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王韶华,马雯宇,李庆怡

(燕山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一、引言

黄河流域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的重要区域,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具有重大地位[1]。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指出,要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并积极主动探索符合黄河流域特点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黄河流域上中下游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比较大,不同区域的人民生活水平差异过大。例如2020年青海省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 335.1元,而下游的山东省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 886元,是青海省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7倍。由此可见,只有推动黄河流域各省份的协同发展,才能让流域内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据《中国家庭财富指数调研报告2019》显示,黄河流域九省份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呈单一趋势,家庭金融市场的参与程度和深度均较低,其中存款、现金等无风险资产占家庭金融资产持有总额的近九成。这种低效率的资产配置行为不仅影响家庭实现财产性收入最大化,而且也阻碍了整个社会福利的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要素在区域发展中所起到的驱动性作用已为理论与实践所关注[2],数字普惠金融不仅突破了传统金融服务对线下网点的依赖,提高了家庭投资理财的便利水平,而且催生了众多互联网理财产品,有效激发了家庭的投资理财热情。因此要有效改善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优势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对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中,众多学者将目光放在“普”和“惠”上。在普惠金融的基础上运用数字技术可有效降低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强化风险控制、提高普惠金融的普惠性,进而提升金融服务水平[3]。通过整理发掘统计数据,一些学者指出运用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可使偏远地区的群众享有充分的金融服务[4],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的省份,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果十分显著[5]。可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仅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必然选择[6],而且也是促进金融包容性发展的可依赖路径[7-8]。但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数字普惠金融可能会提高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准入“门槛”。数字金融挤占了未能接触互联网的居民原本可能获得的资源,从而提升贫困发生的概率、加深多维贫困程度[9]。

国内外学者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研究主要基于两个视角:一是基于测度视角。一部分学者根据家庭资产的类别与资产多元化指数间接测度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情况,例如利用OLS和有序Probit模型,通过风险资产配置种类的多样性及占比来评价家庭的投资情况[10];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分析法(PSM)研究自我效能对家庭资产配置多样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11]。另一部分学者则直接采用夏普比率来衡量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效率[12-13]。例如运用“中国消费金融现状及投资者教育调查”项目数据,通过构造夏普比率来证明金融素养水平与家庭资产组合有效性存在明显正相关关系[14],或者通过将夏普比率作为参与股市的衡量指标来研究IQ和金融风险市场参与状况的关系[15]。二是基于影响因素视角。一部分学者从家庭层面出发,认为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在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方面存在很大异质性[16],如自有房屋的拆迁会使家庭对其未来财富的预期更加积极,从而使家庭对金融投资的意愿与比例大大提高[17];拥有本地户籍的行为明显提高了家庭自有住房率,并与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市场的可能性和风险资产所占比重有显著正相关关系[18]。自有住房对家庭风险金融投资具有明显挤出效应[19]。另一部分学者从个人层面出发,认为投资者的健康水平对金融投资行为存在重要影响[20]。金融知识存量与家庭资产组合多样性存在正向关系[21]。年龄、金融信息的获取能力以及风险态度也会影响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22],持有社保或商业医疗保险的居民更有可能投资风险资产[23]。

尽管已有许多有关数字普惠金融和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研究,但是鲜有把二者结合起来的研究,并且现有研究大多在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收入、消费的促进以及信贷需求等方面的影响,并没有关注不同发展空间、地区的差异性。因此本文将立足黄河流域的发展现状,结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求,深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有效提高金融服务效率、简化金融服务流程。传统金融通常要设立实体物理网点且配备专业金融人才,这势必会增加金融服务的成本。但数字普惠金融方便家庭投资者直接借助网络终端进行金融服务线上操作,这不仅在节约大量的交通成本、人力成本与时间成本的基础上满足了金融需求,而且可以帮助家庭选择更小风险、更高收益的金融产品,大大提高了金融机构的服务效率。数字普惠金融综合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两种理念,通过互联网平台助力普惠金融的发展,为那些被传统金融服务遗忘的投资者提供体验金融服务的可能性。数字技术帮助金融服务机构降低成本,从而激发其向家庭投资者提供具备普惠性金融产品的动力。数字普惠金融“数字性”的特点决定了它具备广覆盖与低成本的优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破除传统金融服务的时间与地域约束,使更多的家庭投资者积极地参与金融市场。

如今我国的传统金融投资业面临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冲击,理性的家庭投资者会把资产往数字普惠金融方向转移,这是因为互联网金融产品与传统金融产品相比在流动性与收益率方面更具有优势。传统金融机构会在和数字普惠金融的良性竞争中改革运营模式、提高经营效率、降低产品与服务价格、提升收益率,进而改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市场环境。数字化手段提高了金融机构收集与处理信息的能力和效率,这就为全面征信提供了可能。完善的征信体系能够帮助交易双方了解彼此的金融背景,对投资对象的信息进行分析并识别自身可能面临的风险,从而激发家庭的投资活力和对风险的控制、防范能力。因此,在家庭投资者可以合理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更高收益率的风险性金融资产会愈加受到他们的喜爱。基于此,提出假设1:

H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提高黄河流域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比例存在激励作用。

根据马小龙等的研究,感知风险与信任倾向对使用互联网理财产品的意愿影响显著[24]。感知风险是以对目标有影响的负面或正面的不确定性为基础所表现的一种情绪状态,是对不确定性的回应方式。感知风险能力低的家庭会认为多数理财产品是可信任的,更倾向于投资高风险高收益资产。感知风险能力高的家庭会因为结果的不确定性形成消极不安的状态,因此倾向于更为安全的投资组合。根据安强身等的研究,信任是借贷交易的基石,在数字化浪潮的背景下,互不相识的交易双方失去了传统投资环境下彼此信任所依赖的基础,这就使得信任倾向对家庭的互联网使用意愿起正向作用[25]。当家庭投资者能与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等掌握尽可能相同的信息时,就会相应提高投资者的预期收益率水平,增加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比例。与此同时,依据行为金融学中“羊群效应”理论,投资信任度高的家庭会对周围的家庭产生积极的心理预期、乐于分享自己掌握的投资信息,并且与他们作出类似的投资决策。

如今,技术驱动下的数字普惠金融不断发展,居民拥有更多的渠道获取金融信息与投资信息,能够更方便快捷地从互联网中获得知识,从而优化家庭投资配置使金融资产收入增加。所以,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金融素养”的机制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除数字技术渠道之外,受教育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家庭投资者金融知识存量的基础高度。投资者文化水平越高,对金融市场的信息关注度就越高,并可对有关信息进行整合,积累更多财富,进而配置高风险性金融资产,达到“滚雪球”“钱生钱”的目的。

财富对家庭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抵御风险的一种形式,财富不仅仅可以用于消费,还可以提供长期的经济担保,通过资产配置来创造更多的财富。根据吴雨的研究,本文采用家庭资产来衡量家庭财富[26]。现阶段,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家庭的理财意识增强,投资者获取金融服务的渠道越来越多,金融服务成本逐渐降低,家庭会投入更多的资金到金融资产中、持有更大的投资组合,较高的家庭财富水平也会促使投资者更高频率地购买股票等风险性金融资产,从而改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情况。基于此,提出假设2:

H2: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家庭的互联网使用意愿、金融素养与增加家庭财富来改善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近年来黄河流域整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明显提升,但在内部结构上,山西、河南与山东等中下游省区已完成经济动能的转换,领先优势不断加大;而青海、宁夏等上游省区因为地理、历史等原因经济结构落后、经济持续增长动力不足,趋势性衰退明显[27]。相关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和经济之间存在多维度、多层次的内在联系[28]。因此上下游省区之间的发展分化不但制约流域经济的趋同性,而且使上游省区的家庭无法接触到完善的金融制度、金融组织与金融业务,和中下游省区的家庭相比,其在以基金、股票等金融产品为核心的金融市场的参与程度明显较低。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中下游省区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带来了脱胎换骨的机会。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使金融服务机构更有效地发挥资金中介作用,为家庭的生产生活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与更大的融资空间,继而提高金融体系运行效率,改善黄河流域中下游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情况;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质推动了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降低了农村金融服务成本、弥补了农村金融短板,从而使金融产品与服务落地。在乡村振兴进程中,数字普惠金融还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一步丰富和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帮助农村家庭提升风险分散能力和金融服务覆盖率,保障黄河流域农村家庭生产生活质量持续健康提高。基于此,提出假设3:

H3:数字普惠金融对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与城乡异质性。

三、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一)模型设定

在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时,本文构建了以下模型进行估计:

riskperi,t=β0+β1lnIndexi,t+β2Xi,t+σi+μi,t

(1)

其中被解释变量riskperi,t为家庭i在第t年“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占金融资产的比重”,其取值由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对数lnlndexi,t、控制变量Xi,t、不随时间变化的一些会影响居民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不可观测变量σi与随机扰动项μi,t决定。β1、β2为系数。

温忠麟等认为中介效应能够研究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影响过程与作用机制,是分析多个变量之间关系的一种重要统计方法[29]。本文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互联网使用意愿、金融素养和家庭财富来影响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对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建立可分为两步,首先是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介变量Mi,t的影响,对应的回归模型为:

Mi,t=β0+β1lnIndexi,t+β2Xi,t+σi+μi,t

(2)

其次将中介变量Mi,t放入模型(1),得到模型(3),进而检验数字普惠金融是否通过中介变量影响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对应的回归模型为:

riskperi,t=β0+β1Mi,t+β2Xi,t+σi+μi,t

(3)

(二) 变量选择

(1) 被解释变量

在分析家庭金融资产配置问题时,借鉴周雨晴和何广文的做法[30],将家庭资产分为两部分,即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金融资产又分为风险金融资产与无风险金融资产,其中风险金融资产包含基金、股票、黄金、理财产品等,无风险金融资产包含现金、存款、债券等。设置被解释变量为家庭持有的风险性金融资产占金融资产的比重(riskper)。

(2) 解释变量

将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lindex)、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lbreadth)、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ldepth)与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ldigit)作为解释变量,可以从多维度反映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其中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指标将细分为支付(payment)、保险(insurance)与信用(credit)指数。

(3) 控制变量

从个人层面、家庭层面选择控制变量。在个人层面上,选择户主性别(gender)、户主年龄(age)、受教育程度(edu)、健康状况(health)、风险偏好程度(riskatt)作为控制变量;在家庭层面上,选择家庭人口数量(fsize)、家庭人均年收入(lincome)、家庭负债情况(debt)、户主参与社会保障种类数(ins)作为控制变量。

(4) 中介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离不开互联网的支持,只有愿意使用互联网的用户家庭才能更大程度上地享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所带来的红利,所以选择互联网使用意愿(net)作为中介变量;金融素养的提高、拥有一定的家庭财富才能使家庭更正确且主动地利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成果,所以本文选择金融素养(knowledge)、家庭财富(fortune)作为中介变量。

(三) 数据说明

家庭层面的数据来源于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每两年一度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调查数据覆盖全国29个省、自治区与直辖市,355个区县,4万多户家庭,数据具有全国、省级和副省级城市代表性。因为CHFS数据存在大量异常值与缺失值,为保证实验结果的有效性,在进行数据筛选时将其剔除。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研究中心与蚂蚁金服依据支付宝交易账户数据,结合数字金融服务发展的新形势,共同编制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并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3个维度、33个具体指标构建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考虑到本文的研究范围以及两个数据库的契合程度,本文选取2015、2017、2019年黄河流域九个省份29 994组家庭样本进行实证研究。

在家庭层面,黄河流域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占家庭持有金融总资产比例的均值为8.99%。在数字普惠金融层面,黄河流域数字普惠金融综合指数的均值是235.600,数字普惠金融的广度指数、深度指数和数字化程度的均值分别为212.300、220.500和340.100,并且在均值与最值方面,数字化程度高于广度指数和深度指数。个人层面上,黄河流域家庭户主主要以男性为主,占比约78.3%,其平均年龄约为52.820岁。按照CHFS问卷中对健康状况的排序将其记为5、4、3、2、1,75.1%的人身体健康。同时,我国家庭投资者的金融理财习惯与观念较为保守,投资风险态度的均值仅为1.862。在家庭层面上,每个家庭平均有3.381个人,样本家庭人均年总收入为9.344万元,约一半的家庭有负债,户主参与社会保障种类数均值为2.02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四、模型拟合与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基于Hausman检验的结果,本文采用面板固定效应。表2为数字普惠金融对黄河流域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占比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实证结果显示,当逐步添加控制变量后,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的系数一直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第(1)列是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所占金融总资产比例的影响结果,该结果和理论预期一致。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会让家庭在进行金融资产配置时更多地选择风险性金融资产。第(2)列则加入了影响黄河流域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占比的家庭层面控制变量。家庭年收入、风险偏好程度以及家庭负债情况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收入越高,投资者就会有更强的风险承受能力,会对未来家庭的经济状态持有乐观态度,因此更愿意在当前尝试增加股票、基金等风险性金融资产在金融资产中的比重。风险偏好程度较高的投资者其风险承受能力通常较强,他们更愿意投资如股票等风险水平虽高但回报可观的风险性金融资产。家庭的负债情况从侧面反映了对风险性金融产品与金融服务的了解情况与接受程度,负担债务如车贷、房贷的家庭通常更倾向于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投资。第(3)列则加入了影响黄河流域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占比的个人层面控制变量。数字普惠金融的总指数每增加100,黄河流域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占比大约会增加2.44%。性别与健康状况均在5%的水平上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通常情况下男性比女性更热衷于冒险、胆子较大,所以相较于男性户主,女性户主的家庭金融决策更为保守。健康状况是家庭投资者参与投资活动的基础。投资者身体健康状况较恶劣的家庭考虑到未来可能会花费大额的医疗费用等不好的预期,出于谨慎性,会降低风险性金融产品的配置比例。年龄在1%的水平上对黄河流域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占比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随着投资者年龄的逐渐增长,其投资期限与预期寿命会变短,因此对风险性金融产品的配置行为会变得更加保守。家庭人口数量、受教育年限以及户主参与社会保障种类数对黄河流域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比重的影响都不显著,致使不显著影响的原因可能是计划生育、九年义务教育等基本国策的普及,让不同的家庭都能通过互联网涉及同样发达的金融市场。

表2 数字普惠金融对黄河流域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占比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的总指数是由数字普惠金融深度指数、广度指数与数字化程度三个一级指标组成的。表3为数字普惠金融的二级指标与三级指标对黄河流域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比重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数字普惠金融广度指数、深度指数与数字化程度都对黄河流域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比重有明显正向影响。此外,对比表3的第(1)、(2)与(6)列可知,数字普惠金融广度指数的边际效应大于深度指数、数字化程度的边际效应,这有可能是由于覆盖广度作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前提,更为符合“普惠”的意义,从而会对黄河流域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比重的影响更加深远。并且覆盖广度的计算指标主要通过支付宝注册账号数量及其绑卡用户比例体现,而支付宝为家庭足不出户在手机上挑选购买风险性金融资产、随时随地追踪利得提供了便利。在使用深度方面,其计算指标是通过计算互联网金融服务的实际使用人数来测算的,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的快速发展,居民不仅会更多地参与金融市场,而且会形成一定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投资粘性。对比表3的第(3)、(4)与(5)列可知,支付服务与信用服务均在1%的水平上对黄河流域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比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保险服务的影响却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黄河流域家庭主要是通过参加社保为未来提供保障,很少通过数字金融平台购买商业保险,所以并未对黄河流域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比重产生显著影响。数字化程度侧重于数字金融的效率性与低成本,数字普惠金融得天独厚的“低门槛”激发了黄河流域家庭投资风险性金融资产的内生动力。

表3 数字普惠金融对黄河流域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比重的结构影响

(二) 机制分析

依据上述结果,无论是从整体还是结构上来看,数字普惠金融都对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起到了积极作用。为了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作用机制,本文借助中介效应模型进行验证。

1.互联网使用意愿中介效应

黄河流域线下金融机构的地区分布差异较大,是参与金融市场的重要限制因素,数字普惠金融依托大数据、互联网的发展,有效降低了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行为对线下金融机构的依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能离开互联网的支持,只有那些互联网使用意愿比较高的家庭可以更大程度上享受数字普惠金融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红利,进而影响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为了验证此作用机制,本文选用家庭是否使用互联网理财产品(使用互联网理财产品取值为1,否则为0)、家庭使用互联网及app的情况(使用过取值为1,否则为0)两个变量作为互联网使用意愿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中介效应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表中第(1)列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在1%的水平上显著提高黄河流域家庭互联网使用意愿的水平,第(3)列代表着加入互联网使用意愿这一中介变量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作用,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意愿对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显著为正。同时,数字普惠金融综合指数对黄河流域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占比的影响为0.0122,与基准回归相比其影响程度有所下降,这也表明互联网使用意愿在数字普惠金融对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综上所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提升黄河流域家庭互联网使用意愿、提高互联网金融可得性来改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

表4 互联网使用意愿中介效应的实证结果

2.金融素养中介效应

家庭金融素养水平的高低与家庭是否可以有效运用金融资产管理和配置资源以达到整个生命周期的效用最大化密切相关。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使家庭时时刻刻处于各种金融场景中,这在无形中提升了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进而帮助家庭更好地理解金融产品与金融市场,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在众多计量分析过程中,对于金融素养水平的衡量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因此本文借鉴周雨晴等前人研究经验[30],根据CHFS调查问卷中的四个金融知识问题进行测度并加总得分,得分越高说明家庭金融素养水平越高。CHFS问卷中有关金融素养的问题包括“一般而言您认为,股票和基金哪个风险更大”“高收益项目通常伴随着高风险,您认为该说法是否正确?”等。中介效应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表中第(1)列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在1%的水平上显著提高黄河流域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第(3)列代表着加入家庭金融素养水平这一中介变量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作用,结果表明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在1%的水平上对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显著为正。并且,数字普惠金融综合指数对黄河流域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占比的影响为0.023 6,与基准回归系数0.024 4相比其影响程度有所下降,这也表明家庭金融素养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对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综上所述,提升家庭金融素养水平是数字普惠金融改善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重要途径。

表5 金融素养中介效应的实证结果

3.家庭财富中介效应

资产积累是家庭生活与发展的决定性物质基础,与家庭消费福利水平的高低密切相关。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家庭可投资资产数量上升和金融市场的不断探索,家庭资产不再局限于房产、储蓄。家庭越来越看重资产组合的多样化,家庭的金融投资潜在需求旺盛,金融市场中家庭金融业务前景广阔。依托于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金融科技的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推动传统金融产品与金融市场的创新,促进黄河流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提高黄河流域家庭的资产积累水平,使家庭有更多的财富用于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投资,从而改善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中介效应的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表中第(1)列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在1%的水平上显著影响黄河流域家庭资产的提高,第(3)列代表着加入家庭资产这一中介变量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作用,结果表明家庭资产在1%的水平上对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显著为正。同时,数字普惠金融综合指数对黄河流域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占比的影响为0.019 5,与基准回归的系数0.024 4相比其影响程度有所下降,这也表明家庭资产在数字普惠金融对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综上所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促进黄河流域家庭财富的积累来改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

表6 家庭资产中介效应的实证结果

(三) 异质性分析

经前文的分析可知,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无疑能从直接和间接层面发挥出优化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重要功能。然而,考虑到黄河流域上中下游梯度发展与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因素,本文将通过分样本回归的方式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异质性影响。

1.空间异质性检验

为了保障区域的完整性,本文借鉴任保平的做法[31],将四川、宁夏、青海、甘肃的家庭划分为上游家庭;陕西、山西、内蒙古的家庭划分为中游家庭;山东、河南的家庭划分为下游家庭。空间异质性检验回归结果见表7。对比表7各列可知,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在1%的水平上对上游地区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比重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5%的水平上对中游地区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比重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对下游地区家庭的影响却并不显著。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基础与先决条件,是黄河流域九省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但由于黄河流域横跨东中西三大区域,数字普惠金融赖以生存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平衡的问题日益突出。数字普惠金融的激励作用存在一定的数字技术门槛,与下游地区相比,上游与中游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比较低,加之应用场景与技术水平的制约,上游与中游地区家庭的风险金融投资潜力不能有效释放。随着黄河流域经济发展质量逐步向好,数字普惠金融在上游与中游地区的服务范围有了较大程度的延伸,但当上游与中游地区到达数字技术门槛时下游地区早已通过优越的数字基础设施与完善的投融资渠道实现了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改善。所以,数字普惠金融对上游和中游地区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比重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下游地区家庭的影响却并不明显。

表7 空间异质性检验实证结果

2.城乡异质性检验

黄河流域城乡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受到城乡金融网点普及程度、金融服务成本、投资者金融知识存量等差异的影响,因此将样本家庭分为城镇家庭与农村家庭,分别讨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其带来的影响。城乡异质性检验回归结果见表8。对比表8各列可知,数字普惠金融综合指数在1%的水平上对黄河流域农村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比重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城镇家庭的结果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与城镇家庭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的帮助更加明显。这说明黄河流域农村家庭在改善金融资产配置方面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金融产品与服务的普及,其金融投资潜能会被激发。所以推动黄河流域农村家庭数字普惠金融的建设有利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并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表8 城乡异质性检验实证结果

五、内生性问题与稳定性检验

(一) 内生性问题

采用CHFS微观家庭调查数据和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反向因果性,但常见的内生性问题仍有可能存在,比如当地的文化传统、投资理念、金融环境等遗漏解释变量可能会影响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所以,为了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参考何宗樾等的做法[9],以“该地与杭州市的距离”(Distance)作为新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从理论上讲,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因受到地理空间因素的限制,邻近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趋同,并以杭州为中心向外扩散。所以此工具变量作为纯外生性变量,不易受主观因素影响,并且与该地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联系紧密,不影响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情况。

由表9可知,工具变量在第一阶段回归中系数显著,并且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使用工具变量后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影响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比重,表明本文研究结论依旧稳健。

表9 内生性处理

(二) 稳定性检验

在前面的基准回归分析中,将家庭资产分为两部分,即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金融资产又分为风险金融资产与无风险金融资产,设置被解释变量为家庭持有的风险性金融资产占金融资产的比重。因此,本文设置家庭持有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由表10可知,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在1%的水平上对黄河流域家庭持有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子指标中除数字化程度外都显著为正,表明本文研究结论依旧稳健。

表10 稳定性检验

六、结论与建议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的背景下,本文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2019年的黄河流域家庭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以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广度指数、深度指数和数字化程度作为解释变量,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与异质性。在此基础上,通过寻找工具变量保证了实验结果的稳定。结论如下:

从整体上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会对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从结构上看,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是由数字普惠金融深度指数、广度指数与数字化程度三个二级指标组成的,其中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均会对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使用深度下设的三个子指标中,支付服务与信用服务均对黄河流域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比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保险服务的影响却并不显著。

本文使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证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互联网使用意愿、提高金融素养与增加家庭财富等方式来改善黄河流域家庭的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投资策略,进而改善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情况。

与下游地区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对上游和中游地区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比重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与城镇家庭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的帮助更加明显。这说明黄河流域农村家庭在改善金融资产配置方面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政府应积极发挥引领作用,加大对黄河流域上游地区,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弥补与黄河流域下游经济发达地区之间的数字化发展落差。通过财政投资推动数字服务向农村与边远地区延伸,有效提高宽带与通信设施的覆盖,积极宣传网上银行与手机终端等数字普惠金融知识,最大程度地为贫困群体提供便利,减轻农民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成本负担,提高其对互联网的接触能力。政府部门也可对在上游农村地区提供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提供一定的税收减免政策和财政激励补贴,以促进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下沉到基层群众,满足其金融需求。

第二,金融机构要合理丰富与创新金融产品,根据市场变化和黄河流域家庭投资者特征有针对性地提供金融服务。尤其是要加快对智能终端的的功能研发与规模推广,如在智能终端中加入基础性金融服务等,潜移默化地提升黄河流域家庭投资者的互联网使用意愿,进而提高黄河流域家庭投资者的信息获取能力、缓解信息不对称风险,以消除数字鸿沟。

第三,黄河流域的家庭投资者要主动学习金融知识,降低家庭投资的自我排斥,根据金融市场的变化灵活调整资产结构,必要时可以咨询专业的理财顾问,利用数据算法等精确识别金融产品使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错误,及时修正风险。只有对自己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需要与风险承受能力有了正确认识、对各种金融资产的特征有了充分的了解,才能通过资产配置活动灵活调整家庭金融资产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