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智库在国家治理和区域治理中的作用研究

■ 高峰 陈菲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武汉 430079

1 前言

现代智库起源于美国，随后传播到欧洲和日本，再逐步扩散到发展中国家。一般来说，智库是一种相对独立的、非松散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肯特·韦弗（Kent Weaver）指出，智库是“独立的、非营利性的研究实体”[1]。安德鲁·里奇（Andrew Rich）将智库定义为“通过生产专业知识和思想观念来获得支持并影响政策制定过程的独立性非营利组织”[2]。詹姆斯·麦甘（James McGann）则认为，智库是“能够让决策者和公众就公共政策问题做出明智的决定，而对国内外问题进行政策导向的研究、分析和建议的组织”[3]。总体而言，智库是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研究目标，为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持的专业研究机构。

虽然菲律宾智库的数量和影响力不如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但是菲律宾智库符合智库的一般性定义，同时具有东南亚地区智库的一般特点，为菲律宾乃至东南亚区域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以菲律宾智库为研究对象，梳理了菲律宾智库的发展历程，总结了菲律宾智库的基本特点，并选取了较为典型的智库作为案例，探究其在菲律宾国家治理和东南亚区域治理中发挥的作用。

2 菲律宾智库的发展历程

1947 年，天主教耶稣会在雅典耀大学（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成立了社会秩序研究所（Institute of Social Order，ISO），这是自菲律宾独立以来成立的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智库机构。该机构的主要任务是为弱势群体提供资源和机会，研究使社会民主化和公平化的途径。到1998 年，社会秩序研究所的研究领域具体到沿海资源管理方面，主要任务是改善菲律宾沿海地区渔民的生活条件，通过研究帮助渔民们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社会秩序研究所一直存续至今，目前作为菲律宾雅典耀大学的附属机构，继续开展社会治理方面的公共政策研究。有学者指出，东南亚智库的产生和发展受到民族主义、自由化程度和经济发展三重因素的影响[4]，菲律宾智库的发展也不例外。从总体来看，二战以后菲律宾智库数量的增长速度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特征（见图1），可以将菲律宾智库的发展分为“萌芽期”“发展期”和“稳定期”3 个发展阶段。

图1 菲律宾新成立智库数量的时间变化图Figure 1 Time chart of the number of newly established think tanks in the Philippines

2.1 菲律宾智库发展的“萌芽期”

1946 年菲律宾独立至1969 年这段时间，可以被视为菲律宾智库的“萌芽期”。在该时期内，菲律宾先后成立了4 家智库，研究重点聚焦于基层治理。这些智库的出现与菲律宾获得民族独立和20 世纪60 年代采取开放政策从而获得经济的快速发展息息相关。

社会秩序研究所成立以后，雅典耀大学罗耀拉学院（Loyola Schools）社会科学学院于1960 年成立了菲律宾文化研究所（Institute of Philippine Culture，IPC）。该研究所通过培养相关专业的研究生，为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社会发展规划从业者提供培训课程、出版各种传播材料，为菲律宾基层社会发展、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政策建议。1966 年，东南亚教育部长组 织（The Southeast Asian Ministers of Education Organization，SAMEO）和菲律宾政府建立了东南亚区域农业研究中心（Southeast Asian Regional Center for Graduate Study and Research in Agriculture, SEARCA）。该中心是由菲律宾政府牵头成立的一家国际研究机构，其成员包括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中的11 个成员国①这11个成员国包括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东帝汶和越南。[5]。该中心通过促进农业科技和营销方式的创新，稳定东南亚地区的农民收入，不断提高农业家庭的生活质量。1967 年，菲律宾研究与传播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and Communication，CRC）成立。该中心作为菲律宾亚洲与太平洋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sia and the Pacific，UA&P）的标志性研究中心之一，侧重于分析营商环境的变化发展对实施商业战略的影响，并提供经济学硕士学位课程以培养相关领域的人才。该中心现已成为菲律宾最重要的商业研究和咨询智库之一[6]。

1.2 菲律宾智库发展的“发展期”

1970—1999 年，菲律宾智库进入“发展期”，该时期的菲律宾智库数量快速上升，诞生了诸多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型智库。得益于菲律宾国内政治趋于稳定和经济的进一步开放，这30 年间菲律宾一共出现了27 家智库②智库名称和基本信息见文末附录“菲律宾智库基本情况表”。。其中，20 世纪90 年代是菲律宾智库产生的高峰期，并且出现了隶属于政府部门的官方智库和专门研究外交政策与国际事务的机构。在该时期诞生的智库中，有6 家实力出众并被列入东南亚区域乃至世界顶尖智库行列。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TCSP）于2021 年1 月27 日发布的《2020 年全球智库年度报告》（2020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中“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不包括印度）110 家顶级智库排行”表，1977 年成立的菲律宾发展研究所（Philippine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PIDS）排名第33 位，1988 年成立的国际对话倡议组织（Initiatives for International Dialogue，IID）排名第87 位，1989年成立的雅典耀大学经济研究与发展中心（Ateneo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ACERD）排名第106 位，1991 年成立的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trategic Studies，CIRSS）和菲律宾战略和发展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and Development Studies，ISDS）③菲律宾战略和发展研究所(ISDS)虽被收录进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TTCSP 发布的 《2020 年全球智库年度报告》，但该智库的官方网站链接已经失效，无法查询到该智库的确切信息和研究内容。分别排名第71 位和第24位，1996 年成立的亚洲管理学院里萨利诺·纳瓦罗竞争力政策中心（As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Rizalino S.Navarro Policy Center for Competitiveness，AIM-RSN-PCC）排名第69 位[7]。

有些智库的诞生与1971—1986 年马科斯总统的独裁统治产生的影响有关，例如，妇女资源中 心（Center for Women’s Resources，CWR）和政治与治理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tics and Governance，IPG）。1982 年，菲律宾国内维护妇女权益的先驱机构CWR 因不满马科斯独裁统治时期对女性权利的忽视和侵犯而成立。该中心通过数据调研、教育培训和社会宣传等方式，力图改善菲律宾基层女性的生活状况，赋予女性参与社会的基本权利[8]。1994 年成立的政治与治理研究所（IPG）旨在深化和发展马科斯独裁政府下台后菲律宾国内落后的民主化进程。该研究所通过推动人民参与社会治理、增加女性在政治参与中的比例等方式，引导政府权力下放，提升菲律宾地方的自治能力，提高菲律宾的政治民主化程度[9]。

2.3 菲律宾智库发展的“稳定期”

21 世纪以来，菲律宾智库数量的增长速度开始下降，菲律宾智库的发展进入“稳定期”。在该时期内，菲律宾新成立了9 家智库④智库名称和基本信息见文末附录“菲律宾智库基本情况表”。，其中有7家智库集中诞生于21 世纪的前5 年。受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菲律宾的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直至2016 年杜特尔特总统上台以后，菲律宾的经济形势才逐步好转，但人口过增、政治腐败、财政亏空等问题仍然突显。为了应对这些问题，该时期成立的菲律宾智库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国内政治发展和社会治理等方面，例如，西甲策研究所（La Liga Policy Institute，La Liga）等。

菲律宾西甲政策研究所（La Liga）于2000 年成立，是一家致力于提升国内社会治理水平、促进经济发展并改善人居环境的独立研究机构。该研究所主要研究四大主题，分别是农村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与气候变化、减灾赈灾以及基层治理民主化[10]。雅典耀大学政府学院政策中心（Ateneo Policy Center, Ateneo School of Government，APC）于2001 年成为菲律宾雅典耀大学的一个独立研究机构。该中心致力于为菲律宾建立一个优良的公务员培养体系，通过提高行政人员的专业化程度来塑造一个有责任的政府，以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20 多年来，该中心在推动政策改革和创新解决方案的讨论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政策改革和创新解决方案促进了菲律宾的选举机构、政党、立法机构、官僚机构和问责制机构等关键民主机构的完善与发展[11]。德拉萨大学（De La Salle Univeristy，DLSU）杰西·罗夫雷多治理研究所（Jesse M.Robredo Institute of Governance，JRIG）于2001 年成立，并隶属于菲律宾萨拉德大学人文学院。该研究所的工作内容包括以下4 个方面：一是建立开放政府，旨在完善政府的行政透明度和责任制，确保公民能够更好地参与公共决策；二是完善地方治理，旨在提高地方政府及其部门有效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能力；三是参与政策审查，旨在通过科研和国际合作为菲律宾参议院和众议院等立法机构提供政策建议；四是建设“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DG）城市实验室”⑤2012 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起“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合作计划”（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SDSN），旨在调动全球专业知识，促进解决城市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以实现城市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2019 年，德拉萨大学（DLSU）加入“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合作计划”（SDSN），并建立“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城市实验室”，为合作伙伴城市提供建设支持。，该计划与马尼拉市（City of Manila）、阿拉米诺斯市（City of Alaminos）和伊里加市（City of Iriga）3 个菲律宾城市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其为实验对象，以萨拉德大学（DLSU）和参与式地方治理方法为基础，建立监测评估体系，形成适合菲律宾国情的城市可持续发展道路[12]。公共亚洲公司（Publicus Asia）是一家成立于2003 年的营利性智库型企业。该公司提供的产品包括以政治竞选和政治管理为内容的知识型产品和以政策咨询和政治游说为目的的服务型产品[13]。虽然该公司以客户诉求为导向，但其工作内容客观上增进了政府与社会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有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因此可以被纳入智库范畴。人民赋权治理中心（Center for People Empowerment in Governance，CenPeg）成立于2004 年，是一家帮助人民参与政治治理的自主独立型智库。该中心通过政策研究、出版和宣传相关成果的观点以及教育和培训等方式，促进菲律宾的平民（尤其是处于社会边缘的贫困人口）参与政府政策（特别是影响普通民众的权利和福祉的议题）制定和决策的过程[14]。人民政政策中心（Blas F.Ople Policy Center，Ople）同样成立于2004 年，是一家在菲律宾劳工和就业部、外交部、海外菲律宾人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Filipinos Overseas）和机构间打击人口贩卖委员会（Inter-Agency Council Against Trafficking, IACAT）等部门和机构支持下成立的非营利型研究机构，旨在打击国际人口贩卖和保护国际劳工权利[15]。菲律宾战略发展研究所（Strategia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SDRI）成立于2017 年，是一家致力于为菲律宾国内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提供政策建议、智力支持和技术援助的非营利型研究机构[16]。

3 菲律宾智库的特点

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TTCSP发布的《2020年全球智库年度报告》，菲律宾有22 家智库上榜，在11 个东南亚国家中排名第4 位[7]。事实上，根据公开资料，本文一共搜集到39 家符合条件的菲律宾智库。这些智库在所属类型、研究领域和影响力等方面各具特色。

3.1 菲律宾智库的所属类型

智库的分类标准多元，有些学者按照智库的构建理论、服务功能和组织类型等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智库进行分类。如卢小宾和黎炜祎按照智库的构建理论，将国外智库分为党建智库、倡导型智库、学术型智库和契约型智库4 类[17]；塔蒂亚娜·特谢拉（Tatiana Teixeira）按照服务功能将巴西智库分为咨询型智库和教学咨询型智库[18]；程永明按照组织类型将日本智库分为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两类[19]。然而，这些分类通常存在着“定义模糊、涵盖领域有限和具有非排他性”等结构性缺陷[20]。为了创造一种普遍适用的智库分类方法，欧洲学者戴安·斯通（Diane Stone）按照智库与主要机构的隶属关系和联系，将智库划分为5种类型，即非营利性机构成立的民间社会智库、大学附属型智库、政府资助的官方智库、企业附属型智库和政党支持型智库[21]，有效避免了上述分类方法造成的困扰。本文按照斯通的分类方法，并结合菲律宾智库的现实情况，将菲律宾智库分为4 种类型，即自主独立型智库、准独立型智库、政府附属型智库和大学附属型智库。自主独立型智库是指机构工作不受利益集团、捐助者或政府的干预和控制，完全自主运作的智库，如菲律宾战略和发展研究所（ISDS）等。准独立型智库是指独立于政府，但受利益集团、捐助者、国际组织等机构或个人控制非营利性智库。这些组织或个人为智库提供资金，并影响智库的运作，如由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国际组织）建立的东南亚区域农业研究中心（SEARCA）。政府附属型智库是指建立和运作资金来自政府，且属于政府某部门的非营利性智库，如菲律宾发展研究所（PIDS）。大学附属型智库是指建立和运作资金来自大学，且为大学的教研机构的非营利性智库，如雅典耀大学政府学院政策中心APC。

菲律宾智库中存在数量最多的是自主独立型智库（20 家），占据了智库总数的一半以上；其次是大学附属型智库（11 家）。自主独立型智库又可以分为营利型公司制智库和非营利型智库两种类型。资源、环境和经济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s Center for Studies, Inc., REECS）和公共亚洲公司（Publicus Asia）属于营利型公司制智库，其特点是通常由私人所有，通过生产知识为指定客户提供有偿咨询和建议服务。虽然这些公司以客户需求为研究导向，但公共政策仍是其研究对象，并且其工作内容通常可以帮助完善政府决策，同时增进客户对政府政策的了解，客观上促进了公共利益的实现，因此这些提供知识型产品和政策咨询服务的营利型公司也可被纳入智库范畴。人口研究与发展基金会（Demograph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oundation，DRDF）、社会气象站（Demograph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oundation，SWS）等属于非营利型智库，充当着菲律宾社会、学术界和政策界之间的桥梁和纽带，这类智库在自主独立型智库中更加普遍，数量最多。

3.2 菲律宾智库的研究领域

菲律宾智库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经济、政治、外交和社会发展等社会科学领域。就单个智库而言，许多菲律宾智库的研究领域难以概括出统一的所属范围，尤其是研究经济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的智库，如社会气象站（SWS）、菲律宾发展学院（Development Academy of the Philippines，DAP）、社会变革环境科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for Social Change，ESSC）等。这些智库的研究范围通常涵盖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具有交叉学科研究的特点，具有综合性。

有些智库的研究领域十分具体，研究的问题具有针对性，如儿童健康与人类发展研究所（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and Human Development，ICHHD）、妇女资源中心（CWR）等集中研究某一类人群的权利和发展问题的智库，东南亚区域农业研究中心（SEARCA）、西甲政策研究所（La Liga）等专门研究某一具体产业发展的智库。

考虑到菲律宾智库在研究领域方面具有针对性和综合性并存的特点，本文将智库的主要研究领域大致分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政治发展研究和环境与自然资源研究3 种类型。其中，聚焦于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的智库数量最多（18 个），这是因为该研究领域涵盖的专业方向最广，具有综合性和交叉性；其次，是政治发展研究领域（17个），该研究领域的智库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关注国内政治领域发展的内政型智库（7 个）和关注外交政策与国际事务领域的外交型智库（10个）；数量最少的是关注环境与自然资源领域的智库（4 个）。

3.3 菲律宾智库的影响力

在整个东南亚区域，菲律宾的智库数量虽排在前列，但从《2020 年全球智库年度报告》“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不包括印度）110 家顶级智库排行”表中菲律宾上榜的智库数量和排名来看，菲律宾智库的影响力远不及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的智库[7]。同时，只有6 家智库上榜成为区域顶级智库，顶级智库占菲律宾智库总量的比例较小，也说明菲律宾智库的建设水平较低，国际影响力不足。

除此之外，有些菲律宾智库研究工作陷入停滞，无法继续为国家和区域治理贡献力量，影响力也随之下降。例如，第三世界研究中心（Third World Studies Center，TWSC）和人口研究与发展基金会（Demograph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oundation，DRDF）。第三世界研究中心（TWSC）的官网显示，TWSC 最近一期的工作报告停留在2016 年，对中心研究项目的介绍网页于2018 年最后一次更新，此后再无更多研究成果公布[22]。人口研究与发展基金会（DRDF）官网于2018 年发布了最后一次研究成果。菲律宾新闻网站RAPPLER 在2020 年4 月最后一次转载了DRDF 的研究成果，此后再未有媒体公开转载或报道DRDF的新闻与评论[23]。

总体而言，菲律宾智库具有如下几方面特点：①从类型来看，自主独立型智库数量多，政府附属型智库数量少，大多数智库与政府建立了合作关系；②从研究领域来看，菲律宾智库主要是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的智库；③从工作内容来看，菲律宾智库通常集科研、教学和知识传播任务于一体，任务多样；④从研究视野来看，菲律宾智库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兼具，国内事务研究和国际事务研究兼具，并且国际化程度较高；⑤从国际影响力来看，菲律宾智库的国际影响力有限，缺乏国际顶尖智库。

4 菲律宾智库对国家治理的贡献

大多数菲律宾智库的研究成果均对菲律宾国家治理工作有所帮助，但并非所有的智库都以提升菲律宾国家治理能力为目标和宗旨。本文通过梳理各智库的研究报告发现，专注于经济与社会政策、国内政治和外交事务领域的智库为菲律宾国家治理做出重要贡献。这些贡献体现在为政府社会治理提供信息和政策建议，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政策建议，扩大政治民主化与完善地方政府治理水平，以及参与政府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以维护菲律宾国家利益等4 个方面。

4.1 为政府社会治理提供信息和政策建议

许多智库为菲律宾国内社会治理建言献策，其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基本涵盖教育、医疗、民生、劳动力、营商环境和传染病防治等影响国内社会和生产力发展的各个领域。菲律宾发展研究所（PIDS）于2019 年7 月在官网上公布了《2020—2025 年计划研究议程》（以下简称《议程》）。《议程》围绕“第四次工业革命”“气候变化”“自由贸易协定”“国际竞争”四大主题，为进一步提升菲律宾的国家生产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与改善国内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等提出政策建议，按照智库自身的能力和政府与决策者的要求，为菲律宾国内公共政策的形成和规划做出贡献[24]。

德拉萨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Soc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De La Salle University，SDRC）偏向于社会微观问题的研究，可以为政府相关部门有针对性地解决特定问题提供参考。根据该中心官网提供的近五年（2018—2022 年）的研究项目介绍，这些问题主要涉及儿童和青少年发展、劳动者权利保护、生态环境、传染病防治和基层治理等[25]。

社会气象站（SWS）使用统计学的方法，用数据直接、客观地反应菲律宾国内社会的经济、政治、民生等社会问题。社会气象站会按季度定期统计菲律宾国内的失业率、饥饿率、贫困率以及人们对未来生活质量改善的信心，用于衡量菲律宾国内的民生状况。这些数据可以作为判断菲律宾国家经济发展情况和政府行政效能的风向标，鞭策或鼓励政府不断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战略发展研究所（SDRI）的研究和贡献范围广阔，该研究所内部分为6 个研究团队，分别从事基础教育评估、环境管理、企业社会责任、包容性商业模式、灾害管理、性别与发展、劳工、领导力等社会问题的研究，为来自政府和其他国际金融与发展机构的伙伴提供知识援助和政策分析服务。

4.2 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有些智库专门为促进菲律宾国内经济政策的完善提供专业建议，这些建议涉及菲律宾国内企业的生存、腐败与税收和农业发展等方面。亚洲管理学院里萨利诺·纳瓦罗竞争力政策中心（AIM-RSN-PCC）着重于菲律宾国内经济政策的研究。自2017 年起，该中心的研究重点转移到菲律宾国内中小企业的竞争力以及其在国际经济竞争大背景下的发展方面，为促进菲律宾中小企业的发展和政府相关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建议。除此之外，关于腐败、政治包容性和税收等当下社会热点问题，也会做针对性的研究和回应。该中心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据该中心的官网数据，从2011 年到2016 年，该中心共发表了56 篇工作论文、24 篇同行评议的期刊文章，出版了4 本图书,还举办了76 场学术会议、论坛等活动[26]。

东南亚区域农业研究中心（SEARCA）和西甲政策研究所（La Liga）关注菲律宾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问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西甲政策研究所的核心研究主题之一，特别是自然灾害对农业发展的影响。该研究所通过研究和调查，不断为菲律宾农业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和有效信息。SEARCA 的研究主要通过国际合作来完成。例如，SEARCA 与中国、泰国和越南的相关智库和高校合作开展了“菲律宾畜牧业、乳业和家禽业的国际基准研究”，这一研究为菲律宾政府制定农业政策提供必要的资料。

4.3 扩大政治民主化与完善地方政府治理水平

促进菲律宾国内政治民主化和提高地方政府治理水平，也是菲律宾智库研究工作的一大主题，这些智库在促进民众政治参与和开放型政府建设方面表现突出。政治与治理研究所（IPG）致力于促进民众政治参与度和地方政府的良政建设。该研究所通过对民间社会组织（尤其是妇女组织）开展教育和宣传活动，提升其政治参与度，保障普通人的基本政治权利，不断完善菲律宾政治民主化的进程；通过开办治理学院，不断提升地方政府官员的行政能力以完善地方政府的治理水平。

德拉萨大学杰西·罗夫雷多治理研究所（JRIG）是一家专注于政府治理能力建设的、集研究和教育培训任务于一体的智库。该研究所的研究领域涵盖地方治理、权力下放、诚信政府与信息政务建设，为政策制定和政治体制改革提供知识参考和支持，为传统的治理问题找到信息时代的解决方案。此外，该研究所计划加强对公民监督、行政问责、预防腐败和税改政策等领域的研究，以进一步扩大菲律宾政治民主化。

20 世纪末期的亚洲金融风暴暴露出菲律宾政府的威权主义弊端，Stratbase ADR 战略与国际研究所（The Stratbase ADR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ADRi）开始专注于开放型政府建设和行政透明度的制度化建设，促进了菲律宾政治民主化和国家发展。

4.4 参与政府外交政策制定过程，维护菲律宾国家利益

外交型智库也是菲律宾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参与政治外交政策制定的关键环节，为维护菲律宾主权和国家利益提供学术方面的建议。菲律宾外事服务学院（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FSI）是隶属于菲律宾外交部、从事外交政策研究的官方智库。该学院在《1991 年菲律宾外事服务法》（Philippine Foreign Service Act of 1991）的授权下成立了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中心（CIRSS）。该中心通过组织会议、圆桌讨论、讲座和论坛，建立政府、学术部门和国内外专家学者之间的交流渠道。该中心下设区域研究科、传统安全研究科、非传统安全研究科、国际组织科、东盟项目科和特别项目科六大部门，有针对性地开展研究以支持菲律宾外交政策的制定、审查和实施。

德拉萨大学杨应琳中心（Yuchengco Center，YC）关注整个东亚地区（包括东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国际关系发展状况以及菲律宾在区域结构中的位置。该中心通过学术研究、举办会议、出版研究成果以及其他加强菲律宾和东亚地区其他国家在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关系的活动，增强菲律宾在区域政策宣传方面的领导地位；此外，该中心还通过汇编和整合研究报告，提炼和传播研究成果，为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提供知识性参考。

海洋与海事研究所（Institute for Maritime and Ocean Affairs，IMOA）开展关于菲律宾海洋事务的研究，并鼓励公众参有关海洋和海洋问题的讨论，为政策制定者、立法者、科学家和学者提供宝贵的资源和讨论平台。该研究所特别关注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利益，并出版《南海争端：菲律宾在西菲律宾海的主权和管辖权》[26]，极力维护菲律宾的海洋主权。

5 菲律宾智库对东南亚区域治理的贡献

菲律宾智库专注于外交政策与国际事务、国际发展和环境保护等领域的研究和工作，为东南亚区域乃至整个亚太区域的治理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贡献主要体现在维护区域安全稳定、促进区域人权保护和促进区域环境保护3 个方面。

5.1 为区域安全稳定做出贡献

有些智库专注于解决区域内族群冲突、资源有序开发以及为域内国家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提供平台。国际对话倡议组织（IID）为推进东南亚区域的和平进程，开展了一项名为“和平进程计划（Peace Process Project）”的战略，该战略采取冲突监测、谈判与对话平台建设和网络建设等方式，为研究和解决东南亚民间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冲突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政治冲突提供平台。

Stratbase ADR 战略与国际研究所（ADRi）认为安全仍然是东亚和东南亚区域需要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包括平衡域内各国对海洋资源的开发以及合作应对恐怖主义、海盗和有组织犯罪等形式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同时，该智库认为东南亚现有的区域机制和多边机构在处理安全事务时乏力，因此，其实施了“安全和东亚事务计划”，不断为促进地区安全和稳定寻找手段、提供解决问题的场所，以找到有效和持久地解决该地区安全问题的办法。

5.2 为区域人权保护作出贡献

有些菲律宾智库关注东南亚地区人权问题的改善，为保护劳工、女性、移民和土著人民等特定人群的权利提供政策建议。人民政策中心（Ople Center）主要关注国际劳工的权利保护以及国际人口贩卖的问题。该中心建立了“贩运者数据库”，用于记录、跟踪、监控和标记人口贩运集团，并记录严重剥削国际劳工的案例，对政府和相关国际组织营救被剥削者和打击贩卖人口行为提供辅助支持，进一步保障区域国际劳工的人权。该中心由此成为应对人口贩运问题的精英智库，也使菲律宾成为第一个连续五年在美国国务院公布的《2020 年人口贩运报告》中蝉联1 级类别排名的东盟国家[27]。

斯卡拉布里尼移民中心（Scalabrini Migration Center，SMC）致力于国际移民研究，并促进亚太地区移民与本地居民的相互理解。该智库通过出版学术季刊《亚洲与太平洋》、组织学术会议、与政府机构和学术界以及主张移民保护的其他国际组织开展合作，为移民群体和公共政策机构提供信息，以保障移民的权利和尊严。

特波提巴土著人民国际政策研究和教育中心（Tebtebba-Indigenous Peoples’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 and Education，Tebtebba） 旨在促进和宣传土著人民的世界观，整合其对个人和集体人权、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传统知识、习惯法和治理、冲突转变、性别等关键问题的态度与观念，并阐述和深化土著人民的观点和立场，向世界传递东南亚土著人民的声音，争取国际社会对土著人民的关注与保护。该中心积极参与国际人权法和其他国际文书、政策和协定的制定和形成过程，为《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的颁布施行做出重要贡献。目前，Tebtebba 拥有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ECOSOC）的特别咨询地位[24]。

5.3 为区域环境保护做出贡献

另有些智库关注区域环境问题的改善和资源合理开采，为东南亚地区环境保护工作提供政策建议和活动平台。环境问题中心（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Concerns，CEC）积极与从事环境保护与资源开采监管的本地和国际组织建立伙伴关系，通过联合宣传、举办论坛和会议、参与国际协调行动等方式，不断深化亚太区域环境保护的进程。目前，该中心是亚太地区CSO 参与机制（Asia Pacific Regional CSO Engagement Mechanism，APRCEM）环境工作组的协调员，并担任联合国环境署亚太地区的民间社会代表，代表区域民间社会团体参加两年一度的联合国环境大会。该中心还是国际矿业大会联合秘书处、亚太研究网络、亚太地区基础和成人教育等国际组织的成员，同时也是CLIMATE Asia Pacific（一个改善亚太地区环境的气候变化学习倡议动员行动）的召集人[24]。该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为东南亚区域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管理和生态恢复做出突出贡献。

6 结语

经分析和研究发现，菲律宾智库具有发展迅速、类型多样、功能全面、数量较少、建设起步晚且国际影响力较弱等特点，且菲律宾智库经常举办不同类型的会议和论坛，与其他学术机构、国际组织、社会团体、政党和政府部门进行资源共享和公共政策讨论，或直接参与政府和区域机制的政策制定过程，为国内和区域治理提供专业建议。由于某个智库的观点与某项具体政策的出台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因果联系很难评估，因此，智库在国内和区域治理所取得的成效中的贡献只是其中的重要方面。目前，国内外学界对菲律宾智库的关注与研究较少，对菲律宾智库的整理、发展历程、特点和贡献的研究鲜有成果作为借鉴和参考，本文对菲律宾智库的总结主要来自对公开网络资料的整理。作为此领域的初步探索，本文对菲律宾智库基本情况和贡献进行了简要梳理和分析，希望为国内学术界研究有关菲律宾智库的问题提供资料来源和些许启示。

詹姆斯·麦甘教授将智库视为美国社会的第五阶层，认为智库在国家政策的制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菲律宾智库虽然在国际智库表现中不算出众，但也为菲律宾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发展提供了许多政策建议，也为整个东南亚乃至亚太区域的机制建设和问题解决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菲律宾政治改革的推进和国民经济继续发展，菲律宾智库的建设情况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