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智库对中美战略竞争及东盟立场的认知分析

■ 张衡

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厦门 361021

1 前言

自从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定性为“修正主义大国”并把中国看成竞争对手[1]以来，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就成了世界政治的一个热点话题和背景性因素。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延续了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政策①美国拜登政府于2022 年10 月发表的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中国称为唯一的竞争对手。[2]，使中美战略竞争不会在短期内结束。基于此，东盟地区由于其地理位置，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一个关键节点，中美双方为了避免在战略竞争中处于劣势，均需要与东盟加强合作[3]。在与东盟加强合作的过程中，对东盟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的政策倾向的研究必不可少。

新加坡作为东盟地区的一个重要国家，被许多媒体誉为“东盟的大脑”[4]。东盟的许多政策、规划的最初方案均来自新加坡的智库，如《东盟宪章》的制定[5]。鉴于新加坡及新加坡智库在东盟地区的重要地位，新加坡智库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认知，可以作为观察东盟政策倾向的一个窗口。通过对新加坡智库关于中美战略竞争的认知分析，研究在中美战略背景下东盟的大致立场，并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在中美战略竞争中，东盟及东南亚地区的政策走向，对未来中国发展与东盟及东南亚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智库样本选择及代表性文献

2.1 智库样本选择

新加坡虽是东南亚地区的一个小国，在国家发展上却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新加坡精准地找到了自身的定位，即作为东盟智囊，更多地依靠智力处理国家间的关系。这使新加坡在东盟中的地位可以比肩其他东盟大国。在此过程中，新加坡的国际问题智库发挥着特殊的作用[6]。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本文选取了新加坡的4 所智库作为资料获取对象，分别为国防和战略研究所、东南亚研究所②2015 年后东南亚研究所更名为尤索夫·伊萨克东南亚研究所，本文皆简称东南亚研究所。、东亚研究所和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

选取这4 家智库的主要原因有2 个。第一，这些智库均为新加坡的顶尖智库，在地区乃至世界上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所选的4 所智库，有3 所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20 年全球智库报告》中的“全球顶级智库（非美国）”榜单上榜，其中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排第26 名[7]。在“南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智库（除印度）”榜单中4 所智库均上榜，且排名靠前，其中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排第1名，国防和战略研究所排第3名[7]。在“全球外交政策与国际事务顶级智库”榜单中，国防和战略研究所、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和东南亚研究所上榜，且国防和战略研究所排第57 名[7]。第二，这些智库均对中美战略竞争的相关议题有所研究，能够为本文提供足够的材料支撑。

2.2 涉中美战略竞争问题代表性成果综述

从文献来源上看， 本文以“US-China”“US-China contest”“US-China competition”“Strategic rivalr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Great power competition”作为关键词，在相关智库网站进行检索。为了降低漏检率，本文不仅通过多组关键词进行检索，而且对相关智库网站成果展示栏目下的文献进行了筛选。对所获取的文献逐篇阅读分析，根据所检索文献观点的完整性、相关性、代表性、可获得性及可分析性，最终筛选出了39 份具有代表性的文献。从文献类型上看，本文所筛选的文献不涉及相关学者在智库之外发表的著作或其他作品，所选中的39 份文献均为智库网站公开发表的智库报告、智库评论及新闻报道。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本文所选文献更能代表相关智库的认知倾向。从文献发表的时间上看，这39 份文献发表的时间主要分布于2018—2022 年期间，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因此观点更加具有现实意义。从文献的主题上看，这些文献主要关注的主题是和中美战略竞争议题直接相关的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本文分析的集中性和准确性。

从作者身份上来看，这些文献的作者主要是相关研究所的研究员以及一些大学教授，观点具有一定的学术可靠性。从作者的来源上看，这些文献的作者不只有来自新加坡的，还有来自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如林丹霞、阮德福是越南的学者，廖振东是马来西亚前政要。这些文献还涉及了中国和美国的相关学者，如北京大学教授查道炯、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罗伯特·萨特。在如此多元的作者背景下，这些文献的观点更为多维、全面，且更加具有价值和影响力。

新加坡智库涉中美战略竞争问题的文献汇总见表1。

表1 新加坡智库涉中美战略竞争问题的文献汇总Table 1 Summary of the literature on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3 新加坡智库对中美战略竞争及东盟立场的主要认知

新加坡智库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认知内容主要包括对中美战略竞争的原因、走向、行为、影响以及东盟及地区国家立场的认知。这些认知内容呈现出了一种以东盟地区为中心的倾向。在此倾向的影响下，新加坡智库主要关注点不在于中美缘何进行战略竞争以及中美战略竞争走向，而在于中美战略竞争会对东盟及地区国家产生何种影响，以及东盟及地区国家对中美战略竞争应该采取何种立场。

3.1 对中美战略竞争的原因及走向的认知

中美战略竞争的原因及走向，并非新加坡智库关注的重点。因此，只有少数的一些文献有所涉及，并且观点也比较单一。

3.1.1 对中美战略竞争原因的认知 从整体上看，新加坡智库对中美战略竞争的成因的分析主要是从中美两国国内的因素进行分析。首先，有些智库学者认为中美战略竞争有着深厚的根源，是美国国内深思熟虑的结果。达尔吉特·辛格[8]认为中美竞争并不是因为一位总统的心血来潮，而是得到美国两党大力支持的产物。肖恩·纳林[9]进一步指出美国社会各部门、两党均支持与中国竞争对抗以及约束中国，这反映了美国希望维持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其次，有些学者认为中美战略竞争是中美对国际秩序不同的愿景导致的。威廉·肖恩[10]认为，美国正在自由国际秩序的庇护下加强同其伙伴之间的盟友关系，而中国倡导一种亚洲方式，以巩固其地区大国的地位。因此，两国对地区秩序的不同愿景导致了中美在不同领域的竞争。最后，有些学者认为这场竞争是中美两国之间的认知和误解的结果。比拉哈里·考西坎[11]认为美国政治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如推行民主和实用主义外交政策，导致了中国对美国意图的怀疑，同时，美国也不理解中国的改革措施。这种相互误解，导致中美冲突的发生。

3.1.2 关于中美战略竞争的走向的认知 新加坡智库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走向的认知上具有较大的一致性，主要是从中美贸易战的延续时间、恶化程度为视角判断中美战略竞争的走向。首先，新加坡智库认为中美战略竞争不会在短期内结束。比拉哈里·考西坎[11]认为在未来可以期待一个多极体系，中美之间的竞争将会持续。薛功[12-13]认为中美之间的竞争会长期存在，世界正在进入一个以中美竞争为特点的地缘经济驱动的世界秩序。穆罕默德·法扎尔·阿卜杜勒·拉赫曼[14]进一步认为中美之间的和解空间很小，未来中美军事外交关系会更加紧张。其次，新加坡智库认为中美之间的竞争不会走向“冷战”或“新冷战”。廖振东[15]认为未来世界可能进入某种两国集团或“G2”结构，即中国和美国在地区和全球层面分享权力，但两个大国不必重蹈“冷战”时期大国竞争的覆辙。比拉哈里·考西坎[11]更是指出当前的中美竞争和冷战的相似之处只是表象，称之为“新冷战”是从根本上歪曲了中美关系的本质。最后，有些智库学者认为，在中美战略竞争中，中美两国均难以实现各自的目标。曾志钊·亨里克[16]认为中国试图在东南亚建立满足地缘政治利益的“友好后院”，短期内不会实现。比拉哈里·考西坎[11]也认为美国和中国均不可能完全实现其战略目标。廖振东[15]更是认为美国在未来不得不接受中国崛起，中国在未来也不得不接受美国仍然在相当长时间内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

3.2 对中美战略竞争中中美两国行为的认知

对于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中美两国的行为，新加坡智库关注的主要是战略竞争背景下中美两国在东南亚地区进行的外交活动。

关于中国在东南亚的外交活动的认知中，新加坡智库的观点呈现出一种对中国的不信任感，具体包括三方面。第一，新加坡智库认为中国在东南亚的外交活动的目的是对抗美国。例如，曾志钊·亨里克[16]认为中国在东南亚的外交活动的目的是打造一个“友好的后院”，以确保东南亚地区国家不被美国或其他敌对的外部势力用来对抗中国。薛功[12]则认为中国可以利用东盟的中心地位减轻中美竞争带来的挫折，一个中立不那么敌对的邻国可以巩固中国的地位。黎良福[17]也认为中国寻求加强与东南亚各国以及整个东盟的关系是为了拉近与东南国家的关系或者使东南亚国家在中美竞争中保持中立。第二，新加坡智库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与中国在经济上的合作对东南亚国家有利，但同时表达了对中国影响力增强的担心。例如，法拉·纳丁赛斯和佘诗兰[18]认为与中国紧密的经济联系肯定会使东南亚地区受益，但是对更密切的政治安全的利弊无法确定，也会加剧东南亚地区国家对经济依赖中国所导致的战略自主性下降的担心。第三，有些智库学者认为中国在东南亚外交活动中应该考虑东南亚国家自身的情况及利益。例如，廖振东[15]认为中国如果不了解东南亚国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中国与该地区接触的能力将受到限制。黎良福[17]也认为中国应该谨慎对待中国在东南亚的一些举措。

关于美国在东南亚外交活动的认知中，新加坡智库则表达了一种引入美国平衡中国影响的愿望，具体包括两方面。第一，有些学者认为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在下降，并表达了对东盟国家在美国外交中地位下降的担心。罗伯特·萨特[19]认为美国在东南亚的外交受到许多的限制，同时，中国的竞争使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持续下降。黄氏河和伊恩·斯托里[20]认为拜登政府执政前期忽视了对东南亚的外交。格伦·恩和黄氏河[21]则进一步表示美国官员不应该忽视东南亚和东盟对印太地区的重要性。第二，新加坡智库学者普遍认为应该加强和美国之间的军事和经济合作，以制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尼克·比斯利[22]认为大多数国家的愿望是保持围绕美国军事力量优势的稳定战略平衡，以应对崛起的中国。肖恩·纳林[9]也指出东南亚国家希望美国继续在地区进行军事和经济活动，以制衡中国。

从上述对中美两国在东南亚活动的认知中可以看出，新加坡智库是从东盟及东南亚地区的利益出发进行分析，最终目的是维护东盟及地区国家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利益及中心地位。因此，新加坡智库对中美战略竞争中两国在东南亚外交活动的认知中明显地呈现了防范中国、拉拢美国的意图。

3.3 对中美战略竞争的影响认知

本文选择的新加坡智库基本上都认为东南亚是大国竞争的舞台，因此，虽然这些智库也认识到了中美战略竞争会产生世界性的影响，但是这些不是新加坡智库学者的分析重点。他们分析的重点主要是中美战略竞争会对东盟及东南亚地区国家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综合本文选择的文献可以发现，新加坡智库认为中美战略竞争会在外交、经济和安全3 个方面对东盟产生影响。

3.3.1 中美战略竞争对东南亚地区外交产生的影响

新加坡智库的主要观点是中美战略竞争会对东盟及地区国家外交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首先，新加坡智库认为中美战略竞争会导致以东盟为中心主导的一些外交机制遭到侵蚀。黄氏河和马尔科姆·库克[23]认为中美战略竞争会使规模更小、更具有排他性的外交机制变得更有吸引力，从而使东亚峰会这样以东盟为中心的多边外交平台遭到侵蚀。其次，新加坡智库认为中美之间激烈的竞争使东盟和东南亚国家更难对中美采取平衡的外交政策。肖恩·纳林[9]认为中美战略竞争将使东南亚国家面临选边站的压力。罗伯特·萨特[19]更是认为中美战略竞争将导致东南亚和东盟面临所谓的中国主导的风险，使一些重要的东南亚地区国家与美国保持牢固的关系，以维持自身的民族权力。最后，新加坡智库认为中美战略竞争会引起中美对东南亚的争夺。黎良福[17,24]认为中国在东南亚的外交活动是意图加强与东南亚各国乃至整个东盟的关系，使这些国家在中国与美国的竞争中保持中立，而美国则试图拉拢东南亚国家站在美国一方。

3.3.2 中美战略竞争对东南亚地区经济的影响 新加坡智库认为中美之间的竞争会使东盟国家从中获益，但是也认为这种好处是有限的。例如，林丹霞和阮德福[25]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会使越南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但是越南也需要谨慎行事，避免成为中国的出口转运点。西蒙·泰等[26]提出，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对东盟的好处是有限的，贸易战的发展会使东盟经济体面临一系列短期、中期和长期风险。由于中国和美国是东盟最大的两个贸易伙伴，两国互相伤害的意图会对东盟的经济产生连锁反应。

3.3.3 中美战略竞争对东南亚地区安全的影响 新加坡智库认为中美战略竞争会对东南亚地区的安全造成一些挑战。首先，中美战略竞争会对东盟既有地区安全架构造成挑战。尼克·比斯利[22]认为在中美战略竞争的挑战下，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一些国家正在探索新的、以非东盟为中心的小规模多边平台，如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④这一名称由澳大利亚（Australia）、英国（the United Kingdom）、美国（the United States）的英文缩写组合而成。）和四方安全对话，并试图以这些机制实现其地区的安全目标，这使东盟在安全区域主义中的中心地位下降。威廉·肖恩和伊恩·斯托里[27]认为，AUKUS给东盟敲响了警钟，使得东盟需要在安全问题上更加积极主动。其次，中美战略竞争会导致一些地区热点问题加剧。伊恩·斯托里[28]认为中国对美国在三沙市南沙群岛的航行自由做出更强有力的反应，清楚地表明中美战略竞争会加剧南海的局势。威廉·肖恩[10]则认为，因佩洛西于2022 年8 月访台而导致的台海局势紧张，更是中美之间大国竞争的危险升级，也凸显了中美战略竞争的危险。

3.4 关于东盟对中美战略竞争的立场认知

关于东盟对中美战略竞争的立场，新加坡智库的学者拥有较为一致的看法，即从东盟和东南亚地区的利益出发，确定东盟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立场。他们认为在中美战略竞争中东盟不应该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而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维护自身的利益。

首先，大部分学者认为，在中美战略竞争中，东盟应该保持其中心地位。例如，谭见生[29]认为在中美战略竞争成为新常态的背景下，要让东南亚地区保持包容和稳定，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东盟的中心地位。西蒙·泰等[26]认为东盟国家不应该被迫选择一方，而应该表明自己的立场，其中东盟中心问题是关键[26]。

其次，有些学者认为东盟应该主动管理大国政治。穆罕默德·法扎尔·阿卜杜勒·拉赫曼[14]认为东盟是外交上最大限度地减少大国冲突的最佳选择。东盟应该更加大胆和积极主动地管理大国政治，将东盟定位为缓解冲突的一个途径，明确其平台不是推动大国零和博弈的平台。黄氏河和马尔科姆·库克[23]认为东盟需要让东亚峰会成为一个让大国在必要时竞争和在可能时合作的平台。

最后，另有些学者认为东盟应该在中美战略竞争中保持平衡，不偏向任何一个国家。肖恩·纳林[9]认为东南亚国家希望美国作为一个主要的安全和经济参与者继续参与该地区的事务，并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寻求平衡，与此同时，他坚决反对东南亚国家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进行选边站。比拉哈里·考西坎[11]认为在面对一个更加自信的中国和更加具有交易性的美国时，没有一个国家会是美国最坚定的盟友，任何国家均没必要把利益集中在中美其中一个之上。西蒙·泰和杰西卡·沃[30]则直接表明在战略层面东盟国家必须响应美国的“印太”概念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东盟不应该做出选择，而是应该继续与两者接触。

4 对新加坡智库观点的总结

4.1 新加坡智库观点的特点及成因

新加坡智库观点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新加坡智库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认知是以东盟中心的立场出发的，因此，既没有对中美战略竞争本身做过多的论述，也没有从世界政治的角度看待中美战略竞争，甚至也没有从新加坡自身去看待中美战略竞争。形成这种特点的主要原因可以从新加坡智库自身的定位、新加坡政府的支持和东盟在中美战略竞争的位置三方面进行考虑。

首先，新加坡智库自身的定位。本文所选择的新加坡4 所具有代表性的智库基本上均以东盟或东南亚地区所在的区域作为研究重点。其中，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以东盟为研究重点，旨在提供国际事务和推动环境可持续性发展问题的政策分析[31]。国防与战略研究所的定位是研究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发展，促进对新加坡及东南亚地区的战略和防务问题的了解和兴趣[32]。东南亚研究所更是致力于成为研究东南亚地区地缘战略、经济环境、社会政治、安全以及经济趋势和发展的领先研究中心[33]。虽然东南亚研究所的研究重点是中国问题，但是也把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关系作为研究重点[34]。

其次，新加坡政府的支持。从国土面积和人口上看，新加坡尽管只是一个小国，却从不甘于仅仅是一个“被领导者”。新加坡政府将智库作为其实现地区“软领导”的重要帮手[35]。20 世纪70、80 年代，东盟在调整、巩固的过程中，产生了政策分析上的需求。新加坡智库在其政府的支持下，积极地参与东南亚及东盟的治理，并且为东南亚区域治理做出了突出的贡献[35]。因此，新加坡智库对国际重大问题的关注，主要是从东盟或地区视角出发。

最后，东盟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位置。佘诗兰[36]认为，东南亚是中美大国竞争的舞台，这是由东盟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东盟地区与两国的关系所决定。格伦·恩和黄氏河[21]认为东盟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十字路口，这使其在中美之间具有能够塑造该地区战略话语的重要性。这样的地理位置也使东盟地区成为美国印太战略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关键地区。此外，中国和美国还是东盟最大的两个贸易伙伴[26]，这使东盟若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不利于东盟自身的战略自主性。因此，新加坡智库的学者通常以东盟及东南亚为中心去思考中美战略竞争问题。

4.2 新加坡智库观点的影响及启示

如前所述，本文选择的4 家新加坡智库均在《2020 年全球智库报告》中上榜，这说明新加坡智库具有一定的世界和地区影响力。因此，新加坡智库的这些观点不仅可以对东盟及东南亚地区国家产生一定的影响，也可以为中国的智库建设乃至中国对东盟及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外交提供一定的启示。

4.2.1 对东盟及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影响 首先，这些观点会对东盟及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一定影响。一方面，新加坡被誉为“东盟的大脑”，东盟的很多政策、规划的原型均来自新加坡智库。有些研究更是指出新加坡智库在东南亚区域治理中发挥着治理战略的献策者、治理政策的解读者、治理合作的参与者以及治理人才的培育者的作用[35]。另一方面，由于新加坡政府对新加坡智库的重视，来自新加坡不同部门的政府官员也会与新加坡智库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目前，新加坡的一些前政府要员到智库任职似乎已经成为行业惯例[37]。此外，新加坡智库能够邀请到许多国外的政要出席其相关的活动[5]。如习近平主席曾于2015 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讲，该活动就是东南亚研究所主办的[6]。与政界的密切联系使新加坡智库对相关政策的把握更为敏感和准确。鉴于新加坡在东盟的地位及新加坡智库在东南亚区域治理中的这些作用以及其和政界的联系，新加坡智库的政策解读和政策观点会不可避免地对东盟及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外交决策产生一定的政策影响。因此，新加坡智库关于中美战略竞争和东盟立场的观点，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东盟及东南亚地区国家对待中美战略竞争及对中美两国的政策。

其次，新加坡智库的观点会对东盟及东南亚地区舆论产生一定的影响。一方面，这是由于新加坡智库扮演着一种政策解读者的角色，他们通过发布智库报告和各种评论文章及其他的研究成果，对相关国际政治现象进行解读。例如，本文所选取的案例文献属于公开发布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新加坡智库的学者来源多样。据研究，新加坡智库并不刻意地培养人才，在需要对某个国别或者某个领域进行研究时，一般是雇佣该领域的专家或者直接从所涉及的国家雇佣学者[6]。这使新加坡智库的学者来源具有一定的国际性。此外，新加坡智库经常就相关的议题开展研讨会和举办一些相关的论坛。例如，2021年举办的“2021年区域展望论坛——后冠状病毒时代世界中的权力、政治和政策”[38]。新加坡智库在针对国际现象研究解读上的这些行为，不仅可以给学者和公众提供一个思想交流的平台，也可以通过自身的政策解读以及相关学者的影响力对东盟乃至世界的舆论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新加坡智库对中美战略竞争及东盟立场的分析，可能会在东盟乃至世界上形成一种支持东盟地区在中美战略竞争中中立和尊重东盟及东南亚地区国家中立的舆论氛围。

4.2.2 对中国的启示 新加坡智库关于中美战略竞争及东盟立场的相应的观点及其特点和影响力，可以对中国产生以下两点启示。

第一，对中国智库建设的启示。本文通过文献分析发现，新加坡智库没有把分析的目光聚焦于本国或者某一个国家，而是根据自身国家发展的定位，把分析的落脚点定位到以东盟和东南亚地区为中心上。这可以为我国智库的建设过程提供一定的参考经验，即智库的建设中首先要从国家发展的目标定位出发研究分析问题，在智库建设中要具有一定的地区乃至国际视野。

第二，对中国与东盟及东南亚地区国家在外交上的启示。从本文的文献分析中可以发现，东盟国家十分珍视自身的独立地位，且坚持在中美战略竞争之中保持一种中立的位置。因此，有些智库观点表露出了对中国在东南亚外交活动的一种不信任感。面对这些质疑，首先，我国可以通过加强对东南亚地区的公共外交，对我国的外交政策进行解释，以增进新加坡乃至东南亚国家民众对我国政策的理解。其次，我国应加强对新加坡智库、媒体涉华舆论的追踪研究及趋势研判，以增加对东南亚国家的了解，为消除涉华负面舆论、引导正确舆论提供保证。正如廖振东认为的那样，如果不了解东南亚国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那么中国与该地区接触的能力将会受到限制[15]。只有了解了东南亚地区国家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的诉求和担心，才可以更具有针对性地开展与地区国家的外交活动，从而为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关系奠定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