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国墨者的逻辑学贡献

孙中原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一、杂家兼容取众长

《庄子·天下》说:“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

这里说后期墨家分两派,第一派:“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这是东方之墨者、北方之墨者,合称东北方之墨者,即齐鲁之墨者,其代表,韩非称为“相里氏之墨”。第二派:“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其代表,韩非称“邓陵氏之墨”。在以上两派之外,韩非补充第三派,即西方秦国的“相夫氏之墨”,以“相夫氏之墨”为代表。

《韩非子·显学》记载后期墨家分三派:“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

秦始皇统一六国前的秦国,是墨者活动的一个重要中心。说明在公元前三世纪的战国末期,墨者的活动中心,有部分转移到秦国。《吕氏春秋》记载墨者活动的重要资料,提到“墨者”19次。

《应言》说 :“司马喜难墨者师于中山王前以非攻,曰:‘先生之所术非攻夫?’墨者师曰:‘然。’曰:‘今王兴兵而攻燕,先生将非王乎?’墨者师对曰:‘然则相国是攻之乎?’司马喜曰:‘然。’墨者师曰:‘今赵兴兵而攻中山,相国将是之乎?’”

《上德》说:“墨者钜子孟胜。”“绝墨者于世,不可。”“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墨者以为不听钜子不察。”《吕氏春秋》论墨者频次,见表1。

表1 《吕氏春秋》论墨者频次

墨家成员众多,奔走游说中华大地,是极盛于战国时期的“显学”。《韩非子·显学》在战国后期,总结学术概况,推出经典论述:“世之显学,儒墨也。”由于诸子百家争鸣辩论,游说各地的需要,在中华大地,自然形成三个墨者活动中心:东方鲁国(山东曲阜),南方鲁阳、邓陵(河南鲁山、邓州一带,属楚),西方秦国(陕西咸阳)。

墨家由以上三个活动中心出发,远及各诸侯国,足迹遍华夏,影响满天下。《孟子·滕文公下》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

韩非子说的“相夫氏之墨”,是“西方之墨者”。①“东方之墨者”一词,见《去宥》:“东方之墨者谢子,将西见秦惠王(前337—前311在位),惠王问秦之墨者唐姑果。”东方之墨者谢子,从墨者活动中心鲁国出发,远行至西方秦国,游说秦惠王。

秦国有土生土长的墨者,《去宥》称“秦之墨者”,《去尤》简称“秦墨者”:“解在乎齐人之欲得金也,及秦墨者之相妒也,皆有所乎尤也。”相对于东方之墨者,“秦墨者”是“西方之墨者”。“秦墨者”接近秦惠王,担任大臣,就近备询,秦惠王就是否接见“东方之墨者谢子”一事,征询“秦墨者”唐姑果的意见。

有“秦墨者”来源于东方诸侯国。墨者田鸠(田俅),来自齐国,研修墨学,有墨学专著,《汉书·艺文志》“墨家”著录“《田俅子》三篇”。田鸠专程西行,到秦国谋求发展。《韩非子·问田》记载,田鸠游说辩论,喜说墨子常说的口头语:“此无他故异物。”即这件事,没有其他原故与不同情况。

《鲁问》载,墨子对鲁国南方隐士吴虑说:“翟以为不若诵先王之道,而求其说,通圣人之言,而察其辞,上说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国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田鸠说:“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田鸠用词语气,酷似墨翟。

田鸠是墨学的重要传人与有力宣传者。《吕氏春秋·首时》说:“墨者有田鸠,欲见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见。客有言之于楚王者,往见楚王,楚王说之,与将军之节以如秦,至因见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固有近之而远,远之而近者,时亦然。有汤武之贤,而无桀纣之时不成。有桀纣之时,而无汤武之贤亦不成。圣人之见时,若步之与影,不可离。”

田鸠游说秦惠王,在秦国苦等三年,秦惠王没有接见。田鸠通过别人引荐,先游说楚王,获得信任,楚王派田鸠带着将军符节,出使秦国,秦惠王接见田鸠。田鸠对人说:“我游说秦王,是绕道楚国。”②

吕氏发挥说,事情本来有“接近,反而疏远,疏远,反而接近”的辩证法。把握时机,也是这样。有汤武的贤能,没有桀纣的时机不行。有桀纣的时机,没有汤武的贤能,也不行。圣人把握时机,就像形体与影子,不可分离。③

秦相吕不韦(前292—前235)征召“秦墨”,参编《吕氏春秋》,收入多篇论文,传承《墨经》余绪,发挥《墨经》义理。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把吕不韦主编《吕氏春秋》归类杂家,杂家吕氏兼秦墨,是历史事实。

《汉书·艺文志》概括“杂家者流”的特点:“兼儒墨,合名法。”著录汉代宫廷藏书“《吕氏春秋》二十六篇”,班固自注:“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智略士”:参编《吕氏春秋》的门客(食客)群体。“智略”:智谋才略,智慧计谋,才华韬略。唐魏征《隋书·经籍志》说:“杂者,兼儒墨之道。”宋王尧臣《崇文总目》说:“杂家者流,取儒墨名法,合而兼之。”

“秦墨者”是吕不韦主编《吕氏春秋》的人力资源。《史记·吕不韦传》说:“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这是“一字千金”成语的出典。

《吕氏春秋·用众》说:“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即世无粹白狐狸,集取众狐腋下粹白皮肤,可制成粹白裘衣。这是“集腋成裘”成语的出典。吕氏引申说:“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

吕氏强调“取之众”“出乎众”“以众力”“得之众”,这是“汇聚众智”“民主集中”“群众路线”思想的发端与论证。吕氏有充分理由与现实条件,聚集众多“秦墨者”的力量,把墨学发展的精品力作,熔铸于杂家巨著。

二、继承发展推理论

《墨经》总结战国百家争鸣的思维论辩方式,是中国古代逻辑的重镇、典范、范式与样态。秦墨者应秦相吕不韦征召,参编《吕氏春秋》,继承发展《墨经》的推理论与逻辑语义学,取得重要的学术成就,谱写《墨经》研究史中的精彩一页。

《吕氏春秋·应言》说:

司马喜难墨者师于中山王前以非攻,曰:“先生之所术非攻夫?”墨者师曰:“然。”曰:“今王兴兵而攻燕,先生将非王乎?”墨者师对曰:“然则相国是攻之乎?”司马喜曰:“然。”墨者师曰:“今赵兴兵而攻中山,相国将是之乎?”司马喜无以应。

司马喜是前五至前四世纪人,任中山武公(前414年继位)的相国。④这是《吕氏春秋·应言》保存墨家人物活动的重要实证资料。这里出现“墨者师”的称呼,即墨家老师、墨学大师,有深厚的墨学造诣。

司马喜与墨者师的对话,表明墨者师始终坚持墨子非攻的观点,在逻辑上前后一致。司马喜作为中山武公的相国,一方面支持中山武公“兴兵而攻燕”,一方面从内心反对“赵兴兵而攻中山”,在逻辑上前后矛盾,陷于思维混乱的困境,所以在墨者师的一再追问下,“司马喜无以应”,被驳得理屈词穷,无言应对。

墨者师的反驳方法,是墨家惯用的归谬法,即《小取》总结“推”的论辩方式,定义是“以其所不取者,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逻辑是全人类共同的正确思维形式,运用逻辑的墨者师,自然在辩论中占上风,迫使司马喜甘拜下风。清汪中《述学补遗·呂氏春秋序》说:“《应言》篇司马喜事,则深重墨氏之学。”实际是深重“墨辩”,弘扬墨家逻辑学。

逻辑学核心研究推理论。中国古籍常称推理为“推类”,也称“类推”“推理”“推故”。《墨经》条目论“推类之难”,是中国古代逻辑推理论对“类推”谬误研究的开端。《吕氏春秋·别类》把《墨经》“推类之难”条目意涵,演绎发挥为独立单篇,补充大量事例,给予充分的归纳论证。《吕氏春秋·别类》与《墨经》论类推谬误对照,见表2。

表2 《别类》《墨经》论类推

《别类》发挥《墨经》的类比推论学说,认为形式类推的结论有或然性,而未必有实然与必然性,结论获得实然与必然性,则应引入辩证逻辑的具体分析方法,其最终结论是:“圣人因而兴制,不事心焉。”即圣人因而订立规制:不能一味相信自己内心的主观臆断。

推类,即类推,狭义指类比推理。中国古籍说推类,或类推,多指广义,是归纳、演绎和类比三种推论形式的综合运用,未分化状态。《墨经》所说推类疑难,强调根据类的相似性推理,结论有可能性、或然性、不确定性,不具有必然性,列举众多事例,予以归纳论证。《吕氏春秋·别类》说:“类固不必,可推知也。”发挥《墨经》类推结论无必然性的意涵,强调辅之以辩证逻辑的具体分析方法,以保证其结论的实然性、必然性与可靠性。

鲁国人公孙绰说:“我能起死回生。”推论说:“因为我本来能治半身不遂,现在我把治半身不遂的药加倍,就能起死回生。”这是诡辩。事物的小大半全,不仅有量的不同,还有质的区别。会治小病,未必能治大病。得半身不遂的病人,毕竟还是活人,与死人有本质区别。所以能治半身不遂,把治半身不遂的药加倍,不能起死回生。

这涉及类可推与不可推的两面性。类的可推,是以类的同一性为前提,即同类事物,有同样性质,可发挥类推的功能与作用。类的不可推,是以类的差异性为前提,即不同类事物,有不同性质,说明类推的界限、范围与发生谬误的可能。

这里着重讨论类的不可推,指出知人所不知,才是高级认识。不知而自以为知,是错误认知。事物在很多情况下是那样,而实际不是那样。莘与藟两种草,单吃能毒死人,合吃能延年益寿。被毒虫咬伤,涂另一种毒药,却能解毒。漆与水是液体,合起来却凝固。这是意图变湿,而效果变干的事例。铜与锡柔软,合炼则先变液体(熔液),而冷却变硬,这是火烧变流体的事例。或意图变湿,而效果变干,或火烧却变流体。事物的类别性质,不是永远不变,可依此类推。小方与大方是方类,小马与大马是马类,小智(小聪明)与大智(大智慧)不是一类(爱耍小聪明的人,办大事显得愚蠢)。

在鉴定剑的质量时,认为是好剑的人说:白锡使剑坚硬,黄铜使剑柔韧。白锡、黄铜兼有,剑既坚硬又柔韧,是好剑。认为不是好剑的人说:白锡使剑不柔韧,黄铜使剑不坚硬。白锡、黄铜兼有,剑既不柔韧,又不坚硬,不是好剑。按对方所说,黄铜使剑柔韧,柔韧则卷刃;白锡使剑坚硬,坚硬则折断。白锡、黄铜兼有,使剑既卷刃,又折断,不是好剑。双方推论,都运用正确的假言联言推论式,结论却相反。相剑者推论,见表3。

表3 相剑者推论

这里三个推论综合运用,才能全面反映良剑整体的矛盾本性,一个单独推论式,只能反映剑的部分特征。关键是在制剑操作中,白锡、黄铜混合比例的大小,是否合乎制作良剑的需求,应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不是用一两个简单推理式,就能认清良剑的整体性。

好事小做小有益,大做大有益。坏事做一点,不如没有。射箭靶希望射中小的,射野兽希望射中大的。事情本来不是必然一样,可以此类推。高阳应想盖房,木匠对他说:现在还不行,木料没干透,往上糊泥,一定弯曲。拿未干透的木料盖房,眼前虽好,日后会塌。

高阳应说:根据你的说法,则房不会塌。因为木头愈干愈有劲,泥土愈干则愈轻,用愈有劲的承担愈轻的,不会塌。木匠无话可说,按吩咐盖房,果然垮塌。高阳应玩弄小聪明,不懂大道理。实际上,不等湿木干透,湿泥早已把它压弯。高阳应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小不知大,知部分不知整体,单靠一两个简单推理式,不能从整体上认清复杂的具体问题。千里马背着太阳向西跑,到傍晚太阳反而在马前。这是由于太阳比千里马跑得快。眼睛本来就有看不到的,智能本来就有达不到的,圣人因而定下规矩:不单凭心智臆断。

篇名“别类”,主旨要求区分事物类别。在肯定推知价值、功能的基础上,着重说明推理的局限与容易产生的谬误。《吕氏春秋·达郁》说:“得其细,失其大,不知类耳。”对复杂具体问题,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小不知大,知部分不知整体,是不知事物类别所致。《吕氏春秋·听言》说:

今人曰:“某氏多货,其室培湿,守狗死,其势可穴也。”则必非之矣。曰:“某国饥,其城郭卑,其守具寡,可袭而篡之。”则不非之:乃不知类矣。

即现在有人说,某人家里很有钱,家里后墙下雨淋湿,看门狗死,可以在他家的后墙挖洞,偷他货财,一定会遭到非议,认为这样做不对。可是有人说,一个国家正闹饥荒,城墙低矮,缺乏守城工具,晚上派军队,占领其城,却无人指责。这是吕氏对墨子逻辑的推广应用。“不知类”,形容自相矛盾,是墨子总结的元语言逻辑概念,用以形容论敌的自相矛盾。这是秦墨者对墨家逻辑学的传承应用。

三、丰富发挥语义学

吕氏与墨家逻辑语义学论述对照,见表4。

表4 吕氏墨家语义学

言意之辩,是中国哲学中亘古未决的争论。《易·系辞上》假托孔子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庄子·天道》说:“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知北游》说:“道不可言,言而非也。”这是言意之辩中的反题“言不尽意”论,认为语言不能充分表达思维。

墨家在言意之辩中,最先论证正题“言尽意论”,认为语言能充分表达思维。《经上》说:“信,言合于意也。”《经说上》解释说:“不以其言之当也。”“信”和“当”有不同的定义与标准。

“信”的定义是“言合于意”,语言与思维一致。“信”是语言准确表达思维,发挥语言表意与交际功能的标准。“当”的定义是“意合于实”,思维与实际一致。“当”是判断与语句符合实际,是认识的功能与标准。“当”“是”“正”“真”的含义一致,指语言与思维符合实际。

《小取》说:“以辞抒意。”即用语句命题,抒发表达意义判断。“辞”:言,语言,语句,命题。“抒”:抒发,表达。“意”:意义。“意”由“心音”合成,表示言为心声,即用语言表达思维。

《经上》说:“闻,耳之聪也。循所闻而得其意,心之察也。言,口之利也。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辩也。”言是语句,由说者用“利口”说出,听者用“聪耳”听到。“意”是心智判断,借助说出的语句,可以察知、辨别语句表达的判断。

语句说出,凭借人的健全发音器官。语句接受,通过人的健全听觉器官。把握语句中的判断,要依靠心智思维的辩察分析作用。这是墨家逻辑语义学的发端。现代逻辑指号学(semiotics,theory of signs)的分支逻辑语义学(semantics),研究语言的意义,即语言与对象的关系。

《离谓》论述“实、意、言”(实际、意义、语言)三者的关系,认为意义反映实际,语言表达意义。听人说话,是通过语言,把握其语义及其所反映的实际。篇名“离谓”,指“言意相离”,语言脱离意义,导致偷换概念、转移论题的谬误。“离”:脱离,离开,背离。“谓”:称谓,指谓,陈述。“谓”指“意”(意义),即语言表达的思维内容。

《吕氏春秋·精谕》说:“唯知言之谓者为可耳。”“言者,谓之属也。”“谓”即指“意”(意义)。“知言之谓者”,即“听言而知其意”。晋张湛《列子·说符》注:“谓者,所以发言之旨趣。”“言者,谓之属。”《离谓》说:“夫辞者,意之表也。鉴其表而弃其意,悖。故古之人,得其意则舍其言矣。听言者以言观意也。”

《广雅·释言》:“谓,指(旨)也。”《说文》:“旨,意也。”“言者,谓之属”,即语言是指谓(意义)的从属,指谓(意义)是语言的“主”(主体)。“言以表意”,意为“主”(主体),言为从(从属)。语言是表达思维的工具手段,思维意义是语言的内容所指。“词不达意”,则为误谬。诡辩家篡改语言的真实语义,使语言、思维与实际脱离,是言意关系中的不正常现象,导致谬误诡辩。

篇名“淫辞”,指诡辩,诡诈的辩论。“淫”:过分,不正,邪僻,惑乱。“辩”:辩论。《孟子·公孙丑上》说:“淫辞知其所陷。”即对待淫辞,要知道它陷落失足的所在,知道淫辞诡辩的形成机制原理。

语言的指谓性,是其交际性的基础。语言离开其所指谓的对象与确定的认知含义,会产生曲解语义与脱离实际的牵强诡辩。在中国两千年持续不断的“言意之辩”中,秦国墨者著作《离谓》《淫辞》,表现逻辑学家的正统观点,符合现代逻辑学与语言学的科学规定,颇富启发意义。

《离谓》的主要论点:“言者以谕意也,言意相离,凶。”“辞者,意之表。鉴其表而弃其意,悖。”“听言者以言观意。”即语言表达意义,语言与意义脱离,是坏事。言辞是意义的表达。抓住语言字面,背离思维意蕴,导致悖谬混乱。论证的典型实例有五。第一,邓析回应子产命令。第二,邓析回答“郑之富人有溺者”。第三,邓析“与民之有狱者约”。第四,“齐有事人者”。第五,淳于髡以纵横说魏王。

《淫辞》的主要论点:“非辞无以相期,纵辞则乱。”“凡言者以谕心也。”即无言辞不能相互交际,纵辞诡辩导致混乱。凡言辞都为说明意义。论证的典型实例有六:第一,秦赵相与约。第二,孔穿公孙龙辩臧三耳。第三,庄伯与其父斗嘴。第四,澄子欲取妇人衣。第五,唐鞅谬对宋王。第六,惠子为魏惠王立法。

《离谓》《淫辞》揭示语言的性质——指谓性与交际性,由此揭示诡辩谬误的根源。实际是第一性,思想反映实际,语言表达思想。语言与思想(言意),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表达与被表达的关系。语言有相对独立性与能动性,语言脱离思想与实际,任意发挥其独立性与能动性,导致谬误诡辩。

篇中分析众多生动典型的案例,说明实际、思想与语言(实意言)三者的关系,揭示克服谬误诡辩的方法。作者是进驻战国末秦国的墨子后学,恰当概括分析邓析、惠施、公孙龙等名家辩者的学术倾向与经验教训,对今人正确思维,克服谬误诡辩,富有启发意义,生动说明谬误诡辩的泛滥流行,批判谬误诡辩,是逻辑家的使命与责任。

宋叶适《习学记言》评论说:“战国群谈聚议,妄为无类之言。彼固自知其不可,而姑为戏,以玩一世。其贵人公子,亦以戏听之。”辩者的奇辞怪说,是可供社会玩赏娱乐的机智思辨与语言游戏。

黑格尔指出,我们所谓谐谑,在智者诡辩家那里,是正规行业。他们许多辩论艺术,是开玩笑。在公共场所,国王宴席上,有哲学家的聚会与聪明的谈话,互相嘲弄,自寻开心,寓教于乐,把抽象的逻辑辩论,戏剧娱乐化,是教育培养门徒的有效手段与实战演练。⑤

《察传》主张对语言传播,要仔细审察。语言数次传播,导致信息失真,黑白颠倒。语言交际,脱离语境,曲解语义的现象,是诡辩谬误的根源。联系语境,确定语义,才能克服诡辩谬误。《察传》列举典型的语义谬误实例,予以分析究理。

鲁哀公读书,读到舜说“夔一足”,不了解其语境,将其曲解为:“乐正夔这个人只有一足。”孔子告诉鲁哀公这句话的语境是:“昔者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管音乐的官)。夔于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想多找一些像夔这样的人),舜曰:‘夫乐,天地之精也,得失之节也,故唯圣人为能和乐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即舜说“夔一足”,为特定语境制约的确切语义是:“像夔这样的人有一个就足够。”并非是如鲁哀公脱离语境,断章取义的曲解:“乐正夔这个人只有一足。”

《吕氏春秋》探讨语言、语义、语境与语言使用者的关系,在西方现代语言符号逻辑中,是属于逻辑语义学的范畴。《吕氏春秋》用精彩的理论概括与丰富的应用实例,发挥发展墨家的推理论与逻辑语义学,是中国古代逻辑发展的重要一环,对当今批判性的理论思维实践,具有重要的启发借鉴意义。

注释：

①沈有鼎:《谈公孙龙》,《沈有鼎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93页。

②与秦惠王同时的楚王,有楚威王(前339—前329年在位)与楚怀王(前328—前298年在位)。

③高诱注:“留秦三年,不得见惠王,近之而远也。从楚来至,而得见,远之而近也。”

④《韩非子·内储说下》:“司马喜,中山君之臣也。”《战国策·中山策》:“司马喜三相中山。”《史记·邹阳传》:“司马喜膑脚于宋,卒相中山。”

⑤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