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及影响因素研究＊

□ 何莉婕 陈玉娟

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城乡关系是每个国家都必须妥善处理好的重要问题。城乡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紧密关系，城镇的持续发展需要乡村的繁荣和支持，而乡村的振兴又需要城镇的辐射和带动。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社会经济快速发展，非农产业也迅速壮大，尤其是“十三五”规划实施以来，浙江省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城镇化进程持续加快，进入了高速增长期。截至2021 年，浙江省的城镇化率达72.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4.72%），意味着浙江省城镇化发展已进入转型发展阶段。《浙江省新型城镇化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了“十四五”时期，浙江将率先实现更高质量、更广覆盖的人口市民化的目标，力争全省城镇化水平跨上新台阶，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75%。作为共同富裕的示范区，浙江山区26 县实现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取得标志性成果事关现代化先行和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全局[1]。因此，本文通过分析浙江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两大战略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协调融合发展现状，以期为推动浙江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 研究设计

（一）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构建了乡村振兴综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2]（表1）。

表1 乡村振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和生态城镇化五个方面构建了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3]（表2）。

表2 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二）研究方法

1.熵权法。根据信息熵的定义，可以利用熵值来判断某个指标的离散程度。信息熵值越小，表示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越大。若某项指标的值全部相等，那么在综合评价中该指标将不起作用。因此，可以借助信息熵来计算各个指标的权重，为进行多指标综合评价提供依据。

用f(x) 和g(y) 分别表示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综合发展水平，则f(x)和g(y)的一般函数可以表示为：

式（1）和式（2）中，x、y 分别为两系统的元素，a、b 为各自权重。

2.耦合协调模型。本文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进行量化，模型如下[4]：

C 为耦合度、T 为耦合协调指数、D 为耦合协调度，α、β 分别

是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贡献率水平，通常情况下采用等权重对贡献度取值。根据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的取值结果，可将其划分为10个等级[5]，如表3 所示。

表3 耦合协调度的评价标准

3.马尔可夫链。马尔可夫链是一种随机过程，目的是构造一个状态转移概率矩阵，预测事件发生的变化趋势[6][7]。本文将计算出来的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离散化分为濒临失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和高级协调，然后计算每种水平状态下的概率分布及其变化转移，最后分析浙江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演变规律。

（三）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1—2021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浙江省统计年鉴》以及浙江省11 个地市的统计年鉴，部分年份和指标缺失数据利用插值法进行补充。

| 耦合协调实证分析

（一）综合发展水平

整体来看，2021 年浙江省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最高的是宁波，为0.868；其次是杭州、台州和绍兴，分别为0.837、0.830 和0.826；舟山的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最低，为0.727。从时间跨度来看，2011—2021 年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上升的有温州、湖州和绍兴等8 个市，而杭州、宁波和嘉兴的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均有小幅度的下降（图1）。

图1 2011年和2021年浙江省各地市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指数

从整体来看，2021 年浙江省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最高的是杭州，为0.669；其次是衢州、湖州和嘉兴，分别为0.643、0.633和0.629；舟山的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最低，为0.610。从时间跨度来看，2011—2021 年所有市的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均有上升的趋势。其中，衢州市的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上升幅度最大，从2011 年的0.488 上升到2021 年的0.643（图2）。

图2 2011年和2021年浙江省各地市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指数

（二）时空演化特征

1.时序分析。2011—2021 年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升。具体而言，耦合协调度从2011 年的0.514 上升到2019年的0.789，上升幅度为53.5%；2020—2021 年耦合协调度略有下降，但仍保持在0.60 以上（表4）。

表4 2011—2021年浙江省各地市耦合协调度情况

2.空间分异特征。2018 年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中明确提出坚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并进一步提出完善城乡布局结构和推进城乡统一规划的目标方案[8]。因此，本文以2017 年为分界点，对各个地市两个阶段的耦合协调度求均值。第一阶段为2011 年至2017 年，第二阶段为2018 年至2021 年。

从空间分布来看，11 个地市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浙北＞浙西＞浙中＞浙南＞浙东”的空间分布规律，地区间差异逐渐减小。2011—2017 年，各地市耦合协调度处于轻度失调至良好协调范围内。2018—2021 年，各地市的耦合协调度介于勉强协调至优良协调之间，差异略有缩小并呈现出良好的趋势。综合来看，浙北地区耦合协调度最高，浙西和浙中地区耦合协调度低于浙北地区，浙南和浙东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最低。

3.动态演变机理。通过分析可得出演进特征如下：（1）除濒临失调外，对角线上的数值明显高于非对角线上的数值。说明濒临失调、中级协调和高级协调最具有稳定性，反映了耦合协调度存在向高级协调收敛的可能性，即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2）非对角线上的数值并非全为零。说明某些地市耦合协调在连续两年之间可能向更高或更低水平转移，且类型跃迁的情况较少。表明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演进是一个相对稳定而持续的过程，短时间内很难实现跨越式发展。（3）位于高级协调阶段的地区呈现“俱乐部趋同”现象，保持原有状态的概率达到100%；处于中级协调阶段的地区保持不变的概率为67.7%，向上过渡的概率为33.3%。这说明中级协调的区域变化概率较大，需要不断推动中级协调地区进一步发展，扩大高水平俱乐部的规模和影响力；初级协调区域保持不变的概率为33.3%，向上调整的可能性大于向下转移的可能性；处于濒临失调阶段的地区保持不变的概率为64.3%，向初级协调转移的概率为28.6%，向中级协调转移的概率为7.1%（表5）。

表5 乡村振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以2011—2021 年相关数据为样本，对浙江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测度，并运用马尔可夫链法探究城乡耦合协调的时空动态演变特征，最后利用灰色综合评价法探究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得出如下结论：从耦合协调度来看，2011—2021 年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态势。从空间分布来看，存在“浙北＞浙西＞浙中＞浙南＞浙东”的分布格局。从耦合协调度的动态演变来看，浙江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高级协调阶段的区域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中级协调的区域变化概率较大，而初级协调区域向上调整的可能性更大；处于濒临失调阶段的地市保持不变的概率为64.3%。

（二）建议

基于以上实证分析结果和浙江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情况，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提升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协同发展水平。从国民经济宏观视角来看，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过程。通过完善相关制度，统筹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间要素流动，如促进农村产业与城市服务业的融合，推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以获取更好的就业机会等，可切实发挥城市对乡村的资源支持和引领作用，实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良性循环。

2.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确保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加大对农村地区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改善农村地区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条件，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同时，完善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拓宽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覆盖面，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障水平。

3.加快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推动城市现代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9]，包括建设现代化农村配电网等。同时，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打造浙派美丽乡村特色风貌。此外，可以通过推动乡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全面提升乡村资源、农村住房等领域数字化管理水平，并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

4.加速推进产业融合战略。产业融合是促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良性互动的关键之一。一方面，应鼓励各地区利用自身独特的资源和产业优势，实施集群发展、链条延伸等协同创新模式，并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来推动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建设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试验区，通过推进文旅融合IP 工程、乡村文化旅游等，促进文化旅游融合发展[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