，以及对数据驱动的过分追逐，可能导致原有扎实的专家驱动型研究模式被取代。在数据表达方面，由于选用了大数据样本，边缘或特殊群体的公共诉求与辩论可能被扼杀。然而，人工智能对于智库来说并不一定是坏消息。大型语言模型可以执行简单而繁琐的研究任务，将更复杂的设计和政策制定留给研究人员。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改善监管，并为智库提供更多围绕新兴技术进行创新的空间，尤其是政治领域的研究，必须对神经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实施跟踪。旧有的循证科学研究范式不应被放弃，将基于证据的研究与情感科学相结合可能带来崭新的分析视角。不同的分析视角将会为智库带来全新的叙事方式，特别是在政治技术层面，智库需要考虑将信息技术、情感科学等技术手段融入辅助政策制定的工作流程中。

3 政治不确定性下国际智库共同体的重塑

政治不确定性作为一种系统风险，难以通过提升智库自身的风险防范能力来化解。智库在面对政治不确定性时，除了需要更新研究方式与技术方法外，更应寻求合作机会扩大研究领域，并在原有的学术共同体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实践交流合作。例如，在经费问题上尝试联合筹款，并在议程设置上与捐赠者尽可能地达成一致，使资助者与智库能够保持一致的研究方向与政治主张。然而，随着政治不确定性的进一步加强，民粹主义的兴起、地缘冲突的加剧使智库的独立性、公益性等特征遭遇了挑战。智库在当前全球政治不确定性下究竟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如何确定运营模式与资金来源、如何调动公众参与政治讨论，以及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如何开展智库联盟的合作成为重要议题。

3.1 智库运营模式与独立性的冲突

智库的独立性与智库的资金来源有着密切的关系，智库的资金来源可能影响其研究的方向和结果。因此，保持资金来源的多样性和透明性是常规状态下智库保持独立性的重要方式。智库的运营模式不仅仅取决于智库的资金来源，也取决于智库的使命、定位以及组织模式。在讨论国际智库时，往往将运营模式等同于商业模式。一般来说，智库的议程应与智库的目标相挂钩，并与其组织商业模式和融资策略相关。拥有核心资金的智库往往可以更加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以横向合同或咨询业务而生的智库往往更多地以需求为导向[10]。然而，由于政治极化，原有的西方民主价值观共识正在丧失。在这一系列政治不确定的挑战下，智库开始对自身的独立性和非营利性特征产生了质疑。

智库机构概念与职能的认知错位导致了智库运营模式与智库独立性之间产生了裂隙。欧洲大学研究所全球政策研究主席黛安·斯通（Diane Stone）[11]认为，智库存在于学术界和政治界的交汇处，并且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非政府组织的范围中，以在思想产业与政府部门之间搭建桥梁。然而，学术界和政治界之间的界限是不稳定的，智库与非政府组织、专业协会和咨询机构的区别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明显。虽然对智库概念的认知差异性并不一定是坏事，但是过多地强调智库的职能而非机构属性，会导致智库在运营模式与独立性的认知方面产生分歧[12]。如何界定智库的角色与责任？如果将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智库转变为营利机构会有什么影响？是否智库转向营利，拥有核心资金才能使智库更加专注于自身的使命，而不用费心去实现资金的来源多样化？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新右翼智库的出现，代表了一种仅通过支持或加强其议程方式来明确党派观点并获得资助的新模式[13]，这也解释了为何外国智库评估乐于就智库的财务透明度进行评测。受托人的姓名和隶属关系应该发布在智库的网站上，而且几乎总是如此，缺少任何此类信息都是智库可能在隐藏自身价值导向的危险信号，表明对智库的社会治理实践可能存在问题。对于那些被点名的受托人，人们可以在网上找到与其有关的信息。同样地，智库在组织模式上也应该尽可能多元化。例如，董事会应包括来源于企业、学术界、媒体等，兼顾保守派和进步派，拥有全球和国内经验的多元化主体。受托人应该具有大致相似的成就水平，而不是由一两位资深、隐性的领导者占据主体地位。主要捐助者出现在董事会也是一个信号，表明分析师可能在其分析方法和结论方面面临压力。智库资金的捐助者来源是了解组织内部权力所在的有效途径，与会者坚信这些来源应该发布在智库的网站上，除了部分小额捐款之外，应就政府合同、基金会捐款、个人或公司捐款的内容进行详尽的列示。

共同资助是智库获取运营保障的方式之一，特别是在政治不确定性背景下，以共同体思维去尝试解决运营模式与独立性之间的冲突。除此之外，由于部分智库在研究主题上较为接近，可能产生冗余的分析和对策建议；智库自身也需要更多共同体的实践经验，对智库的资助并不局限于资金的支持，也包括专业知识、公共资源等其他形式的投入。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IDRC） 的知识转译项目研究员克里斯汀·科贝特（Kristin Corbett）[3]在研讨环节认为智库的独立性似乎是一个假象。IDRC 强调最佳规模与协调原则，认为智库不应该沉迷于实现变革的规模和速度，而应该更多地关注智库的影响力，这意味着智库需要调整自己的节奏，并寻求更多跨部门、跨学科以及利益相关者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协调与合作[14]。在政治不确定性的今天，唯一确定的就是智库处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相较其他机构，捐赠者在危机时期需要迅速与可以信任的机构建立起联系，并提出对策建议。机构能够从各种来源获取知识，并有能力理解和综合这些知识。在多样性方面，智库有能力使解决方案更具包容性。这不仅仅是使研究过程更具包容性，也包括那些被排除在学术证据和知识范畴之外人员的经验融入其中。智库要进行有影响力的研究，需要一定程度的游说、战略沟通，这不太可能由个人独立完成，而应由专业领域人员以团队方式合作完成。在全球智库竞争方面，更多专家提到了建立智库网络的建议，认为南半球的智库声音应该被倾听与理解。

3.2 去极化公共辩论中智库的角色

对于智库是否应该强调其政治属性，政治属性的突出与智库独立性之间是否存在冲突，这些疑问在政治不确定性背景下，成为全球智库尤为关心的问题。智库作为权力与知识的桥梁，并非意味着智库在多极化的政治不确定性背景下需要强调其政治属性或偏向于权力一端。智库是搜集公共意见，参与政策制定或公共辩论的角色之一，乌干达国家科学院执行主任克里斯蒂安·阿塞玛（Christian Acemah）[3]在“后真相时代中的专家可信度”平行论坛中认为，对于智库的成员来说，成员的专业知识是一种权力，因此，人们会听取专家的意见，并将专家的话视为真理，但这也意味着智库专家在发声时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没有相应的问责制度，责任就毫无意义。智库需要确保专家对其言论和行动负责。除了对智库在公共辩论中的约束外，智库也应加强自身的可信度以换取更为广泛的影响力。

可信度的塑造需要智库加强循证研究，并以品牌塑造的方式开展具有实践性的工作。传媒智库路演平台（Soapbox）的董事长约翰·施瓦茨（John Schwartz）认为，信誉是所有有效沟通的核心，对于智库来说尤为如此[15]。智库的使命是将证据与想法转换为社会进步。智库的主要方式是交流其研究内容并围绕这些研究内容展开辩论，说服那些可以采取行动的人以知情的方式开展行动，而这就需要可信度。智库交流至少需要满足三个标准：以证据为基础、要有品牌意识以及成果要有实用性。首先，在过去十年中，智库一直试图让更广泛的公众参与政策辩论，而新的数字工具和渠道为智库提供了相应的手段，这些都是积极的发展。与此同时，公众倾向于将精力集中在越来越小的交流或对公共辩论的贡献上，而用于仔细介绍完整报告或证据集上的时间越来越少。这通常会导致报告编辑不当、事实核查不当、缺乏清晰度或一致性，并且呈现效果不佳。其次，智库的品牌性还涉及知识与文化领域，在一定场合下，是关于在特定领域的合法性和可信度的声明。建立智库品牌的一个关键部分是建立一个长期推进论点或立场的工作体系。如果某项智库传播没有兑现这些承诺，或者处于公众与该智库品牌没有关联的领域，那么其就缺乏可信度。最后，实用性则意味着相同领域的公众可以轻松地使用智库的成果来帮助推进自己的研究或论证，或者更通俗地讲，成为政府部门想得起、用得上的智库机构。

开放社会基金会代理执行董事戈兰·布尔迪奥斯基[16]引入了影响者与教育者这两组概念来对公众辩论中的智库角色进行解释。“影响者”主要指的是社交媒体上的“网红”或者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成员，其拥有大量的粉丝或者追随者，可以通过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影响受众的决策购买或者观点采纳。这种人经常被企业雇佣，以在其社交媒体帖子中提及或者推广特定的产品或服务，以此影响其粉丝或追随者；“教育者”指的是通过教育、培训或者研究来传授知识、技能和理念的成员。在公众辩论中，智库既可以选择影响者也可以选择教育者的身份。来自秘鲁的研究员丹妮丝·罗德里格兹·奥利瓦里（Denisse Rodriguez Olivari）认为智库应更倾向于通过扮演“影响者”的角色来接触更多的受众[17]。

对于智库是否需要表明其政治立场，戈兰·布尔迪奥斯基[3]建议，虽然公开表明政治立场可能会有危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智库需要刻意保持距离，他认为组织应该清楚自身是否具有某种意识形态，或者是否容许多元意识形态存在。例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是一个共和党和民主党能并肩坐下来辩论的地方。

3.3 地缘政治下的智库共同体实践

气候变化、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以及多模态的人工智能模型的出现迫使智库打破原有的合作模式，迎接更加创新的、大胆的经济愿景。伦敦大学创新与公共目的研究所（UCL Institute for Innovation and Public Purpose，IIPP）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教授提出一个值得考虑的口号——“使命经济”[8]，这提供了一条通过恢复国家主要职能和重新安排经济优先事项来修复而不是结束资本主义的道路。智库有责任提出新的经济和社会愿景，改善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合作方式，以多元主体的身份参与社会治理，共享风险与成果，而不总是以第三方的视角提供建议与措施。来自比利时的欧洲政治中心高级政策分析师索菲·波恩施莱格尔（Sophie Pornschlegel）[18]认为，智库合作有三个关键点，分别是目标、目的和方向达成一致，同时要明确治理的价值。智库需要具有将公众与理念联系起来的能力和手段，并强调了智库合作的重要性，而不是陷入竞争的窘境。她认为开放合作并为他人铺路是实现有效智库网络的关键。

OTT 智库会议提供了一个关于非洲与欧洲智库互动的经典案例，将原先的非洲与欧洲智库合作重点从保护欧洲免受非洲的“威胁”视角，转变为如何实现其他更多的互动方式，如通过解决欧洲的原材料和人口等痛点问题来重构欧非关系。非洲政策研究所（Africa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APRI）的执行主任奥卢米德·阿宾博拉（Olumide Abimbola）[19]，介绍了非洲政策研究所如何通过在非洲和欧洲之间架起沟通桥梁来影响政策，强调智库的工作重点不在于帮助欧洲保护自己免受非洲的“威胁”，而在于促进双方的合作。非洲政策研究所与非洲各地的智库展开合作，以找到共同的研究主题和项目。这种寻找问题和挑战并试图携手将其解决的方法，有助于公众利益，以及更平等地对待研究对象，并挑战了传统的北南二元论。他强调这种模式让智库重新思考业务模式和组织方式，强调其工作方法并非预先精心策划的，而是从研究者的经验和对如何改变现状的思考中自然发展出来的。同样地，智库可能需要反思为什么智库要如此专注于发展援助，而不考虑其他更多的互动方式（如通过解决欧洲的痛点问题、关键原材料的问题和人口压力等）来重新构建欧非关系。

4 国际政治不确定性下国内智库的机遇与挑战

智库本身作为专业知识的共同体组织，其知识体系与智库实践存在良性互动。根据此前有关文献计量学的研究，西方（以英文为写作语言）智库研究共同体已有一定规模，这为智库研究的制度化发展奠定了基础[20]。其中，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为思想理论传播的重要媒介，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传播的重要推动力。同时，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为大国外交的重要桥梁、推进公共外交的必要途径[21]，面对国际政治不确定性，应充分汲取国际智库建设经验，加强智库网络与智库平台建设，以更好地服务智库共同体建设。

4.1 新型智库共同体及核心能力建设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22]，其实质是“学术+资政+实践”“三位一体”的机构[23]。智库作为专业技术的学术共同体，是指其内部围绕智库管理层、专家和行政人员构成的内部共同体；外部共同体则是围绕智库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过程中的管理部门、对接部门以及研究智库的专家学者所形成的。新型智库共同体的建设除了加强智库的身份认同、强化智库的使命与责任外，更多的是将决策过程中的各有关部门纳入共同体建设路径中，打通智库与政府部门的信息渠道。譬如，我国的政策辩论也应由专业政策共同体主导，其成员应该包括党委政府的幕僚机构、政策研究智库、人大、政协的专委会、政府外智库、媒体智库和社会智库等具备专业政策研究素养的机关单位[24]，以充分发挥智库沟通权力与知识的桥梁作用。

智库共同体的核心能力建设主要聚集于价值共创，即共商、共建、共享、公开[25]。智库建设已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相关研究领域的智库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存在饱和或冗余现象，因此，加强智库共同体建设除了价值共创外，还可以有力地推动智库共同体内的革新与资源共享。综合来看，新型智库共同体建设需要实现内部学术共同体的营造、外部嵌入政策共同体的齐头并进，共同体内资源互通、互享的格局。

4.2 智库作为非正式沟通渠道的强化

智库作为非正式沟通渠道，除了积极推动国与国之间的公共外交外，可以在获取主管部门需求、沟通民意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新外交，亦称公共外交，是指公民发挥更大作用的国际关系。在旧外交政策下，全球决策更严格地属于政府的权限。新外交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认为是公共外交[26]。OTT 智库会议的专家认为，“冷战”期间智库被视为连接各方的非正式渠道，在政治不确定性背景下正是重启智库开展新外交的时候，强化智库非正式沟通渠道作用，使智库成为政治层面斗争之外的辩论和讨论平台。近现代以后，单个学者的作用越来越小，智库成为维系、强化海洋话语的重要理论平台[26]。中国已在海洋公共外交[27]、中非合作论坛框架[28]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29]等领域，充分发挥了智库作为非正式沟通渠道的作用，通过智库专业性特征以及政策指引、议题分配、活动指导或者任务委托等方式，较为灵活地为公共外交提供了重要得多边平台[27]。

缺乏信息传递渠道，会导致基层智库无法及时、准确地把握省市层面重点关心的问题。智库共同体除了通过归口部门的课题认领，也可以增加类似于OTT 智库会议这种便于智库共同体非正式交流和关系建设的研讨会。主管部门可以通过会议议程的设定，来引导智库的发展与研究方向。

除此之外，智库还应加强与社会公众的沟通互动，这并非意味着需要智库专家必须连续不断地在公开媒体上曝光，而是需要智库以一种合适的、符合受众接受和理解的方式进行叙述，更大程度上贴合受众的实际生活。这点同样适用于智库面对其他受众开展沟通交流，同时智库也可以加强对神经科学的研究，以更好地将智库循证能力与社会公众的情感诉求相结合，推动智库传递民情的作用。

4.3 数据驱动型智库建设范式的探索

以科学依据作为参考的循证研究是智库决策咨询研究的基本范式。我国智库循证研究体系建设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部分学者已经关注到循证对智库发展的重要性，认为以证据导向为核心的循证实践，既是智库建设的一项基本职能[30]，也是智库政策研究的基本范式[31]。循证不仅奠定了证据在智库政策研究成果中的核心地位，也是区别于传统决策咨询的重要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智库产品的质量[32]。数据驱动型的智库在很大程度上引导智库以科学依据进行论证，是对传统智库运营模式的一次革新，表现在专家经验驱动的研究方式转型以及对于智库专有数据库的重视方面。同时，数据驱动型的智库增强了研究人员的信息素养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技术赋能的过程。然而，就OTT智库会议所研讨的结果，技术驱动可能使智库偏向于效率层面，而对于大样本的选择则可能忽视小样本群体的个性诉求，智库需要对数据驱动下产生的成果进行必要的审核与质量控制。

5 结语

国际政治不确定性是未来智库需要较长时间面对的政治环境，不论是政治、经济上传统的不确定性风险与挑战，还是新兴技术可能带来的组织变革与叙事方式，均意味着智库需要重新审视机构自身的职能定位，以应对来自外部的信任危机以及内部的自我怀疑。智库作为为公共辩论提供便利的机构与空间，应始终秉承开放、包容、专业的态度来灵活地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