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DI框架下国际旅游竞争力优化路径

罗盛锋,谢俊华,吴郭泉

(1.桂林理工大学 旅游与风景园林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2.贺州学院,广西 贺州 542899;3.广西旅游产业研究院,广西 桂林 541006)

一、引言

国际旅游竞争力将旅游地为国际旅游者提供吃、住、行、游、购、娱各项服务的企业看作一个整体,即将旅游地的国际旅游业作为一个整体,考察其开拓、占据国际旅游市场并获取利润的能力[1]。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国务院2021年12月22日发布了《“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其中指出“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依然较重,创新动能尚显不足,治理能力和水平需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需进一步强化。”在此背景下,探索如何增强我国旅游业的国际竞争力就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尽管相关研究始于1999年,但目前国内对于国际旅游竞争力的相关研究依然较少,地域集中为省域的国际旅游竞争力的评估[2-3]、提升[4-5]、定量指标的构建[6-7],国家层面多以旅游服务贸易[8-9]为研究对象,忽视了构成国际旅游竞争力的其他因素分析。同时,强调某一旅游目的地的旅游竞争力表现结果的衡量和单一因素对结果的影响,缺乏对于具体目的地国际旅游竞争力的提升和实现过程中,各个指标相互作用效果探讨,单因素净效应也不能有效反映国际旅游竞争力提升的复杂性。模糊集定性比较法(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缩写为fsQCA),结合定性和定量方法特征,立足于组态的视角有效探究多因素组合下的目标实现路径。具体而言就是探寻哪些因素的组合能够促进国际旅游竞争力的提升,哪些不同因素的组合对于提升国际旅游竞争力具有殊途同归的效果。

本文以世界经贸论坛2022年发布的《2021年旅游和旅行发展指数》中,涉及的117个国家为研究案例,利用fsQCA方法,采用旅游和观光发展指数(Travel &Tourism Development Index,缩写为TTDI)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Daniélle Francoise Cronjé[10]等对于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研究成果,分析了世界领先的旅游目的地国家发展取得成绩的条件组态和路径,以期为提升中国和各省域国际旅游竞争力提供改进方向。

二、研究综述

目的地竞争力对于中国在世界旅游市场竞争中保持现有地位并进一步拓展优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Porter于1980年在其对于公司经营的相关研究中提出了竞争力的概念[11],直到1993年旅游竞争力研究才起步[12]。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于旅游竞争力的定义也莫衷一是,Crouch等人将旅游竞争力定义为一种能力,即能够增加旅游支出,越来越多地吸引游客,同时为他们提供令人满意、难忘的体验,并以有利可图的方式实现,同时提高目的地居民的福祉,为子孙后代保护目的地的自然资本[13]。该定义在主体涉及旅游者、当地居民,时间跨度上包含当前和未来,对于竞争力的效益衡量上则兼顾了物质和福祉,因此,学界目前普遍采纳此定义。旅游业作为服务主导型行业,当地政府和旅游供应商必须及时且有效地调整相关政策和策略,以满足不断变化的旅游市场需求。相关研究表明旅游目的地竞争力是受到一系列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14],外部因素或属性有通货膨胀、人口老龄化、恐怖主义和政治不稳定。而内部因素有文化资源、航空运输基础设施、旅游基础设施、安全与保障[15]。更进一步,学者们在此基础上构建旅游目的地竞争力模型如C.R模型[16]、D.K模型[17]、基于钻石模型的旅游产业国际竞争力国家钻石模型等。由此可见,目的地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其竞争力也是一系列因素的整合。同时,也要注意目的地类型的差异将会带来竞争力评价体系的侧重点不同,因为每个目的地都提供独特的产品,因此需要关注不同的竞争力因素和模式[18]。如草原类型的旅游目的地强调游客的服务感知[19],养老类型旅游目的地则强调产业供给能力和环境支撑能力[20],文化类型旅游目的地则侧重于市场距离与接待设施[21]。但个体特征的强调并不意味着排斥共同特征,在将不同类型的旅游目的地作比较的时候,也可选取不同案例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从而得出更为普适性的结论。Cronjé[10]在其对于旅游竞争力的研究回顾中,根据121篇文献,从供给、需求、综合视角得出了影响竞争力的十大因素,分别为气候、信息、购物、环境形象、发展、基础设施、安全、服务质量、事件、活动。由于样本文献涉及的目的地类型广泛,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该十大因素可视为不同类型目的地竞争力的共同指标。

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研究的另外一个重点是对于目的地竞争力的测量。涵盖对客观变量和主观变量的测量两个方面,客观变量为常见的经济发展水平、旅游收入以及不易于量化的旅游投入等,主观变量通常为游客对目的地的态度、价值感知、旅游意愿以及重游意愿等。通常研究者会采用公开的二手数据来研究目的地竞争力,尤其是定量数据以其精准性和可靠性,被广泛采用。如濮蓉等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旅游竞争力评价中使用的就是国际权威数据库及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旅游竞争力报告》和联合国的统计数据[22]。因此文章在研究的过程中,也将采纳权威的联合国公开的二手数据,以增强结果的可信度。

现有国内外对于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相关研究往往是基于指标对于某个特定目的地的评价[23],或是特定类型目的地之间的比较[24],缺乏多类型和多数量目的地之间的比较,指标维度也略显单一,于特定目的地的竞争力改进的实际意义不明显。指标体系来源方面,现有研究多采纳现有权威指标体系,如SDGs[6]、SMDE[2]和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旅游竞争力报告》[25-26]等,丰富的指标体系也促成了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如因子分析[24]、聚类分析[22]、熵权TOPSIS方法[27]、DEMATEL方法[28]等,但是上述传统的线性分析方法,忽略不同条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对于目标实现的影响,控制变量下的净效应也脱离了实际,更无法解决条件和结果之间的非对称因果关系,即同样的原因可能导致不一样的结果,以及同样的结果可能是由不同的原因造成的。因此,为了实现提升国家旅游竞争力的目标路径,进一步发现目前旅游发展与建设中我国存在的不足,避免旅游建设过程中的盲目性,提高发展的有效性,必须要对国际旅游建设与发展水平较为领先国家的发展路径进行定性比较分析。

三、研究方法

(一) 定性比较分析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是定性比较分析技术(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缩写为QCA)下的一种,在完美兼容定性比较分析技术对于复杂因果关系的解释能力的前提下,在定性比较分析法QCA将条件划分为二值变量,和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法(Multi-value QCA,缩写为mvQCA)将条件划分为多值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允许条件介于属于和不属于之间,这就有效解决了度和水平上的问题,本质上是隶属分数的刻度化,也就是部分隶属[29]。近几年来,fsQCA技术在旅游相关领域的应用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如范香花等对乡村旅游社区居民旅游支持度的复杂性探索[30]、旅游景区门票价格影响因素研究[31],以及小型酒店绩效的提升策略研究[32]。布乃鹏等在对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得出,不同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是不同的,要因地制宜提出改进措施的结论[33]。但就提升国际旅游竞争力来看,文章旨在为中国提升国际旅游竞争力找到一条在普适的基础上,具有特性的发展道路。

(二) 案例选取与数据来源

标杆管理理论强调引进行业内的最佳实践并不断超越,其意义不在于盲目的模仿,而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修正应用[34],因此,中国为实现提升增强国际旅游竞争力的目标应当立足高远,选取的国家应当在旅游成就方面具有领先地位。在中等样本分析(10-100)的前提下[29],文章选取《2021年旅游和旅行发展指数》所涉及的117个国家(地区)中,旅游和旅行发展指数排名前80的国家为研究对象,这样便于整体把握世界各国旅游业的发展道路。

世界经济论坛是1971年在日内瓦成立的非盈利基金会。旅行及观光竞争力(TTCI)指数从2006年开始发布,每两年发布一次。该评价框架在国内外旅游竞争评价中均有广泛的使用,如刘名俭等对中国旅游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35],但自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各国防疫政策差异明显,暴力恐怖主义蔓延,地区冲突不断等背景下,国际旅旅决策阻力增多,旅游者越发显得顾虑重重。以国际著名旅游地斯里兰卡为例,旅游的受挫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家的破产,因此对于旅游竞争力的评价要考虑到旅游产业发展的韧性,以及在更广阔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2021年世界经济论坛提出旅行及观光发展指数(TTDI),是在TTCI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考虑了国家旅游产业在抵抗各类危机和风险中的能力,对于目前世界旅游经济的复苏也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满足了目前世界整体背景对于旅游发展的要求,是可靠的旅游竞争力衡量体系。

文章数据来源为世界经济论坛的交互数据库,其数据源包括但不限于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国际民航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世界银行等权威国际合作组织,因此,数据较为可信。

(三) 变量选择

fsQCA方法要求解释指标数量范围为4～7个[29]。TTDI由赋能环境、政策和有利条件、基础设施、需求驱动力、可持续性5个一级指标构成,符合目标方法要求的解释指标数量。其下涵盖了17个二级指标,112个三级指标,其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在指标的适用性上,TTDI指标体系与Cronjé对于旅游竞争力的文献综述所得的气候、信息、购物、环境形象、发展、基础设施、安全、服务质量、事件、活动这10个影响旅游竞争力的因素有基本重叠,表明TTDI指标适用于大多数旅游目的地。

表1 旅游和观光发展指数

1.结果变量

文章以各个国家的TTDI得分为结果变量,基于各个指标的量化排名能够作为各国国际旅游竞争力的数字化反映,该指标得分范围为1～7分,其中7分最好。

2.条件变量

(1) 赋能环境。该条件为旅游业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要发展所必需的各类条件,有商业环境、安全与保障、健康卫生等5个方面。其中商业环境代表了国家法律、政策、腐败、监督等对于企业经营的便利程度。安全与保障反映了恐怖主义、谋杀等事件对于前往目的地旅游以及当地旅游企业经营的影响。健康卫生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在目的地发生公共卫生事件以及紧急医疗事件时,良好的健康和卫生体系能够有效保障游客和相关从业人员的安全。人力资源和劳动力市场衡量的是优质员工的可用性以及各个旅游相关部门的劳动力市场的活力、效率和生产力。信息化就绪度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衡量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和数字服务的发展和使用。由于在线旅游网站的大量使用,以及各类数字技术逐步应用到为游客服务的全过程中,信息化就绪度对于国际旅游竞争力的影响就显得尤为重大。

(2) 政策和有利条件。较之赋能环境,政策和有利条件是更为直接的影响各旅游部门决策的因素,涵盖旅游优先性、国际开放性、价格竞争力3个方面。其中,旅游优先性是指政府和投资者对于旅游业投入资源的意愿程度。国际开放性强调的是旅游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机构对于签证、航空条约等方便旅游者出入境的便利条件提供。价格竞争反映了一国的旅游或投资成本也会影响当地的旅游业发展,如机票税、购买力平价、燃油价格等因素。

(3) 基础设施。指的是一国的各类基础设施的数量以及质量,主要涵盖航空基础设施、地面和港口基础设施、旅游服务基础设施3个方面。航空基础设施方面,航空对于游客的跨国流动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涉及本国航空公司数量、座位里程等因素,也考虑了在全球航空网络中的融入程度。地面港口设施侧重旅游者以及旅游要素在本国范围内的短途行程的便利程度,如公路里程、铁路里程、公共交通系统的数量以及质量。旅游服务基础设施涵盖了住宿、汽车租赁、自动取款机等旅游过程中所需服务的便利性,和旅游服务供应商之间的竞争,因为一定程度的竞争能够提升服务质量并降低价格。

(4) 需求驱动力。指的是那些引起旅游需求的旅游吸引物,从自然旅游资源、文化旅游资源到非休闲旅游资源。自然旅游资源为一国所拥有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的世界自然遗产、物种的丰富性和保护地的数量。文化旅游资源指的是一个国家文化遗产的可用性,体现了一个国家对于文化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程度,代表为世界文化遗产、大型运动会场以及创意城市的数量。非休闲旅游资源指的是跨国公司、国际知名大学以及对目的地的医疗、学术等在线搜索。其目标群体是非休闲以及商务旅游者,尽管这一部分的游客的数量比重少,但其创造的旅游收入较高,是值得关注的对象。

(5) 可持续性。涉及的是各类影响目前旅游业可持续性发展的风险和挑战,是TTDI框架进步性的重要体现。此维度由环境可持续性、社会经济韧性与条件、旅游需求压力和影响3方面共同构成。环境可持续性是指某个国家对于生态环境的重视和保护程度,以及对于全球气候恶化趋势的准备程度。社会经济韧性与条件指的是社会整体的福利分布,广泛地涵盖了性别平等、失业保障、劳动力权利、教育与培训等。旅游需求压力要求适度的发展旅游,重视资源保护、目的地居民的需求的满足,从而提高游客满意度。

以上五个条件变量的不同组合将共同构成国际旅游竞争力的实现路径。

四、研究过程和结果

(一) 数据校准

文章采用的数据分析工具为fsQCA3.0版本。fsQCA的基础为集合之间的关系,不同条件和结果均被视为独立的集合,案例在每个条件和结果的集合中有不同的隶属分数。校准指的是为案例在不同条件和结果的集合下赋隶属分数的过程,赋隶属分数阈值可以采取专家意见法、经验法、文献法等方法设置,文章根据杜运周[36]等人的案例研究,采用0.05、0.5、0.95作为完全不隶属、交叉点、完全隶属的分位点。经过校准后的部分条件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部分国家和地区条件模糊集组合

(二) 单条件必要性分析

必要条件指的是结果发生所必需的条件,但是必要条件的存在并不能推出结果的必然存在。在QCA方法中,普遍认为一致性大于0.9时,该前因条件为结果的必要条件,一定会出现在组态解中。从表3中可知,除了基础设施对高国际旅游竞争力的一致性为0.93,其余前因条件均不构成结果的必要条件。由此可见,基础设施的良好发展,是一国国际旅游强竞争力的必要条件。基础设施的覆盖度为0.91,表明该前因条件能够解释91%的案例。其他一致性接近0.9的前因条件为赋能环境(0.87),旅游可持续(0.84),在高国际旅游竞争力实现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之相反,政策和有利条件的一致性较低,表明旅游优先性、国家开放程度和旅游价格竞争力并不是国际旅游竞争力的必要条件。下一步,文章将组合各前因条件,进一步探索国际旅游竞争力实现的组合路径。

表3 单因素必要性分析

(三) 条件组态充分性分析

条件组态分析的第一步是构建真值表,以频数为1,一致性大于0.8,PRI一致性(用来避免结果和结果否定中组态的同时子集关系)大于0.75为条件得到真值表。第二步,在真值表的基础上进行标准分析,得到简约解、中间解和复杂解。根据FISS的相关报告,共同出现在简约解和中间解的条件,即可视为核心条件,其余的视为边缘条件[37]。由于中间解较之简约解对于案例的解释更为完整,又比复杂解更为简洁,因此文章采用中间解的条件组态[29],如表4所示。可以看到从左至右3条路径的一致性约分别为0.962,0.995,0.968,同时总体一致性约为0.954,均高于0.8的阈值。总体覆盖度约为0.842,表明该3条路径解释了约84.2%的案例,实现高国际旅游竞争力的各组态路径分析如下:

表4 实现高国际旅游竞争力的中间解条件组态

强基可持续的国家旅游竞争力模式(赋能环境*基础设施*可持续性)。路径1表明当基础设施和可持续性作为核心条件同时存在,赋能环境作为边缘条件存在时,不论政策和有利条件与需求驱动力存在与否,都能引发高国际旅游竞争力,该路径的唯一覆盖度约为0.298 8,为3条路径中最高的,表明该路径解释了最多的案例。其代表国家为日本、澳大利亚、荷兰等国家。特别要提出的是日本在2021年版本的《旅游与观光发展指数》中位居榜首,代表了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以及国际局势动荡阶段下,最强的国际旅游竞争力,因此,路径1可以认为是实现国际旅游竞争力的最优路径。该路径下的国家拥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较为完备的公共基础设施与旅游专项基础设施,这与Lim等人对新加坡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即旅游基础设施的兴建将明显有助于国际旅游客流的增长[38]。就基础设施具体来说,Khadaroo等人基于28国的数据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是国际客流的重要决定因素[39]。因此,为了实现国际旅游竞争力的提升,对于旅游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就显得尤为必要和有意义。同时,可持续性能够促进国际旅游竞争力的提升这一结论与Telbisz对于匈牙利东北部山地的旅游的研究结论是相一致的,即对于生态的保护,将会促进旅游目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同区域的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40]。此类国家更为注重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例如荷兰在政府计划《展望2030》中,荷兰把工作重点由目的地营销转变为目的地客流量的管理,来避免过度的国际客流对于当地基础设施、旅游资源和居民生活的负面影响。该路径也与Santos-Roldan对于308名游客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即游客对于可持续旅游有着较为明确的需要,可持续旅游能够为游客出行带来积极的动机和较为满意的旅游体验[41]。可持续性还表现在对于旅游从业人员权利以及性别平等、目的地居民需求的保障方面。目前研究对于旅游发展与性别平等、旅游从业人员权利保护等社会保障因素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多从旅游发展对于社会保障因素的影响方向来进行探讨[42-44],文章为二者双向作用关系的探讨提供了研究方向。综上所述,为了实现较高国际旅游竞争力,必须要在基础设施完备的基础上,坚持贯彻可持续发展旅游理念,提升旅游从业者的质和量,并保障旅游利益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

需求满足与创造的国家旅游竞争力模式(赋能环境*～政策和有利条件*基础设施*需求驱动力)。路径2表明当赋能环境与需求驱动力作为核心条件,基础设施作为边缘条件存在时,不管可持续性存在与否,即便是政策和有利条件缺失的情况下,高国际旅游竞争力依然能够发生。代表国家为美国、澳大利亚、中国。此类国家在拥有数量众多世界文化遗产和其他文化资源的前提下,各类商业环境、安全与保障、健康卫生等赋能环境方面表现较好,极大地促进了高国际旅游竞争力的获得和提升。这与现有研究结论也相一致,Kumar等人2019年对以色列的研究表明,信息与通信技术作为赋能环境的构成,对旅游业具有显著促进作用[45]。区别于同路径下的发达国家,多在二战后走向独立,为了招商引资,不断地完善经商环境,同时兴建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的迅速改善加速了中国国际旅游竞争力的提高。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对于现有的旅游资源也加以多形式开发,以创造更多的旅游驱动力。

多元发展的国家旅游竞争力模式(～赋能环境*政策和有利条件*基础设施*需求驱动力)。路径3表明,当政策和有利条件、基础设施与旅游驱动力作为核心条件存在时,不管可持续性存在与否,即便是赋能环境缺失,也能引发高旅游发展与观光指数。代表国家为土耳其、波兰、希腊等国家。在普遍拥有高质量的旅游吸引物的基础上,各国对旅游业发展持有积极促进的态度,实行便利的签证政策,如土耳其的电子签证。即便是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既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但是由于土耳其这类发达中国家的旅游目的地较为集中,如伊斯坦布尔,因此为了便于发展旅游业,集中修建或完善现有的基础设施,同时各类商业环境、安全与保障、健康卫生等赋能环境方面表现较好,从而,较之同路径下的其他发达国家,此类发展中国家也能取得较高的旅游观光与发展指数。

(四) 稳健性检验

QCA方法领域普遍认同的稳健性检验方式,有使用更为严格的原始一致性阈值、更为严格的PRI一致性阈值、增加条件、补或删减案例[37]这四种方法,文章采用提高PRI一致性阈值的方法,将阈值从0.75提高到0.8,结果表明,总体覆盖度略有下降,约为0.809,一致性从原来的约为0.954,上升到约0.959,表明此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在我国国际旅游发展面临供给侧结构改革、治理能力与创新能力不足的背景下,文章以国际旅游竞争力的实现和提高为研究目的,以世界经贸论坛针对近期国际旅游业遭受的重大阻碍而改进提出的《旅游与观光发展指数》和竞争力理论为依据,采用结合定性和定量的fsQCA为研究方法,将旅游与观光指数排名前80的国家纳入案例分析对象。分析了赋能环境、政策和有利条件、基础设施、需求驱动力、可持续性作为前因条件,相互组合对于国际旅游竞争力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实现国际旅游竞争力提升的3条路径。最优路径为强基可持续的国家旅游竞争力模式,该路径下的日本位居TTDI榜首。单因素必要性分析中,基础设施的一致性大于0.9,是结果的必要条件,其他前因条件均不构成必要条件。3条组合路径中,基础设施、需求驱动力和赋能环境均重复出现,从提升国际旅游竞争力的角度看,需求驱动力是驱使国际游客前往旅游目的地的重要吸引因素,具体表现为自然旅游资源、人文旅游资源和非休闲旅游资源对于游客的吸引力。在此基础上应当不断完善各项基础设施,以满足游客和当地居民的各项需求。同时逐步提高各类旅游业发展所必需的条件,如商业环境、卫生健康、安全保障等。

文章在以上结论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国际旅游业发展所表现出的政策和有利条件,旅游可持续性缺乏的2个不足特征,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国家战略布局上,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在适宜发展旅游的地区,提高旅游业的优先地位。既要保持如青岛、大连、桂林等传统旅游城市的优势,同时进一步促进海南、平潭等新兴旅游目的地的建设,在政策上给予适度的支持与鼓励。

第二,进一步保护生态环境,走低碳减排的发展道路。在保护景区主体的生态环境的同时,注重维护周边环境以及整体环境的保护。依据生态承载力制定限流措施,降低旅游及其相关活动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提高社会经济韧性,改善企业经营所必需的商业环境。针对个体从业者,根据其从事的具体工作,加强对旅游从业者的培训,保障其报酬、身体健康等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在信息化方面,积极推进智慧旅游的建设,利用信息技术改善各方的体验效果。发展多种形态的旅游形式,改变单一的观光旅游,避免过度旅游对于旅游利益相关者的损害,提高游客和当地居民的满意度。充分考虑到经济社会容量与心理容量等社会相关的指标,营造舒适的旅游环境。